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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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兼语结构属于分析型致使结构.对《颜氏家训》中的“使”“令”兼语结构作穷尽性调查,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从主语(致使者)和兼语(受使者)的生命度,主语(致使者)的意愿性,兼语(受使者)的自控度,以及小谓语(W2)的行为动词与状态动词之分等几个参项出发,观察兼语结构在中古时期的演变情况,发现《颜氏家训》中“使”“令”兼语结构都已经分别分化为使令式和致动式,且致动式已经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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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中的兼语结构属于分析型致使结构.对《颜氏家训》中的“使”“令”兼语结构作穷尽性调查,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从主语(致使者)和兼语(受使者)的生命度,主语(致使者)的意愿性,兼语(受使者)的自控度,以及小谓语(W2)的行为动词与状态动词之分等几个参项出发,观察兼语结构在中古时期的演变情况,发现《颜氏家训》中“使”“令”兼语结构都已经分别分化为使令式和致动式,且致动式已经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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