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金融界是4000年经济演化的结果。明晰债务人与债权人关系的货币,成为银行与清算中心不断扩大借贷规模的根源。
　　
　　所有机构创新的经济联合体,包括银行、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以及财产所有民主制,从长远来看,表现更为出色,因为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方面更有效。基于这种原因,西方金融模式先是通过帝国主义,然后通过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传播。
　　
　　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当今的中国,简而言之,货币一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这种金融创新、金融中介和金融一体化的复杂进程,与科技的进步、法律的传播,对人类摆脱枯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痛苦的“马尔萨斯陷阱”,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然而,货币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相反,金融历史犹如乘坐过山车,跌宕起伏,从泡沫到破灭,从狂热到恐慌,从震动到崩溃。即使在今天,尽管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前所未有地复杂,但是,这个星球的金融仍然脆弱如昔,仍有可能发生以往发生过的危机。就我们所有的聪明才智来看,我们注定要被“随机性所愚弄”,注定要为“黑天鹅”的出现而惊讶。我们甚至有可能要经历几十年“超级泡沫”所引发的通货紧缩。
　　
　　从进化的意义上讲,金融服务部门似乎已经度过了20年的“寒武紀大爆炸”——既有的物种欣欣向荣,新生的物种数量攀升。与自然界一样,大型物种的存在并不排除演化的前进和小型物种的继续生存。规模并不代表一切,自然界如此,金融界亦如此。
　　
　　在金融界中,突变和物种形成通常根据环境和竞争来进化,自然选择决定哪些新特性会得到普遍传播。有时,如同在自然界,进化过程也会受到重大破坏,其表现形式为地缘政治冲击和金融危机。当然,这种区别在于,巨大的小行星的冲击是外来的冲击,而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内生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造成了“大规模灭绝”,比如30年代的银行恐慌、80年代的储贷协会危机。
　　
　　自然界与金融界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生物进化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其变化基本上是随机的,金融服务领域的进化则发生在监管框架之内,用站在达尔文对立面的创世论者的话来说,“智能设计”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监管环境的突然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突变截然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监管变化有内在因素,因为那些责任人通常由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者,他们对私人领域运作方式有着很好的洞察力。
　　
　　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剧烈震荡,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任其自生自灭,“自然选择”会迅速发挥作用,淘汰市场上最弱的组织,它们通常会被成功的公司吞并。但是,大部分危机都会导致政府出台新的规则和管制,因为立法者和监管者急于稳定金融体系,急于保护消费者或者选民的利益。
　　
　　在撰写本书时,常常有人问我是否起了一个错误的书名。本书的书名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乐观语调,因为眼下通货膨胀上扬和商品资金外逃,似乎预示着美元之类的法定货币的公众信心和购买力的真正下降。然而,读者到现在应该明白,我们的金融体系从遥远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的放债人——一直到现在,跨越的历程有多么久远。在这一进程中,确实有重大的逆转,也有收缩,甚至濒临毁灭边缘。但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这一切也不能永久妨碍我们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历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犬齿状态,但无疑趋势是向上的。
　　
　　我同样要对达尔文表示敬意,因为我从他的那本《物种起源》中得到启发,所以,我所讲的内容是有根据的,也是正在不断演化着的。我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我们只有完全理解金融物种的起源,才能了解有关货币的基本事实,即并非如德国总统所抱怨的必须将金融“怪兽赶回原来的地方”。金融市场实际上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展示了我们每时每刻评价自己以及周遭世界资源的方式。
　　
　　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丑态,这不是镜子的过错,因为它也能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美丽。■
　　
　　《货币崛起——金融如何影响世界历史》,(英)尼尔·弗格森著,高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本文摘自该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