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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居易是继唐代杜甫之后我国文学史上又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儒家仁政为主，主张“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本文从他的诗歌作用、创作方法和表现内容三方面出发，全面论述其诗歌理论。
关键词：白居易；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中唐时期，政局混乱，宦官专政，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加剧。面对动荡的政局，兴起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就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创作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同时他以自己的创作经验为基础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用诗歌为民请命，为君纳谏，写出了大量反映政治社会生活的优秀诗篇，因此塑造了他继杜甫之后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形象。
一、白居易论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
（一）白居易提出了诗歌应“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等思想，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求诗歌要密切联系现实，充分反映社会生活，将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通过诗歌表现出来，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为了唐帝国的长治久安，为了重建安定、强大的现代帝国。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反映了现实，贤明的君主倾听了这些诗歌，革除了这些弊端，这样社会就会更为安定。（二）白居易认为诗歌要充分发挥它的社会作用。他强调在下者要进行讽刺，在上者要听取讽刺之音，诗歌必须通过讽刺、寓美刺，只有這样，诗歌的社会和政治作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他曾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於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於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策林》六十八）。[1]（三）白居易进一步提出诗歌创作应“为时而作、为事而作”。他在《新乐府》序中提出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时、事，主要指国家的兴衰，朝政的得失、人民的疾苦等，即如他在《秦中吟序》[2]中所说的：“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二、白居易论诗歌的创作方法
（一）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内容占主导地位，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这一主张在他的诗文中出现多次。他在《新乐府》[3]序中强调诗歌“系于，不系于文”，在《寄唐生》中又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诗歌不应追求形式上的东西，不应离开内容，让诗歌的内容真正体现它的价值。（二）要求诗歌语言浅显易懂；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独特方法，使他的诗歌广为流传，赢得众多人的喜爱。元稹曾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於缮写模勒，卖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4]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其诗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更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有他如此之高成就，古往今来是极少见的。由于他肯学习民间的语言，不避俚俗，所以在当时缺少文化的王公、妾妇、牧童、马夫都能传诵。（三）提倡讽谕、比兴；白居易把讽刺和比兴紧密的联系起来，他认为文章是为“时”为“事”而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到“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他大力写作讽谕诗，强烈的要求文艺创作应该尽可能地反映封建主义地政治大事，他不赞同文章“溺于山水”、“嘲风雪、弄花草”，应把“美刺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诗歌应该体现其补救时弊作用，使诗歌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性。
三、白居易论诗歌的表现内容
（一）反映社会和时政弊端；如《重赋》中“敛索无冬春”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赋税的繁重，中唐时期的弊政之一就是实行两税法，不收实物只收钱，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赠友》中“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中唐时期的弊政还有一种是有宫廷派出宦官去市上购物，但名为购物而实夺之，《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二）讽刺抨击统治者骄奢淫逸；《买花》、《轻肥》、《歌舞》等诗歌揭露宦官们骄奢淫逸、不良的生活作风。白居易虽痛恨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但他的诗歌也有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反对侵略战争的感情。（三）关注农村，反映农民生活的困苦；
在《观刈麦》中，他描绘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人民和“家田输尽税”不得不去拾櫘充饥的可怜农妇。他在《杜陵叟》中代表农民发出了哀嚎“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四）反映妇女生活的悲惨，并寄予深切同情；白居易用《井底引银瓶》、《母别子》来反映中下层妇女在婚姻中的不幸。《上阳白发人》、《后宫词》来写宫女泪，而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则写了风尘女子的遭遇，令诗人“掩泣”，诗人代广大妇女发出了一声声悲愤的控诉。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文学史上《诗经》和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自己的政治理想出发在诗歌的作用、创作方法、表现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后人的诗歌创作起到指导、示范和推动作用，并对晚唐皮日休、宋代的陆游、梅尧臣等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游国思.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1.
[2]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3.
[3]陈友琴.白居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
[4]邓魁.白居易诗选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81.
关键词：白居易；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中唐时期，政局混乱，宦官专政，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加剧。面对动荡的政局，兴起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就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创作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同时他以自己的创作经验为基础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用诗歌为民请命，为君纳谏，写出了大量反映政治社会生活的优秀诗篇，因此塑造了他继杜甫之后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形象。
一、白居易论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
（一）白居易提出了诗歌应“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等思想，这些思想的实质就是要求诗歌要密切联系现实，充分反映社会生活，将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通过诗歌表现出来，其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为了唐帝国的长治久安，为了重建安定、强大的现代帝国。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反映了现实，贤明的君主倾听了这些诗歌，革除了这些弊端，这样社会就会更为安定。（二）白居易认为诗歌要充分发挥它的社会作用。他强调在下者要进行讽刺，在上者要听取讽刺之音，诗歌必须通过讽刺、寓美刺，只有這样，诗歌的社会和政治作用才能发挥到极致。他曾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於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於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策林》六十八）。[1]（三）白居易进一步提出诗歌创作应“为时而作、为事而作”。他在《新乐府》序中提出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时、事，主要指国家的兴衰，朝政的得失、人民的疾苦等，即如他在《秦中吟序》[2]中所说的：“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二、白居易论诗歌的创作方法
（一）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内容占主导地位，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这一主张在他的诗文中出现多次。他在《新乐府》[3]序中强调诗歌“系于，不系于文”，在《寄唐生》中又说：“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诗歌不应追求形式上的东西，不应离开内容，让诗歌的内容真正体现它的价值。（二）要求诗歌语言浅显易懂；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独特方法，使他的诗歌广为流传，赢得众多人的喜爱。元稹曾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堠、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於缮写模勒，卖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4]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使其诗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更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有他如此之高成就，古往今来是极少见的。由于他肯学习民间的语言，不避俚俗，所以在当时缺少文化的王公、妾妇、牧童、马夫都能传诵。（三）提倡讽谕、比兴；白居易把讽刺和比兴紧密的联系起来，他认为文章是为“时”为“事”而作。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到“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他大力写作讽谕诗，强烈的要求文艺创作应该尽可能地反映封建主义地政治大事，他不赞同文章“溺于山水”、“嘲风雪、弄花草”，应把“美刺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诗歌应该体现其补救时弊作用，使诗歌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性。
三、白居易论诗歌的表现内容
（一）反映社会和时政弊端；如《重赋》中“敛索无冬春”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赋税的繁重，中唐时期的弊政之一就是实行两税法，不收实物只收钱，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赠友》中“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中唐时期的弊政还有一种是有宫廷派出宦官去市上购物，但名为购物而实夺之，《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二）讽刺抨击统治者骄奢淫逸；《买花》、《轻肥》、《歌舞》等诗歌揭露宦官们骄奢淫逸、不良的生活作风。白居易虽痛恨统治者的残暴统治，但他的诗歌也有表达爱国主义情怀的诗篇，反对侵略战争的感情。（三）关注农村，反映农民生活的困苦；
在《观刈麦》中，他描绘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人民和“家田输尽税”不得不去拾櫘充饥的可怜农妇。他在《杜陵叟》中代表农民发出了哀嚎“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四）反映妇女生活的悲惨，并寄予深切同情；白居易用《井底引银瓶》、《母别子》来反映中下层妇女在婚姻中的不幸。《上阳白发人》、《后宫词》来写宫女泪，而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则写了风尘女子的遭遇，令诗人“掩泣”，诗人代广大妇女发出了一声声悲愤的控诉。
白居易继承了中国文学史上《诗经》和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自己的政治理想出发在诗歌的作用、创作方法、表现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后人的诗歌创作起到指导、示范和推动作用，并对晚唐皮日休、宋代的陆游、梅尧臣等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游国思.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1.
[2]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3.
[3]陈友琴.白居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
[4]邓魁.白居易诗选注[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