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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是新时期卫生与健康战线的新主旨，“大健康”概念不只是有病能医，还要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这些都比医生开的处方更管用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的。
在这次大会上，“大卫生”、“大健康”战略跃然纸上。有了新的战略后，如何去实施？此次大会提出了“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努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等要求，并明确环保、体育、食品安全、公共安全、民政养老等部门须“守土有责”。
“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成为了新时期卫生与健康战线的新主旨。
生活方式是健康之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们的基础医疗条件较之以往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升级，面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卫生与健康事业如果再以治疗疾病为核心，就显得有些落后了，应围绕着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进行个人全面的健康管理，对人的生命全过程全面呵护，追求的不仅是个体身体健康，还包含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等方面的完全健康。这不仅符合卫生经济学理念，更是符合全民的健康利益。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恰逢其时。
健康管理的理念精髓体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黄帝内经》有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可以说几千年来，“治未病”的养生之道为中华民族的大健康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1945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勾勒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时就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5年，在落后的医疗发展水平上，毛主席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提到了医疗卫生发展的路线，就是将重点人力、物力放到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与治疗上，还谈到医疗资源分配，城市与农村的不同侧重，这催生了农村地区的“赤脚医生”制度，面向全国人民建立起了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可见“大健康”理念，在我党建设与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上是一以贯之的。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卫生与健康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新时期，我们秉持的“大健康”理念没有改变，面临的具体问题却发生了改变。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所说的：“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生活方式、遗传、医疗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但所占比例说法不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生活方式占82%、遗传占10%、医疗占8%;另一个是生活方式占75%、医疗占15%、遗传占10%。无论哪种说法，医疗因素所占比例都不太高，而生活方式却是健康之本。
随着人们健康管理意识的增强，国人确实越来越重视疾病的预防，特别是城市地区。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整体来看，人口健康素养还普遍偏低，人们对健康知识的掌握还远远不够，仍需社会各界大力宣教。据我了解，由于健康素养欠缺，导致各种慢性病、传染性疾病增多的现象十分突出。资料表明，与膳食不合理、缺乏体力活动、吸烟、过量饮酒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疾病在我国呈快速上升趋势。而这些疾病只要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善，其对病情而言比医生开的处方要管用得多。
以“医”养“防”是本末倒置
我们常说现在医药卫生体制有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过度医疗”、“看病难、看病贵”等。其实除了體制本身，广大人民群众落后的健康理念同样对这些矛盾的激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测算，我国卫生费用的90%花费在了健康服务的末端——疾病治疗上，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将医疗当成经济产业来发展，使得一些医院把业务立足于看病，而不是防病，从而形成了以“医”养“防”这种本末倒置的格局。在这样的市场体制下，不仅容易导致过度医疗，也很难让医院把力量集中在健康教育上，进而造成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医保支付负担加重等问题。
同样是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测算，要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也就是说预防上多投入1元，治疗就可少花8.5元，并节约100元抢救费。
如果能够在现行医疗模式下，发展健全“治未病”这一缺位体系，将心血管、糖尿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的筛查、超早期诊断和亚健康调理及时推向应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缓解医疗压力、降低社会医疗成本。
弱势群体健康要多措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到，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由于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既面对着发达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也面对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着广大的弱势群体人群，他们或受年龄、遗传、收入、教育等因素影响，或受生存资源与环境条件影响，或在知识获取和交流方面缺乏机会等，健康需求更为迫切。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6.1%;妇女儿童约占我国总人口的2/3，由于生理和社会等原因，他们面临着比其他人群更高的健康风险;还有我国8500万残疾人、2.47亿流动人口，总体健康水平低，健康服务供给缺口很大;另据国务院扶贫办摸底调查，我国现有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42%，其中患大病的有417万人，患长期慢性病的有1504万人。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人群相互交织，叠加影响，“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然会严重影响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对于庞大的弱势人群数量，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多措并举方是重中之重。
毕竟，全民健康，一个都不能少。
针对老年人群，要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保障妇幼健康，要大力实施母婴安全计划，向孕产妇免费提供生育全过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妇女常见病筛查率和早诊早治率。对于残疾人群，应有效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加强残疾人健康服务，进一步完善康复服务体系。面向贫困人群，一方面要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另一方面要将医疗资源与政策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让贫困人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大健康”概念不只是有病能医。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改善人民群众健康状况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的。
在这次大会上，“大卫生”、“大健康”战略跃然纸上。有了新的战略后，如何去实施？此次大会提出了“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努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为老年人提供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等要求，并明确环保、体育、食品安全、公共安全、民政养老等部门须“守土有责”。
“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成为了新时期卫生与健康战线的新主旨。
生活方式是健康之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们的基础医疗条件较之以往已经取得了全面的升级，面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卫生与健康事业如果再以治疗疾病为核心，就显得有些落后了，应围绕着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进行个人全面的健康管理，对人的生命全过程全面呵护，追求的不仅是个体身体健康，还包含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等方面的完全健康。这不仅符合卫生经济学理念，更是符合全民的健康利益。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恰逢其时。
健康管理的理念精髓体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黄帝内经》有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可以说几千年来，“治未病”的养生之道为中华民族的大健康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1945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勾勒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时就强调：“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1965年，在落后的医疗发展水平上，毛主席做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提到了医疗卫生发展的路线，就是将重点人力、物力放到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与治疗上，还谈到医疗资源分配，城市与农村的不同侧重，这催生了农村地区的“赤脚医生”制度，面向全国人民建立起了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可见“大健康”理念，在我党建设与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上是一以贯之的。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卫生与健康事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新时期，我们秉持的“大健康”理念没有改变，面临的具体问题却发生了改变。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所说的：“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显示，生活方式、遗传、医疗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但所占比例说法不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生活方式占82%、遗传占10%、医疗占8%;另一个是生活方式占75%、医疗占15%、遗传占10%。无论哪种说法，医疗因素所占比例都不太高，而生活方式却是健康之本。
随着人们健康管理意识的增强，国人确实越来越重视疾病的预防，特别是城市地区。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整体来看，人口健康素养还普遍偏低，人们对健康知识的掌握还远远不够，仍需社会各界大力宣教。据我了解，由于健康素养欠缺，导致各种慢性病、传染性疾病增多的现象十分突出。资料表明，与膳食不合理、缺乏体力活动、吸烟、过量饮酒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疾病在我国呈快速上升趋势。而这些疾病只要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善，其对病情而言比医生开的处方要管用得多。
以“医”养“防”是本末倒置
我们常说现在医药卫生体制有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过度医疗”、“看病难、看病贵”等。其实除了體制本身，广大人民群众落后的健康理念同样对这些矛盾的激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据测算，我国卫生费用的90%花费在了健康服务的末端——疾病治疗上，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将医疗当成经济产业来发展，使得一些医院把业务立足于看病，而不是防病，从而形成了以“医”养“防”这种本末倒置的格局。在这样的市场体制下，不仅容易导致过度医疗，也很难让医院把力量集中在健康教育上，进而造成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医保支付负担加重等问题。
同样是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测算，要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也就是说预防上多投入1元，治疗就可少花8.5元，并节约100元抢救费。
如果能够在现行医疗模式下，发展健全“治未病”这一缺位体系，将心血管、糖尿病、肿瘤等重大疾病的筛查、超早期诊断和亚健康调理及时推向应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重大疾病的发生、缓解医疗压力、降低社会医疗成本。
弱势群体健康要多措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到，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由于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既面对着发达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也面对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卫生与健康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着广大的弱势群体人群，他们或受年龄、遗传、收入、教育等因素影响，或受生存资源与环境条件影响，或在知识获取和交流方面缺乏机会等，健康需求更为迫切。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6.1%;妇女儿童约占我国总人口的2/3，由于生理和社会等原因，他们面临着比其他人群更高的健康风险;还有我国8500万残疾人、2.47亿流动人口，总体健康水平低，健康服务供给缺口很大;另据国务院扶贫办摸底调查，我国现有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42%，其中患大病的有417万人，患长期慢性病的有1504万人。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人群相互交织，叠加影响，“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然会严重影响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对于庞大的弱势人群数量，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多措并举方是重中之重。
毕竟，全民健康，一个都不能少。
针对老年人群，要推进老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保障妇幼健康，要大力实施母婴安全计划，向孕产妇免费提供生育全过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妇女常见病筛查率和早诊早治率。对于残疾人群，应有效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加强残疾人健康服务，进一步完善康复服务体系。面向贫困人群，一方面要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让贫困人口“看得起病”;另一方面要将医疗资源与政策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强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让贫困人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大健康”概念不只是有病能医。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改善人民群众健康状况的重要战略举措，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