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喜福会》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两代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境遇，四对母女不同的相处模式和彼此间存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下，母女的性格，教育观，婚恋观都大相径庭。然而，她们在经历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家庭身份的定位和自我价值重塑的过程后，母女间相互理解并彼此依靠。生动的描绘了在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华裔的民族意识的确立和华裔女性们在社会和家庭两方面，自我价值的重新认知。
关键词：《喜福会》；自我价值；华裔；重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1
谭恩美是一名美籍华裔女作家，1952年生于美国。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美国正处于民权运动，女性运动的社会浪潮中。这些西方文化和思想强烈地激发了亚裔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喜福会》这篇小说，总的构建思想就是描述当华裔女性在面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时，实现了自我觉醒、文化定位和价值重塑，最终得到了心灵的回归。小说中刻画的四位母亲经历了贫穷、战争以及封建制度男权统治社会的压迫后，历经艰辛，带着伤痛和期望来到了美国。他们坚持用蹩脚的英语和女儿沟通，就是希望女儿可以不说汉语，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而四个女儿，也是不想懂得那些所谓的“传统思想”，他们希望与旧中国封建思想决裂，彻底的融入到 白人的文化里面。母女间思想上的矛盾其实来源于两种文化的冲突，母亲们那些寄予在女兒身上希望和梦想，变成了禁锢女儿们的束缚和牵绊。但是在小说的最后，通过对母亲们的经历的了解，达成了冲突的消解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一、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女性价值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男权主义社会，女性只是配角，是男人的附属品。甚至有多个妾侍还成为男性标榜自己有权有势的一种方式。
女性没有权利，也不能发声。而长时间的压迫使得女人渐渐也失去了自我意识，并还会将这种思想传给她们的女儿。《喜福会》中龚林达的妈妈在把她卖个黄家当童养媳之后，告诉她说，女儿是不属于妈妈的，是属于婆家的。她也立志要成为一个贤惠孝顺的好媳妇。封建女性的贞洁也是社会评判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标杆。许安梅的母亲年纪轻轻就守寡，被富商强暴还做了妾，而改嫁在当时是羞耻和下贱的 ，以至于娘家都以她为耻。
但是在小说中，许安梅的母亲用生命换她的自由，也让许安梅知道女性要去追求自我的价值；龚林达更是凭借自己的聪慧和坚强，摆脱了那荒唐的囚禁着她的婚姻，赢得了尊严和自由。她代表着那些主体意识觉醒了的，有反抗意识的新的女性形象。
二、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带着伤痛记忆来到美国追寻“美国梦”的母亲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的女儿身上；而女儿们在美国出生，受着西方思想文化教育，却又生活在华裔家庭，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和接受母亲的“中国式”教育方式。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激烈冲突，使得他们之间仿佛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
吴素云把中国的教育方式强加于吴晶妹身上，认为“听话的孩子才能生活在这个屋里”，但是，吴晶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民主和平等。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抗和排斥直到母亲去世，她还为没能成为“成功人士”而觉得深感失落。
龚林达是我们口中那个强势、挑剔的母亲，在薇弗利赢得了象棋比赛后，她拿着杂志逢人就炫耀，而薇弗利在西方的文化熏陶下认为，这是我自己的成绩和荣耀，如果你想得到夸赞，就自己去学象棋。母亲的强势使得薇弗利一直在讨好和迎合母亲甚至找了一个中国丈夫，但却以离婚收场，这当然也被认为是她的错。
两代人的矛盾源于文化的差异，母亲想要顺从，而女儿想要平等和自由。
三、冲突的消融与女性价值重塑
随着情节的延伸和发展，让我们渐渐看到了一种血缘的神奇力量，把这些矛盾和困惑慢慢转变成了理解和接受。与此同时，女性的价值重塑使得隔阂越来越小，最终都被母爱包容，母女间的关系转化成了相互依赖。
吴晶妹觉得母亲所谓的期待和希望，压得她喘不过气，每一次她达不到母亲的期待，都会让她自己觉得很痛心。渐渐地觉得这种远大前程的“设计”从来没有考虑过她的天赋和能力。但是最终她了解了母亲和中国遗弃那两对双胞胎的真相，她恍然大悟，原来母亲是把对那两个孩子的亏欠、爱、期待都给了吴晶妹一个人。她最后回去中国寻文化的根，和两个双胞胎姐姐相见，也许是一种和母亲和解的体现吧。其实母亲一直以她为傲，因为在吴晶妹的身上，有着吴素云身上同样的中国传统女性的性格，懂的忍让，不争不抢。这就是矛盾消融后，吴晶妹的价值重塑。
顾莹莹在经历了丈夫出轨，因为胆怯和懦弱，痛失儿子后来到美国，就这样意志消沉了十几年。但是当他看到女儿为了保全那“平等”的婚姻，不敢去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决定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儿，婚姻要有关爱和尊重，“失去婚姻并不可怕，你会找到你自己，和那个珍惜你的人”，摆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态，勇敢追求幸福。后来，琳娜离婚了，还找到了让她幸福的人。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作者叙述了一代母亲的自我意识觉醒，中西方差异导致的母女冲突的迸发，最后消除隔阂，母女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文化融合和女性的价值重塑。
参考文献：
[1]谭恩美，《喜福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孙刚，《喜福会》的生态女性主义，湖北社会科学，2010（11）.
关键词：《喜福会》；自我价值；华裔；重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1
谭恩美是一名美籍华裔女作家，1952年生于美国。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美国正处于民权运动，女性运动的社会浪潮中。这些西方文化和思想强烈地激发了亚裔美国人的民族意识。《喜福会》这篇小说，总的构建思想就是描述当华裔女性在面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时，实现了自我觉醒、文化定位和价值重塑，最终得到了心灵的回归。小说中刻画的四位母亲经历了贫穷、战争以及封建制度男权统治社会的压迫后，历经艰辛，带着伤痛和期望来到了美国。他们坚持用蹩脚的英语和女儿沟通，就是希望女儿可以不说汉语，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而四个女儿，也是不想懂得那些所谓的“传统思想”，他们希望与旧中国封建思想决裂，彻底的融入到 白人的文化里面。母女间思想上的矛盾其实来源于两种文化的冲突，母亲们那些寄予在女兒身上希望和梦想，变成了禁锢女儿们的束缚和牵绊。但是在小说的最后，通过对母亲们的经历的了解，达成了冲突的消解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一、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女性价值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彻彻底底的男权主义社会，女性只是配角，是男人的附属品。甚至有多个妾侍还成为男性标榜自己有权有势的一种方式。
女性没有权利，也不能发声。而长时间的压迫使得女人渐渐也失去了自我意识，并还会将这种思想传给她们的女儿。《喜福会》中龚林达的妈妈在把她卖个黄家当童养媳之后，告诉她说，女儿是不属于妈妈的，是属于婆家的。她也立志要成为一个贤惠孝顺的好媳妇。封建女性的贞洁也是社会评判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标杆。许安梅的母亲年纪轻轻就守寡，被富商强暴还做了妾，而改嫁在当时是羞耻和下贱的 ，以至于娘家都以她为耻。
但是在小说中，许安梅的母亲用生命换她的自由，也让许安梅知道女性要去追求自我的价值；龚林达更是凭借自己的聪慧和坚强，摆脱了那荒唐的囚禁着她的婚姻，赢得了尊严和自由。她代表着那些主体意识觉醒了的，有反抗意识的新的女性形象。
二、文化差异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带着伤痛记忆来到美国追寻“美国梦”的母亲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们的女儿身上；而女儿们在美国出生，受着西方思想文化教育，却又生活在华裔家庭，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和接受母亲的“中国式”教育方式。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激烈冲突，使得他们之间仿佛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
吴素云把中国的教育方式强加于吴晶妹身上，认为“听话的孩子才能生活在这个屋里”，但是，吴晶妹认为她没有得到应有的民主和平等。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抗和排斥直到母亲去世，她还为没能成为“成功人士”而觉得深感失落。
龚林达是我们口中那个强势、挑剔的母亲，在薇弗利赢得了象棋比赛后，她拿着杂志逢人就炫耀，而薇弗利在西方的文化熏陶下认为，这是我自己的成绩和荣耀，如果你想得到夸赞，就自己去学象棋。母亲的强势使得薇弗利一直在讨好和迎合母亲甚至找了一个中国丈夫，但却以离婚收场，这当然也被认为是她的错。
两代人的矛盾源于文化的差异，母亲想要顺从，而女儿想要平等和自由。
三、冲突的消融与女性价值重塑
随着情节的延伸和发展，让我们渐渐看到了一种血缘的神奇力量，把这些矛盾和困惑慢慢转变成了理解和接受。与此同时，女性的价值重塑使得隔阂越来越小，最终都被母爱包容，母女间的关系转化成了相互依赖。
吴晶妹觉得母亲所谓的期待和希望，压得她喘不过气，每一次她达不到母亲的期待，都会让她自己觉得很痛心。渐渐地觉得这种远大前程的“设计”从来没有考虑过她的天赋和能力。但是最终她了解了母亲和中国遗弃那两对双胞胎的真相，她恍然大悟，原来母亲是把对那两个孩子的亏欠、爱、期待都给了吴晶妹一个人。她最后回去中国寻文化的根，和两个双胞胎姐姐相见，也许是一种和母亲和解的体现吧。其实母亲一直以她为傲，因为在吴晶妹的身上，有着吴素云身上同样的中国传统女性的性格，懂的忍让，不争不抢。这就是矛盾消融后，吴晶妹的价值重塑。
顾莹莹在经历了丈夫出轨，因为胆怯和懦弱，痛失儿子后来到美国，就这样意志消沉了十几年。但是当他看到女儿为了保全那“平等”的婚姻，不敢去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决定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女儿，婚姻要有关爱和尊重，“失去婚姻并不可怕，你会找到你自己，和那个珍惜你的人”，摆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态，勇敢追求幸福。后来，琳娜离婚了，还找到了让她幸福的人。
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作者叙述了一代母亲的自我意识觉醒，中西方差异导致的母女冲突的迸发，最后消除隔阂，母女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文化融合和女性的价值重塑。
参考文献：
[1]谭恩美，《喜福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孙刚，《喜福会》的生态女性主义，湖北社会科学，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