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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名臣曾国藩推崇方苞、姚鼎等桐城文人为“文学正宗”，其文论思想直接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在桐城文派陷入两难之时，曾国藩出而振之，维护桐城派正统的同时又不拘于此，于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博采经史百家之长，提倡阳刚雄肆之风，使得桐城派文学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最后辉煌一直延续至五四前夕，曾国藩本人也因此被看作是“桐城中兴”的代表。
关键词：曾国藩；桐城派；文论；经世致用；博采众长；阳刚雄肆
作者简介：曾梦娇（199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四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曾国藩不仅是一代名将，在文学上也有所建树，他推崇方苞、姚鼐等桐城文人为“文学正宗”，其中最为推崇姚鼐，在《圣哲画像记》中更是直接将自己归入姚鼐门下：“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的一个散文流派，尚程朱理学，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故以此而命名。其中，方苞提倡为文应当雅正朴质，并提出了“义法”说，强调义法统一；刘大櫆在其基础上补充了 “义法”说，重视文章艺术的体现；随后的姚鼐更进一步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并创见性的确立了“阴阳刚柔”文论风格，使得桐城派文论体系更加周密而体备。
19世纪中叶，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地，巨大的社会变革要求文人积极关注现实，多作雄直豪壮之文，但以“义法”为准的桐城派擅作雅正朴质之文，格调不高，与此时的社会环境极不适应，由此无法得到大的发展。到了乾嘉时期，汉学兴起，汉学家纷纷责难桐城派以程朱为宗的道统和文统，桐城先贤也相继离世，桐城派文学开始有了衰敝之势。陷入困境的桐城派迫切需要改造，这时曾国藩适时地“出而振之”，他改造并发展了姚鼐的学术理论，在维护桐城派正统的同时又不拘于此，为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为了顺应动荡不安的社会变革，作为晚清名将的曾国藩出于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希望能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于是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经济”一说，在他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有直接表述：“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2]其中特别突出“义理之学”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对桐城文学的坚定维护。同时，他又从崭新的一面阐述了“义理”，将“义理”与“经济”相融合，这与他为清王朝服务的政治思想和他特殊的阶级立场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感受到西方列强军事之强大的时候，曾氏更主张经世致用，这使得以往空泛浅疏的桐城文论在伦理的本质上加上了实用的色彩，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一步丰富了“义理”说的内涵。
同时由于汉学兴起，宋学衰敝，许多汉学家纷纷责难桐城文论的“义理之学（宋学）”“空疏不足道”，但桐城文人仍一味固守门户，排斥汉学。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于是他摒弃封闭的观念，客观理性地看待汉宋文论之争，认为 “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3]，经史百家各有所长，都是为文学创作服务，汉宋两家不能仅仅拘泥于一家之说，而应当博采众长。他在《书学案小识后》说：“惠定宇（栋）、戴东原（震）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4]表面上看仿佛是曾氏对汉学的批评，实质上也起到了协调汉宋矛盾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他在汉宋问题上的调和态度。总的来说，曾氏在巩固桐城文学地位的基础上，又博采经史百家，大大的解放并丰富了桐城文，不失为一大创举。
曾国藩还继承了姚鼐的“阳刚阴柔”理论，“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5]姚鼐認为文章有“阳刚”“阴柔”不同的审美特征，并提倡刚柔并济，强调二者的和谐统一。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将其进行了改造：
“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映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粗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痞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艾；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6]
在姚鼐的基础上对阳刚阴柔两种风格进行了更加细致详尽的阐释，使“阳刚阴柔”理论更加成熟。但与姚鼐倾向阴柔之美不同，身为晚清名将的曾国藩怀有一腔豪情，希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建功立业，故而“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认为阳刚雄肆之文才是文之极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桐城文派一度空泛浅疏的文风，也是他在理论上的一个突破。
由此可见，曾氏并不是单纯以文人身份来完成桐城中兴的，而是以一个政治家和改革家的姿态再度振兴了桐城派，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以他为代表的文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传统文论并使之顺应时代变革，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在今天也仍有一定借鉴意义，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待。
参考文献：
[1]《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P250.
[2]《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P422.
[3]《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P8.
[4]《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P165.
[5]《曾国藩全集·日记》，P475.
[6]《曾国藩全集·日记》，Pll05.
关键词：曾国藩；桐城派；文论；经世致用；博采众长；阳刚雄肆
作者简介：曾梦娇（199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四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1
曾国藩不仅是一代名将，在文学上也有所建树，他推崇方苞、姚鼐等桐城文人为“文学正宗”，其中最为推崇姚鼐，在《圣哲画像记》中更是直接将自己归入姚鼐门下：“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1]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的一个散文流派，尚程朱理学，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故以此而命名。其中，方苞提倡为文应当雅正朴质，并提出了“义法”说，强调义法统一；刘大櫆在其基础上补充了 “义法”说，重视文章艺术的体现；随后的姚鼐更进一步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并创见性的确立了“阴阳刚柔”文论风格，使得桐城派文论体系更加周密而体备。
19世纪中叶，清政府陷入内忧外患之境地，巨大的社会变革要求文人积极关注现实，多作雄直豪壮之文，但以“义法”为准的桐城派擅作雅正朴质之文，格调不高，与此时的社会环境极不适应，由此无法得到大的发展。到了乾嘉时期，汉学兴起，汉学家纷纷责难桐城派以程朱为宗的道统和文统，桐城先贤也相继离世，桐城派文学开始有了衰敝之势。陷入困境的桐城派迫切需要改造，这时曾国藩适时地“出而振之”，他改造并发展了姚鼐的学术理论，在维护桐城派正统的同时又不拘于此，为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为了顺应动荡不安的社会变革，作为晚清名将的曾国藩出于其政治、军事上的目的，希望能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于是在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位一体理论基础上，又增添了“经济”一说，在他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有直接表述：“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2]其中特别突出“义理之学”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对桐城文学的坚定维护。同时，他又从崭新的一面阐述了“义理”，将“义理”与“经济”相融合，这与他为清王朝服务的政治思想和他特殊的阶级立场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感受到西方列强军事之强大的时候，曾氏更主张经世致用，这使得以往空泛浅疏的桐城文论在伦理的本质上加上了实用的色彩，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进一步丰富了“义理”说的内涵。
同时由于汉学兴起，宋学衰敝，许多汉学家纷纷责难桐城文论的“义理之学（宋学）”“空疏不足道”，但桐城文人仍一味固守门户，排斥汉学。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于是他摒弃封闭的观念，客观理性地看待汉宋文论之争，认为 “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3]，经史百家各有所长，都是为文学创作服务，汉宋两家不能仅仅拘泥于一家之说，而应当博采众长。他在《书学案小识后》说：“惠定宇（栋）、戴东原（震）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4]表面上看仿佛是曾氏对汉学的批评，实质上也起到了协调汉宋矛盾的作用，由此可以窥见他在汉宋问题上的调和态度。总的来说，曾氏在巩固桐城文学地位的基础上，又博采经史百家，大大的解放并丰富了桐城文，不失为一大创举。
曾国藩还继承了姚鼐的“阳刚阴柔”理论，“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5]姚鼐認为文章有“阳刚”“阴柔”不同的审美特征，并提倡刚柔并济，强调二者的和谐统一。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将其进行了改造：
“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映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粗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痞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艾；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6]
在姚鼐的基础上对阳刚阴柔两种风格进行了更加细致详尽的阐释，使“阳刚阴柔”理论更加成熟。但与姚鼐倾向阴柔之美不同，身为晚清名将的曾国藩怀有一腔豪情，希冀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建功立业，故而“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认为阳刚雄肆之文才是文之极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桐城文派一度空泛浅疏的文风，也是他在理论上的一个突破。
由此可见，曾氏并不是单纯以文人身份来完成桐城中兴的，而是以一个政治家和改革家的姿态再度振兴了桐城派，他无疑是桐城派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以他为代表的文人们能够自觉地维护传统文论并使之顺应时代变革，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在今天也仍有一定借鉴意义，我们更应该以一种审视的眼光去看待。
参考文献：
[1]《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P250.
[2]《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P422.
[3]《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P8.
[4]《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P165.
[5]《曾国藩全集·日记》，P475.
[6]《曾国藩全集·日记》，Pll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