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崭新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以心灵取代感官,让曾经的生活走进市场,使日常生活叙事回归银幕,将政府资源和商业资本捆绑激活。
　　影片改编自小说《余震》,原著作者张翎在充分肯定影片功劳的基础上,对于二者的区别也一语中的:小说写“痛”,电影写“暖”。这未尝不是作者型电影和大众型电影的一显著区别。如若按照“痛”的路数,影片显然要在主题的深刻性方面做出更多的尝试,但“痛”的经验之于普通大众的观影诉求、对于商业电影的情感范式,显然不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表述,做出这种改写,是一部主流电影争取大多数观众的首要一步。
　　就影片本体而言,《唐山大地震》未必有某些特别之处。但它在这样一个感官疲惫、心灵缺氧的时机出现,立时显得殊而不群。影片聪明地只将地震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将大部分的篇幅寄予其后绵延三十二年的心灵余震。情感的起点有其奇崛处,但情感的发展和演进,完全置于可感可触的日常生活流程之中,而这一点之于中国的现实银幕,远比奇观性画面更具稀缺性。因此,整部影片形成了一种由大悲大痛向大情大爱演变的情感流程,用以填充和包裹这一流程的,是极尽生活化的现实断面和情感策应点。看起来并非经过人为提炼的典型事件,自始至终在一种粉末化的状态中如水般流动。让观众在银幕上呼吸到人间烟火,是大片时代的中国电影久已绝缘的一种素质,是对文化匮乏与情感贫瘠的国产大片的一种声誉的挽回。
　　作为命题作文,华谊兄弟与唐山地方政府的此次合作也将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的一道经典案例。政府的投入有其方方面面的诉求,商业的介入无法摆脱的是资本的属性,将二者捆绑激活、互惠互利是近些年来不断被业界所摸索和尝试的一种路径。在眼见了诸多“礼堂首映片”和“地方劳模宣传片”之后,终于出现这样一部深度仰仗地方支持而能够摆脱直白宣教套路、化宏大叙事于细微人情、融政治诉求于商业规律的作品,无异具有坐标的价值。如果商业资本与政府资源的合作都能如此这般纳入产业轨道,那必将成为中国电影之大幸。
　　《唐山大地震》的适时出现,不禁令人联想到中国电影已断流许久的家庭伦理情节剧传统。固然,《唐山大地震》写实的特质似乎不能完全与“伦理情节剧”的概念相对应,但它在重归心灵与情感路线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对于现实人伦关系的用心铺陈,显然能够击中中国观众最为受用的情感点。
　　当年,以形式美感卓绝一时的老谋子忽然收起标志性的大色块、按捺多种解读的强烈冲动,转而补课、藏拙式地奉出一部老老实实讲述老百姓故事的《活着》,于当时的语境下,遭受的尽是技法保守、电影化程度降低、“重回谢晋老路”的质疑和苛责。而时至今日,《活着》已被公认为张艺谋最具大师风范、返璞归真的杰作。某种意义上而言,在中国式大片的作品序列里,《唐山大地震》之于冯小刚,或许若《活着》之于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