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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史能否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这是目前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在持社会史是一种新“范式”观点的学者看来，社会史不但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而且还能更好地研究政治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是将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地方社会的历史场景中，对传统的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这种新思路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标签式”、只着眼于对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的研究，使政治史的研究更加缜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地方 整体 社会史 政治史
社会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以后，作为一种颠覆“传统史学”的新“范式”的史学，发展到现在，不仅在与它相对立的或者有分歧的派别争论中、同时也在自身的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修正其理论和方法，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在它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其羽毛渐丰”川的今天，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澄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史”能否研究或更确切的说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的问题。
对前者的回答应该说不难，因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史”或“生活方式史”或“社会行为史”，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即是一种新“范式”。既然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研究政治史呢？虽然作为新范式的社会史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不要政治史，这一点在社会史学者那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至于社会史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这也是无须多费口舌辩驳的问题。因为绝不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注重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的活动，而社会史学者则钟情于人们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社会史和政治史在所关注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鸿沟”。很显然这是对社会史的最大误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然是把社会史理解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更严重一点说是对社会史学的不屑一顾和鄙视态度的表白。其实，政治史与社会史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和找到了结合点”。有的学者更明确的提出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
有的学者虽承认‘他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贡献大，却担心地方史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整体史”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虽然承认“‘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人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但同时却担心地方史“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月]一句话，他们就是认为社会史难于完成学科整合的历史使命。很显然，这些担心的本质就是否定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的观点，仍是把社会史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那么自然也就由此推论出社会史是没有能力解读政治史的。
在社会史学者看来，国家的“宏观政治”在各个区域的表现（或可以叫“贯彻”）是不同的，若要确切的理解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治的话，就不能脱离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孤立的去考察。国家政治，包括从细小的每项法规条例到大的事件发生，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地方社会所遭遇到的权力网络应对状况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多历史时期共有的现象。反过来，国家政治，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做出某些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这就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地方社会及其个人，在经历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体会。正如赵世瑜在《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到的“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回顾近些年社会史的研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那些与国家政治相对抗的一些很显眼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成果“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所以有的学者担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對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杜会史学者应该认真地反思，应该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完善。
另外，很有必要提出来的是，有的学者片面的理解了“地方”和“整体”两个概念，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虽然说作为微观的“地方”研究，往往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所选择的 “点”很小，但是它的方法仍然是整体性的。赵世瑜在其论文《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的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把整体史追求与更为微观的地方性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也是对整体史的误解，因为整体史不一定单纯地意指布罗代尔社会科学化的结构史，因为拉迪里的《蒙塔尤》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整体史的杰作，同时区域史意义上的整体史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普遍性”。川从“地方”中可以见到“整体”，而“整体”中一定是包括“地方”，“整体”是建立在“地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地方”的视野，才导致它对事件解释的苍白无力。最终使“‘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支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科”。
无论如何，从“地方”到“整体”这种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新思路，将会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当然，作为一种新方法的社会史视角的政治史研究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这块园地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们来耕耘。
关键词：地方 整体 社会史 政治史
社会史自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以后，作为一种颠覆“传统史学”的新“范式”的史学，发展到现在，不仅在与它相对立的或者有分歧的派别争论中、同时也在自身的实践中不断的探索和修正其理论和方法，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在它从“边缘日渐走向中心，其羽毛渐丰”川的今天，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澄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史”能否研究或更确切的说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以及怎样研究政治史的问题。
对前者的回答应该说不难，因为社会史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史”或“生活方式史”或“社会行为史”，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即是一种新“范式”。既然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范式，那么它为什么就不能研究政治史呢？虽然作为新范式的社会史是与传统的政治史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不要政治史，这一点在社会史学者那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至于社会史有没有能力研究政治史？这也是无须多费口舌辩驳的问题。因为绝不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注重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的活动，而社会史学者则钟情于人们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社会史和政治史在所关注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鸿沟”。很显然这是对社会史的最大误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仍然是把社会史理解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更严重一点说是对社会史学的不屑一顾和鄙视态度的表白。其实，政治史与社会史从来都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在任何历史阶段、任何区域以及任何历史侧面，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现和研究这种联系为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扩展了研究空间和找到了结合点”。有的学者更明确的提出来“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解也应更多地关注‘政治’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空间表现形式，是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达成了某种张力关系的”。
有的学者虽承认‘他方史”对政治史的重新解读贡献大，却担心地方史是从各自的地方性视野和脉络中来重绘“整体史”这张地图的，“所以如何拾掇起碎片重新拼贴出一幅整体的政治史图像，又使之区别于‘革命史叙事’支配下的传统解释，仍是有待完成的有趣课题”。虽然承认“‘地方史’研究方法的介人无疑会更加有效地回答人们脑海里被抽象化的‘政治’如何在一些普通中国人的具体行为中发生作用”但同时却担心地方史“难以回答政治为什么会在超地区的范围内如此前无古人地改变着整个生活世界”。‘月]一句话，他们就是认为社会史难于完成学科整合的历史使命。很显然，这些担心的本质就是否定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的观点，仍是把社会史当作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了，那么自然也就由此推论出社会史是没有能力解读政治史的。
在社会史学者看来，国家的“宏观政治”在各个区域的表现（或可以叫“贯彻”）是不同的，若要确切的理解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治的话，就不能脱离一个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孤立的去考察。国家政治，包括从细小的每项法规条例到大的事件发生，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力量在各个地方社会所遭遇到的权力网络应对状况是不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很多历史时期共有的现象。反过来，国家政治，亦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因地制宜地做出某些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统治秩序，这就形成了“国家”与“地方”二者的互动关系。而地方社会及其个人，在经历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各自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体会。正如赵世瑜在《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到的“王朝的兴衰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回顾近些年社会史的研究，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那些与国家政治相对抗的一些很显眼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成果“仍强调民众以各种文化和社会象征的形式与政治相对抗的行为”，所以有的学者担心，对“‘地方性知识’的过度强调也容易使人误认为乡村社会的传统一定是和上层社会的价值处于一种截然對立的状态，代表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变成了和代表精英上层的‘普遍性知识’相对抗的一种反控制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杜会史学者应该认真地反思，应该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总结，找出不足，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完善。
另外，很有必要提出来的是，有的学者片面的理解了“地方”和“整体”两个概念，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立起来。虽然说作为微观的“地方”研究，往往在确定研究对象时所选择的 “点”很小，但是它的方法仍然是整体性的。赵世瑜在其论文《社会史研究反思》中所讲的一段话很有说服力：.“把整体史追求与更为微观的地方性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也是对整体史的误解，因为整体史不一定单纯地意指布罗代尔社会科学化的结构史，因为拉迪里的《蒙塔尤》同样可以被理解为整体史的杰作，同时区域史意义上的整体史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普遍性”。川从“地方”中可以见到“整体”，而“整体”中一定是包括“地方”，“整体”是建立在“地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传统政治史正是缺少“地方”的视野，才导致它对事件解释的苍白无力。最终使“‘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支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科”。
无论如何，从“地方”到“整体”这种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新思路，将会给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当然，作为一种新方法的社会史视角的政治史研究尚处在不成熟的阶段，这块园地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们来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