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纪为明朝的宫廷画家，“字廷振，四明人(今浙江宁波)”(明李开先《闲居集》序)，“号乐愚”(《宁波府志》)，生卒年不详。吕纪“初学边景昭花鸟，袁忠彻见之，谓出景昭上，馆于家，使临唐宋以来名画，遂人妙品，独步当代”(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后“以荐入供事仁智殿，至锦衣指挥”(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吕纪人官供奉的时间应在成化年间(1465～1487年在位)，而名气极盛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在位)。比吕纪略晚的杭淮在其《双溪集》中有诗云：“吕纪昔在宪宗朝，指挥直入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落笔天颜生顾盼”；吕纪人宫之初的成化年间，林良的绘画正风靡宫廷，而林良的作品都以水墨淋漓为特色，所以吕纪虽然最初所学为工笔重彩画法，入宫后早期的作品却风格极近林良，是以水墨淡彩画居多。
　　吕纪存世的作品并不算很多，其绘画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用笔较为豪纵；另一类则是设色浓丽，用笔工致，具有富丽的宫廷装饰趣味。从时间上看，他早年在家乡学的是边景昭的画风，工整细致；被征召进入宫廷以后，因为看到林良的画风极为时尚，故而所作也多为水墨淡彩一类的作品，而到了后期其画风又回复到早年工笔重彩的路子上。吕纪画风的变化，尤其是由水墨淡设色画转为工笔重设色画，其直接的原因看来是为了适应不同皇帝的不同口味，具体说来就是弘治皇帝朱佑樘的欣赏口味不同于他的父辈成化皇帝朱见深，前者欣赏林良的写意花鸟画，后者喜欢工笔重彩花鸟画。从而造成了吕纪绘画风格的前后区别。而这幅《花鸟图》，正好是反映了他画风变化时期的作品，尤为可贵，应当是吕纪画艺成熟中年时的佳作。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历史中，素来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说法。“黄家”指的是五代西蜀至北宋初的画家黄筌和他的两个儿子黄居窠、黄居宝，他们先后供奉宫廷，擅长画珍禽异兽，风格富贵华丽；后者指的是徐熙、徐崇嗣父子，他们也是五代南唐至北宋初人，所画大多为野生花卉及习见之禽鸟，画风野逸素雅。由此形成了花鸟画中的两大流派。此后花鸟画的发展就是在这两大流派的基础上，不断地演进变化，逐渐呈现出了多姿多采的格局。一般说来，宫廷绘画中更多的是富贵的画风，而在民间则是野逸的画风在流行。但是也不尽然，大凡一种绘画风格流行之后，便会对周围及以后产生影响，于是花鸟画中“富贵”和“野逸”这两种画风就在演进中又不断地相互渗透和融合，它们之间的界线也逐渐不是那样分明了然了。我们从明代宫廷画家吕纪的这幅《锦鸡图》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既有区别又有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现象。
　　此幅《锦鸡图》，是著名华裔收藏王季迁先生的旧藏。画为绢本设色，纵166厘米、横97.5厘米，画幅的右边沿有作者署款“吕纪”，下钤印章“廷振”。
　　画中为一对色泽深暗的锦鸡，笔致工细，但是色彩上仍以水墨为主，只有锦鸡眼睛周围及脚爪两处为鲜艳的红色；山石流水的画法明显带有南宋“院体”马远、夏圭的痕迹。此图经清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一书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