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的婚礼是在1980年的最后一天举行的。当时，几位要好的工友挤在一起住，给我们腾出一间单身宿舍，他们先把宿舍里粉刷一遍，就把我和爱人的两张单人床对在一起，然后把新褥子新床单往床上一铺，再把两床新被子放上，外加一对爱人绣的鸳鸯枕头。无论是桌面上铺的，还是茶具上盖的，清一色的雪白钩花，那都是爱人日日夜夜用钩针编织而成的。一张两屉桌上陈列的是工友们送的盖着红喜字的暖瓶、脸盆和茶具等礼品。桌子两边各放一个板凳。玻璃上和门上贴的都是大红喜字。新房里最贵重的，就是岳父送给我们的那块军用毛毯。
　　“咱们攒上两年钱就买台大彩电。”我浮想连翩地说。“不。我还要把攒起来的钱，留给咱们的宝宝上学用呢。”爱人幸福满满地说。在门口听房的工友们顿时就乐了起来。我们的幸福马拉松就从这里开始了。
　　三年后，我们告别单身楼住进筒子楼，我们这两只勤劳的小蜜蜂，在这个蜂箱般的小屋里过得甜蜜蜜。在筒子楼里让我最难忘的是鼓捣照相机。当时没有暗室，我常把公用厕所当暗室用。有一回，我好不容易从朋友那里借了台120相机，忙活了一个星期天，给全家人照了一个胶卷的像，当我盼到夜深人静时，就赶快把显影液和定影液配制好，随手把装在厕所外边的电灯开关关掉，便放心大胆地在厕所里冲起胶卷来。刚完成显影正准备定影时，“咔嗒”一声，厕所里的灯突然亮了，急得我大呼小叫地蹦起来：“哎呀！全曝光了。”吓得正准备上厕所的一位老人瘫在厕所门口。从此，我再也不敢在厕所里冲洗胶卷了。
　　我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竟然被厂宣传科相中，成为厂里的一名专职新闻干事，不但拥有与我形影不离的海鸥牌120相机，我还拥有了属于自己专用暗室。我把当天抓拍的好新闻连夜冲洗出来，到第二天一早，就在办公楼门前的宣传栏里展出。尤其是在每年的年终表彰大会上，最忙活最吃香的就是我了，那些先进和劳模戴上大红花，捧着锦旗和奖状时，都争着让我这个“记者”给他们留个影。散会后，那些先进集体的领导们就争着来请我，让我给他们单位合个影。此刻的我呀，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更幸福。
　　到90年代初，我们又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新房子。我们推着辆自行车，每天晚上大包小包地往新家里搬东西，老伴逗我：“不就是搬个家嘛，弄得像是怕人家抢走你的幸福似的。”“那是当然的啦。”我是一脸的灿烂。
　　说实话，那年月的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些积攒下来的书报和胶片，可是当我一包一包地搬到新家里，开始在阳光般的灯光下盘点时，我就尽情地享受起每一本、每一件、每一幅和每一篇后的动人故事。
　　在我和老伴退休后，怕给正在省城创业的女儿添麻烦，老两口用我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再贷上点款，在女儿的身边买了套二手房。从此，每次从老家到新家时，我和老伴就大包小包地，把那些“心爱的东西”又不辞辛劳地从老家往新家里倒腾，女儿心疼地劝我们：“别倒腾了，快扔了吧，我给你们买新的。”可我和她妈每次看着我们大包小包倒腾来的东西，就幸福地对女儿说：“你就放心吧。这过日子能省一个就得省一个，再说，只要是我们还能倒腾得动，那就说明我们的底气足着呢。”
　　我们老两口经常想，一辈子了，之所以我们总是坚持在我们的幸福马拉松里，那是因为在平凡的细小日子里，我们一直储蓄着足够的能量，才让我们一生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幸福呀。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