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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古老，足以让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放下骄傲而仰视；有一种纠结，足以让她自己的人民和邻居恸哭悲鸣；有一种混乱，足以让她自己的姓名变得虚幻；有一种希望，足以让她由绝望而生出大国之梦。如此这般的古老、纠结、混乱、希望汇聚在一起——这就是印度。最古老的文明、最根深蒂固的宗教、贫困落后的乡村、紧紧束缚着人民心灵和身体的古老制度、生机勃勃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宏伟的计划与抱负……印度，如同一个衣衫褴褛、却朝气蓬勃的青年，正行走在未必实际却也未必不可能的希望之路上。这个与我们有2000余年交往历史的大国正在逐渐变得不安分。看看《环球时报》与《参考消息》这两份堪称中国影响最大的国际时政报纸：关于印度军事力量、关于印度官方或媒体或明确或模糊地针对中国的报道，几乎是连篇累牍。恰逢金砖国家峰会今年于印度召开，同时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亚洲成为世界军购第一大洲，印度已成为世界军购第一大国。近日，印度刚刚试射成功射程5000公里的“烈火-5”导弹，又在印度舆论界引起针对中国的喧嚣……中国的卧榻之侧，酣睡着一个雄心勃勃的巨人。面对这样的印度，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反应？或者说，我们真的了解印度吗？
印度是这样的大国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亚洲东部格局中有潜力完成国家崛起、实现大国战略的国家。评估大国的方法有很多，但究其根本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军费开支。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依靠IT产业的拉动，其国民收入、财政收支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均有改善。印度政府于1991年撤销对软件出口及软件公司盈利征收的税项后，软件出口从1991年的1.64亿美元直接上升至1998年的20多亿美元。2010至2011财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5%。
印度的军事能力和抱负更是众所周知。
印度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98年5月印度接连进行五次核试爆，从而跨过核门槛，一度引发南亚核竞赛。
印度是拥有航母的国家，印度海军目前拥有一艘航母、八艘导弹驱逐舰、约40艘护卫舰、16艘潜艇以及大量辅助战舰。据悉，印度政府已批准2015年之前再建造两艘核潜艇。
最近印度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一军购大国。2011年印度军费开支为363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同年军费的40%，而其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84万亿美元，仅为中国同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这充分说明印度对于军事发展的投入程度。2012年3月16日，印度宣称2013年军费开支将增加至400亿美元。2011年印度的国防开支增长了12％，与此同时印度军方正购买一系列新装备，包括作战飞机、潜艇和火炮。目前印度还在与法国达索航空公司最后敲定关于126架“阵风”战斗机的购买合同，该交易估计价值为120亿美元。
2012年4月19日，印度成功试射“烈火-5”导弹，这使得印度在成为继美、俄、中、英、法五国之外的第六个拥有远程核导弹打击能力的国家的同时，其导弹射程已经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印度媒体更将该导弹贴上了“中国杀手”、“打到北京”的标签，而印度防长则宣称“‘烈火-5’让印度高高站立”，其针对中国之心昭然若揭。事实上，中国早在1980年就第一次成功向太平洋试射了8000公里射程的“运载火箭”，因此印度官方与媒体的言论更像是一个坐井观天的儿童，刚刚有点起色便高呼“得矣得矣”。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分析印度如此行为的根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格局决定了大国行为的总体趋势。所谓世界格局，就是世界上各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其中的实力就包括各种经济、军事、政治执行能力，外交手段和国土面积、居民数量、民族素质等等。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当一个国家过于强大时，其周边国家尤其是大国就会联合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制衡，以求得格局的基本平衡。在东亚地区，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在拉大，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印度。因此完成在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制衡，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崛起，以免实力差距过大，自然就成为了印度国家战略中的重点。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一些官员甚至从不讳言自己的目的。早在2001年3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就说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
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印度在南海问题所展示出来的态度。不论是积极参与南海问题国际化，还是与越南合作开发油气田，都是印度通过外部制衡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实证。在中印之间，最敏感却又最实际的问题就是领土问题。领土纠纷是国家根本利益的矛盾。换言之，除因中国崛起而感到震动外，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是印度在内部积聚实力发展军备、在外部联合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制衡中国的关键原因。不论印度是因无法识别中国崛起后的政策意图，还是本能地对周边大国崛起产生出的必然恐惧；不论是觉得中国军事实力上升是对印度的威慑，还是因50年前那场战争而怀抱着的忌惮和报复心理，中印之间实际存在的领土争端和印度实际控制着的藏南地区才是问题的实质。在整个东亚的体系结构中，中印都属于依靠自身能力来维系国家安全的自助国家，因此其对外政策的实质还是维护本国核心利益。这样，两个同样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就必然存在安全困境。但作为自助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印度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表态展现出了一个大国的独立性，其利益攸关点有时也与中国重合，比如在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上，印度比中国更积极表示出不会降低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的立场。所以，中印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友好就十分自然了，但是归根结蒂领土问题才是中印关系的实质问题。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认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更多责任在印度一方，因为中国始终没把印度当成敌人，而印度某些人则认为中国是‘威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中印边界问题经过两国代表十四轮的谈判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不能接受麦克马洪线，而印度也不同意从其多年来实际控制的那些地区退让出来，不愿做出一些调整。而我们都知道，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占领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这对于印度来说如芒刺在背，战争失败的阴影50年来始终盘旋在印度精英阶层的心中。其次，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在拉大。印度在与中国贸易中形成了巨大的赤字，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其GDP大约只占中国的1/4，在军事能力等其他方面也弱于中国。第三，中国同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国家以及缅甸的关系引起印度的疑虑,印度感觉自己处于包围之中。所以，印度始终认为自己可能会同时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两线作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中印之间的和平友好，中印每年也会互派很多代表团访问，近期国务委员戴秉国也表示丝毫不存在所谓中国要‘进攻印度’、‘打压印度’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仍然没有消除印度的疑虑，尤其是印度的一些军方高层人士一直高调宣称中国威胁。因此，中印两国媒体在这方面也没必要过分夸大，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对于中印关系的未来，程瑞声大使对本刊记者说到：“印度是中国的第二大邻国，也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经济发展虽逊于中国，但近年来其GDP也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所以正如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美国面临着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新的竞争者。实际上，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国家经济总量的话，印度已经是世界第四了。因此世界上很多学者都已经把中美印三边关系作为很重要的议题提了出来。由此可见，中印关系已经是世界上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了。而且由于双方历史上还在1962年发生过边界战争这样比较大的事件，所以中印双方均应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中印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历史上，从1959年西藏叛乱开始到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为止，中印关系曾长期对抗，双方都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也影响了周边的安全局势。而自从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至今，中印两国关系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显然两国的和平共处对双方都很重要，这样双方才都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如今中印两国同为金砖国家，中国还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总量也屡创新高。再者，中印之间还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比如在减排问题上，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其利益和主张都是一致的。再比如能源方面，中印在从伊朗进口石油方面的政策也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的鲜明反差也是印度追逐军事力量的重要原因。古印度文明的疆域毕竟曾经包括今天南亚的几乎全部地区甚至中亚部分地区。印度又是距离世界资源贮藏量最丰富、地缘利益最集中地区——波斯湾的最近和最大的国家。正因此，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对印度的未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预言：“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换言之，印度有着自己的大国梦想。印度洋不能白白以印度来命名，波斯湾也不能仅仅在地理上存在于北印度洋，印度目前的军事发展方向也正如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所说：“印度来日的伟大，在于海洋。”20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拥有了印度，英国才享有了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能够把势力伸张到西太平洋之上。因此印度地理位置的意义不言而喻，而拥有这个地理位置的印度自然产生了主导印度洋的欲望，而要实现这个大国梦，印度必须拥有与此相匹配的实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国民心态的重要变化，而此刻的印度也在经历新一轮的民族觉醒。如今，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安分的印度，也会看到一个强大的印度。在前不久落下帷幕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人们看到印度总理辛格那年迈却健朗的身影伫立在领导人的中间位置，不禁产生联想：这样的国家将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产生怎样的冲击？显然，西方国家担心的不应该仅仅是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助理研究员楼春豪认为，印度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因为与巴基斯坦、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其边界问题和国内民族矛盾突出，所以陆军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印度国防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印巴矛盾的突出使得北方克什米尔实控线上必须驻扎大量守军以应付威胁；另一方面，维系印度洋军事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又使得印度必须将国防重点向海军持续偏移，于是尽管印美关系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巴反恐合作使得印度十分不爽，而美国维持自己在印度洋绝对优势的基本政策对于印度来说更如芒刺在背。或许正如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在2001年8月所表示的：美印关系是有限的，“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那是一个已然拥有海上核打击能力且意欲称霸印度洋的国家。
打开黑箱看印度
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分析，仅仅从实力和意图角度分析是不充分的，任何政策的实行显然并不能仅仅由世界格局和地缘状况来决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略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决策体系，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打开印度的黑箱，去看看这个国家的内部。
在笔者看来，最应该考察的是印度的宗教和政治制度。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印度”二字。印度拥有堪称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拥有辉煌的历史，为世界贡献了多个影响深远的宗教，在这里也曾多次建立庞大的帝国。但是印度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民族国家，早有西方学者认为，“印度”本身只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集合体，而非物质层面的国家和政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度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姜景奎认为，印度的地理概念即指南亚次大陆，印度的文化属性一般是指以印度教为核心，以印度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为组成部分的观念体系。
古代印度一直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更是从未出现过完全大一统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印度一方面是以甘地为首的现代民族主义领袖一手缔造的，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之奠定了基础。姜景奎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误区，即认为印度的统一完全由英国“空降”，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孔雀王朝、4～6世纪的笈多王朝、13～16世纪的德里苏丹国、16～19世纪中期的莫卧儿王朝都是相对统一的，而英国治下的印度面积甚至还不如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广大。
但是，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度等等，确实都是由英国殖民者为现在的印度留下的基本制度。印度还有一个称号是“民族博物馆”，印度现有400多个少数民族，约有5900万土著部落居民，而印度货币卢比上就印有17种文字。因此，印度作为一个国家首先存在的问题就是民族众多，整合难度很大。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印度又是如此和谐，人民幸福指数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在殖民时代，英国仅仅依靠几千名军官和数万之众便统治了整整三亿印度人，这令人惊骇的纪录至今仍然可算作另类的奇迹。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情世界的感情
不久前，本刊记者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印度。跟几乎所有去过印度的中国人一样，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印度处处都闪耀着宗教的光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都有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而印度正因为这些存在而体现出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表象。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指出，宗教是区别文明与文明之间最鲜明的标志。想要了解印度，必须对印度宗教文化有所涉猎。
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印度较早的宗教是吠陀教，其崇拜对象是多个不同的神。西方最古老的宗教也是如此，人因为命运的无形而恐惧，进而崇拜有形或者想象中的具体事物。但是宗教的历史进程多数是一致的，即其崇拜对象由多个逐渐发展为一个，崇拜的神也从有形而发展至无形。比如，上帝实际上就是一团光的所在，无形无相。同时众多宗教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创立者。然而，印度教及其前身婆罗门教却完全不同。它没有明确的创立者，没有耶稣，没有穆罕默德，也没有释迦牟尼，甚至都没有使徒彼得这样的传教者。实际上，印度教基本是依靠沿袭和修改吠陀教的传说而流传至后世。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教基本由婆罗门教以及零散的佛教内容和印度民间传说构成。印度教的三个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均为有形之神，换言之，印度教在宗教谱系上来说是十分古旧，但它就是这样主宰着印度人的精神世界。姜景奎指出，“印度教及其经典都是集体创立的，印度教是一种多元宗教，我称之为一神信仰、多神崇拜。比如在崇拜主神的基础上，任何人都可以崇拜老鼠、大象等等。因为印度教认为不论是老鼠还是大象，都不过是同一个主神的不同状态而已。”
婆罗门教的核心教义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种姓制度。它把所有的人口区分并等列为不同的集团。这种区分和等列，一般是以血统、婚姻和职业为标准。种姓类似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阶级，并包含表现在文化上、联系到职业上、世袭上和内婚制上的等级。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教士和学者）、刹帝利（贵族和战士）、吠舍（农夫和客商）、首陀罗（农奴和奴隶）。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宣称梵天用口造出婆罗门，用手造出刹帝利，用双腿造出吠舍，用双脚造出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各族间不可通婚，下一等级的人不允许从事上一等级从事的职业。四大种姓之下，还有“不可接触者”贱民。显然，种姓制的实质是一种极端严格且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同时，婆罗门教还设置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即任何违反种姓制度的人都会遭到放逐。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中的一段文字如是说：“做你份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份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因此印度人3000余年传承下来的心态就是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于律己。职业是“神”分配给你的，因而不但是世袭的，而且是你不能违抗的，如果违背“神”的旨意，你就会被社会抛弃。抛弃你的不但是其他种姓群体，而且也包括你所属的种姓社群。婆罗门教的另一主张就是善恶有报、人生轮回，轮回的形态取决于现世的行为，只有达到“梵我同一”方可获得解脱，修成正果。因此，那些低种姓的人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找到当世之位置，严守当世之痛苦，以待来生之幸福。所以本刊记者在印度各大广场所见所闻最多的，就是印度人慵懒地躺在草地之上“谋杀”着无聊的时光。你无需奋斗，因为你无法改变身份和命运。这些古老的制度和文化并不因为西方人的统治、并不因为共和国的建立、并不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并不因为追求现代化和大国抱负而消退——直到今天它依然紧紧地控制着大多数印度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姜景奎在谈到印度教对其信徒的影响时，谈到了中印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中国人的理想状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平天下是我们最崇高的抱负，实际上就是入世的人生态度。而印度则只强调修身齐家。用印度人自己的话来说是林栖期，即为遁世，所以印度人最终是寻求解脱的，他们最看重的是来世而非现世。因此印度人的性格才会比较散漫，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等待来世就可以了。
楼春豪认为，印度就是依靠其宗教信仰维系着社会基本结构，在这个可以说从未发生过革命的国家之中，宗教起到了类似伊斯兰教对于世俗政权所起到的作用。作为偏刚性的宗教，十分不平等的印度社会因印度教而和谐，而印度教也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从未被内力或者外力打破而延续。英国殖民者确实给印度带来了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带来了统一的规章，但是英国人也正是利用了印度教对于印度社会的整合作用而统治着印度。直到甘地的出现，也未能自上而下将印度教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消除。
印度至今仍有80%的人信仰印度教，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等级观念是不可能被废除的。尽管印度教对于印度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问题就在于，过于稳定的社会也意味着阶层之间严格封闭，社会结构丧失了流动性。印度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很难再有所改变了。这样的后果首先是社会精英阶层缺乏足够的竞争，同时社会精英的数量也过于稀少，只有高级种姓的人才有机会竞争高位。实际上竞争的减少、社会精英基数的弱小就会直接导致国家发展前景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任何国家都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其次，社会流动性的壁垒阻挡了下位者的奋斗精神，也使得他们自暴自弃，印度低种姓人群的超高文盲率由此而生，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最基本的教育，低种姓人群乃至贱民就难以大规模觉醒而去对抗命运，更不用说去质疑种姓制度甚至进行革命。种姓制度3000年来没有本质变化，原封不动地保留至今，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印度社会稳定。但是人们不禁好奇：经济迅速发展，民主观念日入民心，这种极度不平等的现状还能维系多久呢？姜景奎教授认为，“种姓制度未来还是不可变的，因为种姓决定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包括家族关系、工作、收入等其他方面，所以印度人强调的平等都是种姓内的平等。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不论其财产如何，他在宗教地位上都是崇高的，其他种姓则必须对他进行朝拜，这种高种姓的优越感和低种姓的宗教崇拜心态是很难改变的。”
印度国内第二大宗教为伊斯兰教。印度境内大约有13%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关于印度两大宗教的矛盾，姜景奎介绍说，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文化主要就是因为印巴分治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穆斯林都奔向了当时的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样留下来的伊斯兰教徒本身就在社会地位上属于比较低下的族群，而并非由于印度教排斥了伊斯兰教。换言之，目前伊斯兰世界认为印度国内穆斯林地位低下是由于印度教恃强凌弱，这是不对的。姜景奎认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对抗并没有外界渲染得那么激烈，我个人接触到的很多年轻穆斯林都是认可如今的印度政权的。”
但不论如何，两种宗教的斗争都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上，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包括锡克教在内的一些势力较小的宗教也会跟印度教徒发生冲突。而我们熟识的佛教缘起于婆罗门教，但佛教从来不是婆罗门教。后者讲求等级，前者强调平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不平等制度遭到了民众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才会产生追求平等的佛教。但是佛教在印度却在经历了千年兴盛之后日渐式微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讲求平等，佛教的主张是不现实的。
民主制度与种姓政治
印度的宪政要归因于英国人的“空降”民主，然而英国人的遗产还包括印巴分治和克什米尔问题。历史不论功过，但是印度人心中是有一杆秤的。在本刊记者随团访印期间，切身感受到的自然也包括了印度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去英国化趋势，尽管英国对印度的影响早已不可更改。
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历史上印度非常容易维系专制统治。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迅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从极度的专制直接转变为民主而没有经历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个跨度在人类历史上堪称奇迹。但正因为这个跨度太大，时间太短，印度民主政治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也有点“独树一帜”的味道。
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就在于它以公正平等为旗帜，平衡了大众的权力欲。但是印度从1947年建国至今，种姓制度从未在实质上有所松动。换句话说，印度建国后，固有的不平等与民主所宣扬的平等这对矛盾在其社会内部业已共存了近70年。而这正是印度民主政治最大的挑战之一，因此印度才有了著名的“种姓政治”。
印度于1950年通过其宪法宣布废除“贱民制”，最受人诟病的种姓间不可接触制被清除，但是种姓制本身并未从根本得到净化。实际上，印度政府在通过一定政策向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扶助和福利时，是以种姓为界定手段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想获得政府在教育机构、就业岗位等方面的保留名额，你必须属于某一低等种姓。低等种姓的社会身份在这时候成了获得政府扶助的必要条件。当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差别对待，只能以种姓的身份获得政府的帮助时，低等种姓的身份对他们来说便是在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状态下有可能平等占有社会资源的惟一自身资源。显然，这给种姓制度披上了新的合法性外衣。同时，印度政客打着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旗号捞取底层民众的选票。这就是当代印度政治舞台上的“种姓政治”，眼下这种“种姓政治”成为强化种姓制的最重要因素。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种姓”这一工具，打“种姓政治”这张牌，已经成为印度每一个政党能否得到足够的选票、成为执政党的关键，甚至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2008年5月，人们在拉贾斯坦邦爆发的骚乱中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数千名属于“首陀罗”种姓的民众在该邦一半以上的城镇同时举行游行示威，再次要求当地政府将自己纳入“特殊种姓部落”，游行示威随即演变成暴力骚乱。示威的民众阻断了从新德里到孟买的铁路交通干线，并与前来制止骚乱的警察发生冲突，数辆警车被烧毁，至少39人被警察打死。事后该骚乱甚至扩大到了印度的东北部，连首都新德里都未能幸免。低种姓的诉求不是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是强化自己的种姓身份。这就是“种姓政治”的结果。显然，透过这些骚乱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制度和社会的矛盾之处。
“最大民主国家”的弊端
除了种姓政治，印度的政党制度则是印度宪政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印度是多党制国家，在国家层面主要有三个党派势力较大，分别为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以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近十几年以来，一直是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轮流坐庄。国大党为印度的独立和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独立以后长期执政，其代表的势力以世俗派资本家为主。而印度人民党则有着深厚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背景。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党选举最大特点就是各个垄断财团进行竞争，而印度则多了一层宗教和地域特征。近年来，宗教对国家选举的影响日益突出。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大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败给了印度人民党。印度在地方邦议会选举中也具有很独特的地方。姜景奎指出，“印度全国性政党不能完全在地方取得胜选。比如北方邦，基本都是种姓政党占优。印度人民党在西印度地区占优，国大党在中央邦势力较大。”
由此我们看出，宗教在政党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种姓制度的根基也就越深厚，因此不论是通过立法，或者是利用民主政治本身的特性，都无法在印度真正消除不平等。同时，印度做出的任何政策选择必然也带有宗教色彩，或者说是印度文化的意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或许在且只在印度才能成为一种现实。印度人因印度教的信仰而对忍耐二字有着非凡的理解，这是该运动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同时使用暴力反抗命运也违反了印度教的基本精神。总体来说印度历史上的暴力事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实少之又少。
再者，就是印度的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就中央权威而言，明显地表现出中央弱、地方强的态势。对于印度而言，十六个邦本身就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而其邦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又不是一个党派，甚至不是全国性的大党派，因此中央政府的对内政策受到极大限制，在政策执行上更是步履维艰。而且由于印度的统一来自于英国殖民遗产，因此仅仅依靠语言为基础划分的十六个邦缺乏相互需要、紧密联系的关系而凸显出松散的特点。但是因为印度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基本划分方式，各邦内部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因此这个有些别扭的社会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
尽管如此，中央权力有限，肯定对国家长期政策有致命影响，比如印度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左右，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而中央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印度的四大财团——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和博拉，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堪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前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则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均来自垄断财团。显然，印度中央政府的弱势更加强化了种姓制度之下民众贫富差距过于巨大的结果。
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的领导，但是在印度所体现出来的却刚好相反。婆罗门种姓作为金字塔的上层人数十分稀少，四大垄断财团所代表的帕西族和锡克族在印度人口比例中仅占到了2%。楼春豪提到，“很多印度人认为，是锡克族成就了现在的印度。锡克族的族徽就是雄狮，体现了他们尚武好斗，具有一种不屈的精神。正是依靠了锡克族的努力，印度才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巴基斯坦缠斗不休。”但这恰恰表明了印度社会最大的问题，极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富裕与绝大多数百姓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印度的政治制度，程瑞声大使认为，印度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算是一个老字辈了，而且多年来其选举顺利、运转正常，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所以印度也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从其弊端来说，也是有的。比如，现在包括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都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往往都需要联合其他小党派联合执政。这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社会内部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是印度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次是种姓问题，尽管印度宪法要求平等，但由于四大种姓与“不可接触者”都是印度教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实际上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即其阶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据调查，印度拥有4.5亿的贫困人口，换言之，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第三，印度国内教派矛盾也很突出。因此印度全国性政党的民意基础比较分散和薄弱，印度人民党曾经的一届政府甚至只持续了短短的13天。“中央弱、地方强”的政党制度不仅使得印度决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其执行效率也非常低下。
是“印度象”，还是“孟加拉虎”
印度的宗教既促进了印度的国家统一，也造成了印度的“隐性”分裂。本刊记者在巴特那参观的印度国立法律大学，每年仅招生80余人，以至于我们步入该大学而未见人影时以为学校在放假。印度的精英阶层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群体了，倾全国之力铸成的人才确实不凡，正因为这样的优待，印度20年来在IT等高科技产业方面大放异彩。同时，多来自于婆罗门种姓的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得益于印度教对印度人民的绝对影响而屡战屡胜。但是，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婆罗门政治家却与商业无缘，这是因为印度教教义对商业有着繁多的限制。而印度的政党制度则继续强化了印度教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不良影响。
我们也必须看到，印度独立后在经济发展中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更是十分迅速，其GDP从以前的4%～5%直达7%～8%，其服务业更是世界闻名。但是印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缺陷：印度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经历过任何工业化时代的洗礼，因此制造业的发展非常有限。印度的天永远充盈着蔚蓝，这确实让人心旷神怡，但没有污染也恰恰说明印度工业的欠缺。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印度不得不热衷于进口各种军事装备，换言之，印度成为世界军购第一大国除了前文分析的原因之外，其制造业的孱弱也是重要的助推力。同时，因为缺少制造业的发展而直接步入虚拟资本阶段，就使得印度的富人只能是少数。我们知道，虚拟的金融资本是不会凭空创造财富的，更无法大量创造就业。只有制造业的实体发展才能够使得全民富裕起来，商品不但可以生产出来，也可以被本国人民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正常的良性循环。现在的事实是，印度国内市场很小，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则无力消费。
显然，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印度与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得出的判断完全不同。前者展示出的是印度的总体实力和不安分的意图，后者告诉我们印度是一个有着沉重的宗教包袱、并使得现代化受阻的国家。“国家生命所系，实所系于文化。”印度正是这样一个因文化而统一的国度。楼春豪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来，一些贱民或低种姓的人依靠自身努力考上了印度公务员，尽管这在印度还属凤毛麟角之事。”不论如何，任何希望开始都不过是由绝望而生的。不是吗？
西方国家只看到了印度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寄希望于印度来制衡中国，其实它们高估了印度。而中国人或许低估了印度。中印对比，几十年来一直为许多中国人所热衷，而这种对比几乎总能得出中国优于印度的结论，这也加深了我们对印度的误解。尽管本文讲述了印度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印度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第三大研发基地的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依旧是一个或许衣衫褴褛、却肯定富有朝气的青年。
姜景奎在谈到印度的现状时说，“我们常常把印度比作一头大象，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印度还包括了孟加拉虎。实际上，印度象更像是印度大众的形象，而孟加拉虎则代了印度的精英阶层。前者的生活主要是靠印度教来维系的，依靠忍耐，对生活现状认命来苦修等待轮回；后者则更加充满生机、代表了印度的现代化方向，也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接近，更讲求自由竞争。一般认为，在印度经济腾飞之前，其缓慢的速度被誉为象速发展，直到1992年之后则被誉为老虎的速度。因此，现在的印度实际上是由威猛的孟加拉虎拉动着负重累累的印度象前进的……”
（本文图片均由章迪禹拍摄）
印度是这样的大国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亚洲东部格局中有潜力完成国家崛起、实现大国战略的国家。评估大国的方法有很多，但究其根本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军费开支。印度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依靠IT产业的拉动，其国民收入、财政收支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均有改善。印度政府于1991年撤销对软件出口及软件公司盈利征收的税项后，软件出口从1991年的1.64亿美元直接上升至1998年的20多亿美元。2010至2011财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5%。
印度的军事能力和抱负更是众所周知。
印度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98年5月印度接连进行五次核试爆，从而跨过核门槛，一度引发南亚核竞赛。
印度是拥有航母的国家，印度海军目前拥有一艘航母、八艘导弹驱逐舰、约40艘护卫舰、16艘潜艇以及大量辅助战舰。据悉，印度政府已批准2015年之前再建造两艘核潜艇。
最近印度更是成为了世界第一军购大国。2011年印度军费开支为363亿美元，约相当于中国同年军费的40%，而其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84万亿美元，仅为中国同年GDP的四分之一左右。这充分说明印度对于军事发展的投入程度。2012年3月16日，印度宣称2013年军费开支将增加至400亿美元。2011年印度的国防开支增长了12％，与此同时印度军方正购买一系列新装备，包括作战飞机、潜艇和火炮。目前印度还在与法国达索航空公司最后敲定关于126架“阵风”战斗机的购买合同，该交易估计价值为120亿美元。
2012年4月19日，印度成功试射“烈火-5”导弹，这使得印度在成为继美、俄、中、英、法五国之外的第六个拥有远程核导弹打击能力的国家的同时，其导弹射程已经可以覆盖中国全境。印度媒体更将该导弹贴上了“中国杀手”、“打到北京”的标签，而印度防长则宣称“‘烈火-5’让印度高高站立”，其针对中国之心昭然若揭。事实上，中国早在1980年就第一次成功向太平洋试射了8000公里射程的“运载火箭”，因此印度官方与媒体的言论更像是一个坐井观天的儿童，刚刚有点起色便高呼“得矣得矣”。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分析印度如此行为的根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格局决定了大国行为的总体趋势。所谓世界格局，就是世界上各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其中的实力就包括各种经济、军事、政治执行能力，外交手段和国土面积、居民数量、民族素质等等。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当一个国家过于强大时，其周边国家尤其是大国就会联合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制衡，以求得格局的基本平衡。在东亚地区，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在拉大，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印度。因此完成在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制衡，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崛起，以免实力差距过大，自然就成为了印度国家战略中的重点。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一些官员甚至从不讳言自己的目的。早在2001年3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就说到：“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
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印度在南海问题所展示出来的态度。不论是积极参与南海问题国际化，还是与越南合作开发油气田，都是印度通过外部制衡来遏制中国崛起的实证。在中印之间，最敏感却又最实际的问题就是领土问题。领土纠纷是国家根本利益的矛盾。换言之，除因中国崛起而感到震动外，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是印度在内部积聚实力发展军备、在外部联合其他国家积极参与制衡中国的关键原因。不论印度是因无法识别中国崛起后的政策意图，还是本能地对周边大国崛起产生出的必然恐惧；不论是觉得中国军事实力上升是对印度的威慑，还是因50年前那场战争而怀抱着的忌惮和报复心理，中印之间实际存在的领土争端和印度实际控制着的藏南地区才是问题的实质。在整个东亚的体系结构中，中印都属于依靠自身能力来维系国家安全的自助国家，因此其对外政策的实质还是维护本国核心利益。这样，两个同样崛起中的大国之间就必然存在安全困境。但作为自助国家，我们也会发现印度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表态展现出了一个大国的独立性，其利益攸关点有时也与中国重合，比如在对伊朗的制裁问题上，印度比中国更积极表示出不会降低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的立场。所以，中印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友好就十分自然了，但是归根结蒂领土问题才是中印关系的实质问题。
中国前驻印度大使程瑞声认为，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更多责任在印度一方，因为中国始终没把印度当成敌人，而印度某些人则认为中国是‘威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中印边界问题经过两国代表十四轮的谈判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不能接受麦克马洪线，而印度也不同意从其多年来实际控制的那些地区退让出来，不愿做出一些调整。而我们都知道，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中，中国占领过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这对于印度来说如芒刺在背，战争失败的阴影50年来始终盘旋在印度精英阶层的心中。其次，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在拉大。印度在与中国贸易中形成了巨大的赤字，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也低于中国，其GDP大约只占中国的1/4，在军事能力等其他方面也弱于中国。第三，中国同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国家以及缅甸的关系引起印度的疑虑,印度感觉自己处于包围之中。所以，印度始终认为自己可能会同时面对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两线作战。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中印之间的和平友好，中印每年也会互派很多代表团访问，近期国务委员戴秉国也表示丝毫不存在所谓中国要‘进攻印度’、‘打压印度’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仍然没有消除印度的疑虑，尤其是印度的一些军方高层人士一直高调宣称中国威胁。因此，中印两国媒体在这方面也没必要过分夸大，对于中印关系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对于中印关系的未来，程瑞声大使对本刊记者说到：“印度是中国的第二大邻国，也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经济发展虽逊于中国，但近年来其GDP也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所以正如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所说，美国面临着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新的竞争者。实际上，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国家经济总量的话，印度已经是世界第四了。因此世界上很多学者都已经把中美印三边关系作为很重要的议题提了出来。由此可见，中印关系已经是世界上十分重要的双边关系了。而且由于双方历史上还在1962年发生过边界战争这样比较大的事件，所以中印双方均应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多次指出，中印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历史上，从1959年西藏叛乱开始到1976年中印恢复互派大使为止，中印关系曾长期对抗，双方都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也影响了周边的安全局势。而自从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至今，中印两国关系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显然两国的和平共处对双方都很重要，这样双方才都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如今中印两国同为金砖国家，中国还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贸易总量也屡创新高。再者，中印之间还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比如在减排问题上，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大国，其利益和主张都是一致的。再比如能源方面，中印在从伊朗进口石油方面的政策也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历史和现实的鲜明反差也是印度追逐军事力量的重要原因。古印度文明的疆域毕竟曾经包括今天南亚的几乎全部地区甚至中亚部分地区。印度又是距离世界资源贮藏量最丰富、地缘利益最集中地区——波斯湾的最近和最大的国家。正因此，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对印度的未来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预言：“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换言之，印度有着自己的大国梦想。印度洋不能白白以印度来命名，波斯湾也不能仅仅在地理上存在于北印度洋，印度目前的军事发展方向也正如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所说：“印度来日的伟大，在于海洋。”20世纪中期之前的英国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拥有了印度，英国才享有了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能够把势力伸张到西太平洋之上。因此印度地理位置的意义不言而喻，而拥有这个地理位置的印度自然产生了主导印度洋的欲望，而要实现这个大国梦，印度必须拥有与此相匹配的实力。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国民心态的重要变化，而此刻的印度也在经历新一轮的民族觉醒。如今，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安分的印度，也会看到一个强大的印度。在前不久落下帷幕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人们看到印度总理辛格那年迈却健朗的身影伫立在领导人的中间位置，不禁产生联想：这样的国家将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产生怎样的冲击？显然，西方国家担心的不应该仅仅是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助理研究员楼春豪认为，印度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因为与巴基斯坦、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其边界问题和国内民族矛盾突出，所以陆军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印度国防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印巴矛盾的突出使得北方克什米尔实控线上必须驻扎大量守军以应付威胁；另一方面，维系印度洋军事作战能力的重要性又使得印度必须将国防重点向海军持续偏移，于是尽管印美关系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巴反恐合作使得印度十分不爽，而美国维持自己在印度洋绝对优势的基本政策对于印度来说更如芒刺在背。或许正如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彼得·罗德曼在2001年8月所表示的：美印关系是有限的，“印度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那是一个已然拥有海上核打击能力且意欲称霸印度洋的国家。
打开黑箱看印度
对于一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分析，仅仅从实力和意图角度分析是不充分的，任何政策的实行显然并不能仅仅由世界格局和地缘状况来决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战略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决策体系，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打开印度的黑箱，去看看这个国家的内部。
在笔者看来，最应该考察的是印度的宗教和政治制度。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印度”二字。印度拥有堪称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拥有辉煌的历史，为世界贡献了多个影响深远的宗教，在这里也曾多次建立庞大的帝国。但是印度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民族国家，早有西方学者认为，“印度”本身只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概念，更多体现的是精神层面的文化集合体，而非物质层面的国家和政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印度语言文学专业教授姜景奎认为，印度的地理概念即指南亚次大陆，印度的文化属性一般是指以印度教为核心，以印度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为组成部分的观念体系。
古代印度一直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在历史上这片土地更是从未出现过完全大一统的国家。现代意义上的印度一方面是以甘地为首的现代民族主义领袖一手缔造的，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之奠定了基础。姜景奎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误区，即认为印度的统一完全由英国“空降”，事实上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孔雀王朝、4～6世纪的笈多王朝、13～16世纪的德里苏丹国、16～19世纪中期的莫卧儿王朝都是相对统一的，而英国治下的印度面积甚至还不如孔雀王朝时期的印度广大。
但是，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度等等，确实都是由英国殖民者为现在的印度留下的基本制度。印度还有一个称号是“民族博物馆”，印度现有400多个少数民族，约有5900万土著部落居民，而印度货币卢比上就印有17种文字。因此，印度作为一个国家首先存在的问题就是民族众多，整合难度很大。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印度又是如此和谐，人民幸福指数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在殖民时代，英国仅仅依靠几千名军官和数万之众便统治了整整三亿印度人，这令人惊骇的纪录至今仍然可算作另类的奇迹。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情世界的感情
不久前，本刊记者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印度。跟几乎所有去过印度的中国人一样，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印度处处都闪耀着宗教的光辉。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都有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而印度正因为这些存在而体现出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表象。亨廷顿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中指出，宗教是区别文明与文明之间最鲜明的标志。想要了解印度，必须对印度宗教文化有所涉猎。
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印度较早的宗教是吠陀教，其崇拜对象是多个不同的神。西方最古老的宗教也是如此，人因为命运的无形而恐惧，进而崇拜有形或者想象中的具体事物。但是宗教的历史进程多数是一致的，即其崇拜对象由多个逐渐发展为一个，崇拜的神也从有形而发展至无形。比如，上帝实际上就是一团光的所在，无形无相。同时众多宗教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创立者。然而，印度教及其前身婆罗门教却完全不同。它没有明确的创立者，没有耶稣，没有穆罕默德，也没有释迦牟尼，甚至都没有使徒彼得这样的传教者。实际上，印度教基本是依靠沿袭和修改吠陀教的传说而流传至后世。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教基本由婆罗门教以及零散的佛教内容和印度民间传说构成。印度教的三个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均为有形之神，换言之，印度教在宗教谱系上来说是十分古旧，但它就是这样主宰着印度人的精神世界。姜景奎指出，“印度教及其经典都是集体创立的，印度教是一种多元宗教，我称之为一神信仰、多神崇拜。比如在崇拜主神的基础上，任何人都可以崇拜老鼠、大象等等。因为印度教认为不论是老鼠还是大象，都不过是同一个主神的不同状态而已。”
婆罗门教的核心教义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种姓制度。它把所有的人口区分并等列为不同的集团。这种区分和等列，一般是以血统、婚姻和职业为标准。种姓类似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阶级，并包含表现在文化上、联系到职业上、世袭上和内婚制上的等级。印度的种姓制度把人由高到低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教士和学者）、刹帝利（贵族和战士）、吠舍（农夫和客商）、首陀罗（农奴和奴隶）。婆罗门教宣传婆罗门种姓至上，宣称梵天用口造出婆罗门，用手造出刹帝利，用双腿造出吠舍，用双脚造出首陀罗，并为他们规定了社会职业，永世不可改变。各族间不可通婚，下一等级的人不允许从事上一等级从事的职业。四大种姓之下，还有“不可接触者”贱民。显然，种姓制的实质是一种极端严格且排他性的世袭身份制。同时，婆罗门教还设置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即任何违反种姓制度的人都会遭到放逐。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中的一段文字如是说：“做你份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份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因此印度人3000余年传承下来的心态就是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于律己。职业是“神”分配给你的，因而不但是世袭的，而且是你不能违抗的，如果违背“神”的旨意，你就会被社会抛弃。抛弃你的不但是其他种姓群体，而且也包括你所属的种姓社群。婆罗门教的另一主张就是善恶有报、人生轮回，轮回的形态取决于现世的行为，只有达到“梵我同一”方可获得解脱，修成正果。因此，那些低种姓的人只剩下一个选择，那就是找到当世之位置，严守当世之痛苦，以待来生之幸福。所以本刊记者在印度各大广场所见所闻最多的，就是印度人慵懒地躺在草地之上“谋杀”着无聊的时光。你无需奋斗，因为你无法改变身份和命运。这些古老的制度和文化并不因为西方人的统治、并不因为共和国的建立、并不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并不因为追求现代化和大国抱负而消退——直到今天它依然紧紧地控制着大多数印度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姜景奎在谈到印度教对其信徒的影响时，谈到了中印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中国人的理想状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平天下是我们最崇高的抱负，实际上就是入世的人生态度。而印度则只强调修身齐家。用印度人自己的话来说是林栖期，即为遁世，所以印度人最终是寻求解脱的，他们最看重的是来世而非现世。因此印度人的性格才会比较散漫，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等待来世就可以了。
楼春豪认为，印度就是依靠其宗教信仰维系着社会基本结构，在这个可以说从未发生过革命的国家之中，宗教起到了类似伊斯兰教对于世俗政权所起到的作用。作为偏刚性的宗教，十分不平等的印度社会因印度教而和谐，而印度教也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从未被内力或者外力打破而延续。英国殖民者确实给印度带来了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带来了统一的规章，但是英国人也正是利用了印度教对于印度社会的整合作用而统治着印度。直到甘地的出现，也未能自上而下将印度教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消除。
印度至今仍有80%的人信仰印度教，换言之，对于他们来说，等级观念是不可能被废除的。尽管印度教对于印度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问题就在于，过于稳定的社会也意味着阶层之间严格封闭，社会结构丧失了流动性。印度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很难再有所改变了。这样的后果首先是社会精英阶层缺乏足够的竞争，同时社会精英的数量也过于稀少，只有高级种姓的人才有机会竞争高位。实际上竞争的减少、社会精英基数的弱小就会直接导致国家发展前景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上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任何国家都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
其次，社会流动性的壁垒阻挡了下位者的奋斗精神，也使得他们自暴自弃，印度低种姓人群的超高文盲率由此而生，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最基本的教育，低种姓人群乃至贱民就难以大规模觉醒而去对抗命运，更不用说去质疑种姓制度甚至进行革命。种姓制度3000年来没有本质变化，原封不动地保留至今，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印度社会稳定。但是人们不禁好奇：经济迅速发展，民主观念日入民心，这种极度不平等的现状还能维系多久呢？姜景奎教授认为，“种姓制度未来还是不可变的，因为种姓决定的不仅仅是地位，更包括家族关系、工作、收入等其他方面，所以印度人强调的平等都是种姓内的平等。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不论其财产如何，他在宗教地位上都是崇高的，其他种姓则必须对他进行朝拜，这种高种姓的优越感和低种姓的宗教崇拜心态是很难改变的。”
印度国内第二大宗教为伊斯兰教。印度境内大约有13%的人信仰伊斯兰教。关于印度两大宗教的矛盾，姜景奎介绍说，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文化主要就是因为印巴分治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穆斯林都奔向了当时的巴基斯坦（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样留下来的伊斯兰教徒本身就在社会地位上属于比较低下的族群，而并非由于印度教排斥了伊斯兰教。换言之，目前伊斯兰世界认为印度国内穆斯林地位低下是由于印度教恃强凌弱，这是不对的。姜景奎认为，“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对抗并没有外界渲染得那么激烈，我个人接触到的很多年轻穆斯林都是认可如今的印度政权的。”
但不论如何，两种宗教的斗争都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上，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包括锡克教在内的一些势力较小的宗教也会跟印度教徒发生冲突。而我们熟识的佛教缘起于婆罗门教，但佛教从来不是婆罗门教。后者讲求等级，前者强调平等。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不平等制度遭到了民众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才会产生追求平等的佛教。但是佛教在印度却在经历了千年兴盛之后日渐式微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讲求平等，佛教的主张是不现实的。
民主制度与种姓政治
印度的宪政要归因于英国人的“空降”民主，然而英国人的遗产还包括印巴分治和克什米尔问题。历史不论功过，但是印度人心中是有一杆秤的。在本刊记者随团访印期间，切身感受到的自然也包括了印度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去英国化趋势，尽管英国对印度的影响早已不可更改。
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历史上印度非常容易维系专制统治。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迅速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从极度的专制直接转变为民主而没有经历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个跨度在人类历史上堪称奇迹。但正因为这个跨度太大，时间太短，印度民主政治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也有点“独树一帜”的味道。
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就在于它以公正平等为旗帜，平衡了大众的权力欲。但是印度从1947年建国至今，种姓制度从未在实质上有所松动。换句话说，印度建国后，固有的不平等与民主所宣扬的平等这对矛盾在其社会内部业已共存了近70年。而这正是印度民主政治最大的挑战之一，因此印度才有了著名的“种姓政治”。
印度于1950年通过其宪法宣布废除“贱民制”，最受人诟病的种姓间不可接触制被清除，但是种姓制本身并未从根本得到净化。实际上，印度政府在通过一定政策向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扶助和福利时，是以种姓为界定手段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想获得政府在教育机构、就业岗位等方面的保留名额，你必须属于某一低等种姓。低等种姓的社会身份在这时候成了获得政府扶助的必要条件。当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差别对待，只能以种姓的身份获得政府的帮助时，低等种姓的身份对他们来说便是在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状态下有可能平等占有社会资源的惟一自身资源。显然，这给种姓制度披上了新的合法性外衣。同时，印度政客打着为弱势群体谋利益的旗号捞取底层民众的选票。这就是当代印度政治舞台上的“种姓政治”，眼下这种“种姓政治”成为强化种姓制的最重要因素。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种姓”这一工具，打“种姓政治”这张牌，已经成为印度每一个政党能否得到足够的选票、成为执政党的关键，甚至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大事。
2008年5月，人们在拉贾斯坦邦爆发的骚乱中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数千名属于“首陀罗”种姓的民众在该邦一半以上的城镇同时举行游行示威，再次要求当地政府将自己纳入“特殊种姓部落”，游行示威随即演变成暴力骚乱。示威的民众阻断了从新德里到孟买的铁路交通干线，并与前来制止骚乱的警察发生冲突，数辆警车被烧毁，至少39人被警察打死。事后该骚乱甚至扩大到了印度的东北部，连首都新德里都未能幸免。低种姓的诉求不是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是强化自己的种姓身份。这就是“种姓政治”的结果。显然，透过这些骚乱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制度和社会的矛盾之处。
“最大民主国家”的弊端
除了种姓政治，印度的政党制度则是印度宪政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印度是多党制国家，在国家层面主要有三个党派势力较大，分别为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以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近十几年以来，一直是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轮流坐庄。国大党为印度的独立和发展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独立以后长期执政，其代表的势力以世俗派资本家为主。而印度人民党则有着深厚的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背景。一般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政党选举最大特点就是各个垄断财团进行竞争，而印度则多了一层宗教和地域特征。近年来，宗教对国家选举的影响日益突出。正因为这个原因，国大党在1996年的大选中败给了印度人民党。印度在地方邦议会选举中也具有很独特的地方。姜景奎指出，“印度全国性政党不能完全在地方取得胜选。比如北方邦，基本都是种姓政党占优。印度人民党在西印度地区占优，国大党在中央邦势力较大。”
由此我们看出，宗教在政党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越大，种姓制度的根基也就越深厚，因此不论是通过立法，或者是利用民主政治本身的特性，都无法在印度真正消除不平等。同时，印度做出的任何政策选择必然也带有宗教色彩，或者说是印度文化的意味。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想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或许在且只在印度才能成为一种现实。印度人因印度教的信仰而对忍耐二字有着非凡的理解，这是该运动能够成立的必要条件，同时使用暴力反抗命运也违反了印度教的基本精神。总体来说印度历史上的暴力事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确实少之又少。
再者，就是印度的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就中央权威而言，明显地表现出中央弱、地方强的态势。对于印度而言，十六个邦本身就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而其邦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又不是一个党派，甚至不是全国性的大党派，因此中央政府的对内政策受到极大限制，在政策执行上更是步履维艰。而且由于印度的统一来自于英国殖民遗产，因此仅仅依靠语言为基础划分的十六个邦缺乏相互需要、紧密联系的关系而凸显出松散的特点。但是因为印度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基本划分方式，各邦内部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因此这个有些别扭的社会形成了一种平衡状态。
尽管如此，中央权力有限，肯定对国家长期政策有致命影响，比如印度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左右，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而中央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印度的四大财团——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和博拉，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堪比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前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则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均来自垄断财团。显然，印度中央政府的弱势更加强化了种姓制度之下民众贫富差距过于巨大的结果。
民主的核心是多数人的领导，但是在印度所体现出来的却刚好相反。婆罗门种姓作为金字塔的上层人数十分稀少，四大垄断财团所代表的帕西族和锡克族在印度人口比例中仅占到了2%。楼春豪提到，“很多印度人认为，是锡克族成就了现在的印度。锡克族的族徽就是雄狮，体现了他们尚武好斗，具有一种不屈的精神。正是依靠了锡克族的努力，印度才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与巴基斯坦缠斗不休。”但这恰恰表明了印度社会最大的问题，极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富裕与绝大多数百姓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印度的政治制度，程瑞声大使认为，印度在代议制民主国家中，算是一个老字辈了，而且多年来其选举顺利、运转正常，从来没有发生过政变，所以印度也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从其弊端来说，也是有的。比如，现在包括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都无法在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往往都需要联合其他小党派联合执政。这实际上反映了印度社会内部的一些重大问题。首先是印度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次是种姓问题，尽管印度宪法要求平等，但由于四大种姓与“不可接触者”都是印度教根深蒂固的观念，所以实际上这种不平等一直存在，即其阶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据调查，印度拥有4.5亿的贫困人口，换言之，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第三，印度国内教派矛盾也很突出。因此印度全国性政党的民意基础比较分散和薄弱，印度人民党曾经的一届政府甚至只持续了短短的13天。“中央弱、地方强”的政党制度不仅使得印度决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其执行效率也非常低下。
是“印度象”，还是“孟加拉虎”
印度的宗教既促进了印度的国家统一，也造成了印度的“隐性”分裂。本刊记者在巴特那参观的印度国立法律大学，每年仅招生80余人，以至于我们步入该大学而未见人影时以为学校在放假。印度的精英阶层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群体了，倾全国之力铸成的人才确实不凡，正因为这样的优待，印度20年来在IT等高科技产业方面大放异彩。同时，多来自于婆罗门种姓的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得益于印度教对印度人民的绝对影响而屡战屡胜。但是，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婆罗门政治家却与商业无缘，这是因为印度教教义对商业有着繁多的限制。而印度的政党制度则继续强化了印度教对于国家现代化的不良影响。
我们也必须看到，印度独立后在经济发展中毕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发展更是十分迅速，其GDP从以前的4%～5%直达7%～8%，其服务业更是世界闻名。但是印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缺陷：印度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经历过任何工业化时代的洗礼，因此制造业的发展非常有限。印度的天永远充盈着蔚蓝，这确实让人心旷神怡，但没有污染也恰恰说明印度工业的欠缺。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看到印度不得不热衷于进口各种军事装备，换言之，印度成为世界军购第一大国除了前文分析的原因之外，其制造业的孱弱也是重要的助推力。同时，因为缺少制造业的发展而直接步入虚拟资本阶段，就使得印度的富人只能是少数。我们知道，虚拟的金融资本是不会凭空创造财富的，更无法大量创造就业。只有制造业的实体发展才能够使得全民富裕起来，商品不但可以生产出来，也可以被本国人民消费，从而形成一个正常的良性循环。现在的事实是，印度国内市场很小，贫富差距过大，中产阶级则无力消费。
显然，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待印度与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印度，得出的判断完全不同。前者展示出的是印度的总体实力和不安分的意图，后者告诉我们印度是一个有着沉重的宗教包袱、并使得现代化受阻的国家。“国家生命所系，实所系于文化。”印度正是这样一个因文化而统一的国度。楼春豪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来，一些贱民或低种姓的人依靠自身努力考上了印度公务员，尽管这在印度还属凤毛麟角之事。”不论如何，任何希望开始都不过是由绝望而生的。不是吗？
西方国家只看到了印度最光彩夺目的一面，寄希望于印度来制衡中国，其实它们高估了印度。而中国人或许低估了印度。中印对比，几十年来一直为许多中国人所热衷，而这种对比几乎总能得出中国优于印度的结论，这也加深了我们对印度的误解。尽管本文讲述了印度国内面临的各种问题，但是印度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世界第三大研发基地的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依旧是一个或许衣衫褴褛、却肯定富有朝气的青年。
姜景奎在谈到印度的现状时说，“我们常常把印度比作一头大象，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印度还包括了孟加拉虎。实际上，印度象更像是印度大众的形象，而孟加拉虎则代了印度的精英阶层。前者的生活主要是靠印度教来维系的，依靠忍耐，对生活现状认命来苦修等待轮回；后者则更加充满生机、代表了印度的现代化方向，也与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更加接近，更讲求自由竞争。一般认为，在印度经济腾飞之前，其缓慢的速度被誉为象速发展，直到1992年之后则被誉为老虎的速度。因此，现在的印度实际上是由威猛的孟加拉虎拉动着负重累累的印度象前进的……”
（本文图片均由章迪禹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