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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对城市建成区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不可移动文物所出现的本体原真性缺失、公众参与度低、体制机制不完善等客观问题，应兼顾宏观与微观，充分考虑本区域不可移动文物的现状、特点及价值，全面把握社会、经济效益，提高不可移动文物在新形势、新时期的保护力度以及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其目前仅存的237处不可移动文物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的缩影与延续，从机构建设、文物研究、规划协调、资金投入、修缮理念、智慧管理等方面进行文物保护管理的顶层设计，同时充分突出其地域特性和原有功能特点，将其置身于岭南文化、生态自然、文化教育背景中进行文物的合理利用，或可缓解城建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并促进文物与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
关键词：不可移动文物;城市遗产;广州天河;保护利用;文物旅游
引言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与不可移动文物①保护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项亟待探讨的课题。天河区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东部，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广州郊区的农村，以人口密集的农业社区和农村墟市为主。1985年天河建区后②，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逐渐发展成为广州新的城市中心，总面积为137.38平方千米，作为广州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动机”，2020年天河区实现GDP总量5312.78亿元，同比增长2.70%，增速位居全市前列，经济总量连续14年领跑全市。然而，随着城市更新改造步伐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损毁等因素时刻威胁着文物的安全。天河区现存237处不可移动文物、303个文物点，随着全社会对文物保护开始认识和重视，文物保护和抢救任务也日益繁重。本文结合天河区历史和现状，分析天河区辖内不可移动文物的现状、特点和价值，针对像天河这样有历史积淀、当前快速发展的新城区，提出不可移动文物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一、广州天河历史概述
天河区地处广州古代老城中心地带外围，东北面山峦重叠，树木繁盛，自古就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位于广汕公路的飞鹅岭和龙眼洞村曾出土大量石器、陶器，被称为“广州第一村”。以往田野考古工作中也曾发掘过少量汉、晋墓葬。南宋时期开始，中原大批躲避战祸的移民先后在天河落户，并逐渐以低山丘陵为丧葬集中地，现存古墓葬年代涵盖宋、元、明、清历代，其中部分为名人墓和家族墓。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各村大量兴建众多祠堂、家塾、书室、书舍、庙宇、别墅庭园和民居，坛庙祠堂中又主要以祠堂为主，主要有潘、苏、简、黄、樊、梁、郝、王、李、秦、钟、林、凌、黎、罗、麦、廖、张等宗族姓氏，其中除了渔沙坦村民属于客家民系外，其余均属广府民系。明代以前的文物点相对较少，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古墓葬和民国时期的近现代史迹占大多数，这与广州和天河的历史进程相吻合。
二、天河不可移动文物现状特点
（一）数量、类别和保护级别情况
天河区现存文物在时代分布上并不均衡，表现为中古时期较少而晚清至近现代较多。根据历次文物普查结果，目前天河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37处（共303个文物点），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73处，以及138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图1）。其中，国有文物50处，非国有文物187处。
（二）文物空间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
在天河区不到1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保存古建筑、古墓葬等200余处，总体特点呈现时代偏晚，类型集中，多为祠堂庙宇和墓葬，其中墓葬又以清中晚期祖坟、近代名人墓和烈士墓等居多（见表1）。
文物整体上散布于全区各地，但在特定区域内呈小集中趋势。祠堂往往成群连片分布，如吉山村吉山上街、黄村中心街等，街道祠堂比邻分布，具有一定规模。名人烈士墓葬大都集中分布于陵园内（含迁建），如银河公墓。中山大学石牌旧址诸建筑则成片分布于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
此外保存有完整历史风貌的大型古建筑群稀缺。除了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规格较高具有一定规模外，其余建筑多为民间建筑，规格与规模有限。但另一方面，民间建筑的地方特征鲜明，社区居民认同程度高，特别是祠堂、祖墓等在当地社区传统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三）所有权与使用情况
1.所有权情况
根据《文物保護法》规定③，所有地下古遗址、古墓葬均属国家所有。天河区的祠堂多属村社集体所有，由宗族后裔或村社委托人进行管理;庙宇多属村社集体所有，由村社信徒或其他委托人进行管理;普通民居多为村民个人所有，由所有者或其委托人管理;另有刘氏家庙、华南师大民国别墅（红楼别墅）、侵华日军飞机库遗址、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刘永福营盘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为国家所有，由使用单位管理;黄村碉堡等特殊类型为国家所有，由属地街道管理。
2.使用情况
（1）对外开放
部分祠堂庙宇，如龙洞街樊氏大公祠、一洞樊公祠，车陂街睛川苏公祠、尚书王公祠，黄村街子俊黄公祠、子贤黄公祠、华帝古庙，珠吉街梅隐潘公祠、以良潘公祠、三元殿、北帝古庙，石牌街玉虚宫等，分别被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村社办公场所、村民娱乐中心、民间文艺活动场所等;部分近现代建筑则延续了科研教学场所功能，如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
（2）业主自用
部分文物产权为私人或村集体所有，如前进街绿筠溪馆、光成秦公祠，凤凰街和浩徐公祠、张氏宗祠，龙洞街景祚樊公祠、西奥樊公祠，天园街儒林钟氏祠堂建筑群，黄村街裔良黄公祠，珠吉街均和社学等，一般是业主自住或出租，或用于祭祖、红白喜事宴会聚餐场所。
（3）具有重大纪念意义或特殊用途的国有文物④ 部分文物具备重大纪念意义或其本身具备特殊用途。如刘氏家庙，刘永福营盘遗址，黄村机场侵华日军碉堡遗址，岑村机场侵华日军碉堡遗址，日军侵华碉堡遗址，侵华日军飞机库遗址等均为天河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棠东陂头拦河坝仍在发挥其水利设施的作用等。
（4）闲置，不对外开放
如珠吉街珠村农民协会旧址、仁可潘公祠，棠下街潘达微祖居等，由于建筑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无人管理等原因，处于闲置状态，不对外开放。
三、天河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挑战
（一）努力保持本体原真性但压力较大
天河区的历史建筑和古墓葬大多曾经历过数次重修乃至重建，现存建筑主体的修建年代一般为晚清、民国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村民对于祠堂、庙宇、祖坟等古迹的保护热情较高，有些还自发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但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近年石牌、猎德、冼村、新塘、棠下、车陂、龙洞等街道的祠堂大多经过翻新或重建，一些祠堂在重修和重建过程中使用较多现代材料和现代工艺，如用瓷砖贴墙，屋顶使用琉璃瓦，大量使用水泥;还有些祠堂在重修和使用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形制和结构，导致原有的文物价值降低。珠吉、黄村、前进、凤凰等地有一些祠堂未经重修，原貌相对保存得较好⑤。
古墓葬的重修、重建和迁建情况亦非常普遍。大多数始建于宋元明时期的墓葬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被重修或重建过，有些则于近几年进行了重修或重建。重修或重建过程中一般使用当时流行的建筑材料和形制，较少考虑到墓葬的历史原貌，但原有墓碑一般会得到保留[1]。
笔者认为，对古建筑与古墓葬在历史上的重修与重建现象，应辩证看待。这种行为虽然使文物部分丧失其原真性，但重修或重建本身也是当代社区生活中较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地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族群关系变迁的见证。有些祠堂和墓葬在最后一次重修重建后又历经了百年沧桑;且一些古建筑或墓葬的历次重修或重建都留有碑刻记载，因此也具有一定社会史价值。
（二）文物与周边风貌协调挑战严峻
由于快速城市化，古建筑所在村落大多演变成了房屋拥挤、街道狭窄的“城中村”;一些祠堂前面原有的池塘被填平，背景环境与历史风貌荡然无存。如石牌、冼村、棠下、车陂、新塘、珠村、龙洞、员村、元岗、前进、长兴等地，古建筑多位于狭窄拥挤的现代建筑丛林（城中村）中，与周边环境反差极大;吉山、黄村等村部分地段环境保持相对较好，但也正受到城市化的威胁。地处山岭或公墓陵园内的墓葬，一般环境保存较好;其他如邓镜人墓、李是男墓，已陷入城市建筑的丛林中。目前仅有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的本体和环境保存最为完好。
四、天河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策略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亦是衡量地区经济以及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天河作为广州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动机”，无疑也是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的主力阵地，然而区域内仅存的237处不可移动文物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以及文脉的缩影与延续，是弥足珍贵、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下笔者从机构建设、文物研究、宣传修复、规划协调、资金投入、智慧管理等方面，尝试提出缓解城建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冲突的适当建议。
（一）加强文物保护机构建设
建议根据《文物保护法》以及省市有关文物法规的要求，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指定制度和登录制度，建立可行的文物协管员制度。除按省市相关要求积极成立文物保护监督员队伍（局机关配备5名文物监督员，每条有文物建筑的街道配备1至2名监督员）外，区文物主管部门在各街道、各村均可聘请热心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又熟悉本地历史和文物情况的人员作为文物协管员，并发放一定的报酬，明确其责任。
此外，可结合天河区自身实际，通过向社会专业机构购买服务的形式，聘请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资质的专业机构，成立天河区文物保护服务中心，分片区、点对点、一对一地向辖内各个街道、各社区提供专业的文物保护服务和指导，内容包括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日常管理维护、纠纷处理，对文物进行现状评估和实时监控，提供修缮、保养、维护计划和建议，跟进文物保护工作的审批流程等，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式文物保护平台，依托平台逐步落实区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传承工作。
（二）加大文物研究和宣传力度
文物研究是文物征集、保护、宣传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充分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文物价值，提升文物的知名度和形象，增强社区群众的认同和自豪感。
以往，天河区作为老广州城的东部郊区，区域内的文物研究成果不多，多数文物并不为大众所知。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通过展览等线上线下的宣传和推送，促进文物的历史和内涵阐释，由此提升公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呼吁本地民众一起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
（三）注重整体规划与区域协调
文物保护有特殊的专业技术要求。合理的规划和协调，有利于有效把握各种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以便深入挖掘、全面揭示其文化底蕴。因此，建议区级文物主管部门主动与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以及大学文博考古专业、古建筑保护专业机构建立起协作关系;视条件编制《天河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文物保护分类规划及必要的单体文物专项保护规划，用于指导和规范全区文物保护和利用传承工作。同时，建立区级规划部门与文物主管部门的会商与联席制度，将文物保护纳入到城市整体发展规划中，并根据文物现状按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开展修缮、保养和保护。
（四）出台区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相较于社会效益而言，经济回报在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方面十分有限，这就更加需要政府资金支持，以长效运行文物的保护工作。
近来年，市区两级财政均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和修缮作出了重大扶持。2014年至今，广州市财政每年投入6000万元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其中2100万元资金用于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和保养补助。2012年起，天河区陸续推进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云从龙墓、刘氏家庙、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南门及西门牌坊、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湛川钟公祠和龙葵钟公祠）、许应鑅墓、李是男墓，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潘文治将军故居、绿筠溪馆，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均和社学、光成秦公祠等40多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工作。自2014年至2021年初，天河区财政资金共计使用和落实文物修缮设计费、施工及监理费约2548.28万元，其中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补助1770.08万元，区投入配套经费778.2万元。 建议今后区级层面参照广州市相关规定，尽快出台《天河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区财政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支出，为文物保护修缮的资金申请提供保障。同时，积极开拓社会共同筹措资金的多种渠道，政府对出资的企业或个人给予一定的政策和优惠性鼓励。
（五）建立天河区文物智慧管理平台
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建设不仅可以提高保护力度，辅助利用传承工作，还能实现文物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开拓更好的保护渠道和传承方式。如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不可移动文物位置、保护区范围、文物信息等数据有效集成，对文物本体状态、文物保护异常事件进行监控采集，实现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查询、统计、分析、巡查、档案管理等功能，建立区级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档案。同时，利用地理信息、三维展示、360全景影像等技术手段，从地面与空中、整体与局部、单点到区域等多维视角，全面展示文物时空信息，实现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和影像可视化。
（六）提高文物建筑修复技术水平
修复技术是促使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再生的重要手段。文物保护单位及相关部门需遵循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可逆性、可识别性以及不改变原状等修缮原则，综合考虑岭南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以及历史文化内涵，合理运用完整式保护、风格延续式保护、建筑功能置换、逐步缓慢更新等技术[2]，对不同保护等级、建筑类型、风格特征的不可移动建筑进行可行性、专业化修复。
五、天河不可移动文物合理利用对策
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服务，而文物只有在人的合理使用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重现光彩。推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最大动力和坚实基础则是通过活化开发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3]。笔者结合天河区不可移动文物的现状，认为，文物保护和活化开发应充分突出其地域特性和原有功能特点，将其置身于岭南文化、生态自然、文化教育背景中，提出促进文物与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积极性方案。
（一）开发岭南宗祠文化旅游路线
历史的“流连忘返”与城市的“日新月异”相辅相成，打造优质旅游文化品牌和产业，是促进古今历史、城市与人文生活环境共同体的长效机制，例如对宗祠人文旅游的开发。宗祠是我国乡土风情和民间文化的珍贵载体，繁盛的宗祠文化是天河区传统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天河区现有祠堂庙宇类建筑共113座，其中宋代1座，明代10座，清代95座，民国7座。它们是岭南民间建筑的代表作品，除了零星散落于各村的大小祠堂外，黄村中心街祠堂群、吉山上街祠堂群、珠村祠堂群、岑村南街祠堂群以及程界村儒林钟氏祠堂群等都是比较完整且有一定规模的祠堂建筑群。大部分宗祠至今仍保留着本族的家风家训，宗祠内的砖雕、石雕、木雕、灰塑以及匾额、楹联、雕刻、书法、壁画、碑刻等，均极具文化、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
建议政府将这几片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纳入全区的发展整体规划中，加大对宗祠的修缮工作，将祠堂群建筑完整保留，并改善其交通条件，整治环境与风貌，建设必要的配套设施，尝试进行文化休闲观光游、岭南古建鉴赏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祭祖寻根游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旅游开发，由此带动村落周边发展民宿、餐饮、工艺品、土特产等服务业，促进传统与现代、艺术与产业的融合。
（二）打造“火龙凤”历史文化“氧吧”
其次是依托“自然生态”载体，向社会推介和呈现不可移动文物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天河区辖火炉山、龙眼洞和凤凰山三个森林公园，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绿色生态资源，主要以山、水、石、林景观为主，结合山地单车、攀岩、徒步等运动项目，供市民观光、健身、休闲等，一直深受市民群众特别是登山爱好者的欢迎。在这三座山中沉睡着不少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以古墓葬为主，部分是历史名人的安息之处。据不完全统计，火炉山森林公园10处，龙眼洞森林公园12处，凤凰山森林公园5处。
建议通过铺设石径，搭建木栈道，设置指示牌、解说牌等方式，连通森林公园内主要步行径与相近的文物点，把山上的文物（古墓葬）与山下的文物（祠堂庙宇），以及山下的人（名人）串联起来，进一步释放不可移动文物承载的文化信息，挖掘、阐释关于“天河的故事”“广州的故事”，从而提升“火龙凤”作为“城市绿肺”的人文价值，促使其成为广大市民群众吸收历史文化知识的精神“氧吧”。
（三）创建高校历史建筑保育活化研学基地
高校历史建筑作为当年优质的地标性建筑，牵动着人们的思想回望。其余热作用能带领广大师生将文物保护教育活化，让更多的学子乃至群众善待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细心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例如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现位于天河区五山街，始建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932—1937年），主要建筑有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旧址正门牌坊、西门牌坊、体育馆、工学院土木工程教室、法學院、工学机械电气工程教室、电话所、日晷台以及明远亭等63处建筑物及构筑物，建筑规模宏大，造型古典，装饰丰富，中西结合，仿中国固有民族建筑形式进行设计，是广州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大型学校旧址建筑。目前，所有建筑单体由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使用。这些校园历史建筑记载了近代中国大学建设的艰辛，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证。建议由相关文化部门牵头，联合高校打造历史建筑保育活化研学基地，以历史建筑遗存本体为教材，通过摄影、艺术设计、动画制作、手绘地图、书法绘画、建筑构造等模式开设不同受众的体验课程[4]，在教学中解读中西交融、城市发展与社会演变的过程，在传播其价值的过程中更好地活化和保护历史建筑。
（四）设立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保护和利用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长期工程，在党委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激励各阶层群众的共同努力，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基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式文物保护意识。天河区内的刘氏家庙、潘文治将军故居、长湴村抗日先锋队旧址、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周总理视察岑村纪念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都见证了革命志士蹈死不顾、英勇报国的光辉事迹，承载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可依托文物本体，布设爱国主义专题展陈。此外，抗战时期纪念遗产及日本侵华罪证遗址众多，亦是天河区不可移动文物的又一特点，如新一军印缅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十九路军抗战阵亡将士坟园、侵华日军飞机库遗址、黄村机场侵华日军碉堡遗址、刘永福营盘遗址等，可结合其历史意义作进一步修缮保护，建设成为广州市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打造“不可移动文物点”式博物馆
将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建筑或革命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点连成线，依托文物点建设专题陈列馆或专题博物馆。如在刘氏家庙内设立刘永福专题陈列;在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设立红色革命历史陈列;在潘氏宗祠、晴川苏公祠开设当地民俗展览;在华南理工大学石牌舊址建筑群举办文物建筑历史展览等。同时，结合天河区博物馆的专业指导，将不可移动文物制作成实体模型、数字模型或者图片解读等，融汇于博物馆的展览中。除此之外，文物点还可与博物馆合作开展灵活巡展，把展览投放到区文化站、图书馆、学校、社区，甚至推送到天河CBD、天河路商圈等商业繁华地带，让市民群众更多、近距离地了解天河的历史文化，赋予不可移动文物以生命力[5]。
参考文献：
①根据《文物保护法》（2017修订版），不可移动文物主要涵盖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以及（产生于1840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运动或者著名人物相关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
②元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河区范围基本上属番禺县（鹿步司）管辖。1949年后辖区曾多次变更。1985年成立天河区，成为广州市直辖行政区;至2003年底，天河区下辖沙河、五山、车陂、员村、石牌、登峰、天河南、林和、沙东、兴华、棠下、猎德、天园、冼村、黄村、元岗、珠吉、新塘、龙洞、长兴、凤凰、前进等22条行政街;2005年区划调整中，登峰和杨箕划归越秀区。
③《文物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
④指国家享有所有权的文物，我国文物国家所有，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文物所有权形式。⑤《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
[1]彭小青，陈丹.广州城中村改造中古建筑保护问题研究[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70-73.
[2]陶勇，童志文，陈健夫.基于古建筑原真性修复的地域适应性研究[J].山西建筑，2019（13）：20-21.
[3]汤晔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技术形态解析与思考[J].城市规划，2016（11）：38-48.
[4]孙以栋，吴洁，项亚量，吴炜栋.三维动画与体感交互技术结合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传播实践——以湖州市张石铭故居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9（3）：9-12.
[5]吴春宁.地方博物馆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研究利用——以中山市为例[J].文史博览（理论），2012（9）：61-63.
（责任编辑：孙秀丽）
关键词：不可移动文物;城市遗产;广州天河;保护利用;文物旅游
引言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处理好城市化进程与不可移动文物①保护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一项亟待探讨的课题。天河区位于广州市老城区东部，改革开放前一直是广州郊区的农村，以人口密集的农业社区和农村墟市为主。1985年天河建区后②，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逐渐发展成为广州新的城市中心，总面积为137.38平方千米，作为广州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动机”，2020年天河区实现GDP总量5312.78亿元，同比增长2.70%，增速位居全市前列，经济总量连续14年领跑全市。然而，随着城市更新改造步伐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损毁等因素时刻威胁着文物的安全。天河区现存237处不可移动文物、303个文物点，随着全社会对文物保护开始认识和重视，文物保护和抢救任务也日益繁重。本文结合天河区历史和现状，分析天河区辖内不可移动文物的现状、特点和价值，针对像天河这样有历史积淀、当前快速发展的新城区，提出不可移动文物有效保护及合理利用的对策和建议。
一、广州天河历史概述
天河区地处广州古代老城中心地带外围，东北面山峦重叠，树木繁盛，自古就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位于广汕公路的飞鹅岭和龙眼洞村曾出土大量石器、陶器，被称为“广州第一村”。以往田野考古工作中也曾发掘过少量汉、晋墓葬。南宋时期开始，中原大批躲避战祸的移民先后在天河落户，并逐渐以低山丘陵为丧葬集中地，现存古墓葬年代涵盖宋、元、明、清历代，其中部分为名人墓和家族墓。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各村大量兴建众多祠堂、家塾、书室、书舍、庙宇、别墅庭园和民居，坛庙祠堂中又主要以祠堂为主，主要有潘、苏、简、黄、樊、梁、郝、王、李、秦、钟、林、凌、黎、罗、麦、廖、张等宗族姓氏，其中除了渔沙坦村民属于客家民系外，其余均属广府民系。明代以前的文物点相对较少，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古墓葬和民国时期的近现代史迹占大多数，这与广州和天河的历史进程相吻合。
二、天河不可移动文物现状特点
（一）数量、类别和保护级别情况
天河区现存文物在时代分布上并不均衡，表现为中古时期较少而晚清至近现代较多。根据历次文物普查结果，目前天河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237处（共303个文物点），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73处，以及138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处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图1）。其中，国有文物50处，非国有文物187处。
（二）文物空间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
在天河区不到15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保存古建筑、古墓葬等200余处，总体特点呈现时代偏晚，类型集中，多为祠堂庙宇和墓葬，其中墓葬又以清中晚期祖坟、近代名人墓和烈士墓等居多（见表1）。
文物整体上散布于全区各地，但在特定区域内呈小集中趋势。祠堂往往成群连片分布，如吉山村吉山上街、黄村中心街等，街道祠堂比邻分布，具有一定规模。名人烈士墓葬大都集中分布于陵园内（含迁建），如银河公墓。中山大学石牌旧址诸建筑则成片分布于华南理工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
此外保存有完整历史风貌的大型古建筑群稀缺。除了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规格较高具有一定规模外，其余建筑多为民间建筑，规格与规模有限。但另一方面，民间建筑的地方特征鲜明，社区居民认同程度高，特别是祠堂、祖墓等在当地社区传统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三）所有权与使用情况
1.所有权情况
根据《文物保護法》规定③，所有地下古遗址、古墓葬均属国家所有。天河区的祠堂多属村社集体所有，由宗族后裔或村社委托人进行管理;庙宇多属村社集体所有，由村社信徒或其他委托人进行管理;普通民居多为村民个人所有，由所有者或其委托人管理;另有刘氏家庙、华南师大民国别墅（红楼别墅）、侵华日军飞机库遗址、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刘永福营盘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为国家所有，由使用单位管理;黄村碉堡等特殊类型为国家所有，由属地街道管理。
2.使用情况
（1）对外开放
部分祠堂庙宇，如龙洞街樊氏大公祠、一洞樊公祠，车陂街睛川苏公祠、尚书王公祠，黄村街子俊黄公祠、子贤黄公祠、华帝古庙，珠吉街梅隐潘公祠、以良潘公祠、三元殿、北帝古庙，石牌街玉虚宫等，分别被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村社办公场所、村民娱乐中心、民间文艺活动场所等;部分近现代建筑则延续了科研教学场所功能，如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
（2）业主自用
部分文物产权为私人或村集体所有，如前进街绿筠溪馆、光成秦公祠，凤凰街和浩徐公祠、张氏宗祠，龙洞街景祚樊公祠、西奥樊公祠，天园街儒林钟氏祠堂建筑群，黄村街裔良黄公祠，珠吉街均和社学等，一般是业主自住或出租，或用于祭祖、红白喜事宴会聚餐场所。
（3）具有重大纪念意义或特殊用途的国有文物④ 部分文物具备重大纪念意义或其本身具备特殊用途。如刘氏家庙，刘永福营盘遗址，黄村机场侵华日军碉堡遗址，岑村机场侵华日军碉堡遗址，日军侵华碉堡遗址，侵华日军飞机库遗址等均为天河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棠东陂头拦河坝仍在发挥其水利设施的作用等。
（4）闲置，不对外开放
如珠吉街珠村农民协会旧址、仁可潘公祠，棠下街潘达微祖居等，由于建筑本身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无人管理等原因，处于闲置状态，不对外开放。
三、天河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挑战
（一）努力保持本体原真性但压力较大
天河区的历史建筑和古墓葬大多曾经历过数次重修乃至重建，现存建筑主体的修建年代一般为晚清、民国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村民对于祠堂、庙宇、祖坟等古迹的保护热情较高，有些还自发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但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近年石牌、猎德、冼村、新塘、棠下、车陂、龙洞等街道的祠堂大多经过翻新或重建，一些祠堂在重修和重建过程中使用较多现代材料和现代工艺，如用瓷砖贴墙，屋顶使用琉璃瓦，大量使用水泥;还有些祠堂在重修和使用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形制和结构，导致原有的文物价值降低。珠吉、黄村、前进、凤凰等地有一些祠堂未经重修，原貌相对保存得较好⑤。
古墓葬的重修、重建和迁建情况亦非常普遍。大多数始建于宋元明时期的墓葬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被重修或重建过，有些则于近几年进行了重修或重建。重修或重建过程中一般使用当时流行的建筑材料和形制，较少考虑到墓葬的历史原貌，但原有墓碑一般会得到保留[1]。
笔者认为，对古建筑与古墓葬在历史上的重修与重建现象，应辩证看待。这种行为虽然使文物部分丧失其原真性，但重修或重建本身也是当代社区生活中较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地方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族群关系变迁的见证。有些祠堂和墓葬在最后一次重修重建后又历经了百年沧桑;且一些古建筑或墓葬的历次重修或重建都留有碑刻记载，因此也具有一定社会史价值。
（二）文物与周边风貌协调挑战严峻
由于快速城市化，古建筑所在村落大多演变成了房屋拥挤、街道狭窄的“城中村”;一些祠堂前面原有的池塘被填平，背景环境与历史风貌荡然无存。如石牌、冼村、棠下、车陂、新塘、珠村、龙洞、员村、元岗、前进、长兴等地，古建筑多位于狭窄拥挤的现代建筑丛林（城中村）中，与周边环境反差极大;吉山、黄村等村部分地段环境保持相对较好，但也正受到城市化的威胁。地处山岭或公墓陵园内的墓葬，一般环境保存较好;其他如邓镜人墓、李是男墓，已陷入城市建筑的丛林中。目前仅有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的本体和环境保存最为完好。
四、天河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策略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亦是衡量地区经济以及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天河作为广州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动机”，无疑也是城市空间不断扩展的主力阵地，然而区域内仅存的237处不可移动文物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以及文脉的缩影与延续，是弥足珍贵、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以下笔者从机构建设、文物研究、宣传修复、规划协调、资金投入、智慧管理等方面，尝试提出缓解城建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冲突的适当建议。
（一）加强文物保护机构建设
建议根据《文物保护法》以及省市有关文物法规的要求，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指定制度和登录制度，建立可行的文物协管员制度。除按省市相关要求积极成立文物保护监督员队伍（局机关配备5名文物监督员，每条有文物建筑的街道配备1至2名监督员）外，区文物主管部门在各街道、各村均可聘请热心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又熟悉本地历史和文物情况的人员作为文物协管员，并发放一定的报酬，明确其责任。
此外，可结合天河区自身实际，通过向社会专业机构购买服务的形式，聘请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资质的专业机构，成立天河区文物保护服务中心，分片区、点对点、一对一地向辖内各个街道、各社区提供专业的文物保护服务和指导，内容包括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日常管理维护、纠纷处理，对文物进行现状评估和实时监控，提供修缮、保养、维护计划和建议，跟进文物保护工作的审批流程等，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式文物保护平台，依托平台逐步落实区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传承工作。
（二）加大文物研究和宣传力度
文物研究是文物征集、保护、宣传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充分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文物价值，提升文物的知名度和形象，增强社区群众的认同和自豪感。
以往，天河区作为老广州城的东部郊区，区域内的文物研究成果不多，多数文物并不为大众所知。因此需要加强基础研究，通过展览等线上线下的宣传和推送，促进文物的历史和内涵阐释，由此提升公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呼吁本地民众一起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中。
（三）注重整体规划与区域协调
文物保护有特殊的专业技术要求。合理的规划和协调，有利于有效把握各种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因素，以便深入挖掘、全面揭示其文化底蕴。因此，建议区级文物主管部门主动与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以及大学文博考古专业、古建筑保护专业机构建立起协作关系;视条件编制《天河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文物保护分类规划及必要的单体文物专项保护规划，用于指导和规范全区文物保护和利用传承工作。同时，建立区级规划部门与文物主管部门的会商与联席制度，将文物保护纳入到城市整体发展规划中，并根据文物现状按轻重缓急有计划地开展修缮、保养和保护。
（四）出台区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相较于社会效益而言，经济回报在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方面十分有限，这就更加需要政府资金支持，以长效运行文物的保护工作。
近来年，市区两级财政均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和修缮作出了重大扶持。2014年至今，广州市财政每年投入6000万元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其中2100万元资金用于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修缮和保养补助。2012年起，天河区陸续推进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云从龙墓、刘氏家庙、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南门及西门牌坊、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湛川钟公祠和龙葵钟公祠）、许应鑅墓、李是男墓，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潘文治将军故居、绿筠溪馆，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均和社学、光成秦公祠等40多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保护工作。自2014年至2021年初，天河区财政资金共计使用和落实文物修缮设计费、施工及监理费约2548.28万元，其中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补助1770.08万元，区投入配套经费778.2万元。 建议今后区级层面参照广州市相关规定，尽快出台《天河区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区财政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支出，为文物保护修缮的资金申请提供保障。同时，积极开拓社会共同筹措资金的多种渠道，政府对出资的企业或个人给予一定的政策和优惠性鼓励。
（五）建立天河区文物智慧管理平台
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建设不仅可以提高保护力度，辅助利用传承工作，还能实现文物内涵和外延的扩展，开拓更好的保护渠道和传承方式。如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不可移动文物位置、保护区范围、文物信息等数据有效集成，对文物本体状态、文物保护异常事件进行监控采集，实现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展示、查询、统计、分析、巡查、档案管理等功能，建立区级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档案。同时，利用地理信息、三维展示、360全景影像等技术手段，从地面与空中、整体与局部、单点到区域等多维视角，全面展示文物时空信息，实现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和影像可视化。
（六）提高文物建筑修复技术水平
修复技术是促使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再生的重要手段。文物保护单位及相关部门需遵循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可逆性、可识别性以及不改变原状等修缮原则，综合考虑岭南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以及历史文化内涵，合理运用完整式保护、风格延续式保护、建筑功能置换、逐步缓慢更新等技术[2]，对不同保护等级、建筑类型、风格特征的不可移动建筑进行可行性、专业化修复。
五、天河不可移动文物合理利用对策
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服务，而文物只有在人的合理使用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重现光彩。推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最大动力和坚实基础则是通过活化开发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3]。笔者结合天河区不可移动文物的现状，认为，文物保护和活化开发应充分突出其地域特性和原有功能特点，将其置身于岭南文化、生态自然、文化教育背景中，提出促进文物与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积极性方案。
（一）开发岭南宗祠文化旅游路线
历史的“流连忘返”与城市的“日新月异”相辅相成，打造优质旅游文化品牌和产业，是促进古今历史、城市与人文生活环境共同体的长效机制，例如对宗祠人文旅游的开发。宗祠是我国乡土风情和民间文化的珍贵载体，繁盛的宗祠文化是天河区传统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天河区现有祠堂庙宇类建筑共113座，其中宋代1座，明代10座，清代95座，民国7座。它们是岭南民间建筑的代表作品，除了零星散落于各村的大小祠堂外，黄村中心街祠堂群、吉山上街祠堂群、珠村祠堂群、岑村南街祠堂群以及程界村儒林钟氏祠堂群等都是比较完整且有一定规模的祠堂建筑群。大部分宗祠至今仍保留着本族的家风家训，宗祠内的砖雕、石雕、木雕、灰塑以及匾额、楹联、雕刻、书法、壁画、碑刻等，均极具文化、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
建议政府将这几片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纳入全区的发展整体规划中，加大对宗祠的修缮工作，将祠堂群建筑完整保留，并改善其交通条件，整治环境与风貌，建设必要的配套设施，尝试进行文化休闲观光游、岭南古建鉴赏游、历史文化研学游、祭祖寻根游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旅游开发，由此带动村落周边发展民宿、餐饮、工艺品、土特产等服务业，促进传统与现代、艺术与产业的融合。
（二）打造“火龙凤”历史文化“氧吧”
其次是依托“自然生态”载体，向社会推介和呈现不可移动文物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天河区辖火炉山、龙眼洞和凤凰山三个森林公园，是城市中不可多得的绿色生态资源，主要以山、水、石、林景观为主，结合山地单车、攀岩、徒步等运动项目，供市民观光、健身、休闲等，一直深受市民群众特别是登山爱好者的欢迎。在这三座山中沉睡着不少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以古墓葬为主，部分是历史名人的安息之处。据不完全统计，火炉山森林公园10处，龙眼洞森林公园12处，凤凰山森林公园5处。
建议通过铺设石径，搭建木栈道，设置指示牌、解说牌等方式，连通森林公园内主要步行径与相近的文物点，把山上的文物（古墓葬）与山下的文物（祠堂庙宇），以及山下的人（名人）串联起来，进一步释放不可移动文物承载的文化信息，挖掘、阐释关于“天河的故事”“广州的故事”，从而提升“火龙凤”作为“城市绿肺”的人文价值，促使其成为广大市民群众吸收历史文化知识的精神“氧吧”。
（三）创建高校历史建筑保育活化研学基地
高校历史建筑作为当年优质的地标性建筑，牵动着人们的思想回望。其余热作用能带领广大师生将文物保护教育活化，让更多的学子乃至群众善待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细心呵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例如中山大学石牌旧址建筑群，现位于天河区五山街，始建于中华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932—1937年），主要建筑有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旧址正门牌坊、西门牌坊、体育馆、工学院土木工程教室、法學院、工学机械电气工程教室、电话所、日晷台以及明远亭等63处建筑物及构筑物，建筑规模宏大，造型古典，装饰丰富，中西结合，仿中国固有民族建筑形式进行设计，是广州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民国时期大型学校旧址建筑。目前，所有建筑单体由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使用。这些校园历史建筑记载了近代中国大学建设的艰辛，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证。建议由相关文化部门牵头，联合高校打造历史建筑保育活化研学基地，以历史建筑遗存本体为教材，通过摄影、艺术设计、动画制作、手绘地图、书法绘画、建筑构造等模式开设不同受众的体验课程[4]，在教学中解读中西交融、城市发展与社会演变的过程，在传播其价值的过程中更好地活化和保护历史建筑。
（四）设立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保护和利用不可移动文物是一个长期工程，在党委和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激励各阶层群众的共同努力，建设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基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式文物保护意识。天河区内的刘氏家庙、潘文治将军故居、长湴村抗日先锋队旧址、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旧址、周总理视察岑村纪念旧址等文物保护单位，都见证了革命志士蹈死不顾、英勇报国的光辉事迹，承载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可依托文物本体，布设爱国主义专题展陈。此外，抗战时期纪念遗产及日本侵华罪证遗址众多，亦是天河区不可移动文物的又一特点，如新一军印缅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十九路军抗战阵亡将士坟园、侵华日军飞机库遗址、黄村机场侵华日军碉堡遗址、刘永福营盘遗址等，可结合其历史意义作进一步修缮保护，建设成为广州市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五）打造“不可移动文物点”式博物馆
将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建筑或革命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点连成线，依托文物点建设专题陈列馆或专题博物馆。如在刘氏家庙内设立刘永福专题陈列;在广州市银河烈士陵园设立红色革命历史陈列;在潘氏宗祠、晴川苏公祠开设当地民俗展览;在华南理工大学石牌舊址建筑群举办文物建筑历史展览等。同时，结合天河区博物馆的专业指导，将不可移动文物制作成实体模型、数字模型或者图片解读等，融汇于博物馆的展览中。除此之外，文物点还可与博物馆合作开展灵活巡展，把展览投放到区文化站、图书馆、学校、社区，甚至推送到天河CBD、天河路商圈等商业繁华地带，让市民群众更多、近距离地了解天河的历史文化，赋予不可移动文物以生命力[5]。
参考文献：
①根据《文物保护法》（2017修订版），不可移动文物主要涵盖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以及（产生于1840年以后，与重大历史事件、运动或者著名人物相关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
②元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河区范围基本上属番禺县（鹿步司）管辖。1949年后辖区曾多次变更。1985年成立天河区，成为广州市直辖行政区;至2003年底，天河区下辖沙河、五山、车陂、员村、石牌、登峰、天河南、林和、沙东、兴华、棠下、猎德、天园、冼村、黄村、元岗、珠吉、新塘、龙洞、长兴、凤凰、前进等22条行政街;2005年区划调整中，登峰和杨箕划归越秀区。
③《文物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
④指国家享有所有权的文物，我国文物国家所有，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文物所有权形式。⑤《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一条：“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所有人具备修缮能力而拒不依法履行修缮义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给予抢救修缮，所需费用由所有人负担。”
[1]彭小青，陈丹.广州城中村改造中古建筑保护问题研究[J].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70-73.
[2]陶勇，童志文，陈健夫.基于古建筑原真性修复的地域适应性研究[J].山西建筑，2019（13）：20-21.
[3]汤晔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技术形态解析与思考[J].城市规划，2016（11）：38-48.
[4]孙以栋，吴洁，项亚量，吴炜栋.三维动画与体感交互技术结合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传播实践——以湖州市张石铭故居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9（3）：9-12.
[5]吴春宁.地方博物馆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研究利用——以中山市为例[J].文史博览（理论），2012（9）：61-63.
（责任编辑：孙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