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胡祖六博士迄今为止仍然只持有红色的中国护照。“现在让我寻思去效忠另外一个国家，我想永远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滞留很久，我因为工作(出国)当然是没关系，但是我绝对不想改变我的国籍。”
　　胡祖六(Frederick Zuliu Hu)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经济研究执行董事、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青年时代求学哈佛五载，顶着洋学位就职财富500强企业，位居高盛董事，拥有高薪和令人尊崇的地位——胡祖六用他的勤奋和智慧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人生；而在中国逐步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胡祖六以跨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的身份，在国际资本和中国企业间搭起一座桥梁，为双方的合作共赢提供了许多契机。这个拥有强烈中国情结的国际资本飞人，已经成为中国巨大的经济变革洪流中的重要力量。
　　 胡祖六的话听起来颇理想主义，实际上他有着非常强的使命感。17岁时，中国恢复高考，胡祖六考入清华大学，随后在清华获得了工科硕士。而他本人则一直对经济管理比较感兴趣，总想通过学习经济管理报富国之志。机会的来到是在80年代中期，当时有几个公派留学生名额，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宏观经济，胡祖六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哈佛学子。
　　 那一班博士中，有一串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响亮的名字，包括许成钢、李稻葵、樊钢、王一江等人。而如今已是世界银行顾问、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的王一江，在为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文版所作的“走近曼昆的世界”的序中，也赞叹他的中国同学现在“享有盛名”。
　　 在哈佛学经济，最难的一件事是语言。胡祖六在清华上的还是英文快班，但因为他学的是工科英语，而经济学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要求能言善辩。“毕竟我是比较早出国的，那时候中国是刚刚开放，跟外面接触还比较少，尤其跟这种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交流，还是非常有限，所以到美国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的障碍，不是读不是写，我读写都没困难，但是跟人之间争辩讨论问题的时候发现力不从心，即使你有非常好的主意或思想，但是你总觉得语言上有很大的障碍，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勤奋是克服语言障碍的惟一法宝，胡祖六回忆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学习到两、三点才睡觉。可以想象，怀揣着梦想的胡祖六在异国他乡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哈佛几大经济学家的弟子身份，博士毕业的胡祖六很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
　　 以高盛的名义回到中国是在1996年，瑞士达沃斯风景如画，非常美丽安详，33岁的胡祖六却感到非常寂寞。因为他感到欧洲“太安静了”，而他的故土中国、亚洲却热闹非凡，当时“亚洲模式”正风光无限。他的眼光投向了故土。
　　此时高盛准备在香港设立亚太地区总部，正在到处物色掌门人。一般说来，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而在高盛的眼中，胡祖六显然已经拥有了这个优势。“双方几乎是一见钟情。”高盛在香港设立其亚太地区总部后，胡祖六便走马上任。许多年后，当胡祖六回顾海归的历程时，他说，“能够把学到的知识报效国家，能够帮助中国比如说制定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帮我们企业更加有竞争力，能够走向国际的舞台，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动力。”
　　胡祖六不愿评说他个人在高盛亚太的作用，但高盛肯定是世界十大投行在中国最成功的，中国电信、中石油、中国银行等战略性行业的第一次海外上市都是高盛推介的。
　　 媒体对他的评价是“轻声说重话”。1997年，刚刚赴任高盛的胡祖六便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狂风暴雨，亚洲金融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倒下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祖六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当时国际市场上一片悲观的气氛中，胡祖六的论断稳定了国际资本的信心，最后市场的走势也印证了胡祖六的观点，人民币平稳地度过了亚洲金融风暴。这次漂亮的亮相为胡祖六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开端。
　　


　　而胡祖六给中国高层深刻印象的是1999年4月，那时，时任总理朱基带着中国的诚意到美国，与克林顿总统会谈，在双方已经达成了全面协议后，最后签字时，克林顿产生了动摇，没有签字。胡祖六闻知后，立刻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猛烈批评了美国政府，文章开头就写到：“200多年前，英国公使向清乾隆提出了通商要求，被拒绝，清朝由此失去了一次重大机遇，而今天历史倒过来了。”这篇文章在美国朝野引起震动，胡祖六从此在一些中国高层心目中拥有了地位。
　　除此以外，胡祖六领导的高盛(亚洲)也做过很多并购的财务顾问，“比如说中国企业到海外去收购——像中国石油到印尼去收购一个油气田，给他提供财务的顾问；有很多跨国公司想到中国来投资或者并购，那我们也提供财务顾问，比如说像日产汽车跟东风的合作，就是我们做的顾问，还有像戴姆勒奔驰跟北京的福田汽车进行合资也是我们做的顾问。”
　　 胡祖六认为中国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进行一番洗礼，对提高他们自身的素质、改善公司管理水平非常有好处，竞争力也会得到大大提高。
　　为自己是湖南人感到骄傲的胡祖六坦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有一股强烈的中国情节。“过去这么多年来，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中国经济在1998年、1999年也是不够景气，内需不足)，很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非常悲观，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市场的乐观信念丝毫没有改变，所以在很多国际场合人家就怀疑，就是说这个胡博士是太偏向中国，所以他们叫我RedFred，叫红色的弗雷德。”
　　红色的胡祖六博士迄今为止仍然只持有红色的中国护照。“现在让我寻思去效忠另外一个国家，我想永远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在国外滞留很久，我因为工作(出国)当然是没关系，但是我绝对不想改变我的国籍。”
　　因为工作关系，胡祖六的出国出差机会很多，但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比如说去巴黎或者去东京，因为拿着我的中国护照，所以办签证非常非常麻烦，而且很多国家我秘书都不能帮我办，一定我自己亲自去填写这个表去办，所以时间精力上是非常非常麻烦，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拿加拿大护照或美国护照，这样旅行就很方便，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一直把中国护照带在身上。”
　　 胡祖六说他从来不把高盛看成美国的公司，“我把高盛看成是全球性的公司，如果高盛进入中国来，设立高盛中国，那么我把高盛看成一个中国公司，因为它是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向中国政府交税，很可能大量雇用中国的优秀的就业人员，所以他就是本土性的企业，我就是这样看的。我吸引外资或者是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所用，变成中国的公司。”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爱国和为跨国公司服务是一对矛盾。胡祖六说，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国内，更多讲问题，讲差距。“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也许是胡祖六最坦诚的内心独白。
　　 “经济学不同于数学，需要一种直觉，靠经验的累积，你越是参与现实中的各种思考和讨论，你的悟性会越好。”胡祖六喜欢拉里·萨默斯这样的行动型的经济学家，他既可以成为哈佛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可以和格林斯潘、罗伯特·鲁宾一起被《时代》称为“他们拯救了世界”。
　　于是除了每日繁忙的工作，胡祖六喜欢写作，虽然并未如愿成为作家，却保持了写作的热情与才华，“我在《金融时报》与《华尔街日报》上写的东西使人很少相信我是个中国人”，在《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报告中他还流露出自己的审美趣味，这份报告以此引语开始：“真相总是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漫无目的、乏味的……真相永远不会有趣，因此我们需要艺术。”这也许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