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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至2013年8月，笔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华中师范大学的共同资助，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lty 0f M1chlgan）音乐学院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笔者主要对该校的音乐学专业教学与学术实践、音乐演出活动，以及美国音乐学界主要的学术会议进行了参与体验式的考察。现将笔者在这几方面的见闻与思考扼要概括如下，供学界同仁参考、交流。
一、自我？他者？——
访问学者的身份定位问题
作为访问学者，面对即将开展的跨国跨文化学术交流任务，自然而然会碰到以下问题：如何规划自己的学术活动？如何处理自己既往的艺术/学术经验和全新的学术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有限的访学时间，与国外各学科学者、艺术家、学生乃至周边环境陆续产生深层次互动？在笔者看来，访学工作可以说是另一种田野工作，是一种“学术田野”工作。毫无疑问，跨国访问学者在进入其“田野”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对自我身份的设想与定位，是加深对工作对象、性质、方法的体验与理解的关键环节。
在接触异文化的“他者”之前，人们对“自我”的身份定位往往是习以为常、隐而不彰的。具体而言，由于社会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学术体制等多方面原因，美国与中国的音乐学术环境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和同行关系，还是学院体制内的学科关系，均有各自宏观性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因此，有关“美国大学的音乐专业教学是怎样的？”“美国的音乐学研究有哪些最新的方法？”这些问题，是每个前往“异文化”空间从事访问交流的音乐学者的普遍关切；但同时，这些问题又必然是“先入为主”的：它们一方面预设了观察对象的整体性、同质性表象，另一方面又深深指向访问学者“自我”的学术、学科身份期许和行为诉求。因此，“推己及人”、“以己度人”成为进入跨文化语境从事学术访问交流者进入工作状态的初始经验和第一反应。在微观层面，当访问学者与日常生活、学术交流中的异文化“他者”互动时，无论是语言措辞、话题选择，还是教学、学术和艺术活动的取舍和参与程度，都会陆续体认到与其整体性、同质性表象相反相成的多元化表征。比如，我们会发现：被访学校的教职工来自世界各地，教学理念复杂而多元，学术课题和研究方法时有更新甚至相互冲突，音乐实践活动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很难用我们既有的概念或类型加以评价和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以己度人“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唯有“推人及己”、“以人度己”，并将被访学校及国家多元化的教学、学术和艺术理念与实践，视为站在“文化自觉”的立场，反思和重构自我身份和眼光的外在资源，——唯有这样一种“双视角”、“多视角”的访学研究思维结构，才有可能有效提升自我的世界视野和学科眼光，为自己在异文化空间中的学术活动和访学回国后的学术创新，提供多面相的选择。某种程度上，访问学者的“学术田野”行动，类似于人类学家所宣称的“通过了解‘异文化’来反思‘本文化’，从而获得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文化自觉’”。 二、密歇根大学与中国音乐研究的渊源 笔者赴美研修的课题是“中国音乐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动态考察”。因此，此次在密歇根大学访问研修的重点是与中国音乐有关的教学、学术和艺术实践活动。之所以选择该校作为访学单位，是因为密歇根大学自1817年成立后，即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政治和音乐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较典型的事例如，20世纪初著名的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即是在当时的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JamesB.Angell）先生的参与呼吁下，敦促美国政府计划实施的。1961年，该校成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Studies，CCS），未及几年便成为北美地区中国研究的重镇，该中心通过举办讲座、出版学术著作等方式，推出大批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中国戏剧、音乐、舞蹈等领域，是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窗口。直到今天，该中心仍在北美地区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的全称为“音乐戏剧舞蹈学院”（School of MusiQTheatre and Dance，简称为SMTD），建立于1880年，在表演和学术研究方面均享有国际性的声誉。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曾有多位著名音乐家就读于该院。如1927至1929年，应尚能由该校工程学院转入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见图）。许勇三于1940年在该校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陈佐煌先后于1982、1984年在该校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位音乐艺术博士。之后数十年来，该校和中国国内的音乐家、音乐学者和高校，以及欧美各国演奏和研究中国音乐的艺术家、学者往来频繁，不断推出新的项目和成果。1995年，华裔作曲家盛宗亮（Bright Sheng）到该校担任作曲教授；1997年，华裔音乐学家林萃青（Joseph Lam）执教于该校，他们的教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活动使该校音乐学院的世界性、多元化氛围更具有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尤其是2009年，密歇根大学成立了由林萃青教授担任院长的“孑L子学院”，这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大学共同开办的四百多所孔子学院之一，也是全美迄今唯一一所在大学校园中以传播中国艺术与文化为主旨的孔子学院。在中国音乐的教学方面，该学院聘请了专业教师，面向大学生和社区居民开设了二胡演奏等民族器乐课程，在学生群体和社区居民中颇受欢迎。在林萃青教授的大力倡导和组织下，有关中国音乐的演出、讲座和论坛成为该孔子学院各项艺术活动中的关键部分。作为笔者访学期间的合作教授，林萃青教授结合具体的课堂教学和孔子学院的音乐活动，为笔者有关中国音乐海外传播与研究的课题提供了大量亲身参与的机会和系统深入的学术指导。经过一年的研习，笔者在访学期间不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通过近距离的参与和观察，在世界音乐的宏观视野和异域空间内，得以重新思考中国音乐的概念内涵、普适性、可接受性以及中国音乐如何在跨国跨文化语境中有效传播等问题。同时，这也为笔者以多学科视角反思中国音乐史的学科范畴和方法论更新的追切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与方法
和国内大多数综合大学音乐学院一样，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的本科阶段课程，也分为本院课程与他院课程。以本科阶段的音乐史专业为例，在120个总学时中，本院课程占90学时，他院课程占30学时。其中，本院专业必修课程分为四个版块，一是音乐理论（Husic Theory）课程，分别包括四个层次的作品听辨（Aural）和写作分析（Written）课程：二是音乐学（Musicology）课程，包括《音乐学导论》、《二战后音乐史》、《中世纪到巴洛克》、《前古典到二战后音乐史》等导论和断代史课程；三是钢琴课程，包括两个层次每周4学时的学习：四是实践类课程，如必须参加的大学交响乐团、合唱团、室内乐等艺术实践课程。至于他院课程，则主要侧重于语言和历史的学习。如学术陈述语言、法语、德语和历史等大学水平的相关课程，突出了为主修专业服务的实用性、实践性。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密歇根大学的音乐类硕士学位是由音乐学院和研究生院分类管理的。其中，攻读音乐硕士（Master of Music，缩写为M.M.）和音乐专家文凭（Specialist1n Music，S.H.）的各个专业方向由音乐学院管理；艺术硕士（Haster 0f Arts，M.A），哲学博士（Doctor 0T PhilosoDh y.Ph.D.）和音乐艺术博士（Doctor of Musical Arts，D.M.A.或Mus.D）各专业方向由研究生院管理。与国内研究生学位授予制度有所不同，该校各类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涵盖了声乐、器乐、指挥、创作、理论和音乐教育等几乎所有音乐学科方向。
就教学理念和方法而言，该校音乐学院本科阶段的教学着重强调音乐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性和实践性。如笔者旁听的本科阶段《音乐教育》课程，任课教师考琳教授（Colleen Conway）按照中小学乐队演奏教学的实际需要，对音乐呼吸、发音、语调、节奏等技术要素由易到难地安排技术训练和阅读材料，使技术学习和文献研读针对性地结合起来，培养了学生系统的知识一技能结构。此外，考琳教授在开课之前，会给全体选课学生发送该课的教学目的、主要内容、评价方式、教学要点、阅读材料和要求，使学生在参与课程之初，提前形成课程的整体结构感和清晰的心理预期，从而提前规划个人的学习重点。此外，考琳教授提前预约当地中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育》课程中穿插安排实时“视频对话”板块，就具体的音乐技能教学与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实地教学展开提问、讨论、教学实验等互动，使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够经常处于真实的教学情境，为他们未来从事音乐教师的职业提供了生动的职前实践经验。
四、音乐会、讲座与学术会议观感
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密歇根大学校园内每天都举行大量各种主题、各种形式的音乐演出，其中大部分属于学生社团活动的性质。专业性的音乐活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音乐学院组织、邀请的师生音乐会（包括日常独奏独唱音乐会、学位演奏演唱会、室内乐、交响乐、合唱团、专项竞赛音乐会、歌剧工作坊等），此类活动主要在音乐学院各个演奏厅举行；二是由独立运营的、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学音乐协会（University Music Society，UMS）组织的专业演出，通常在该校规模最大的希尔音乐厅售票演出，每个演出季大约有80场高规格的演出。这些音乐活动以跨时期、跨文化的丰富曲目，成为校园音乐活动高水准、多元化、世界性色彩的重要保证，也为该校音乐专业学生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实践平台。
如前所述，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在欧美学界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由该校“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孔子学院”和其他院系组织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方面的讲座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由于身处不同的学术语境和训练背景，这些讲座的学者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视角十分独特，他们善于从细节处选题并着手论证，往往能推出一些中国本土学者不易察觉的新课题和新方法。这大概就是从事跨民族、跨文化研究的学术优势所在。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美国学界的音乐学术动态，笔者参加了2012年11月初在新奥尔良举行的“民族音乐学协会”（SEH）和2013年3月底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亚洲研究学会”（AAS）年会，并在“民族音乐学协会”年会举行期间的“中国音乐研究学会”年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参加两次会议期间，笔者也观摩、学习了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现场讨论。除了新颖、多元的议题外，美国音乐学界学术会议的组织方式同样令笔者产生了浓厚兴趣。据笔者观察，这些会议总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严整有序的会议提前注册与预订制度。在上述会议举办之前的六个月内，主办方通过网络发布和接收参会通知、预注册及取消、参会费、发言调整、酒店预订等信息，以确保动辄上千人的会议报到程序和场地安排的简化与周密。二、丰富的会议活动。各类音乐学术会议期间，通常都会安排音乐类的图书展销，就业面试、招聘及奖学金等信息的发布，媒体采访、音乐演奏、校友会谈，以及一些学术性较强的纪录片展播等。三、会后及时调查与反馈。以笔者参加“民族音乐学协会“2012年会议的经历为例，会议主办方在会议结束一周内向参会者发送电子邮件，了解参会人员对会议举办地点、议程、议题、服务和效率等方面的反馈意见，以供下届年会主办方吸取经验，不断提高办会水平。
可以说，各类音乐会、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包括联席会议）以及日常的协会通讯与联络，是美国音乐学界各姊妹学科之间彼此沟通、互相借鉴，并与人文社科其他领域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体制资源。较之各自为政、凭学者个人兴趣和机缘开辟新领域、新视野和新方法的传统学术运作体制来说，这种宏观上多元一体和微观操作上细致有序的艺术，学术组织经验，对于起步较晚的我国音乐专业的学科建设而言，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五、结论与反思
笔者在综合大学从事音乐学（中国音乐史）的教学、研究的这些年来，常常会注意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在推进学科发展时所采取的内在、外在的种种努力。那么，在目前专业音乐学院、综合大学音乐院系各自为政，甚至后者跟随前者亦步亦趋艰难发展的语境中，国内综合大学音乐学专业如何解决学科发展的特色问题？如何有效地与其他学科形成制度化的深层互动，推出有分量的学术课题和成果？如何在学科原理、机制、方法论层面协调院系框架内音乐表演、音乐学、音乐教育等各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种种偏见与冲突，在学科认识范畴内达成基本共识？这些问题是目前国内综合大学音乐学专业发展中亟需加快探索的瓶颈问题。经过一年来的访问研习，笔者耳闻目睹了美国学界以综合大学音乐学院系为重心的发展事实，深感“他者”的某些推进学科发展的经验和手法，至少在操作层面上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比如跨学科的专题音乐会，合作研究性质的学术课题、讲座与联席会议，以及多元化、海量的文献资源共享等等。唯其如此，国内综合大学音乐院系的音乐学专业，才有可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多学科环境优势，推出有特色、有前景的学术成果。
同时，通过一年来在异域、异文化空间内的访学活动，笔者也注意到了中国音乐在海外传播（教学、研究和表演）时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已经形成积累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长期把“中国音乐”限定在地理和政治版图空间内，可是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其声音和理念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了世界化、全球化的音乐体系中，正如中国人眼中的“西方音乐”所实际经历的那样，“一百余年来，中国已经创造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西方实际的‘西方音乐’”。也就是说，作为“中国音乐”的“他者”的“西方音乐”，以及作为“西方音乐”的“他者”的“中国音乐”，已经越来越难以泾渭分明地加以区别了：纽约唐人街的中国民乐表演是不是中国音乐？荷兰、德国或日本某位研究中国花儿或江南丝竹的学者的研究工作，属不属于中国音乐学的范畴？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举行的中国鼓乐演出，是不是当代中国音乐史的一部分？这些现实而具体的问题，一次次冲击着我们原有的对“中国音乐”、“西方音乐”的传统认知，也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亲历者、研究者、旁观者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界限。
可不可以这样说，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音乐上越是全球化、多元化，我们也就越想倍加珍惜并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的自我；反过来，在一个全球化已成既成事实的局面下，我们越是希望认识、保存和传播自我的“中国音乐”，我们也就越是需要多了解全球化音乐语境中的“他者”，从而持续构建出各民族音乐文化彼此互为主体的关系集群。笔者认为，在这样的理念认知前提下，作为异文化语境中身兼“自我”和“他者”身份的音乐学访问学者、音乐家们，不仅需要身体力行地向国际学界及关心中国音乐发展的国际人士传播中国学术与艺术，而且要在主动建构全球化音乐视野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性学术/艺术圈子，在21世纪的国际音乐学界，给出我们的姿态与行动。（责任编辑 张萌）
一、自我？他者？——
访问学者的身份定位问题
作为访问学者，面对即将开展的跨国跨文化学术交流任务，自然而然会碰到以下问题：如何规划自己的学术活动？如何处理自己既往的艺术/学术经验和全新的学术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有限的访学时间，与国外各学科学者、艺术家、学生乃至周边环境陆续产生深层次互动？在笔者看来，访学工作可以说是另一种田野工作，是一种“学术田野”工作。毫无疑问，跨国访问学者在进入其“田野”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对自我身份的设想与定位，是加深对工作对象、性质、方法的体验与理解的关键环节。
在接触异文化的“他者”之前，人们对“自我”的身份定位往往是习以为常、隐而不彰的。具体而言，由于社会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学术体制等多方面原因，美国与中国的音乐学术环境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师生关系、同事关系和同行关系，还是学院体制内的学科关系，均有各自宏观性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因此，有关“美国大学的音乐专业教学是怎样的？”“美国的音乐学研究有哪些最新的方法？”这些问题，是每个前往“异文化”空间从事访问交流的音乐学者的普遍关切；但同时，这些问题又必然是“先入为主”的：它们一方面预设了观察对象的整体性、同质性表象，另一方面又深深指向访问学者“自我”的学术、学科身份期许和行为诉求。因此，“推己及人”、“以己度人”成为进入跨文化语境从事学术访问交流者进入工作状态的初始经验和第一反应。在微观层面，当访问学者与日常生活、学术交流中的异文化“他者”互动时，无论是语言措辞、话题选择，还是教学、学术和艺术活动的取舍和参与程度，都会陆续体认到与其整体性、同质性表象相反相成的多元化表征。比如，我们会发现：被访学校的教职工来自世界各地，教学理念复杂而多元，学术课题和研究方法时有更新甚至相互冲突，音乐实践活动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很难用我们既有的概念或类型加以评价和描述。在这种情况下，“以己度人“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唯有“推人及己”、“以人度己”，并将被访学校及国家多元化的教学、学术和艺术理念与实践，视为站在“文化自觉”的立场，反思和重构自我身份和眼光的外在资源，——唯有这样一种“双视角”、“多视角”的访学研究思维结构，才有可能有效提升自我的世界视野和学科眼光，为自己在异文化空间中的学术活动和访学回国后的学术创新，提供多面相的选择。某种程度上，访问学者的“学术田野”行动，类似于人类学家所宣称的“通过了解‘异文化’来反思‘本文化’，从而获得一种更高层次上的‘文化自觉’”。 二、密歇根大学与中国音乐研究的渊源 笔者赴美研修的课题是“中国音乐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动态考察”。因此，此次在密歇根大学访问研修的重点是与中国音乐有关的教学、学术和艺术实践活动。之所以选择该校作为访学单位，是因为密歇根大学自1817年成立后，即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政治和音乐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较典型的事例如，20世纪初著名的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奖学金，即是在当时的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JamesB.Angell）先生的参与呼吁下，敦促美国政府计划实施的。1961年，该校成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Studies，CCS），未及几年便成为北美地区中国研究的重镇，该中心通过举办讲座、出版学术著作等方式，推出大批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到中国戏剧、音乐、舞蹈等领域，是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窗口。直到今天，该中心仍在北美地区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的全称为“音乐戏剧舞蹈学院”（School of MusiQTheatre and Dance，简称为SMTD），建立于1880年，在表演和学术研究方面均享有国际性的声誉。20世纪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曾有多位著名音乐家就读于该院。如1927至1929年，应尚能由该校工程学院转入音乐学院学习声乐（见图）。许勇三于1940年在该校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陈佐煌先后于1982、1984年在该校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位音乐艺术博士。之后数十年来，该校和中国国内的音乐家、音乐学者和高校，以及欧美各国演奏和研究中国音乐的艺术家、学者往来频繁，不断推出新的项目和成果。1995年，华裔作曲家盛宗亮（Bright Sheng）到该校担任作曲教授；1997年，华裔音乐学家林萃青（Joseph Lam）执教于该校，他们的教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活动使该校音乐学院的世界性、多元化氛围更具有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尤其是2009年，密歇根大学成立了由林萃青教授担任院长的“孑L子学院”，这是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大学共同开办的四百多所孔子学院之一，也是全美迄今唯一一所在大学校园中以传播中国艺术与文化为主旨的孔子学院。在中国音乐的教学方面，该学院聘请了专业教师，面向大学生和社区居民开设了二胡演奏等民族器乐课程，在学生群体和社区居民中颇受欢迎。在林萃青教授的大力倡导和组织下，有关中国音乐的演出、讲座和论坛成为该孔子学院各项艺术活动中的关键部分。作为笔者访学期间的合作教授，林萃青教授结合具体的课堂教学和孔子学院的音乐活动，为笔者有关中国音乐海外传播与研究的课题提供了大量亲身参与的机会和系统深入的学术指导。经过一年的研习，笔者在访学期间不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通过近距离的参与和观察，在世界音乐的宏观视野和异域空间内，得以重新思考中国音乐的概念内涵、普适性、可接受性以及中国音乐如何在跨国跨文化语境中有效传播等问题。同时，这也为笔者以多学科视角反思中国音乐史的学科范畴和方法论更新的追切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与方法
和国内大多数综合大学音乐学院一样，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的本科阶段课程，也分为本院课程与他院课程。以本科阶段的音乐史专业为例，在120个总学时中，本院课程占90学时，他院课程占30学时。其中，本院专业必修课程分为四个版块，一是音乐理论（Husic Theory）课程，分别包括四个层次的作品听辨（Aural）和写作分析（Written）课程：二是音乐学（Musicology）课程，包括《音乐学导论》、《二战后音乐史》、《中世纪到巴洛克》、《前古典到二战后音乐史》等导论和断代史课程；三是钢琴课程，包括两个层次每周4学时的学习：四是实践类课程，如必须参加的大学交响乐团、合唱团、室内乐等艺术实践课程。至于他院课程，则主要侧重于语言和历史的学习。如学术陈述语言、法语、德语和历史等大学水平的相关课程，突出了为主修专业服务的实用性、实践性。
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密歇根大学的音乐类硕士学位是由音乐学院和研究生院分类管理的。其中，攻读音乐硕士（Master of Music，缩写为M.M.）和音乐专家文凭（Specialist1n Music，S.H.）的各个专业方向由音乐学院管理；艺术硕士（Haster 0f Arts，M.A），哲学博士（Doctor 0T PhilosoDh y.Ph.D.）和音乐艺术博士（Doctor of Musical Arts，D.M.A.或Mus.D）各专业方向由研究生院管理。与国内研究生学位授予制度有所不同，该校各类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涵盖了声乐、器乐、指挥、创作、理论和音乐教育等几乎所有音乐学科方向。
就教学理念和方法而言，该校音乐学院本科阶段的教学着重强调音乐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性和实践性。如笔者旁听的本科阶段《音乐教育》课程，任课教师考琳教授（Colleen Conway）按照中小学乐队演奏教学的实际需要，对音乐呼吸、发音、语调、节奏等技术要素由易到难地安排技术训练和阅读材料，使技术学习和文献研读针对性地结合起来，培养了学生系统的知识一技能结构。此外，考琳教授在开课之前，会给全体选课学生发送该课的教学目的、主要内容、评价方式、教学要点、阅读材料和要求，使学生在参与课程之初，提前形成课程的整体结构感和清晰的心理预期，从而提前规划个人的学习重点。此外，考琳教授提前预约当地中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教育》课程中穿插安排实时“视频对话”板块，就具体的音乐技能教学与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实地教学展开提问、讨论、教学实验等互动，使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够经常处于真实的教学情境，为他们未来从事音乐教师的职业提供了生动的职前实践经验。
四、音乐会、讲座与学术会议观感
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密歇根大学校园内每天都举行大量各种主题、各种形式的音乐演出，其中大部分属于学生社团活动的性质。专业性的音乐活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音乐学院组织、邀请的师生音乐会（包括日常独奏独唱音乐会、学位演奏演唱会、室内乐、交响乐、合唱团、专项竞赛音乐会、歌剧工作坊等），此类活动主要在音乐学院各个演奏厅举行；二是由独立运营的、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大学音乐协会（University Music Society，UMS）组织的专业演出，通常在该校规模最大的希尔音乐厅售票演出，每个演出季大约有80场高规格的演出。这些音乐活动以跨时期、跨文化的丰富曲目，成为校园音乐活动高水准、多元化、世界性色彩的重要保证，也为该校音乐专业学生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实践平台。
如前所述，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在欧美学界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由该校“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孔子学院”和其他院系组织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方面的讲座大多具有较高的学术含量。由于身处不同的学术语境和训练背景，这些讲座的学者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视角十分独特，他们善于从细节处选题并着手论证，往往能推出一些中国本土学者不易察觉的新课题和新方法。这大概就是从事跨民族、跨文化研究的学术优势所在。
为了更加直观地了解美国学界的音乐学术动态，笔者参加了2012年11月初在新奥尔良举行的“民族音乐学协会”（SEH）和2013年3月底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亚洲研究学会”（AAS）年会，并在“民族音乐学协会”年会举行期间的“中国音乐研究学会”年会上作了大会发言。参加两次会议期间，笔者也观摩、学习了其他学科、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现场讨论。除了新颖、多元的议题外，美国音乐学界学术会议的组织方式同样令笔者产生了浓厚兴趣。据笔者观察，这些会议总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严整有序的会议提前注册与预订制度。在上述会议举办之前的六个月内，主办方通过网络发布和接收参会通知、预注册及取消、参会费、发言调整、酒店预订等信息，以确保动辄上千人的会议报到程序和场地安排的简化与周密。二、丰富的会议活动。各类音乐学术会议期间，通常都会安排音乐类的图书展销，就业面试、招聘及奖学金等信息的发布，媒体采访、音乐演奏、校友会谈，以及一些学术性较强的纪录片展播等。三、会后及时调查与反馈。以笔者参加“民族音乐学协会“2012年会议的经历为例，会议主办方在会议结束一周内向参会者发送电子邮件，了解参会人员对会议举办地点、议程、议题、服务和效率等方面的反馈意见，以供下届年会主办方吸取经验，不断提高办会水平。
可以说，各类音乐会、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包括联席会议）以及日常的协会通讯与联络，是美国音乐学界各姊妹学科之间彼此沟通、互相借鉴，并与人文社科其他领域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体制资源。较之各自为政、凭学者个人兴趣和机缘开辟新领域、新视野和新方法的传统学术运作体制来说，这种宏观上多元一体和微观操作上细致有序的艺术，学术组织经验，对于起步较晚的我国音乐专业的学科建设而言，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五、结论与反思
笔者在综合大学从事音乐学（中国音乐史）的教学、研究的这些年来，常常会注意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在推进学科发展时所采取的内在、外在的种种努力。那么，在目前专业音乐学院、综合大学音乐院系各自为政，甚至后者跟随前者亦步亦趋艰难发展的语境中，国内综合大学音乐学专业如何解决学科发展的特色问题？如何有效地与其他学科形成制度化的深层互动，推出有分量的学术课题和成果？如何在学科原理、机制、方法论层面协调院系框架内音乐表演、音乐学、音乐教育等各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种种偏见与冲突，在学科认识范畴内达成基本共识？这些问题是目前国内综合大学音乐学专业发展中亟需加快探索的瓶颈问题。经过一年来的访问研习，笔者耳闻目睹了美国学界以综合大学音乐学院系为重心的发展事实，深感“他者”的某些推进学科发展的经验和手法，至少在操作层面上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比如跨学科的专题音乐会，合作研究性质的学术课题、讲座与联席会议，以及多元化、海量的文献资源共享等等。唯其如此，国内综合大学音乐院系的音乐学专业，才有可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多学科环境优势，推出有特色、有前景的学术成果。
同时，通过一年来在异域、异文化空间内的访学活动，笔者也注意到了中国音乐在海外传播（教学、研究和表演）时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已经形成积累的经验教训。过去我们长期把“中国音乐”限定在地理和政治版图空间内，可是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其声音和理念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了世界化、全球化的音乐体系中，正如中国人眼中的“西方音乐”所实际经历的那样，“一百余年来，中国已经创造了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西方实际的‘西方音乐’”。也就是说，作为“中国音乐”的“他者”的“西方音乐”，以及作为“西方音乐”的“他者”的“中国音乐”，已经越来越难以泾渭分明地加以区别了：纽约唐人街的中国民乐表演是不是中国音乐？荷兰、德国或日本某位研究中国花儿或江南丝竹的学者的研究工作，属不属于中国音乐学的范畴？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举行的中国鼓乐演出，是不是当代中国音乐史的一部分？这些现实而具体的问题，一次次冲击着我们原有的对“中国音乐”、“西方音乐”的传统认知，也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亲历者、研究者、旁观者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界限。
可不可以这样说，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音乐上越是全球化、多元化，我们也就越想倍加珍惜并重新审视“中国音乐”的自我；反过来，在一个全球化已成既成事实的局面下，我们越是希望认识、保存和传播自我的“中国音乐”，我们也就越是需要多了解全球化音乐语境中的“他者”，从而持续构建出各民族音乐文化彼此互为主体的关系集群。笔者认为，在这样的理念认知前提下，作为异文化语境中身兼“自我”和“他者”身份的音乐学访问学者、音乐家们，不仅需要身体力行地向国际学界及关心中国音乐发展的国际人士传播中国学术与艺术，而且要在主动建构全球化音乐视野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性学术/艺术圈子，在21世纪的国际音乐学界，给出我们的姿态与行动。（责任编辑 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