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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针对“用工荒”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更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方式、公平社会分配制度等建议。
关键词： “用工荒” 产业结构 附加值 劳动密集型企业
自2004年起，每年媒体都会报道有关“用工荒”的问题，而2010年的形势显得尤为严峻。珠三角、长三角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聚集区域是用工荒的热点地区。珠江三角洲发出了强烈的用工信号，广州市2009年纯节后缺工达15万，东莞、深圳两地各缺工20万。据报道，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在接受采访时称，广州最缺的工人首先是加工制造业，多集中在电器制造业、机械加工业、服装制鞋业等。这一行业的用工需求占了广州用工总量的45%左右；与此同时，原来在珠三角比较突出的用工荒问题，2010年以来又开始“袭击”长三角，很多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的交货时间不得不从1个月拖延到45天，直到现在是4个月才能交货。目前国内呈现的这种“用工荒”问题主要属于结构性缺工，具体表现为企业在招工时呈现“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形”，即对技工、普工（生产一线的工人）的需求量较大，而对处于中间的管理类、文员类员工等需求量不大。因此，这种结构性缺工对加工制造型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用工荒”形成的原因
1.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企稳回升。
随着政府在2009年制定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呈现V字回升，全年实现了“保八”目标，扩大了内需，保持了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了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2009年下半年至今，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工厂陆续接到新订单，开始招兵买马，农民工就业岗位增多。2009年我国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采取“就业优先原则”，一般性投资由45%降至7%，而建筑和服务业领域投资分别升至76%和17%，从宏观上扩大了就业面，调整了就业结构，增加了就业岗位。
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普遍呈现升级和转型的态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引发了对技术创新的更大需求，同时也引发了对技术工人的更大需求，特别是若干发达城市的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而呈现“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特征，在用工方面呈现了高级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城市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不仅对劳务用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低层次、低附加值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产业结构落后，调整速度缓慢。
我国的产业结构还比较落后，调整速度较慢。近几年来，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降低，维持在11%左右；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工业的主导地位不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不到体现，且我国第三产业40%的比率与发达国家70%的比率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30654万人，仍有39.6%的从业人员集中于第一产业。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非农建设占用等因素影响，我国的耕地数量逐年减少，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可开垦土地面积不足7000万亩，在耕地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却增加了8.25%，且伴随农村机械化种植程度低的特点，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我国第二产业发展不均衡，重化工业发展过于迅猛，国内重化工业项目过多、项目上得过急、产值增长过猛，对社会资源要素的占有规模过度倾斜。以重工业为代表的次级工业化，对资本投入需求高，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且重化工业是知识含量较高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包含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修造船等，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高。相对于初级工业化阶段的轻工业，吸纳第一产业过剩劳动力的能力较小。一些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经济指标，为了追求产值和税收的最大化，扩大重化工业项目规模，有的甚至不惜以牺牲当地自然环境为代价，招标中型污染项目。自1978年至今，我国轻、重工业的比例从原来的43.1∶56.9变为现在的28.9∶71.1，两者之差从13.8上升至现在的42.2，重工业比例偏大、结构失调。随着人们对住房、汽车等消费品需求的日益旺盛，以及加快基础建设发展的迫切需求，重工业比重可能将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结构失衡程度进一步加剧，从而使农民工就业问题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水平仍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1/2左右，且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许多问题。因为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小的服务行业如餐饮业的饱和，金融、保险、信息等新兴行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又较高，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所以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倒流、第二产业劳动力闲置待业的状况；且第三产业中有部分行业处于国有经济垄断局面，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不能进入或难以进入，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既不能回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创造财富，又不能进入第三产业创造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率。
3.大型企业迁徙，入驻劳务大省。
许多大型企业纷纷迁徙，入驻劳务输出大省。据报道，全球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富士康拟定在全国劳动输出大省河南投建科技园，试图将郑州打造为“代工帝国”。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也进一步提高，许多外来打工人员为降低生活成本也宁可选择在本省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深圳、上海等发达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劳务输入。
4.“人口红利”结束，呈现老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环境成本外，就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伴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深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特别在近十年间，劳动力年龄人口明显减少，年均增长仅有1%左右，且农村老龄化趋势大于城市。这预示着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代尾声的到来。
二、解决措施
1.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附加值。
我国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曾经为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如图所示的微笑曲线（SmilingCurve），Ｘ轴代表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下游的销售、品牌等的整条产业链，Y轴代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附加值。一般处于两端的产业利润率在20%—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生产制造利润值仅有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的产业利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达国家控制了研发、设计、销售、品牌和服务等环节，制造业所创造的附加值在整条产业链上处于最低点，经济发展逐步从投入型的模式转变为技术型的模式。设法提高产业附加值，高效整合整条产业链，将产业结构向产业链两端推进，是我国从简单的生产制造流程中脱离出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
2.更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方式。
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我们需更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方式。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选择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资金密集型企业相结合的类型企业。以这种方式存在的企业，总体采用先进的技术，但考虑到经济效益问题，可以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替代整个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或者机械不能代替人工作业的部分，从而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综合利用国内的部分闲置劳动力。
3.扶植职业教育，提高工人素质。
产业结构优化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需要的不再是一味埋头苦干的人，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具有一定知识的技术型劳动者。在经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普及程度高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终生教育的组成部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在其诸多文件中多次强调指出：“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不断接受不同层面的、不同程度的职业教育的培训。”提高职业教育的实用性以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提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最终提高劳务工人的自身素质是缓解、解决“用工荒”的又一有效途径。
4.公平分配制度，完善福利制度。
虽然中国经济在高速成长，各个城市经济在快速发展，但近十年来，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劳务工的工资和待遇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广大劳务工仍然处在非同等经济水平的环境下工作和生存。只有兼顾高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平的分配制度平衡，科学发展经济制度，才能缓解“用工荒”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大幅度增长、税收大幅度增长、政府财政大幅度增长、不少发达地区和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为了民生福利和社会和谐，我们更应该完善城市的福利制度，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态势，使广大劳务工能普遍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和成就。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也是人口位居世界第一位的大国，因此，在劳动市场上，还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而近几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也是局部的。我们应当利用好“用工荒”的市场警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提高工人素质，公平完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迎接产业转型升级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厉无畏.创意改变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
［2］张凤娟，孙立城.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方式的研究［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03，25，（2）：232-234，238.
［3］刘耀彬，谭术魁.中部地区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及路径［J］.经济地理，2007，（03）：269-274.
［4］牛若峰.国家工业化发展方向与宏观政策方向［J］.农业经济问题，1995，（01）：16-20.
［5］王春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效益分析［J］.未来与发展，2010，（10）：8-12.
［6］魏达志.“用工荒”现象的经济学解读［J］.特区经济，2010，（03）：12.
［7］曹理达，周慧兰.“中国制造”转型之路［J］.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6）：1-3.
关键词： “用工荒” 产业结构 附加值 劳动密集型企业
自2004年起，每年媒体都会报道有关“用工荒”的问题，而2010年的形势显得尤为严峻。珠三角、长三角等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聚集区域是用工荒的热点地区。珠江三角洲发出了强烈的用工信号，广州市2009年纯节后缺工达15万，东莞、深圳两地各缺工20万。据报道，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在接受采访时称，广州最缺的工人首先是加工制造业，多集中在电器制造业、机械加工业、服装制鞋业等。这一行业的用工需求占了广州用工总量的45%左右；与此同时，原来在珠三角比较突出的用工荒问题，2010年以来又开始“袭击”长三角，很多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的交货时间不得不从1个月拖延到45天，直到现在是4个月才能交货。目前国内呈现的这种“用工荒”问题主要属于结构性缺工，具体表现为企业在招工时呈现“两头重、中间轻”的“哑铃形”，即对技工、普工（生产一线的工人）的需求量较大，而对处于中间的管理类、文员类员工等需求量不大。因此，这种结构性缺工对加工制造型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用工荒”形成的原因
1.政府宏观调控，经济企稳回升。
随着政府在2009年制定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开始呈现V字回升，全年实现了“保八”目标，扩大了内需，保持了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了民间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2009年下半年至今，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工厂陆续接到新订单，开始招兵买马，农民工就业岗位增多。2009年我国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采取“就业优先原则”，一般性投资由45%降至7%，而建筑和服务业领域投资分别升至76%和17%，从宏观上扩大了就业面，调整了就业结构，增加了就业岗位。
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普遍呈现升级和转型的态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引发了对技术创新的更大需求，同时也引发了对技术工人的更大需求，特别是若干发达城市的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转型而呈现“后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特征，在用工方面呈现了高级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城市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不仅对劳务用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低层次、低附加值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产业结构落后，调整速度缓慢。
我国的产业结构还比较落后，调整速度较慢。近几年来，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逐年降低，维持在11%左右；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一直维持在40%的水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工业的主导地位不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得不到体现，且我国第三产业40%的比率与发达国家70%的比率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我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由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30654万人，仍有39.6%的从业人员集中于第一产业。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非农建设占用等因素影响，我国的耕地数量逐年减少，目前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可开垦土地面积不足7000万亩，在耕地资源减少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却增加了8.25%，且伴随农村机械化种植程度低的特点，仍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我国第二产业发展不均衡，重化工业发展过于迅猛，国内重化工业项目过多、项目上得过急、产值增长过猛，对社会资源要素的占有规模过度倾斜。以重工业为代表的次级工业化，对资本投入需求高，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特征。且重化工业是知识含量较高的基础原材料产业，包含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修造船等，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高。相对于初级工业化阶段的轻工业，吸纳第一产业过剩劳动力的能力较小。一些地方政府以GDP为核心经济指标，为了追求产值和税收的最大化，扩大重化工业项目规模，有的甚至不惜以牺牲当地自然环境为代价，招标中型污染项目。自1978年至今，我国轻、重工业的比例从原来的43.1∶56.9变为现在的28.9∶71.1，两者之差从13.8上升至现在的42.2，重工业比例偏大、结构失调。随着人们对住房、汽车等消费品需求的日益旺盛，以及加快基础建设发展的迫切需求，重工业比重可能将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结构失衡程度进一步加剧，从而使农民工就业问题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水平仍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1/2左右，且在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许多问题。因为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小的服务行业如餐饮业的饱和，金融、保险、信息等新兴行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又较高，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所以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倒流、第二产业劳动力闲置待业的状况；且第三产业中有部分行业处于国有经济垄断局面，市场机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不能进入或难以进入，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既不能回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创造财富，又不能进入第三产业创造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率。
3.大型企业迁徙，入驻劳务大省。
许多大型企业纷纷迁徙，入驻劳务输出大省。据报道，全球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富士康拟定在全国劳动输出大省河南投建科技园，试图将郑州打造为“代工帝国”。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生活成本也进一步提高，许多外来打工人员为降低生活成本也宁可选择在本省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深圳、上海等发达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劳务输入。
4.“人口红利”结束，呈现老龄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环境成本外，就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伴随着计划生育制度的深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发生变化，特别在近十年间，劳动力年龄人口明显减少，年均增长仅有1%左右，且农村老龄化趋势大于城市。这预示着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而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代尾声的到来。
二、解决措施
1.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附加值。
我国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曾经为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如图所示的微笑曲线（SmilingCurve），Ｘ轴代表从上游的研发设计到下游的销售、品牌等的整条产业链，Y轴代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附加值。一般处于两端的产业利润率在20%—25%之间，而处在中间的生产制造利润值仅有5%，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的产业利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达国家控制了研发、设计、销售、品牌和服务等环节，制造业所创造的附加值在整条产业链上处于最低点，经济发展逐步从投入型的模式转变为技术型的模式。设法提高产业附加值，高效整合整条产业链，将产业结构向产业链两端推进，是我国从简单的生产制造流程中脱离出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
2.更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方式。
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大背景下，我们需更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存在方式。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选择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资金密集型企业相结合的类型企业。以这种方式存在的企业，总体采用先进的技术，但考虑到经济效益问题，可以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替代整个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或者机械不能代替人工作业的部分，从而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综合利用国内的部分闲置劳动力。
3.扶植职业教育，提高工人素质。
产业结构优化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需要的不再是一味埋头苦干的人，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具有一定知识的技术型劳动者。在经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普及程度高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是终生教育的组成部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在其诸多文件中多次强调指出：“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不断接受不同层面的、不同程度的职业教育的培训。”提高职业教育的实用性以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提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最终提高劳务工人的自身素质是缓解、解决“用工荒”的又一有效途径。
4.公平分配制度，完善福利制度。
虽然中国经济在高速成长，各个城市经济在快速发展，但近十年来，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长江三角洲，劳务工的工资和待遇都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广大劳务工仍然处在非同等经济水平的环境下工作和生存。只有兼顾高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平的分配制度平衡，科学发展经济制度，才能缓解“用工荒”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大幅度增长、税收大幅度增长、政府财政大幅度增长、不少发达地区和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为了民生福利和社会和谐，我们更应该完善城市的福利制度，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态势，使广大劳务工能普遍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和成就。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也是人口位居世界第一位的大国，因此，在劳动市场上，还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而近几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内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也是局部的。我们应当利用好“用工荒”的市场警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提高工人素质，公平完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迎接产业转型升级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厉无畏.创意改变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
［2］张凤娟，孙立城.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方式的研究［J］.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03，25，（2）：232-234，238.
［3］刘耀彬，谭术魁.中部地区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及路径［J］.经济地理，2007，（03）：269-274.
［4］牛若峰.国家工业化发展方向与宏观政策方向［J］.农业经济问题，1995，（01）：16-20.
［5］王春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就业效益分析［J］.未来与发展，2010，（10）：8-12.
［6］魏达志.“用工荒”现象的经济学解读［J］.特区经济，2010，（03）：12.
［7］曹理达，周慧兰.“中国制造”转型之路［J］.21世纪经济报道，2010，（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