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学科和领域相比，经济学中成功的女性很少，在中国，女性经济学者尤其屈指可数。《经济》这期展现这样一位女性经济学家：经历上山下乡，当过农民、工人、学者，她的人生过程折射出中国发生的变化；从德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归来，她不走“热门”路，却一直关注收入分配、乡村发展和贫困等“边缘问题”；每年下乡调研，足迹遍及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七八月的酷暑，年过六旬的她还带队完成了无锡、上海、大连、沈阳的社保调查。作为国内少有的女性经济学者，她低调、谦和，自称忙忙碌碌、举轻若重，大家却尊敬她的治学和为人，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
　　“我要上学”
　　1951年，朱玲出生在宁夏银川。后来，父母调动工作到陕西参与创建西安煤矿学校并在其中任教。家境不算富裕，父母却从不吝惜为孩子们买书订报。但是，正值学龄的朱玲却遭遇到想上学而进不了校门的困境。
　　朱玲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她还不到15岁，正上初中二年级。“停课闹革命”两年后，朱玲和十几位正值花季的同学一起到陕西省蒲城县东党公社尧山生产大队插队。各种酸甜苦辣的务农生活在朱玲眼里都不算什么，最让她揪心的是，自己本应上学的年龄却偏偏求学无门。所以，朱玲常趁回家之机翻出以往的课本看，指望以后有招生机会就去报考。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大学恢复招生，在陕西蒲白矿务局机修厂当工人的朱玲因为不是贫下中农出身，错过上大学的机会。
　　受到打击后，朱玲暗自发誓：“不让进学校我自己在家上大学！”这个念头的出现，改变了她的整个生活。那以后，无论生病不适，还是酷暑严寒，朱玲都利用上班前后、节日假日看技术书籍、解数学习题，烧火做饭洗衣服，都不忘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古诗散文名篇名句。书读得多了，朱玲便开始考虑将来的专业方向，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学历史、钻哲学、攻经济学。到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朱玲已经一步一步地将计划全都付诸于实践。“好在那时年轻力壮，加上务农时练就的坚韧、做工时铸成的自律和诸多挫折激发的勇气，支持着我满怀信心地循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12月通过“文革”结束后的首次高考，朱玲于1978年2月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紧接着便报考硕士研究生，被武汉大学经济系破格录取。1982年，她又考取了教育部公派留学的资格，于1983年去联邦德国攻读博士学位。
　　难忘师恩
　　回顾求学经历，朱玲庆幸自己在不同时段遇到的学术前辈对她的种种帮助，告诉她应该去哪里、学什么样的经济学、怎样去学习。前辈们的每一个提点，都意味着学习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性选择。
　　直到现在，美丽风情的珞珈山都是朱玲魂牵梦绕的地方。1978-1981年，朱玲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从此实现了专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梦想。经历过上山下乡中断学业的痛苦，武大的接纳，使朱玲如鱼得水一般舒畅。在武大学习的3年，留给她满是丰富充实、无忧无虑的回忆。
　　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是曾启贤教授于“文革”后首次招收研究生。他不拘一格选人才，将与朱玲年龄、学历和经历大不相同的学子汇集到珞珈山，引进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大门。“我很幸运地在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即将开始转轨的时刻，遇到曾老师这样富有远见和创新精神的学者。”朱玲告诉记者，曾教授因为遗憾自己薄弱的数学基础和“哑巴英语”，曾邀请几位上个世纪40年代从欧美留学归国的教授为研究生讲解原版的英文经济学论文，自己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与学生一起旁听。除了学识渊博、严谨治学外，曾启贤对学生一种亦师亦父的情感更让朱玲感动。毕业分配前，曾教授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既舍不得学生离去，又期望他们到自己向往的地方成就一番事业，并尽可能帮助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愿望。当朱玲决定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曾教授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尽其所能助朱玲实现了进入经济所的梦想。
　　1981年，朱玲如愿在经济所工作，遇到了影响她学术生命的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那个时候，董辅礽预见中国经济必将走向市场，这个转型需要市场经济理论，而为此理论所做的准备必须以人才培养为前提。当时最有效率的培养途径是送年轻人去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习。朱玲就是其中一个受益者，最初的选派方向是美国。在一面学英语一面等待教育部派遣的日子里，董辅礽曾带朱玲乘公共汽车到什刹海，又步行穿过后海的冰面，去大翔凤胡同拜德高望重的巫宝三先生为师。1983年初，教育部有关机构通知朱玲，如果愿意去联邦德国留学，阿登纳基金会可以给进修2年的奖学金，若要去美国则遥遥无期。在巫先生的建议下，朱玲认为，与其在所里干等，还不如再学一门外语去德国闯一闯。“这几位前辈的远见卓识何止使我受益匪浅，而是受益终生。”现在3位导师虽然都已作古，可是朱玲对他们当年的提携和指点终生心存感激。
　　见证发展
　　从1985年起，朱玲就把乡村发展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1988年学成归国后，她更将研究集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聚焦于收入分配、减少贫困、社会保障和乡村发展问题，注重对农村贫困群体、农民工、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进行追踪调查。每年下乡调研，朱玲观察的是经济、社会和人口的发展状况；出国学习、开会或考察，研讨的也是发展问题。
　　“因为‘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经历，以及为撰写博士论文所作的农村调查，使我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地区、行业、职业和性别差异，有了深切的体验。”过往经历以及多年调查研究，朱玲始终认为，作为经济学人，缺少人文精神而只重研究技巧，那是经济学工匠；缺少研究能力和悟性而只重人文精神，那就不是经济学家；只有那些富有人文精神而又视经济学为生命的人，同时充满经济学悟性和探索兴趣的人，才有可能因为其真诚的人文关怀，成为胸怀宽阔、视野高远、脚踏实地为公众服务的经济学家。
　　女性学者似乎会更责无旁贷的拥有研究妇女问题的责任感和优势。朱玲也不例外，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之后，她就打定主意，以后要将性别视角纳入经济学研究。回忆起那次大会，朱玲不禁感慨“那是一次性别教育”。她了解到，当时世界人口的20%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其中70%是妇女。之后，朱玲对欠发达乡村经济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大会的回应。这些年，朱玲跑了很多地方——云南洱源、山东沂蒙山、山西应县、湖南凤凰等，她关注中国的妇女贫困问题、相对于男性在受教育机会、就业和参政方面的不平等，积累了关于贫困地区妇女状况的调查笔记8万余字。
　　面对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经济，暗礁已无法绕过。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朱玲指出，行政主导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某些增长或发展目标的制定脱离实际，同时带来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层层加码的“大跃进”倾向。“这既会造成资源浪费，又会损害政府信誉。”对此，朱玲在多篇研究报告中揭示这种“大跃进”倾向的危害并论证“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朱玲认为，采取渐进式的转型策略，为参与转型过程的不同人群留下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以便相互适应、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尤为重要。“转型的可持续性实质上优于跨越式的行政推进。这一点，已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所印证。”
　　朱玲的这些研究和探索也不断获得各方认可，因减贫政策研究，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和1996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因性别分析，获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因藏区发展研究，获2008年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由于对中国农业发展和贫困人口食品保障的研究，朱玲2013年7月底还收到了获得李比希“世界营养奖”的通知并被邀请赴德国受奖，因为颁奖地点在留学时的母校，朱玲感到非常高兴。
　　朱玲有两次当教师的经历。前一段带的是中学生，后一段带的是博士生，可是这不同的经历让朱玲有相同的感受——学生激励和鞭策着她与他们共同成长。朱玲经常告诫学生，做学问的基本能力不难掌握，可是学问走多远，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智力因素。目标远大，心胸开阔，道德高尚，才有可能使那些并非天才的人做出超越常人的贡献来。“我想，这就是道德情操对研究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