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1日潘杰瓦伊的枪声和16条无辜生命的逝去带来“阿富汗最黑暗的一天”开始，38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美国大兵罗伯特·贝尔斯就“暴得大名”，成为全世界媒体竞相报道的对象。
　　当然，大兵贝尔斯的“奇遇”并不止于此。事情的蹊跷在于，直到3月16日“一名不愿公布姓名的美政府官员”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口说出他的名字之前，尽管许多人都在谈论他，但他的名字却无人知晓，他只是那个“已婚，有两个孩子，曾三次在伊拉克服役，首次派驻阿富汗”的大兵；而在“美军屠夫”姓名大白于世的时候，传出的消息却是，两天前他就被带离阿富汗送到科威特，此刻已在前往美国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军事基地的途中，理由仅是“阿富汗没有合适的关押设施”！也就是说，就在贾拉拉巴德的阿富汗大学生和民众高呼“美军士兵必须在坎大哈受审”的时候，贝尔斯早已陈仓暗渡，飞越万里关山回国了。
　　闯了大祸的贝尔斯偷偷地走了，就在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却高调地来“灭火”，一踏上阿富汗的土地就宣称“我们都被这一事件深深震惊并感到悲伤”，并有意无意地说贝尔斯“有可能面临死刑判决”。然而3月15日《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美官员的话说：“这名士兵与妻子关系紧张，受压力、酒精和家庭问题影响，精神突然崩溃。”这是美方往精神疾病方面为贝尔斯解脱预作辅垫。
　　“他并不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尝试做正确事情、令人喜爱的年轻人”，3月19日的《纽约时报》开始暗示贝尔斯是一个“好人”，同天的美国广播公司则干脆直截了当地称“贝尔斯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那么如何在这个“好人”与那个连杀16人的“屠夫”之间自圆其说呢？美国主流媒体再三强调贝尔斯在美军服役十年，三进伊拉克，身心疲惫，或许患有创伤后精神失调问题，所以一下子就“崩溃了”。
　　美国媒体如此“宽容”，让英国《贝尔法斯特电讯报》也有点看不过去。这家报纸说，如果是一个塔利班武装人员做了这样的事，不用说肯定是“邪恶、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而轮到贝尔斯，则是“可能遭受过某种创伤”，这种逻辑让人有些厌烦。其实，只要稍稍回看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贝尔斯的“奇遇”并不是上天特别眷顾他。1968年越战期间，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一个美军排在排长凯利的率领下屠杀了数百名平民，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然而凯利没有受到任何惩处，直到第二年、1969年11月事件被《纽约时报》披露后，美国军方才不得不在国内审判凯利。1971年3月31日，凯利被判终身监禁，然后“奇遇”降临了，他只在监狱待了三天，就获准回家进行“公寓监禁”，三年半后凯利重获自由……而这种对于自家士兵“重重提起、轻轻放下”的戏码三四十年后还在重演。2009年11月，就是在此次贝尔斯肇事的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美军士兵吉布斯成立了一个五人“杀人小组”，开始屠杀平民并收藏受害者骨头的“杀人游戏”。东窗事发后，2011年11月，吉布斯被判终身监禁。这是十年来驻阿美军士兵因杀人被判的惟一一例，不过，吉布斯仍可以在坐牢十年后获得假释！
　　事实上，肇事后不在当地受审的“治外法权”正是美国大兵频频逢遭“奇遇”的“护身符”。那么，何以美军时不时会有这种疯狂行为？面对遥遥无期的征战和时常伴随的死亡，士兵心理极度扭曲，在犯罪后不用付出多大代价的情况下，一冲动就杀了人。然而，这是一种表面解释。而更深的根源在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于非西方社会在文明与种族上的根深蒂固的蔑视。美国士兵或许是尊重生命的，但尊重的是美国人的生命，而不会珍惜阿富汗人的生命，更不会把这些生命与自己人等量齐观。而这种“内外有别”的文明与种族歧视如果寻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罗马公民享有各种权利，但这仅限于罗马人，而且并不妨碍他们随时可以剥夺外族奴隶的生命，甚至将其作为“角斗士”投诸猛兽。
　　不过，今天的时代毕竟不同了。潘杰瓦伊事件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忙不迭地出来“危机公关”，在宣称“美国会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和自己的孩子遭到杀害一样来严肃处理此事”的同时，一直强调“这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做法，这不代表我们的军队”。其实，是不是偶然事件其实很好判断，那就是——贝尔斯的最终命运，会不会是另一个吉布斯，甚至是另一个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