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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阎红彦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主政云南的年代，是云南的“黄金时期”。老百姓们对阎红彦的爱戴和怀念，不仅是由于他主政时期云南人民生活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更感念其内心那种对老百姓发自肺腑、深沉的爱。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说，他最近到云南去调研，使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接触的不少年轻人还知道我的父亲阎红彦，还能说出他为百姓做过的一些事情。说他主政云南的年代，是云南的“黄金时期”。想想父亲去世已经40多年了，这些年轻人的印象，应该是他们父辈传出又被他们接受了的。
记得十年前，我在昆明坐出租车，那位中年司机只是听说我从北京来，便向我介绍云南的情况，说起他的父母常常怀念的老书记阎红彦，是如何扭转了当时的困难局面，让老百姓生活好了，心气顺了。
80年代初我到云南出差，听一位边远山区的县干部说，当时有一位中央领导问他，云南这么穷，如何才能改变?他说，要放宽政策，如果当年照阎书记的办法走下去，我们早就变好了。
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去云南采访，却带回一篇选题之外的文章《少数民族群众的知心人》。寫的就是父亲真正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心思，组织工作队从细节人手，教会那些穴居野外的少数民族如何生活、生产。他去世十多年后，记者所到之处，人们都还把他当亲人来怀念。
为扭转困难局面夜不能寐
在我心中，父亲是一个严肃、认真而又朴实、深情的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陕北苏区、红军、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谢子长、刘志丹，数阎红彦贡献大。
父亲生前对他所做的事很少谈及，有些我也是通过别人的回忆了解的。但父亲对老百姓的深情我却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多次说起家乡的穷、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苦和老百姓受的煎熬。每当谈起这些，父亲内心深处的痛和无法言传的表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主政云南初期，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尽快了解当地情况，研究调整政策，父亲除了在中央和省里开会外，只要能安排出时间，就下到各县进行调研。
那时，身患高血压和肺心病的父亲不顾身体不适，几乎跑遍了云南全省：他到过滇西南高黎贡山的傈僳族、佤族、景颇族山寨；穿过金沙江的激流，到滇西北藏族聚居地的迪庆高原；到过最贫瘠的山村，也到过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
当看到一些资源丰富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贫瘠的山村，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十分困苦，父亲沉重地慨叹：“解放十年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那几年，父亲无论是在北京开会，还是在云南主持工作，晚上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后，父亲认为，只有进行深入细致、与群众心贴心的调查，才能摸到群众的脉搏，才能制定出顺乎民心的方针、政策，也才能进行“有说服力”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云南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了解民情，父亲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谈耕种，在山坡和羊倌说在行的话，深入到农民家中和他们谈养猪、生活等问题。当父亲找到县委时，已是下班时间，为不惊动更多的人，他就睡在拼起来的办公桌上。
父亲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农村政策不适应当地的实际，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山区，百姓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而且是多民族杂居，但社队的生产规模搞得过大；有些地方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的生活相当困难，甚至大量发生了浮肿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一度出现了动荡不安。
针对这些情况，父亲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活跃市场，他说：“抓住了生产就抓住了民心”，“要鼓励做买卖，这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水平。”
父亲鼓励边境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至今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百姓称道。
父亲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如调整社队规模等。他说“合乎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原则”。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非常诚恳地对干部讲：“无论什么时候，什么问题，如果不顾及群众的切身利害，不考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就会失败，就会一事无成。”
因为当时出台的许多政策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落后地区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
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
60年代初，中国仍被一些国家封锁，橡胶是国防建设的战略物资。国家准备在海南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试种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农垦部在西双版纳筹建国营农场，提出发展计划、资金、技术和职工队伍由国家统一负责，但地方需要动员搬迁当地的傣族居民，解决土地的划拨和征用。
当时，有些地方干部往往只简单运用行政手段完成上级任务，而不注意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商量，共同解决问题。但父亲却要求干部应该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他认为，要不要让傣族群众搬迁，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而且涉及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问题。他提出，最好不采取征地、让群众搬迁的办法，而是动员群众帮助农场共同种植橡胶，并且纳入农场的种植计划。父亲这一既发展国营橡胶又扶持发展民营橡胶的建议得到了农垦部王震部长的支持。由于涉及到当时十分敏感的所有制问题，父亲说：“我们的目的是发展橡胶生产，国家掌握这个战略物资。”“只要能发展，谁种都可以”，“所有制，不是目的。”在这个政策指导下，农场完成了种植计划，拿到橡胶产品，同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提高了技术，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
在一次考察中，父亲遇到一个老太太，在风雨中一跛一跛地翻山爬坡去公社食堂吃饭。老太太说：“过了这道箐，还要爬一个坡，吃顿饭真难啊。”到了食堂，群众争相对父亲说，老太太跑的路不算远，他们最远的有30里，要骑着毛驴去吃饭。
这样的情景让父亲十分难过。尽管当时公社食堂正办得热火朝天，不少人为此高呼万岁，但父亲在干部会议上气愤地说：“30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稍微忠厚一点的人也不该这样做嘛!”为了去食堂吃饭，把农民的生活规律全部打乱了。“办食堂要根据群众的意愿，不能办就散嘛!”但这样的主张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更没有人敢执行。当时“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也有人因为提出对食堂的意见而被撤职，送农场劳改。
1961年5月，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据实上书，为民请命。他就放宽若干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6000多字的长信，提出解散公社食堂等建议。他的建议和调查方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不久，云南农村解散了公社食堂，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
少数民族的贴心人
1965年7月，父亲转入对边疆少数民族工作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在靠近国境线的景颇、拉祜族特别是佤族山寨，父亲看到了太多他不愿看到的景象：不少群众穿得脏、烂、破，有人只有一块遮羞布；他们不 洗脸、不刷牙、用镰刀理发；他们没有医生，生了病就求神信鬼；许多人全家没有一条被子，只有一个火塘，一口吊锅，全部家产一个背篓就装走了；吃的都是水煮菜，不会用油，更不会炒菜；很多地方还是刀耕火种。
父亲心情十分沉重。这样落后的生产，简单的生活，边疆如何稳定?谈何发展?
痛定思痛，父亲总结道：“人类许多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有靠发展生产来解决。”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实际，不仅要看到现状，也要看到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他认为，在边疆地区，文化建设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文化不提高，教育不加强，要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并实现真正事实上的民族平等，都是非常困难的，各民族群众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父亲提出边防部队和外来干部不但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发展商品经济。还要教会他们理发、洗脸、刷牙等生活技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正是这些细致、具体、可操作的工作，一步步地改变着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他们的意识，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带来了边疆的繁荣兴旺，各族人民对父亲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文革”十年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没有改变老百姓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反而让群众更加怀念他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阎红彦传》的党史工作者，分别到云南边疆走访，事隔二十年，人们仍在深深地怀念着父亲，说他是“少数民族的贴心人”，把父亲在云南工作的那一段时期，称为“阎红彦的时代”。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认为，阎红彦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同志，他把自己的名字与云南这片红土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群众说那是一个“黄金时期”
经过历次“运动”，让干部讲真话，做到实事求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上面下达的政策，地方干部不敢有异议，而这样一来，群众也不敢对干部讲真话。但父亲却说：“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讲真话?”1961年6月16日至8月12日，中共云南省省委先后召开工作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省委领导带头说真话，一项项地检查了之前几年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和造成的恶果，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总结经验教训。这次会议恢复了党內民主生活，让干部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纠正“宁左勿右”思想，为扭转云南的困难局面打下了基础。
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父亲和云南省省长于一川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提出云南不需要和全国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要以改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这个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允诺。但是，在文件形成后，中共西南局常务书记立即兴师问罪，这事惊动了中央，父亲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中央派彭真到云南进行调查。彭真做了妥善处理。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巧妙地保护了云南省委和阎红彦、于一川顺利过关，化险为夷。
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父亲仍然坚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在那个群众运动似乎能推动一切的年代，父亲却说：“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他反复强调：“生产的发展，是关系群众生活的最大实际，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要求。”“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就肯定不是好政策。”“生产好了，群众满意了，什么事都好办。”
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都说，能深深感到他身上有一种敢于实事求是的胆识和魄力，有一种不计个人安危敢于为民请命的高贵品格。在极为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他依然力求做到“为人正直不阿，为真理奋斗不息”，这正是云南干部群众对父亲印象特别深、感情特别厚的根本原因。
经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1962年，云南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1963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1964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年。1964年，全国许多商品还在凭票证供应之时，云南的猪肉在全省平价敞开供应，数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完全放开。农民人均分配收入，1964年比1961年增加了31.4％(边疆地区农民增加66％)。1965年工业总产值创历史最好水平，迎来了云南生产建设的全面高涨。全省开始出现生产发展、市场繁荣的景象。
在云南的发展史上，1964、1965年被记载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建立后最好的年份之一”。云南各族群众中则流传着那是一个“黄金时期”的说法。
前些日子一位朋友说，他最近到云南去调研，使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接触的不少年轻人还知道我的父亲阎红彦，还能说出他为百姓做过的一些事情。说他主政云南的年代，是云南的“黄金时期”。想想父亲去世已经40多年了，这些年轻人的印象，应该是他们父辈传出又被他们接受了的。
记得十年前，我在昆明坐出租车，那位中年司机只是听说我从北京来，便向我介绍云南的情况，说起他的父母常常怀念的老书记阎红彦，是如何扭转了当时的困难局面，让老百姓生活好了，心气顺了。
80年代初我到云南出差，听一位边远山区的县干部说，当时有一位中央领导问他，云南这么穷，如何才能改变?他说，要放宽政策，如果当年照阎书记的办法走下去，我们早就变好了。
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去云南采访，却带回一篇选题之外的文章《少数民族群众的知心人》。寫的就是父亲真正了解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心思，组织工作队从细节人手，教会那些穴居野外的少数民族如何生活、生产。他去世十多年后，记者所到之处，人们都还把他当亲人来怀念。
为扭转困难局面夜不能寐
在我心中，父亲是一个严肃、认真而又朴实、深情的人。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陕北苏区、红军、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谢子长、刘志丹，数阎红彦贡献大。
父亲生前对他所做的事很少谈及，有些我也是通过别人的回忆了解的。但父亲对老百姓的深情我却能清楚地感受到。他多次说起家乡的穷、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苦和老百姓受的煎熬。每当谈起这些，父亲内心深处的痛和无法言传的表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主政云南初期，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尽快了解当地情况，研究调整政策，父亲除了在中央和省里开会外，只要能安排出时间，就下到各县进行调研。
那时，身患高血压和肺心病的父亲不顾身体不适，几乎跑遍了云南全省：他到过滇西南高黎贡山的傈僳族、佤族、景颇族山寨；穿过金沙江的激流，到滇西北藏族聚居地的迪庆高原；到过最贫瘠的山村，也到过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
当看到一些资源丰富的地方还有那么多贫瘠的山村，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十分困苦，父亲沉重地慨叹：“解放十年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啊!”那几年，父亲无论是在北京开会，还是在云南主持工作，晚上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后，父亲认为，只有进行深入细致、与群众心贴心的调查，才能摸到群众的脉搏，才能制定出顺乎民心的方针、政策，也才能进行“有说服力”的领导。在他的带领下，云南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了解民情，父亲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谈耕种，在山坡和羊倌说在行的话，深入到农民家中和他们谈养猪、生活等问题。当父亲找到县委时，已是下班时间，为不惊动更多的人，他就睡在拼起来的办公桌上。
父亲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农村政策不适应当地的实际，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山区，百姓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而且是多民族杂居，但社队的生产规模搞得过大；有些地方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的生活相当困难，甚至大量发生了浮肿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一度出现了动荡不安。
针对这些情况，父亲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活跃市场，他说：“抓住了生产就抓住了民心”，“要鼓励做买卖，这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水平。”
父亲鼓励边境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至今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百姓称道。
父亲还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如调整社队规模等。他说“合乎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原则”。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非常诚恳地对干部讲：“无论什么时候，什么问题，如果不顾及群众的切身利害，不考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就会失败，就会一事无成。”
因为当时出台的许多政策符合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欢迎，落后地区的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
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
60年代初，中国仍被一些国家封锁，橡胶是国防建设的战略物资。国家准备在海南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试种成功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农垦部在西双版纳筹建国营农场，提出发展计划、资金、技术和职工队伍由国家统一负责，但地方需要动员搬迁当地的傣族居民，解决土地的划拨和征用。
当时，有些地方干部往往只简单运用行政手段完成上级任务，而不注意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商量，共同解决问题。但父亲却要求干部应该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他认为，要不要让傣族群众搬迁，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而且涉及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问题。他提出，最好不采取征地、让群众搬迁的办法，而是动员群众帮助农场共同种植橡胶，并且纳入农场的种植计划。父亲这一既发展国营橡胶又扶持发展民营橡胶的建议得到了农垦部王震部长的支持。由于涉及到当时十分敏感的所有制问题，父亲说：“我们的目的是发展橡胶生产，国家掌握这个战略物资。”“只要能发展，谁种都可以”，“所有制，不是目的。”在这个政策指导下，农场完成了种植计划，拿到橡胶产品，同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提高了技术，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
在一次考察中，父亲遇到一个老太太，在风雨中一跛一跛地翻山爬坡去公社食堂吃饭。老太太说：“过了这道箐，还要爬一个坡，吃顿饭真难啊。”到了食堂，群众争相对父亲说，老太太跑的路不算远，他们最远的有30里，要骑着毛驴去吃饭。
这样的情景让父亲十分难过。尽管当时公社食堂正办得热火朝天，不少人为此高呼万岁，但父亲在干部会议上气愤地说：“30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稍微忠厚一点的人也不该这样做嘛!”为了去食堂吃饭，把农民的生活规律全部打乱了。“办食堂要根据群众的意愿，不能办就散嘛!”但这样的主张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更没有人敢执行。当时“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也有人因为提出对食堂的意见而被撤职，送农场劳改。
1961年5月，父亲不顾个人安危，据实上书，为民请命。他就放宽若干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6000多字的长信，提出解散公社食堂等建议。他的建议和调查方法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不久，云南农村解散了公社食堂，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
少数民族的贴心人
1965年7月，父亲转入对边疆少数民族工作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在靠近国境线的景颇、拉祜族特别是佤族山寨，父亲看到了太多他不愿看到的景象：不少群众穿得脏、烂、破，有人只有一块遮羞布；他们不 洗脸、不刷牙、用镰刀理发；他们没有医生，生了病就求神信鬼；许多人全家没有一条被子，只有一个火塘，一口吊锅，全部家产一个背篓就装走了；吃的都是水煮菜，不会用油，更不会炒菜；很多地方还是刀耕火种。
父亲心情十分沉重。这样落后的生产，简单的生活，边疆如何稳定?谈何发展?
痛定思痛，父亲总结道：“人类许多事实上的不平等，只有靠发展生产来解决。”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实际，不仅要看到现状，也要看到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他认为，在边疆地区，文化建设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文化不提高，教育不加强，要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并实现真正事实上的民族平等，都是非常困难的，各民族群众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父亲提出边防部队和外来干部不但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发展商品经济。还要教会他们理发、洗脸、刷牙等生活技能，帮助他们改善生活。
正是这些细致、具体、可操作的工作，一步步地改变着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他们的意识，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带来了边疆的繁荣兴旺，各族人民对父亲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文革”十年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没有改变老百姓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反而让群众更加怀念他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阎红彦传》的党史工作者，分别到云南边疆走访，事隔二十年，人们仍在深深地怀念着父亲，说他是“少数民族的贴心人”，把父亲在云南工作的那一段时期，称为“阎红彦的时代”。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认为，阎红彦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同志，他把自己的名字与云南这片红土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群众说那是一个“黄金时期”
经过历次“运动”，让干部讲真话，做到实事求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上面下达的政策，地方干部不敢有异议，而这样一来，群众也不敢对干部讲真话。但父亲却说：“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讲真话?”1961年6月16日至8月12日，中共云南省省委先后召开工作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省委领导带头说真话，一项项地检查了之前几年农村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和造成的恶果，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总结经验教训。这次会议恢复了党內民主生活，让干部敢讲真话，畅所欲言，纠正“宁左勿右”思想，为扭转云南的困难局面打下了基础。
1962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父亲和云南省省长于一川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提出云南不需要和全国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要以改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这个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允诺。但是，在文件形成后，中共西南局常务书记立即兴师问罪，这事惊动了中央，父亲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中央派彭真到云南进行调查。彭真做了妥善处理。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巧妙地保护了云南省委和阎红彦、于一川顺利过关，化险为夷。
经历了这场政治风波，父亲仍然坚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在那个群众运动似乎能推动一切的年代，父亲却说：“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他反复强调：“生产的发展，是关系群众生活的最大实际，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要求。”“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就肯定不是好政策。”“生产好了，群众满意了，什么事都好办。”
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都说，能深深感到他身上有一种敢于实事求是的胆识和魄力，有一种不计个人安危敢于为民请命的高贵品格。在极为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他依然力求做到“为人正直不阿，为真理奋斗不息”，这正是云南干部群众对父亲印象特别深、感情特别厚的根本原因。
经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1962年，云南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1963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1964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年。1964年，全国许多商品还在凭票证供应之时，云南的猪肉在全省平价敞开供应，数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完全放开。农民人均分配收入，1964年比1961年增加了31.4％(边疆地区农民增加66％)。1965年工业总产值创历史最好水平，迎来了云南生产建设的全面高涨。全省开始出现生产发展、市场繁荣的景象。
在云南的发展史上，1964、1965年被记载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建立后最好的年份之一”。云南各族群众中则流传着那是一个“黄金时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