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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11月3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分析学学会主办、武汉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以一场开幕式音乐会为序引，武汉音乐学院作曲家近年创作并被纳入音乐分析对象的一组作品，活跃了理论会议的气氛，更体现了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的互相促进，观众对学术顾问谢功成、郑英烈、高为杰、王安国教授的到临致以热烈的掌声和崇高的敬意。开幕式上，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杨锋教授寄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推动中国音乐分析学学科稳步向前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院长胡志平教授期待“会议的研讨与研究成果对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和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产生有力的促进作用”，音乐分析学学会会长叶小钢教授和常务副会长贾达群教授一致为学会及该届研讨会提出了担当学术表率的切实要求。研讨会中，代表275人，参会单位64家，组织活动30场（107位与会者发言，含国内外专家/研究生代表）。美国现代音乐理论研究专家约瑟夫·斯特劳斯（Joseph Straus）教授和意大利籍法国计算机音乐及理论家雅各布·巴博尼-施林吉（Jacopo Baboni Schilingi）教授的讲座，赵晓生教授的讲座和音乐会为研讨会增添了色彩。学术委员杜晓十、范哲明、姚恒璐、陈鸿铎、陈丹布、高佳佳、张惠玲、钱仁平、张巍、胡晓、吴春福、蔡乔中教授等参加了交流。闭幕式暨学生论文颁奖中，彭志敏教授代表学会总结了该届研讨会的三个特点，可概括为“展示了队伍力量和研究成果” “强化了学科责任和专业使命” “看到了自身差距和努力方向”。
一、关于研讨主题——“方法”与“课程”
该届研讨会推出的主题——“方法”和“课程”，获得了专家学者的广泛赞许。众多专家认为，“音乐分析是所有音乐行为的基础”，而“不同的音乐作品必须要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去分析，有时一个作品会需要运用十几种方法来分析”；同时，“‘用’和‘学’之间有一条很大的鸿沟”，音乐分析学会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告诉大家有这些方法，还要告诉大家如何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特别是怎么普及这些方法”。因此，朝着“促进我国音乐分析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的宗旨和“促进我国音乐艺术人才培育”的目的，研讨主题的意义十分突出。
斯特劳斯教授的讲座分别契合了两个主题词。《关于动机的扩展》是关于解释无调性音乐重要特性的具体方法；《斯特拉文斯基的和声与声部进行》坚守“纯五度音程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关于斯特拉文斯基三部作品的创作》综合使用分析方法针对具体作品做分析示范；《美国音乐理论博士培养方案》特别介绍了后调性音乐分析、申克音乐分析等系列课程。雅各布教授的讲座《形态分析：音乐语汇中距离的概念和内在的能量》则展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分析音乐形态的新颖手段。
国内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响应了主题。针对“方法”，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提出在“大音乐”学科观念基础上，从最小到最大的时空一体化纵深延展的“全景音乐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教授认为“史美论的分析和技法分析两者要相互依存”，沈阳音乐学院范哲明教授认为“必须彻底改变音乐分析与创作各行其是的局面”，中央音乐学院陈丹布教授认为“关注作曲技法、流派产生的背景、思想、理念，很多技法无法解释的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他们从不同侧面形成了呼应；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教授则以《音乐分析：心的工具和主观方面的手段》为题，指出“对于‘有目的的’和‘解决问题的’音乐分析来说，其所依赖的共同关键……就是‘方法的意识’和‘方法的手段’如何——只有它们，才能促进认知、促成有解”。针对“课程”，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阐释了“和弦也是集合，但集合不一定是和弦”这一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提出在音乐分析及其教学中应“遵循统一与变化的美学原则”“获求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分析效果”“注重音乐陈述结构的分析意义”和“同步分析‘音高’材料与‘音乐’材料”，并反对近乎“破解密码”而忽略音乐本身的舍本求末做法；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呼吁建立通论类-专论类-音乐分析范文研讨类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高佳佳教授和卞婧婧老师分别展示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数字化教学和现代音乐分析方法教学特点；高畅教授和扈滨副教授分别展示了四川音乐学院拓展音乐分析教学内容的情况；郑艳副教授基于对美国哈佛大学的课程研究，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申克音乐分析》课程建设的思考；刘涓涓、符方泽和张璟三位老师，较系统地介绍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分析课程体系的沿革，分别展示了以作曲专业学生和以表演专业学生为主要对象的音乐分析课例；其它论文和发言中也有课程问题的深层探讨，杜晓十教授倡导“探索出一种一以贯之的音高组织发展的逻辑”并带来“前后一致的教学连续性”，张惠玲教授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注重音乐本体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研讨课的教学情况，中央音乐学院郭新教授高度学术化地“从术语Sentence、Phrase和Period的辩义与溯源看勋伯格对德奥体系调性音乐分析和曲式教学发展的影响”。
二、关于成果展现“范围”与“比例”的
统计和比较
“音乐分析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在国内学界得到了迅猛发展，如一位学者形容的那样“春潮带水晚来急”“春城无处不飞花”而“飞入寻常百姓家”。会上，不仅有来自作曲技术专业、音乐学和音乐表演领域的教师成果59项，也有博士生和硕士生论文48篇（比例分别约为55%和45%）；不仅有响应主题的丰富内容（其中有8位教师参加课程展示与教学研讨版块，约占成果展示总人数的7%），还有一批自主选题的研究成果（近八十篇文章，约占成果总量的74%）；在自主研究中，有探讨创作技术或观念、介绍或应用音乐分析理论和专题作品分析等多样化成果，其中，使用的方法既有传统“四大件”，更有出现较晚而热度持续至今的十二音序列技法、音级集合理论、申克理论、新里曼主义理论等；一如往届研讨会，作品分析仍是“主角”（共64篇，约占成果总量的60%），其中包括不少国内作品研究（国内外分别为25篇和39篇，比例约为39%和61%）。 这些数据反映的参与规模和覆盖面、成果数量和丰富性、研讨内容和广泛度，已令人欣喜。不少学者在研讨中倡导转变音乐分析观念，更是令人激动。譬如有学者呼吁“音乐分析不仅要关注作曲家写了什么”，还应当“更多地体现分析者自己看到了什么”，张慧玲教授也认为“音乐分析本质上是对音乐的诠释，有着其主观性”，贾达群教授也说“音乐分析是一个充满着想象、创造和智慧的开放过程”。还有的成果彰显了音乐分析不仅为了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还如有学者认为“只按照自己所谓的理论体系自我陶醉是没有意义的”那样，能够更有实效地助推音乐创作、服务音乐表演、献力音乐事业。
三、关于学科专业“责任”与“使命”的
认识和反思
研讨会强化了音乐分析的专业责任和学科使命，彭志敏教授把它们概括为“为创作助力”“为发展尽力”和“为社会出力”。在这种应有的认识高度上，研讨会也催生了学会和学者们积极的内省和主动的反思。一是如何开展好音乐分析学科自身建设。实现国际化和推进本土化是音乐分析学科向高端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两条路径。客观来看，相比两位外国专家的那份执着，我们的一些成果还停留在漫无目的的“为分析而分析”；研究对象的分布上国内作品仍属少数。对此，叶小钢教授直言：“不能帮助我们的创作。”学者们纷纷呼吁“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我们分析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中国当代的音乐创作”（13篇获奖学生论文中有6篇论文研究中国作品，应可看出评审专家们对本土研究的肯定），并且要“广泛吸收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的文化营养，逐渐形成并丰富我们自己的音乐分析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姜蕾副教授的研究显示，申克分析、集合理论等传统研究已淡出美国音乐分析理论的视野，理论历史及批评，跨学科合作研究、“微技法”分析及流行音乐理论等交叉或边缘学科研究已成为新趋势，可见，一味追随而缺少创新则无法自强我们的学科），还“要不断地将我们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成果融入到国际化的音乐理论研究平台上”。
二是如何发挥好音乐分析学科育人功能。在学会发布的会议主旨中，针对“课程”与“方法”的研讨主题有这样一段表述：：“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并为人才培养服务……为中国音乐分析学学科的发展，为中国音乐分析学学者的产出，为中国音乐分析学学生的进步，做一点实际的工作。”这已经指明了音乐分析学科的根本任务。再看有关数据：响应主题的成果少于其它，直接响应“课程”的成果更是大大少于其它，教师对主题的响应多于学生，教师参会人数多于学生。由此反思，我们是否真正将育人作为了第一任务？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围绕教学来开展研究？我们的研究又是否已经充分而有效地转化为课程内容？我们在教学中除了讲解专业知识是否还注重传授研究方法、专业观念和学术精神？既然“音乐分析是所有音乐行为的基础”，音乐分析教师们的工作不仅会作用于学科自身发展，还必将对整个音乐生态带来广阔而深远的影响。王安国教授因为“全国数以三十多万计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应用初级音乐分析手段的实际能力和状况令人堪忧”而痛心不已，并在研讨会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呼唤音乐分析学“将‘专家学术领地’转变为能有效服务于社会的文化智库”。
今年是国家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和“十三五”规划的谋局之年，我们即将迎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此时举办的研讨会也因此而具有了承前启后的不凡意义，音乐分析学学会将如何继往开来、扬长补短、凝心聚力，有效规划“十三五”发展，繁荣音乐事业，更好融入和服务于社会进步？相信音乐分析学界全体同仁都将对此充满无限希望。
张璟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学位办）主任，作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特约编辑 于庆新）
以一场开幕式音乐会为序引，武汉音乐学院作曲家近年创作并被纳入音乐分析对象的一组作品，活跃了理论会议的气氛，更体现了理论研究与音乐创作的互相促进，观众对学术顾问谢功成、郑英烈、高为杰、王安国教授的到临致以热烈的掌声和崇高的敬意。开幕式上，武汉音乐学院党委书记杨锋教授寄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推动中国音乐分析学学科稳步向前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院长胡志平教授期待“会议的研讨与研究成果对音乐分析学学科建设和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产生有力的促进作用”，音乐分析学学会会长叶小钢教授和常务副会长贾达群教授一致为学会及该届研讨会提出了担当学术表率的切实要求。研讨会中，代表275人，参会单位64家，组织活动30场（107位与会者发言，含国内外专家/研究生代表）。美国现代音乐理论研究专家约瑟夫·斯特劳斯（Joseph Straus）教授和意大利籍法国计算机音乐及理论家雅各布·巴博尼-施林吉（Jacopo Baboni Schilingi）教授的讲座，赵晓生教授的讲座和音乐会为研讨会增添了色彩。学术委员杜晓十、范哲明、姚恒璐、陈鸿铎、陈丹布、高佳佳、张惠玲、钱仁平、张巍、胡晓、吴春福、蔡乔中教授等参加了交流。闭幕式暨学生论文颁奖中，彭志敏教授代表学会总结了该届研讨会的三个特点，可概括为“展示了队伍力量和研究成果” “强化了学科责任和专业使命” “看到了自身差距和努力方向”。
一、关于研讨主题——“方法”与“课程”
该届研讨会推出的主题——“方法”和“课程”，获得了专家学者的广泛赞许。众多专家认为，“音乐分析是所有音乐行为的基础”，而“不同的音乐作品必须要有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去分析，有时一个作品会需要运用十几种方法来分析”；同时，“‘用’和‘学’之间有一条很大的鸿沟”，音乐分析学会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告诉大家有这些方法，还要告诉大家如何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特别是怎么普及这些方法”。因此，朝着“促进我国音乐分析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的宗旨和“促进我国音乐艺术人才培育”的目的，研讨主题的意义十分突出。
斯特劳斯教授的讲座分别契合了两个主题词。《关于动机的扩展》是关于解释无调性音乐重要特性的具体方法；《斯特拉文斯基的和声与声部进行》坚守“纯五度音程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意义”；《关于斯特拉文斯基三部作品的创作》综合使用分析方法针对具体作品做分析示范；《美国音乐理论博士培养方案》特别介绍了后调性音乐分析、申克音乐分析等系列课程。雅各布教授的讲座《形态分析：音乐语汇中距离的概念和内在的能量》则展示了利用计算机技术分析音乐形态的新颖手段。
国内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响应了主题。针对“方法”，上海音乐学院赵晓生教授提出在“大音乐”学科观念基础上，从最小到最大的时空一体化纵深延展的“全景音乐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姚恒璐教授认为“史美论的分析和技法分析两者要相互依存”，沈阳音乐学院范哲明教授认为“必须彻底改变音乐分析与创作各行其是的局面”，中央音乐学院陈丹布教授认为“关注作曲技法、流派产生的背景、思想、理念，很多技法无法解释的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他们从不同侧面形成了呼应；武汉音乐学院彭志敏教授则以《音乐分析：心的工具和主观方面的手段》为题，指出“对于‘有目的的’和‘解决问题的’音乐分析来说，其所依赖的共同关键……就是‘方法的意识’和‘方法的手段’如何——只有它们，才能促进认知、促成有解”。针对“课程”，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教授阐释了“和弦也是集合，但集合不一定是和弦”这一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提出在音乐分析及其教学中应“遵循统一与变化的美学原则”“获求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分析效果”“注重音乐陈述结构的分析意义”和“同步分析‘音高’材料与‘音乐’材料”，并反对近乎“破解密码”而忽略音乐本身的舍本求末做法；上海音乐学院陈鸿铎教授呼吁建立通论类-专论类-音乐分析范文研讨类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高佳佳教授和卞婧婧老师分别展示了中国音乐学院民族音乐数字化教学和现代音乐分析方法教学特点；高畅教授和扈滨副教授分别展示了四川音乐学院拓展音乐分析教学内容的情况；郑艳副教授基于对美国哈佛大学的课程研究，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申克音乐分析》课程建设的思考；刘涓涓、符方泽和张璟三位老师，较系统地介绍了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分析课程体系的沿革，分别展示了以作曲专业学生和以表演专业学生为主要对象的音乐分析课例；其它论文和发言中也有课程问题的深层探讨，杜晓十教授倡导“探索出一种一以贯之的音高组织发展的逻辑”并带来“前后一致的教学连续性”，张惠玲教授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注重音乐本体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研讨课的教学情况，中央音乐学院郭新教授高度学术化地“从术语Sentence、Phrase和Period的辩义与溯源看勋伯格对德奥体系调性音乐分析和曲式教学发展的影响”。
二、关于成果展现“范围”与“比例”的
统计和比较
“音乐分析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在国内学界得到了迅猛发展，如一位学者形容的那样“春潮带水晚来急”“春城无处不飞花”而“飞入寻常百姓家”。会上，不仅有来自作曲技术专业、音乐学和音乐表演领域的教师成果59项，也有博士生和硕士生论文48篇（比例分别约为55%和45%）；不仅有响应主题的丰富内容（其中有8位教师参加课程展示与教学研讨版块，约占成果展示总人数的7%），还有一批自主选题的研究成果（近八十篇文章，约占成果总量的74%）；在自主研究中，有探讨创作技术或观念、介绍或应用音乐分析理论和专题作品分析等多样化成果，其中，使用的方法既有传统“四大件”，更有出现较晚而热度持续至今的十二音序列技法、音级集合理论、申克理论、新里曼主义理论等；一如往届研讨会，作品分析仍是“主角”（共64篇，约占成果总量的60%），其中包括不少国内作品研究（国内外分别为25篇和39篇，比例约为39%和61%）。 这些数据反映的参与规模和覆盖面、成果数量和丰富性、研讨内容和广泛度，已令人欣喜。不少学者在研讨中倡导转变音乐分析观念，更是令人激动。譬如有学者呼吁“音乐分析不仅要关注作曲家写了什么”，还应当“更多地体现分析者自己看到了什么”，张慧玲教授也认为“音乐分析本质上是对音乐的诠释，有着其主观性”，贾达群教授也说“音乐分析是一个充满着想象、创造和智慧的开放过程”。还有的成果彰显了音乐分析不仅为了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还如有学者认为“只按照自己所谓的理论体系自我陶醉是没有意义的”那样，能够更有实效地助推音乐创作、服务音乐表演、献力音乐事业。
三、关于学科专业“责任”与“使命”的
认识和反思
研讨会强化了音乐分析的专业责任和学科使命，彭志敏教授把它们概括为“为创作助力”“为发展尽力”和“为社会出力”。在这种应有的认识高度上，研讨会也催生了学会和学者们积极的内省和主动的反思。一是如何开展好音乐分析学科自身建设。实现国际化和推进本土化是音乐分析学科向高端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两条路径。客观来看，相比两位外国专家的那份执着，我们的一些成果还停留在漫无目的的“为分析而分析”；研究对象的分布上国内作品仍属少数。对此，叶小钢教授直言：“不能帮助我们的创作。”学者们纷纷呼吁“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我们分析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我们中国当代的音乐创作”（13篇获奖学生论文中有6篇论文研究中国作品，应可看出评审专家们对本土研究的肯定），并且要“广泛吸收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的文化营养，逐渐形成并丰富我们自己的音乐分析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姜蕾副教授的研究显示，申克分析、集合理论等传统研究已淡出美国音乐分析理论的视野，理论历史及批评，跨学科合作研究、“微技法”分析及流行音乐理论等交叉或边缘学科研究已成为新趋势，可见，一味追随而缺少创新则无法自强我们的学科），还“要不断地将我们中国的音乐理论研究成果融入到国际化的音乐理论研究平台上”。
二是如何发挥好音乐分析学科育人功能。在学会发布的会议主旨中，针对“课程”与“方法”的研讨主题有这样一段表述：：“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教学实践并为人才培养服务……为中国音乐分析学学科的发展，为中国音乐分析学学者的产出，为中国音乐分析学学生的进步，做一点实际的工作。”这已经指明了音乐分析学科的根本任务。再看有关数据：响应主题的成果少于其它，直接响应“课程”的成果更是大大少于其它，教师对主题的响应多于学生，教师参会人数多于学生。由此反思，我们是否真正将育人作为了第一任务？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围绕教学来开展研究？我们的研究又是否已经充分而有效地转化为课程内容？我们在教学中除了讲解专业知识是否还注重传授研究方法、专业观念和学术精神？既然“音乐分析是所有音乐行为的基础”，音乐分析教师们的工作不仅会作用于学科自身发展，还必将对整个音乐生态带来广阔而深远的影响。王安国教授因为“全国数以三十多万计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应用初级音乐分析手段的实际能力和状况令人堪忧”而痛心不已，并在研讨会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呼唤音乐分析学“将‘专家学术领地’转变为能有效服务于社会的文化智库”。
今年是国家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和“十三五”规划的谋局之年，我们即将迎来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期。此时举办的研讨会也因此而具有了承前启后的不凡意义，音乐分析学学会将如何继往开来、扬长补短、凝心聚力，有效规划“十三五”发展，繁荣音乐事业，更好融入和服务于社会进步？相信音乐分析学界全体同仁都将对此充满无限希望。
张璟 武汉音乐学院研究生部（学位办）主任，作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特约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