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6日，原中共广州市委副秘书长郑黎亚在广州逝世，享年95岁。郑黎亚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与多位共产党员深入敌营，十年未有一人暴露一人叛变。为在敌营长期潜伏，她和丈夫请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做证婚人，堵住了国民党特务的嘴。
　　潜伏敌营最后一批撤离
　　大约两个月前，郑黎亚高烧不退，几度昏迷后进人ICU。在旁照顾的幼子杨小杨后来回忆，母亲在醒来时的第一句话便是“谢谢组织”。离休后，尽管享受副省级干部医疗待遇，但郑黎亚几乎从未到医院住院。“妈妈不愿麻烦别人，更不愿麻烦组织。”杨小杨说。不愿麻烦别人，或许与郑黎亚的身世息息相关。1919年6月，郑黎亚出生于江苏海门，出生当天母亲就因产后大出血离世，9岁时父亲又过世，她与祖母相依为命。长子杨小斌说，这样的经历，让母亲从小就学会了独立自主。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正在上海读初一的郑黎亚参加了抗日游行，到街上派发进步传单。
　　1936年，在同学的资助下郑黎亚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中，进入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读书。一年后，她考上北京大学，同时还获得赴美留学的机会。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身在北平的郑黎亚放弃这些深造机会，怀揣救国理想，毅然投笔从戎，回到上海组织一个救亡团体，开始自己长达70多年的革命历程。
　　1938年初，在金华，郑黎亚与之后携手70多年的杨应彬相识。50多年后，两人合著名为《金华集》回忆录，就是为纪念初次相遇。后来，郑黎亚在武汉外围加入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这是一个在中共特别支部领导下，在国民党张发奎的军队里开展抗日宣传和战地服务工作的进步团体。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服务队内成立“特别支部”，先后有20多名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有的还长期“隐蔽”了下来。
　　说起在敌后“潜伏”的经历，可以这么概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却干着共产党的事。危险当然也无时不在。因被怀疑，国民党特务组织曾下达“秘密枪毙杨应彬”的命令，万分危急中，特支书记、张发奎机要秘书左洪涛找到张发奎，详加解释，后经张发奎出面，才使杨应彬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郑黎亚与杨应彬服从组织安排，留在敌营坚守到1947年，后接到党的指示撤退到香港，成为最后撤离的特支成员。
　　张发奎做证婚人保安全
　　这个特别支部，在对敌斗争的十年中，20多名成员没有一人暴露身份，特别支部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这在中国共产党秘密斗争史上也堪称传奇。但更为传奇的是两人的婚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势力再次加大了内部的清查工作，杨应彬的身份曾遭怀疑，而此时杨应彬已在国民党广州行营的军事核心机关参谋部任作战参谋，为了能更长期地潜伏下去，经请示党组织后，杨应彬、郑黎亚决定举行一场讲点排场的结婚仪式，并请张发奎做证婚人。在请张发奎时，张发奎一上来就说：“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很好地回答我。你们俩究竟是不是共产党？都是的话可以结，都不是也可以结，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费事一个当鳏夫，一个当寡妇。”两人听后答道：“张长官，我们跟了你八年抗战，还不了解我们吗？我们都不是共产党。”张发奎说：“都不是那你们就结婚吧。”1945年12月3日，婚礼在迎宾馆举行，广州行营200多名高官和亲朋好友参加，张发奎出席并发表了动情的讲话，堵住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嘴。
　　夫妻同住一楼半月方知
　　1949年广州解放，工作千头万绪。接管公安局后，郑黎亚参与接管广州棉纺厂。而在同时，已是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的杨应彬也在忙碌着。相当数量的接管干部都住在爱群大厦。郑黎亚住在这里，杨应彬也是。但两人却并不知彼此下落，也无缘相见。直到半个月后，一位同事问郑黎亚“你可在爱群大厦看见杨应彬？”此时，她才得知，朝思暮想的伴侣就在咫尺却难以相见。
　　1973年，平反后的郑黎亚开始在广州市委工作。1980年，杨应彬父亲去世。是否通知正在罗马尼亚访问的杨应彬，广州市领导颇为踌躇。“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郑黎亚认为丈夫即使赶回国也无法见最后一面，力主暂不通知，以免耽误工作。这样的做法受到时任领导习仲勋和杨尚昆的认同。
　　邢大军据《广州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