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国学”这东西真是热得一塌糊涂。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清华大学重新册封了四大导师，还有那些铺天盖地真真假假的国学大师，某些哗众取宠的所谓“国学天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们也纷纷砸钱，好像不上个国学进修班，出门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
　　同时，“国学”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清末民初吵过一次，最近二十年又成为专家学者热议的对象。但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尚且悬而未决：到底什么是国学？恐怕很少有人能真正说清楚。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朱自清先生就说过，“国学”的名称与“汉学”一样，都未免笼统。因此，在扯清楚“国学”的基本概念之前，我宁可使用朱自清先生提到的另外一个概念——经典训练。
　　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还特别指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他所说的“有相当教育的国民”，指的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国民；所说的“接触的义务”，是指国民接受经典训练的义务。他把经典训练提高到国民义务的高度，实际上就是确定它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做一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国人，有义务通晓本国传统文化有关经典的基本知识。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进行经典训练？
　　有人提出要恢复读经教育。民国时期有过那么几次，但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人们认为这是开倒车。最近又有人提了出来，而且响应的人很多，大有掀起一场新的中小学读经运动之势。我觉得，读经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首先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经”指什么？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儒家经典，往小了说有五经四书，往大了说有十三经。但是光读经书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点古人自己都知道，因此不仅尊奉儒家经典，也提倡兼综四部，所以我们今天再谈这个“经”，至少应该在范围上有所扩大，不仅包括儒家经典，也应该有先秦诸子、几部史书和一些诗文集。
　　第二，“经”是否要尽读？就拿儒家的经典来说：“礼”在传统上有“三礼”之说，《礼记》中的部分篇目还好，《仪礼》、《周礼》多少专业人士都大呼有难度，这样的书也要孩子们通读？《春秋》有所谓“三传”，是读记事详备的《左传》，还是读阐述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是不是也要有所选择？即使五经中最好读的《诗经》，“雅”、“颂”也比“国风”难得多，是不是也应该有所选择？即使对于广义的“经典”，《史记》、《汉书》里的“表”、“书（志）”部分，《墨子》里的“守城”与“墨经”部分，《管子》的《轻重篇》，都太专业；李杜的诗，韩柳的文，也非篇篇都好，不是专业人士或有特殊兴趣的人，并无通读的必要。
　　第三，读经如何纳入现有的教学体系？旧式教育，经典训练是唯一的项目，而在新式教育的体系下，孩子们的压力已然不小，新增一门科目的空间并不大。时间总是有限的，读经教育又需要耗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其他科目势必需要调整，那么调谁不调谁就是一个问题：压缩数理化的课时？还是从此取消英语和计算机？或是今后不看外国书了只看中国书？恐怕都不现实。因此，我觉得，即便要开展，也只能先在小范围内试行，而不宜大范围推广。比较稳妥的办法，依然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更多地强调经典训练。
　　如果要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为经典训练找到一个依托的话，语文课是当仁不让的。教育部制定的《小学初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就有“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之类的话，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也对“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的意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底蕴，较高的文化品位”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其实自20世纪初以来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中大抵都有类似的表述，这说明语文课应该、同时也能够承担经典训练的任务。
　　尽管语文课长期以来饱受社会各界的诟病，我们仍然无法否认语文教育在经典训练方面做出的贡献。而从近几年的新课程标准改革，我们也能够看出教育工作者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
　　首先，从教材来看。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课标语文教材为例，必修课本五册，按目录上说是65课，古典诗歌12课（总篇目是22首），文言文17课，共计29课，比例达到44.6%（古代白话小说和毛泽东的《沁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