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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5日，128名退休老干部实名举报山西省霍州市（县级市）原市委书记王月喜涉腐。这是10年前霍州老干部的艰难一役。
在持续举报5年后，王月喜被“两规”。 2008年1月8日，王月喜因受贿、贪污，一审被判12年。
联名举报王月喜的128名老干部，参与举报时的年龄在70岁上下居多。退休前，分别曾任霍州县（1990年霍州撤县建市）副县长、计委主任、党校校长、公安局长、交通局长、民政局长、信访局长、法院副院长等职。举报王月喜的公开信，数年间，九易其稿。
官和书，一起卖
2000年，王月喜从山西省临汾市下辖的永和县委书记调任霍州市委书记。
初到霍州，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印象不错。履新后，王月喜打造当地的旅游产业，使陶唐峪、七里峪和霍州署衙成为霍州的旅游品牌。依托旅游和资源，王月喜在霍州三年，霍州的财政收入由两亿元增长到八亿元。他的仕途，也一度被看好。
激怒老干部的，是王月喜卖官。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的清廉，并苦于无法面对面批评市委书记。
通过相关渠道，老干部们摸清了王月喜卖官的价格。对此，原霍州市信访局长杨德兴的描述颇为形象。
“一个局长，问他是怎么当上的，不说话，只伸一只手翻三次。”杨德新说，这是花了15万，“有实权、有钱的部门一把手15到20万元；各乡镇和二类局一把手5到10万元；其他单位一把手大约3万元；一般副科级干部1万元”。
杨德兴等人统计后认为，王主政的3年多里，霍州吃公家饭的人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老干部们称，较为典型的是公安局，据他们掌握的数据，市公安局当时有300多人，其中王月喜批准进入的就达85人。
2008年1月，山西省阳泉市中院审理查明：王月喜非法收受他人为获提拔、调整职务以及安排子女就业等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226万元。
除了卖官，王月喜还喜欢卖书。法院对王月喜卖书所得金额认定是19万余元。
从1995年出版第一本书，至入监，10余年间，王月喜总共出版图书20多本，累计200多万字。
老干部们称，除了自己写点文章，王月喜还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其写文章，然后署王月喜的名出书。一套《曹端研究文丛》，有20多本书。霍州市原民政局长陈新华称，这些书的标价很高，但当地书店并没有公开出售，大都只能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市直单位中才能见到。
多名老干部证实，为完成王月喜的“任务”，一些部门领导购书后，书款在职工工资中扣除。
为“取证”，几名老干部曾进入多家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或者库房拍照。王月喜被“两规”后，这些书大部分进入了霍州的废品收购站。
异地打印举报信
王月喜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老干部和老年人都是一本生活字典，好多难题都会从那里找到答案”、“关键的时候，老的总会起到关键的作用”。不想，一语成谶。
王月喜仕途的转折出现在2006年。
当年6月，王月喜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被调往母校山西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山西省纪委人士带走。
老干部中，最先知道王被“两规”的是杨德兴，他是老干部举报王月喜的组织者。一日，他在看老干局组织的拔河比赛。比赛进行到中途，他被一个电话叫回家中。
访客在电话中透露自己是燕京公司的职员，谈点事情。在家门口，看到两辆北京牌照的车，在政界摸索一辈子的杨德兴预感，纪委的人来了。
“王月喜被‘两规’了，我们找你了解点情况。”未有客套，山西省纪委一名副主任如是开场。杨有点意外，老干部们了解到，前一段时间王月喜“还在上太原、跑北京要求换单位，顺便摆平我们”。
杨德兴回忆，省纪委工作人员在霍州呆了四个月后才离开。
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举报，始于他的升迁公示。
2003年，王月喜拟升任临汾市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进行了公示。公示在当年6月12日开始，6月18日结束。
这令老干部非常气愤，“这样的官员还能越升越高，简直是开玩笑”。老干部们开始筹划举报，杨德新、原法院副院长张元喜等人秘密开了一个会。
“当时大家有两种意见”，杨德新回忆，大多数人觉得应该在公示期间，将其举报到省委组织部，不能让贪官继续升任。但张元喜认为，举报贪官不会一步到位，如果造成王不能升任的话，王月喜继续留任霍州，对举报将会是一个阻碍。
张元喜的意见最终被接受。他们决定做一个巧妙处理：举报材料落款6月15日，但等到18日公示完毕后，再行寄出。
怕走漏风声，杨德兴不敢在当地打印材料。
彼时，杨德兴正在筹备杨氏家谱。6月15日，杨德兴邀请张元喜、陈新华一起，赴灵石县荡荡岭寻祖。到了天黑，杨德新才告诉众人，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印举报材料。陈新华大呼意外。
材料打印好后，杨德兴给复印店老板留了100块钱，请他代为邮寄。几日后，老干部们打听到，材料已经被有关部门接收。
杨德兴等人返回霍州，已是凌晨3点。第一次举报，大家都有顾虑，只有张元喜署上真名，其余几人则用化名举报。
老干部们很快又撰写了第二稿举报信，除了寄给相关单位，还寄给了北京的一位领导。这名领导看后，建议实名举报，因为匿名一般不会引起组织上的重视。
举报信的第三稿出来后，17名老干部在举报信上署上了自己名字、原来的职务、党龄、联系方式。
没有多久时间，实名的老干部变成128名。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杨德兴称，在王月喜被“两规”前，数年时间，只有山西省委组织部，在2004年派人前来调查过。
老干部们认为，这次调查比较遗憾的是，调查组未深入霍州，仅到临汾市做了调查。
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帮助。老干部举报信中提到的“王月喜伪造自己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来自临汾政界一正处级官员的爆料。
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时，王月喜也频频“发力”。
杨德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部压力。
这之中，作为骨干的张元喜、杨德兴、陈新华等人和子女闹得并不愉快。
陈新华在举报初期并未参加举报。陈的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当时王月喜怀疑他用化名参与了举报，就多次通过公安局长要求其儿子回家做他的工作。随后，陈新华的亲家、媳妇也被动员做他的思想工作。
几轮下来，见无效果，时任霍州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翟红云亲自出马。短兵相接后，陈新华告诉对方：“我是个老右派，凡事我都认个对不对。我若真参加举报王月喜，我不会管我儿子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他受不受影响。”
事后，新的一稿举报信出来后，未经动员，陈新华署上了自己的实名。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自己原来不会参与实名举报，同样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气到了，决定豁出去。”
“亲情牌”无效后，王月喜请了一批在职的霍州籍领导出面，做老干部们的思想工作。
除了承诺在子女就业、生活上关怀外，杨德新等人回忆称，一些领导甚至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举报，破坏了霍州的形象，影响了霍州的发展。
2005年，举报陷入僵局。三年上访未果后，老干部们开始气馁了。继续举报还是放弃，老干部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陈新华说，“那时真的很困难。
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王月喜提出和老干部们“谈判”。
谈判在霍州一家酒店进行。时任临汾市地税局长等4人代表王月喜出面。老干部这边杨德新、张元喜等4人出席。
老干部提出停止举报的条件是必须由山西省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承认老干部们所举报的问题属实。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
谈判最终的结局是双方未达成共识，但王月喜以霍州市委危楼需维修为名，从财政拔给霍州近60万元，其中50万以补助为名，分发给霍州10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其余10余万元，则“报销”了老干部们多年的举报费用。杨德兴认为，幸亏王月喜的10余万元，这几年举报才没欠债。
异类
2006年1月4日，霍州发生一起命案，行凶者是霍州市公安局治安科干警朱耀光。山西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调查后发现，当日参与斗殴的有朱的母亲、临汾市人大代表范学慧，朱在霍州市检察院工作的哥哥，以及多名警察。
朱耀光的父亲，系霍州市政协委员朱明娃。案发前，霍州已盛传其与王月喜关系匪浅。专案组的调查也认定，朱明娃的两个孩子进入公、检机关均由王月喜签字认可。此案发生后，霍州市公安局、检察院超编一事浮出水面。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去职市委常委，成为山西师大排名第三的党委副书记。
外界通常认为，朱家命案是王月喜被调查的开始。杨德兴等人却认为，王月喜落马得益于老干部持续举报，且适逢中央大力反腐。
多年的举报，让老干部们成为霍州的异类。
十年过去，在家里，他们仍需谨慎处理好和子女的关系。在杨德兴家，女儿并不支持他再谈及往事。于是他带着记者进了书房。
晚上，杨德兴和老友们在宾馆聚餐，坐在宾馆大厅的杨德新并不自在：他不是很希望遇见熟人。
曾经的文人书记王月喜用一年一本新书的速度为自己写下了编年史；现在这群举报他5年的老干部，大都有志于编撰族谱。
他们的身后，是霍州个别年轻人的不解：“过去我花钱就可以搞到工作，现在我有钱都没地方花了。你说，这是谁造成的？”
这样的声音，让杨德兴很难平静。他决定，要请有关部门在霍州署的廉政文化教育馆里，开一个王月喜专栏，让霍州人看看，贪官的危害。
（摘自《廉政瞭望》）
在持续举报5年后，王月喜被“两规”。 2008年1月8日，王月喜因受贿、贪污，一审被判12年。
联名举报王月喜的128名老干部，参与举报时的年龄在70岁上下居多。退休前，分别曾任霍州县（1990年霍州撤县建市）副县长、计委主任、党校校长、公安局长、交通局长、民政局长、信访局长、法院副院长等职。举报王月喜的公开信，数年间，九易其稿。
官和书，一起卖
2000年，王月喜从山西省临汾市下辖的永和县委书记调任霍州市委书记。
初到霍州，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印象不错。履新后，王月喜打造当地的旅游产业，使陶唐峪、七里峪和霍州署衙成为霍州的旅游品牌。依托旅游和资源，王月喜在霍州三年，霍州的财政收入由两亿元增长到八亿元。他的仕途，也一度被看好。
激怒老干部的，是王月喜卖官。这些战争年代过来的老人，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的清廉，并苦于无法面对面批评市委书记。
通过相关渠道，老干部们摸清了王月喜卖官的价格。对此，原霍州市信访局长杨德兴的描述颇为形象。
“一个局长，问他是怎么当上的，不说话，只伸一只手翻三次。”杨德新说，这是花了15万，“有实权、有钱的部门一把手15到20万元；各乡镇和二类局一把手5到10万元；其他单位一把手大约3万元；一般副科级干部1万元”。
杨德兴等人统计后认为，王主政的3年多里，霍州吃公家饭的人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老干部们称，较为典型的是公安局，据他们掌握的数据，市公安局当时有300多人，其中王月喜批准进入的就达85人。
2008年1月，山西省阳泉市中院审理查明：王月喜非法收受他人为获提拔、调整职务以及安排子女就业等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226万元。
除了卖官，王月喜还喜欢卖书。法院对王月喜卖书所得金额认定是19万余元。
从1995年出版第一本书，至入监，10余年间，王月喜总共出版图书20多本，累计200多万字。
老干部们称，除了自己写点文章，王月喜还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其写文章，然后署王月喜的名出书。一套《曹端研究文丛》，有20多本书。霍州市原民政局长陈新华称，这些书的标价很高，但当地书店并没有公开出售，大都只能在一些企事业单位、市直单位中才能见到。
多名老干部证实，为完成王月喜的“任务”，一些部门领导购书后，书款在职工工资中扣除。
为“取证”，几名老干部曾进入多家政府部门的办公室或者库房拍照。王月喜被“两规”后，这些书大部分进入了霍州的废品收购站。
异地打印举报信
王月喜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老干部和老年人都是一本生活字典，好多难题都会从那里找到答案”、“关键的时候，老的总会起到关键的作用”。不想，一语成谶。
王月喜仕途的转折出现在2006年。
当年6月，王月喜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被调往母校山西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山西省纪委人士带走。
老干部中，最先知道王被“两规”的是杨德兴，他是老干部举报王月喜的组织者。一日，他在看老干局组织的拔河比赛。比赛进行到中途，他被一个电话叫回家中。
访客在电话中透露自己是燕京公司的职员，谈点事情。在家门口，看到两辆北京牌照的车，在政界摸索一辈子的杨德兴预感，纪委的人来了。
“王月喜被‘两规’了，我们找你了解点情况。”未有客套，山西省纪委一名副主任如是开场。杨有点意外，老干部们了解到，前一段时间王月喜“还在上太原、跑北京要求换单位，顺便摆平我们”。
杨德兴回忆，省纪委工作人员在霍州呆了四个月后才离开。
老干部们对王月喜的举报，始于他的升迁公示。
2003年，王月喜拟升任临汾市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进行了公示。公示在当年6月12日开始，6月18日结束。
这令老干部非常气愤，“这样的官员还能越升越高，简直是开玩笑”。老干部们开始筹划举报，杨德新、原法院副院长张元喜等人秘密开了一个会。
“当时大家有两种意见”，杨德新回忆，大多数人觉得应该在公示期间，将其举报到省委组织部，不能让贪官继续升任。但张元喜认为，举报贪官不会一步到位，如果造成王不能升任的话，王月喜继续留任霍州，对举报将会是一个阻碍。
张元喜的意见最终被接受。他们决定做一个巧妙处理：举报材料落款6月15日，但等到18日公示完毕后，再行寄出。
怕走漏风声，杨德兴不敢在当地打印材料。
彼时，杨德兴正在筹备杨氏家谱。6月15日，杨德兴邀请张元喜、陈新华一起，赴灵石县荡荡岭寻祖。到了天黑，杨德新才告诉众人，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印举报材料。陈新华大呼意外。
材料打印好后，杨德兴给复印店老板留了100块钱，请他代为邮寄。几日后，老干部们打听到，材料已经被有关部门接收。
杨德兴等人返回霍州，已是凌晨3点。第一次举报，大家都有顾虑，只有张元喜署上真名，其余几人则用化名举报。
老干部们很快又撰写了第二稿举报信，除了寄给相关单位，还寄给了北京的一位领导。这名领导看后，建议实名举报，因为匿名一般不会引起组织上的重视。
举报信的第三稿出来后，17名老干部在举报信上署上了自己名字、原来的职务、党龄、联系方式。
没有多久时间，实名的老干部变成128名。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杨德兴称，在王月喜被“两规”前，数年时间，只有山西省委组织部，在2004年派人前来调查过。
老干部们认为，这次调查比较遗憾的是，调查组未深入霍州，仅到临汾市做了调查。
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帮助。老干部举报信中提到的“王月喜伪造自己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来自临汾政界一正处级官员的爆料。
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时，王月喜也频频“发力”。
杨德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部压力。
这之中，作为骨干的张元喜、杨德兴、陈新华等人和子女闹得并不愉快。
陈新华在举报初期并未参加举报。陈的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当时王月喜怀疑他用化名参与了举报，就多次通过公安局长要求其儿子回家做他的工作。随后，陈新华的亲家、媳妇也被动员做他的思想工作。
几轮下来，见无效果，时任霍州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翟红云亲自出马。短兵相接后，陈新华告诉对方：“我是个老右派，凡事我都认个对不对。我若真参加举报王月喜，我不会管我儿子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他受不受影响。”
事后，新的一稿举报信出来后，未经动员，陈新华署上了自己的实名。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自己原来不会参与实名举报，同样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气到了，决定豁出去。”
“亲情牌”无效后，王月喜请了一批在职的霍州籍领导出面，做老干部们的思想工作。
除了承诺在子女就业、生活上关怀外，杨德新等人回忆称，一些领导甚至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举报，破坏了霍州的形象，影响了霍州的发展。
2005年，举报陷入僵局。三年上访未果后，老干部们开始气馁了。继续举报还是放弃，老干部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陈新华说，“那时真的很困难。
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王月喜提出和老干部们“谈判”。
谈判在霍州一家酒店进行。时任临汾市地税局长等4人代表王月喜出面。老干部这边杨德新、张元喜等4人出席。
老干部提出停止举报的条件是必须由山西省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承认老干部们所举报的问题属实。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
谈判最终的结局是双方未达成共识，但王月喜以霍州市委危楼需维修为名，从财政拔给霍州近60万元，其中50万以补助为名，分发给霍州10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其余10余万元，则“报销”了老干部们多年的举报费用。杨德兴认为，幸亏王月喜的10余万元，这几年举报才没欠债。
异类
2006年1月4日，霍州发生一起命案，行凶者是霍州市公安局治安科干警朱耀光。山西省公安厅成立专案组调查后发现，当日参与斗殴的有朱的母亲、临汾市人大代表范学慧，朱在霍州市检察院工作的哥哥，以及多名警察。
朱耀光的父亲，系霍州市政协委员朱明娃。案发前，霍州已盛传其与王月喜关系匪浅。专案组的调查也认定，朱明娃的两个孩子进入公、检机关均由王月喜签字认可。此案发生后，霍州市公安局、检察院超编一事浮出水面。几个月后，王月喜被去职市委常委，成为山西师大排名第三的党委副书记。
外界通常认为，朱家命案是王月喜被调查的开始。杨德兴等人却认为，王月喜落马得益于老干部持续举报，且适逢中央大力反腐。
多年的举报，让老干部们成为霍州的异类。
十年过去，在家里，他们仍需谨慎处理好和子女的关系。在杨德兴家，女儿并不支持他再谈及往事。于是他带着记者进了书房。
晚上，杨德兴和老友们在宾馆聚餐，坐在宾馆大厅的杨德新并不自在：他不是很希望遇见熟人。
曾经的文人书记王月喜用一年一本新书的速度为自己写下了编年史；现在这群举报他5年的老干部，大都有志于编撰族谱。
他们的身后，是霍州个别年轻人的不解：“过去我花钱就可以搞到工作，现在我有钱都没地方花了。你说，这是谁造成的？”
这样的声音，让杨德兴很难平静。他决定，要请有关部门在霍州署的廉政文化教育馆里，开一个王月喜专栏，让霍州人看看，贪官的危害。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