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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靖康之变后，北宋的世家大族大多因战争衰落，而晋江曾氏家族则在南宋迅速复兴。曾怀是曾氏家族在南宋复兴的关键人物。长期从事基层理财工作的实践为其积累了大量经验，在宋孝宗朝其理财能力得到充分展示。而曾怀个人的努力，使其家族声誉在南宋得到充分彰显。
关键词：宋代晋江曾氏曾怀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45—50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残酷的战争所引起的灾难沉重地冲击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世家的晋江曾氏家族也不例外。北宋晚期，曾氏家族第四代人物有史可考者十四人，经过战争的冲击，其第五代见诸史书者仅六人，而第六代人物则仅五人而已。到第七代，稍有发展，也只七人。幸存的曾氏族人，随着流民潮向南方地区移动。而曾怀这一支最后“由开封寓居常熟(今属江苏常熟市)”。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曾氏家族都很快复兴起来，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曾氏第五代人物曾怀。本文有关论述将以曾怀为中心而展开。
一、曾怀行年事迹考实
曾怀(1106—1174)，字钦道，泉州晋江人。父诚，祖孝宽，曾祖公亮，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生于京城汴梁。曾氏家族历经四世的发展，到北宋晚期，已经是京城著名的大族。这样的家庭环境，为曾怀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左司谏王能甫在弹劾曾诚时就指出：“曾诚家富于财，自谓‘青钱学士’。”王能甫引用曾诚的话来攻击曾诚，说明曾怀家确实家资丰厚。曾诚是吕嘉问的女婿，而吕氏家族也是当时的大家族，在朝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其仕途前景甚为平坦。史载：“曾怀字钦道……宣和元年(1119年)，以父任调镇江金坛簿。”时曾怀仅十四岁。但踏上仕途的曾怀凭借的不单是家族的影响，其本身确有不俗的才华，并为此“适时地”得到了正在逃亡途中的宋高宗的称赞：“常州吏张元贷民钱斛发，事败，或谓当死，怀日：‘无文记以盗论，今官有文记，吏焉得死。’时车驾南巡，怀以摄宰面奏。上嘉奖，令籍记姓名。”
战争灾难，让曾怀和众多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其青年时代，亲历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苦。
南宋政权建立后，曾怀曾任和州(今属安徽和县)乌江令。，后知严州(今属浙江建德)淳安县。在绍兴二十年前后，通判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太平州。史载：“曾判官式古，出按邮传来归，自濠示予所赋曾悴钦道《家山图古风》。予虽未果识钦道，而披其图，然获于式古诗中，窥见一斑，恨不即命驾以偿愿见之。素因漫成二十韵寄钦道，尚冀异日游桐庐，访子陵之遗迹，而谒钦道于家山，亲见家山之胜而赋焉。绍兴庚午六月壬申。”
“绍兴庚午六月壬申”，即绍兴二十年(1150)，曾式古把该作品从濠州带回，说明曾怀任职地即在濠州。此记载与诸多方志记载相合，如《重修琴川志》谓：“曾怀字钦道……南渡……濠州、太平州通判”；又《(正德)姑苏志·曾怀传》云：“曾怀，字钦道……历乌江令，浙西帅司干官……濠、太平二州通判。”由此，可以确定曾怀绍兴二十年(1150)任通判于濠州，但起讫时间不详。曾怀还知温州平阳县(今属浙江温州)，具体时间亦不详。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前，曾怀还曾以右朝奉郎、提举两浙路市舶。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孝宗即位，曾怀始知真州(今属江苏仪征，时属淮南东路)。在知真州任上，因为训练民兵有方，得到朝廷重臣张浚的欣赏。
宋孝宗即位之后，励精图治，重用人才，惩治腐败，发展生产。在此背景下，曾怀的政治前途有了较大转机。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曾怀因出色的理财能力而受到朝廷重视，“除度支员外郎，别置拘催钱物所，令专行以丰裕闻。”以后，曾怀因其在理财方面出色的才干官职迅速升迁。
孝宗乾道元年(1165)，以度支郎中、权户部侍郎。在负责户部拘催钱物所事物的同时，还要求朝廷给予其专门的权利，即“于衔内添人‘兼措置户部拘催所’八字”，以期行事方便，朝廷欣然同意。乾道二年(1166)，在权户部侍郎的同时还兼点检赡军激赏酒库一职，负责榷酒相关事宜。大约在乾道三年(1167)曾怀真除户部侍郎。乾道四年(1168)五月，权户部尚书，一年后，除户部尚书。乾道六年(1170)八月，曾以龙图学士知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市)，但时间并不长，《宋会要》载：“(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诏户部开具州县没官田产并营田顷亩间架，分作三等估定价直，具实数申尚书省。从本部侍郎曾怀请也。”又据史载：“七年四月十五日，户部尚书曾怀言：‘本部近驱磨出临安府乾道五年商税帐内，有失收三五分税钱，并亏额钱及少收头子钱共四十一万二千七百余贯，今欲分作二年，令临安府并通判厅自乾道七年夏季为始，令项起发。仍专委两浙转运司拘催，依限发纳。’从之”。
乾道八年(1172)二月，曾怀由户部尚书升任参知政事，赐进士出身0。乾道九年(1173)十月，自参知政事、迁左宣奉大夫除右丞相。十月，以右丞相提举国史院，兼提举实录院。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六月，曾怀受到台谏官攻击而罢相，“怀自乾道九年十月拜右丞相，是年六月罢，入相凡七月。”当年七月，曾怀即复相曰。至于复相原因，徐自明称：“先是，台臣詹亢宗季棠论李杓、王宗，已因中(曾)怀，怀遂求退，且乞辨明诬谤，续棘寺根究无实，乃贬责亢宗及棠，而复相怀。”
十一月，即因健康原因而罢相，“怀自是年七月复拜右丞相。是月罢，再入相四月。怀以疾自请，故有是命。”是年十二月，曾怀以观文殿大学士、光禄大夫致仕，赠少保，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葬于姑苏虞山兴福寺北。
二、“端庄而有守，和易而不流”：曾怀之理财
曾怀以荫补而踏入官场，从最基层的县镇主簿做起，然后为州县通判、提举市舶，再到户部侍郎、户部尚书，最后官至丞相，其为宋孝宗所看重者，是他“才周世用，通万货之利源”；“能调娱百度，而各适于中”的本领。下文就曾怀的理财成就具体论述。
“隆兴和议”后，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及南宋以来长期遗留的种种问题，如吏治腐败等，都是继位的宋孝宗不得不认真应对的问题。而最棘手、最迫切的，莫过于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曾怀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正应合了这种需要。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可包含“节流”和“开源”两大方面。
1、“节流”方面的举措
(1)重定版籍
北宋前期，“诸路州军岁造计帐供省，三司得以总知天下岁收岁支总数。”到南宋时期，因为战争等诸多因素，“中央政府不知州军岁收岁支实数”，孝宗时期，更出现“户部掌催诸路财赋，名色不一，自来缘无版籍，故无凭稽考，往往多致失陷”的现象。乾道二年六月，权户部侍郎曾怀会同户部侍郎李若川，上书朝廷时即指出：“户部见重行攒造版籍，要见诸路监司、州军每年但干所入，系省不系省、有额无额、诸色窠名，一物一件，从当职官吏，候指挥到，限十日，将乾道元年收支见在攒类成册，结罪保明缴申。以后年分依此。伏望札下诸路监司、州军照应施行。”
但这一经过朝廷同意的建议，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成效甚微。故当年十一月，曾怀不得不重新上 书：“户部掌催诸路财赋，名色不一。自来缘无版籍，无凭稽考，往往多致失陷。积弊之也，习为故常。被旨攒具到版籍，一物一件，。皆有照据。乞自今每岁诸郡具所起发钱料名，总计定数作一项，限次年正月终申发。委遂路所隶监司覆塞，限一月上之，户部具殿最以闻，取旨赏罚。庶有司各知任责，财赋不致失陷，国用得以不乏。”
这道文书和前文一样，仍是强调予以对未完成者严惩，而前文只是要求要“结罪保明”，在这里，则明确提出要将财赋收缴的结果与以后的选官任用相结合，“户部具殿最以闻，取旨赏罚。”从这些相同措置的重复出台，可知中央政府财政方面的窘迫；同时也反映曾怀治理财政问题的决心。
依照宋政府的财赋收缴流程，县级机构将收集的财赋集中到州军，然后经由转运使等组纲发送到京师，由户部查验(南宋时期主要由户部负责)。户部应掌握州军应发到京师财赋总数，但南宋前期混乱的局势，以及长期的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机等因素影响，中央政府一直不能确知该数字，进而影响财赋的收纳，曾怀之重定版籍的目的即在于此，他确实抓到了困扰宋政府财政之症结所在。
(2)严格纲运考核
针对很多州军运送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的状况，曾怀提出了一系列的整纲运改措施。
首先，对于纲运起发之始，地方州军向朝廷报送数目时多有瞒报和虚报的现象，“诸州、军起发户部诸色官钱及上供钱物，虽各有窠名，缘州、军往往妄于名色上有分紧、慢，不为尽数发纳，或虚申纲解，致惧指拟。”曾怀提出“欲印给纲目遍下诸州、军，专委通判逐季开具已、未起发数目；如无通判去处，即委签判、判官。谓如春季钱物即于四月初五日以前填写纲目，申发户部，如稽滞不到，从本部先劾所委官。夏、秋、冬季准此。岁终，却将纳足、欠多州军，每路具三两处申奏，以为殿最。”即在纲运开拨之前，应有详细具体数目上报户部，运送时间上且有严格规定。并依照运送的数量、时间，进行严格考核，以此来约束纲运负责官员，从而达到中央及时收缴财赋的目的。
其次，曾怀认为严格管理，须从挑选有责任心的官员入手，“乞下诸路监司州军应今后所起纲运，须依法择应差之人管押”。其具体措施就是：“差承受使臣十二员，欲于内将六员改作尚书户部催督诸路纲运，分差往来赶逐在路纲运，及催促诸州军合发钱物，庶免留滞拖欠。仍从本部于见任或待阙已、未到部大小使臣内，不以有无拘碍选差，理为资任。任内催纳纲运别无违滞，即与减二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如所催违滞，及事有不办，亦赐责罚。若委有才力，保明再任，仍不许差官待阙。”学
对于发送到京师的钱粮物品等出现以次充好等问题，乾道二年二月，曾怀上书时即指出：“诸路州军起到物帛，并系应副官禁及百司、官兵等支遣，自合受纳及格堪好物帛。今徽州发纳乾道二年上供第四纲和买夏税绢，左藏库看验得内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七匹并各轻怯、粉药、纰疏，不堪支遣军衣等使用，显是本州岛当来受纳官吏与专拣揽纳人户通同作弊，有误支遣。除已退回令别补发，所有原受纳官吏等望重赐黜责，庶为诸路受纳官之诫。”
孝宗皇帝也意识到这些以次充好的物品，“恐支与军兵粗恶不便”。责令关部门“差中使不测掣取，以妨奸弊。至是，有司支散冬衣皆佳。”但这些成效只是暂时的，一段时间后，以次充好的现象又发生了：“(乾道)五年三月十七日，户部尚书曾怀言：‘绍兴府补发到乾道四年诸县退剥绢二万六百七匹，轻怯不应省则。本部再委太府寺官重行编拣，内稍可支遣绢一万四千三十五匹先次交收外，有轻怯绢六千五百七十二匹合行退回。……仍乞下诸州军约束诸县，今后合起上供物帛，须管依省样受纳起发。如依前违戾，从本部按劾闻奏。绍兴府尚有未补发绢数，如发，看验得再有退剥不堪之数，亦乞依此施行。’从之”。地方州军依然用“轻怯绢”来充抵的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州军的财政困境，也说明中央政令在施行过程的艰难程度。当然，这些属于体制方面的弊病，不是曾怀个人的努力可以解决的。
2、“开源”方面的措施
面对当时的财政困境，曾怀意识到仅靠“节流”是不够的。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必须考虑其他增收的方式。曾怀在其任内，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
(1)佃卖营田、没官户绝田产、沙田、芦场、草场等
曾怀何时开始处理营田及没官户绝田产等，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可知，至迟在乾道二年十一月即已展开了。史载，该月九日，曾怀云：“诸路没官户绝田产已卖到钱五百四十余万贯，所有营田若便出卖，切虑拥并，候没官田产卖毕，申朝廷接续出卖。其见佃人买者，与减二分价钱。从之。”《宋史》亦载：“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曾怀言：‘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已佃一千九百余顷，租钱五万五百余贯，若出卖，可得六万七千余贯。及两浙转运司所括已佃九十余万亩，合而言之，为数浩瀚。今欲遵元诏，见佃愿买者，减价二分。’诏曾怀等提领出卖，其钱输左藏南库别贮之。”
十七日，户部又提到：“诸路营田，已降指挥令常平司出卖。今欲行下逐路常平司尽实开具顷亩，纽计实价，保明供申，从本部置籍拘催。所纳价钱，听以金银依市价纽折并许用会子。应约束行遣事件，并依元降出卖没官田产指挥施行。从之，仍令户部侍郎曾怀专一提督，其钱起赴左藏南库令项桩管。”
佃卖营田的范围很广，似乎诸路都有，从预期的数字以及曾怀的乐观估计“合而言之，为数浩瀚”来看，其成效比较显著。而此项措施，是由曾怀“专一提督”。
除了佃买营田外，曾怀还将一些沙田、芦场、草场等佃买。乾道五年(1169)七月，曾怀认为“浙西、江东、淮东三路有沙田、芦场、草场等，多系有力之家占佃包裹宽余亩步，未曾起纳租税，累经打量，各有宽剩。”所以建议朝廷“乞委逐路漕臣措置，将昨来人户自供出数，参照比近等则估纽价直，令占佃人承买，仍照逐等色额起理税赋。”至于具体方案，史书并未交代，但据乾道六年(1170)二月的诏书，发现这类田地数目也很客观，诏书提到：“浙西、江东、淮东诸处沙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除人户已请佃及包占外，其余并行估价出卖。所有已请佃及包占数目，可立定等则，增立租课。”
通过对这些田地的处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投卖僧道度牒
曾怀还曾支持卖僧道度牒官诰。在具体投卖过程中，由于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州军，还出现了很多弊端。从下面的史料中可知：“(乾道七年，1171)二月一日，宰执奏事毕，上问曾怀卖度牒官诰作如何措置，虞允文等奏日：‘曾怀欲抛降诸路州军令卖。’上日：‘如此，郡州必行科配，岂不骚扰?’允文奏日：‘昨抛降诰牒，诸州尚有积下未贾者。近日尽令解纳，难以更行发下。’上日：‘然，止令户部就此置场出卖”’。
其实，早在乾道六年，曾怀就指出：“自放行度牒，给卖过一十二万余道，已剃度披戴僧道数目不少。今稽考得州县递年所纳免丁钱，比未放行度牒以前年分，止增三五万贯，显是州县作弊，公然侵隐。或作僧道云游为名不纳，或当来妄供申年甲入老，规避免纳之数，是致暗失财计。望行下诸路提刑司，委官检察括责，从寝拘收，尽数人总制帐，每季起发，毋令依前作弊欺隐。仍开具括责到钱数类聚一路总数，保明供申户部驱 磨。”
依照曾怀的设想，投放“一十二万余道”度牒，当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州县作弊，公然侵隐”，远未达到预期收益。所以曾怀建议从严掌控，但效果甚微。不得已间，才最后由“户部就此置场出卖”。
曾怀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还采取其他的相关措施，比如增加会子的发行量、合并赡军酒库、增加交易税等等。由于地方州军胥吏以及体制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南宋政府的财政问题没能有效解决，但曾怀个人的努力之处是不能否认的。从朱熹曾称“执政曾怀以财利进”，恰好反映了曾怀的理财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而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给曾怀所作第二次罢相制文，可以说很好的总结了他的贡献：“(具官曾怀)端庄而有守，和易而不流。孝自家传，承三朝之相业，才周世用，通万货之利源。朕以其休休有容物之心，倦倦得爱君之谊，付之以政庸。究尔能调娱百度，而各适于中。登进庶僚，而不失其序；谤张并作，当风波可畏之涂。”
三、结语
纵观其一生，曾怀正是依靠个人不懈的努力，最后登上了宰相位置。并因此成为晋江曾氏家族在宋朝继曾公亮后又一位宰相，其对提升曾氏家族的声望有极大的帮助。
曾怀，经历了宋高宗一朝而没有“骤显”，直到宋孝宗朝伊始就迅速“出位”，其实与宋孝宗积极中兴、对理财人才的高度渴求有关。孝宗乾道元年，就有臣僚上书云：“窃闻近者户部当诸军宣限之日，而帑藏空乏，无可支散。遂致展移日限，旋行申请，而后仅解目前之急，其亦可谓迫矣。尝以唐刘晏之事观之，方晏之任，事起于广德之二年，迄于建中之元年，前后凡二十余载，盖若是其久也。……今之所谓户部，其始用也，未必择其精；其既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岁，少或半岁，固已徙职而去矣，孰能为国家周虚实、究源流，而图善后之计哉?伏望陛下略依唐用晏故事，博选中外之臣，无间乎官之崇卑，惟其材之可用者而试之，以财计之任。又观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曹之职，苟称其职，虽数迁而至乎二府，职固不徙也。勿吝其权，使之得以号令州县而趣督倚办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权衡低昂而通融流转焉。夫然后国之有无、军之裕乏、民之病利，皆得而责之。彼亦将朝思夕计，毕精竭虑，自任其责而不辞矣。”。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曾怀的理财本领得到了极大发挥，也才可以久于其任，“号令州县而趣督倚办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权衡低昂而通融流转焉”。
当然，曾怀做到宰相，还有其他的因素。必须提及的，是他的家世背景。南宋人王明清曾指出：“裕陵(指宋神宗)怀韩魏公定策之勋，崇德报功，不次擢其子。仪公忠彦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为不满，故亟用曾宣靖(公亮)之子，令绰(曾孝宽)执事枢柄。时元丰官制初行，肇建东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为缙绅之美谈。……又三十年，令绰之孙钦道怀亦赐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
如该文所言，曾怀“登宰席”，与曾公亮的“定策之勋”有关。因为南宋时期，这种“崇德报功”的心理作用依旧存在，所以宋孝宗，因“兴念故家”而以曾怀为相。但这不是曾怀登上宰相位置的主要因素。南宋人王之道称赞曾怀云：“曾侯卿相种，才业固邦彦。而况盛德后，世祀乃天眷。”比较贴切的反映了这种情况。
作为世家子弟，仕途上比贫寒之家多了一些机遇，但具体的仕途道路，还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曾怀的仕途道路正可反映这些。而晋江曾氏家族，在南宋重新出现在世人视野中，曾怀功不可没。
关键词：宋代晋江曾氏曾怀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9)04—45—50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残酷的战争所引起的灾难沉重地冲击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世家的晋江曾氏家族也不例外。北宋晚期，曾氏家族第四代人物有史可考者十四人，经过战争的冲击，其第五代见诸史书者仅六人，而第六代人物则仅五人而已。到第七代，稍有发展，也只七人。幸存的曾氏族人，随着流民潮向南方地区移动。而曾怀这一支最后“由开封寓居常熟(今属江苏常熟市)”。
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曾氏家族都很快复兴起来，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曾氏第五代人物曾怀。本文有关论述将以曾怀为中心而展开。
一、曾怀行年事迹考实
曾怀(1106—1174)，字钦道，泉州晋江人。父诚，祖孝宽，曾祖公亮，于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生于京城汴梁。曾氏家族历经四世的发展，到北宋晚期，已经是京城著名的大族。这样的家庭环境，为曾怀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左司谏王能甫在弹劾曾诚时就指出：“曾诚家富于财，自谓‘青钱学士’。”王能甫引用曾诚的话来攻击曾诚，说明曾怀家确实家资丰厚。曾诚是吕嘉问的女婿，而吕氏家族也是当时的大家族，在朝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其仕途前景甚为平坦。史载：“曾怀字钦道……宣和元年(1119年)，以父任调镇江金坛簿。”时曾怀仅十四岁。但踏上仕途的曾怀凭借的不单是家族的影响，其本身确有不俗的才华，并为此“适时地”得到了正在逃亡途中的宋高宗的称赞：“常州吏张元贷民钱斛发，事败，或谓当死，怀日：‘无文记以盗论，今官有文记，吏焉得死。’时车驾南巡，怀以摄宰面奏。上嘉奖，令籍记姓名。”
战争灾难，让曾怀和众多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其青年时代，亲历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苦。
南宋政权建立后，曾怀曾任和州(今属安徽和县)乌江令。，后知严州(今属浙江建德)淳安县。在绍兴二十年前后，通判濠州(今属安徽凤阳)太平州。史载：“曾判官式古，出按邮传来归，自濠示予所赋曾悴钦道《家山图古风》。予虽未果识钦道，而披其图，然获于式古诗中，窥见一斑，恨不即命驾以偿愿见之。素因漫成二十韵寄钦道，尚冀异日游桐庐，访子陵之遗迹，而谒钦道于家山，亲见家山之胜而赋焉。绍兴庚午六月壬申。”
“绍兴庚午六月壬申”，即绍兴二十年(1150)，曾式古把该作品从濠州带回，说明曾怀任职地即在濠州。此记载与诸多方志记载相合，如《重修琴川志》谓：“曾怀字钦道……南渡……濠州、太平州通判”；又《(正德)姑苏志·曾怀传》云：“曾怀，字钦道……历乌江令，浙西帅司干官……濠、太平二州通判。”由此，可以确定曾怀绍兴二十年(1150)任通判于濠州，但起讫时间不详。曾怀还知温州平阳县(今属浙江温州)，具体时间亦不详。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前，曾怀还曾以右朝奉郎、提举两浙路市舶。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孝宗即位，曾怀始知真州(今属江苏仪征，时属淮南东路)。在知真州任上，因为训练民兵有方，得到朝廷重臣张浚的欣赏。
宋孝宗即位之后，励精图治，重用人才，惩治腐败，发展生产。在此背景下，曾怀的政治前途有了较大转机。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曾怀因出色的理财能力而受到朝廷重视，“除度支员外郎，别置拘催钱物所，令专行以丰裕闻。”以后，曾怀因其在理财方面出色的才干官职迅速升迁。
孝宗乾道元年(1165)，以度支郎中、权户部侍郎。在负责户部拘催钱物所事物的同时，还要求朝廷给予其专门的权利，即“于衔内添人‘兼措置户部拘催所’八字”，以期行事方便，朝廷欣然同意。乾道二年(1166)，在权户部侍郎的同时还兼点检赡军激赏酒库一职，负责榷酒相关事宜。大约在乾道三年(1167)曾怀真除户部侍郎。乾道四年(1168)五月，权户部尚书，一年后，除户部尚书。乾道六年(1170)八月，曾以龙图学士知婺州(今属浙江金华市)，但时间并不长，《宋会要》载：“(乾道)七年正月十七日，诏户部开具州县没官田产并营田顷亩间架，分作三等估定价直，具实数申尚书省。从本部侍郎曾怀请也。”又据史载：“七年四月十五日，户部尚书曾怀言：‘本部近驱磨出临安府乾道五年商税帐内，有失收三五分税钱，并亏额钱及少收头子钱共四十一万二千七百余贯，今欲分作二年，令临安府并通判厅自乾道七年夏季为始，令项起发。仍专委两浙转运司拘催，依限发纳。’从之”。
乾道八年(1172)二月，曾怀由户部尚书升任参知政事，赐进士出身0。乾道九年(1173)十月，自参知政事、迁左宣奉大夫除右丞相。十月，以右丞相提举国史院，兼提举实录院。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六月，曾怀受到台谏官攻击而罢相，“怀自乾道九年十月拜右丞相，是年六月罢，入相凡七月。”当年七月，曾怀即复相曰。至于复相原因，徐自明称：“先是，台臣詹亢宗季棠论李杓、王宗，已因中(曾)怀，怀遂求退，且乞辨明诬谤，续棘寺根究无实，乃贬责亢宗及棠，而复相怀。”
十一月，即因健康原因而罢相，“怀自是年七月复拜右丞相。是月罢，再入相四月。怀以疾自请，故有是命。”是年十二月，曾怀以观文殿大学士、光禄大夫致仕，赠少保，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葬于姑苏虞山兴福寺北。
二、“端庄而有守，和易而不流”：曾怀之理财
曾怀以荫补而踏入官场，从最基层的县镇主簿做起，然后为州县通判、提举市舶，再到户部侍郎、户部尚书，最后官至丞相，其为宋孝宗所看重者，是他“才周世用，通万货之利源”；“能调娱百度，而各适于中”的本领。下文就曾怀的理财成就具体论述。
“隆兴和议”后，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及南宋以来长期遗留的种种问题，如吏治腐败等，都是继位的宋孝宗不得不认真应对的问题。而最棘手、最迫切的，莫过于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曾怀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正应合了这种需要。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可包含“节流”和“开源”两大方面。
1、“节流”方面的举措
(1)重定版籍
北宋前期，“诸路州军岁造计帐供省，三司得以总知天下岁收岁支总数。”到南宋时期，因为战争等诸多因素，“中央政府不知州军岁收岁支实数”，孝宗时期，更出现“户部掌催诸路财赋，名色不一，自来缘无版籍，故无凭稽考，往往多致失陷”的现象。乾道二年六月，权户部侍郎曾怀会同户部侍郎李若川，上书朝廷时即指出：“户部见重行攒造版籍，要见诸路监司、州军每年但干所入，系省不系省、有额无额、诸色窠名，一物一件，从当职官吏，候指挥到，限十日，将乾道元年收支见在攒类成册，结罪保明缴申。以后年分依此。伏望札下诸路监司、州军照应施行。”
但这一经过朝廷同意的建议，并未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成效甚微。故当年十一月，曾怀不得不重新上 书：“户部掌催诸路财赋，名色不一。自来缘无版籍，无凭稽考，往往多致失陷。积弊之也，习为故常。被旨攒具到版籍，一物一件，。皆有照据。乞自今每岁诸郡具所起发钱料名，总计定数作一项，限次年正月终申发。委遂路所隶监司覆塞，限一月上之，户部具殿最以闻，取旨赏罚。庶有司各知任责，财赋不致失陷，国用得以不乏。”
这道文书和前文一样，仍是强调予以对未完成者严惩，而前文只是要求要“结罪保明”，在这里，则明确提出要将财赋收缴的结果与以后的选官任用相结合，“户部具殿最以闻，取旨赏罚。”从这些相同措置的重复出台，可知中央政府财政方面的窘迫；同时也反映曾怀治理财政问题的决心。
依照宋政府的财赋收缴流程，县级机构将收集的财赋集中到州军，然后经由转运使等组纲发送到京师，由户部查验(南宋时期主要由户部负责)。户部应掌握州军应发到京师财赋总数，但南宋前期混乱的局势，以及长期的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危机等因素影响，中央政府一直不能确知该数字，进而影响财赋的收纳，曾怀之重定版籍的目的即在于此，他确实抓到了困扰宋政府财政之症结所在。
(2)严格纲运考核
针对很多州军运送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的状况，曾怀提出了一系列的整纲运改措施。
首先，对于纲运起发之始，地方州军向朝廷报送数目时多有瞒报和虚报的现象，“诸州、军起发户部诸色官钱及上供钱物，虽各有窠名，缘州、军往往妄于名色上有分紧、慢，不为尽数发纳，或虚申纲解，致惧指拟。”曾怀提出“欲印给纲目遍下诸州、军，专委通判逐季开具已、未起发数目；如无通判去处，即委签判、判官。谓如春季钱物即于四月初五日以前填写纲目，申发户部，如稽滞不到，从本部先劾所委官。夏、秋、冬季准此。岁终，却将纳足、欠多州军，每路具三两处申奏，以为殿最。”即在纲运开拨之前，应有详细具体数目上报户部，运送时间上且有严格规定。并依照运送的数量、时间，进行严格考核，以此来约束纲运负责官员，从而达到中央及时收缴财赋的目的。
其次，曾怀认为严格管理，须从挑选有责任心的官员入手，“乞下诸路监司州军应今后所起纲运，须依法择应差之人管押”。其具体措施就是：“差承受使臣十二员，欲于内将六员改作尚书户部催督诸路纲运，分差往来赶逐在路纲运，及催促诸州军合发钱物，庶免留滞拖欠。仍从本部于见任或待阙已、未到部大小使臣内，不以有无拘碍选差，理为资任。任内催纳纲运别无违滞，即与减二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如所催违滞，及事有不办，亦赐责罚。若委有才力，保明再任，仍不许差官待阙。”学
对于发送到京师的钱粮物品等出现以次充好等问题，乾道二年二月，曾怀上书时即指出：“诸路州军起到物帛，并系应副官禁及百司、官兵等支遣，自合受纳及格堪好物帛。今徽州发纳乾道二年上供第四纲和买夏税绢，左藏库看验得内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七匹并各轻怯、粉药、纰疏，不堪支遣军衣等使用，显是本州岛当来受纳官吏与专拣揽纳人户通同作弊，有误支遣。除已退回令别补发，所有原受纳官吏等望重赐黜责，庶为诸路受纳官之诫。”
孝宗皇帝也意识到这些以次充好的物品，“恐支与军兵粗恶不便”。责令关部门“差中使不测掣取，以妨奸弊。至是，有司支散冬衣皆佳。”但这些成效只是暂时的，一段时间后，以次充好的现象又发生了：“(乾道)五年三月十七日，户部尚书曾怀言：‘绍兴府补发到乾道四年诸县退剥绢二万六百七匹，轻怯不应省则。本部再委太府寺官重行编拣，内稍可支遣绢一万四千三十五匹先次交收外，有轻怯绢六千五百七十二匹合行退回。……仍乞下诸州军约束诸县，今后合起上供物帛，须管依省样受纳起发。如依前违戾，从本部按劾闻奏。绍兴府尚有未补发绢数，如发，看验得再有退剥不堪之数，亦乞依此施行。’从之”。地方州军依然用“轻怯绢”来充抵的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州军的财政困境，也说明中央政令在施行过程的艰难程度。当然，这些属于体制方面的弊病，不是曾怀个人的努力可以解决的。
2、“开源”方面的措施
面对当时的财政困境，曾怀意识到仅靠“节流”是不够的。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必须考虑其他增收的方式。曾怀在其任内，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
(1)佃卖营田、没官户绝田产、沙田、芦场、草场等
曾怀何时开始处理营田及没官户绝田产等，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可知，至迟在乾道二年十一月即已展开了。史载，该月九日，曾怀云：“诸路没官户绝田产已卖到钱五百四十余万贯，所有营田若便出卖，切虑拥并，候没官田产卖毕，申朝廷接续出卖。其见佃人买者，与减二分价钱。从之。”《宋史》亦载：“乾道二年，户部侍郎曾怀言：‘江西路营田四千余顷，已佃一千九百余顷，租钱五万五百余贯，若出卖，可得六万七千余贯。及两浙转运司所括已佃九十余万亩，合而言之，为数浩瀚。今欲遵元诏，见佃愿买者，减价二分。’诏曾怀等提领出卖，其钱输左藏南库别贮之。”
十七日，户部又提到：“诸路营田，已降指挥令常平司出卖。今欲行下逐路常平司尽实开具顷亩，纽计实价，保明供申，从本部置籍拘催。所纳价钱，听以金银依市价纽折并许用会子。应约束行遣事件，并依元降出卖没官田产指挥施行。从之，仍令户部侍郎曾怀专一提督，其钱起赴左藏南库令项桩管。”
佃卖营田的范围很广，似乎诸路都有，从预期的数字以及曾怀的乐观估计“合而言之，为数浩瀚”来看，其成效比较显著。而此项措施，是由曾怀“专一提督”。
除了佃买营田外，曾怀还将一些沙田、芦场、草场等佃买。乾道五年(1169)七月，曾怀认为“浙西、江东、淮东三路有沙田、芦场、草场等，多系有力之家占佃包裹宽余亩步，未曾起纳租税，累经打量，各有宽剩。”所以建议朝廷“乞委逐路漕臣措置，将昨来人户自供出数，参照比近等则估纽价直，令占佃人承买，仍照逐等色额起理税赋。”至于具体方案，史书并未交代，但据乾道六年(1170)二月的诏书，发现这类田地数目也很客观，诏书提到：“浙西、江东、淮东诸处沙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除人户已请佃及包占外，其余并行估价出卖。所有已请佃及包占数目，可立定等则，增立租课。”
通过对这些田地的处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2)投卖僧道度牒
曾怀还曾支持卖僧道度牒官诰。在具体投卖过程中，由于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州军，还出现了很多弊端。从下面的史料中可知：“(乾道七年，1171)二月一日，宰执奏事毕，上问曾怀卖度牒官诰作如何措置，虞允文等奏日：‘曾怀欲抛降诸路州军令卖。’上日：‘如此，郡州必行科配，岂不骚扰?’允文奏日：‘昨抛降诰牒，诸州尚有积下未贾者。近日尽令解纳，难以更行发下。’上日：‘然，止令户部就此置场出卖”’。
其实，早在乾道六年，曾怀就指出：“自放行度牒，给卖过一十二万余道，已剃度披戴僧道数目不少。今稽考得州县递年所纳免丁钱，比未放行度牒以前年分，止增三五万贯，显是州县作弊，公然侵隐。或作僧道云游为名不纳，或当来妄供申年甲入老，规避免纳之数，是致暗失财计。望行下诸路提刑司，委官检察括责，从寝拘收，尽数人总制帐，每季起发，毋令依前作弊欺隐。仍开具括责到钱数类聚一路总数，保明供申户部驱 磨。”
依照曾怀的设想，投放“一十二万余道”度牒，当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但由于“州县作弊，公然侵隐”，远未达到预期收益。所以曾怀建议从严掌控，但效果甚微。不得已间，才最后由“户部就此置场出卖”。
曾怀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还采取其他的相关措施，比如增加会子的发行量、合并赡军酒库、增加交易税等等。由于地方州军胥吏以及体制等方面的诸多因素，南宋政府的财政问题没能有效解决，但曾怀个人的努力之处是不能否认的。从朱熹曾称“执政曾怀以财利进”，恰好反映了曾怀的理财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而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给曾怀所作第二次罢相制文，可以说很好的总结了他的贡献：“(具官曾怀)端庄而有守，和易而不流。孝自家传，承三朝之相业，才周世用，通万货之利源。朕以其休休有容物之心，倦倦得爱君之谊，付之以政庸。究尔能调娱百度，而各适于中。登进庶僚，而不失其序；谤张并作，当风波可畏之涂。”
三、结语
纵观其一生，曾怀正是依靠个人不懈的努力，最后登上了宰相位置。并因此成为晋江曾氏家族在宋朝继曾公亮后又一位宰相，其对提升曾氏家族的声望有极大的帮助。
曾怀，经历了宋高宗一朝而没有“骤显”，直到宋孝宗朝伊始就迅速“出位”，其实与宋孝宗积极中兴、对理财人才的高度渴求有关。孝宗乾道元年，就有臣僚上书云：“窃闻近者户部当诸军宣限之日，而帑藏空乏，无可支散。遂致展移日限，旋行申请，而后仅解目前之急，其亦可谓迫矣。尝以唐刘晏之事观之，方晏之任，事起于广德之二年，迄于建中之元年，前后凡二十余载，盖若是其久也。……今之所谓户部，其始用也，未必择其精；其既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岁，少或半岁，固已徙职而去矣，孰能为国家周虚实、究源流，而图善后之计哉?伏望陛下略依唐用晏故事，博选中外之臣，无间乎官之崇卑，惟其材之可用者而试之，以财计之任。又观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曹之职，苟称其职，虽数迁而至乎二府，职固不徙也。勿吝其权，使之得以号令州县而趣督倚办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权衡低昂而通融流转焉。夫然后国之有无、军之裕乏、民之病利，皆得而责之。彼亦将朝思夕计，毕精竭虑，自任其责而不辞矣。”。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曾怀的理财本领得到了极大发挥，也才可以久于其任，“号令州县而趣督倚办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权衡低昂而通融流转焉”。
当然，曾怀做到宰相，还有其他的因素。必须提及的，是他的家世背景。南宋人王明清曾指出：“裕陵(指宋神宗)怀韩魏公定策之勋，崇德报功，不次擢其子。仪公忠彦登禁路，未及柄用而魏公薨，甚为不满，故亟用曾宣靖(公亮)之子，令绰(曾孝宽)执事枢柄。时元丰官制初行，肇建东西二府，俾迎宣靖入居虞侍之，为缙绅之美谈。……又三十年，令绰之孙钦道怀亦赐出身，登宰席，皆近世衣冠之盛事。”
如该文所言，曾怀“登宰席”，与曾公亮的“定策之勋”有关。因为南宋时期，这种“崇德报功”的心理作用依旧存在，所以宋孝宗，因“兴念故家”而以曾怀为相。但这不是曾怀登上宰相位置的主要因素。南宋人王之道称赞曾怀云：“曾侯卿相种，才业固邦彦。而况盛德后，世祀乃天眷。”比较贴切的反映了这种情况。
作为世家子弟，仕途上比贫寒之家多了一些机遇，但具体的仕途道路，还需要自身不懈的努力，曾怀的仕途道路正可反映这些。而晋江曾氏家族，在南宋重新出现在世人视野中，曾怀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