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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抗倭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这个名字，尽管没有完全被遗忘，但有关他的生平、功绩等，世人知之甚少。四百多年来，世人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实，在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里，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在戚继光之上。在当年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传统观念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文武双全，一代儒将】
俞大猷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一个世袭百户的军官家庭。百户之职属明军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120石。生于世袭军官家庭，从小习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饮马长城窟》一诗中却写道：“臣十有五着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据此可知，他5岁就入私塾念书，15岁即中秀才，被时人称为“十才子”之一。长辈并不希望他继续世袭武职，而是通过科举之途获取功名，改变家族的命运。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举场上并不如意，这恐怕多少与他的“不务正业”有关。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为师，钻研《易经》，学古文词，读古今兵法；还在当时读书的清源山练拳习武，学的是与少林武术一脉相承的赵氏太祖拳，于《四书》《五经》等科举必读书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亲病逝，俞大猷连举人也未考上。父亲一死，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承袭父职。
俞大猷投笔从戎之时已29岁，仅当个百户小官，可谓入行晚，起点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读，他饱览经书，见多识广，文韬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术本已十分高强的他，又醉心于骑射之术，达到了百步穿杨的水平；并向著名侠客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练不多久即入化境，就连师傅李良钦也叹服不已：“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李良钦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参加福建武科乡试，中武举；第二年参加全国武举会试，以名列第五的成绩考中武进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实践，再综合太祖拳、荆楚长剑及全国众多名家武术，撰写了一部武术专著——《剑经》，练兵时以《剑经》作指导，练出的俞家军所向披靡。戚继光在训练士兵时，也传授俞大猷的《剑经》，训练的戚家军在抗击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战中无一败北。戚继光说：“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则赘……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同时还将《剑经》全文收入他的《纪效新书》中。
俞大猷一直在读书习武，直到33岁考中武举，才由世袭的百户升为千户，派往海岛金门，担起独当一面的守御之责。金门岛虽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却是一个独立的千户所，民风剽悍，向来难治。俞大猷以诗书礼仪教化民众，治理得比文官还出色。
作为一名身怀绝技的武官，俞大猷的政治头脑、军事谋略其实远胜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岛，却时刻关注着明王朝的时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書毛伯温征讨长期不通贡使的属国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温征询用兵之策，便写了《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毛伯温率军进驻南宁，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安南危机，其过程、结果与上书中的计谋如出一辙。
俞大猷在金门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渐高，胸怀大志的他有了紧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给主官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一连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出没无常、难以剿灭的海盗，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此后倭寇猖獗的事实，说明俞大猷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第二封为《又呈画处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门东北，属俞大猷管辖区域，这里盗贼出没，侵扰不断，他建议不必动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携妻子质镇其地”。用德治之法，使当地贼寇，“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
两封信所指，都是当时为害一方的盗贼，治理的措施一从兵入手，一从民着眼，不仅切中时弊，且操作性强，若采纳执行，定能大见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职的陈伍山不仅置若罔闻，还认为俞大猷擅自越权，多管闲事：“若武人何以书为？”对他处以杖击、夺官的严厉处罚。一番热心谋划，换来的却是无理无情的打击，俞大猷冷笑道：“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即便如此，后来，他在松江（今上海）见到陈伍山，不仅没有抱怨指责，还以师礼相待。武将睚眦必报者甚多，似俞大猷这等心胸豁达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鞑靼大举内犯无力抵御的情况下，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得知，前往应试，不无自负地向广选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鲁说道：“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于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经过一番考核，徐宗鲁觉得俞大猷所言不虚，便向兵部推荐。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几年前的上书仍记忆犹新，不觉格外赏识。又在泉州同乡、右佥都御史邱养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俞大猷终于受到重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军事长官），署指挥佥事。
【奋力抗倭，功勋显赫】
明朝建立之初，为对付沿海一带的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造战船，增卫所，筑城寨、烽堠、墩台等，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倭寇有所收敛。到了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中期后，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四处劫掠，无恶不作，猖獗横行简直到了极点。
明初之倭多为真倭，后期有不少流民加入其中，甚至出现了真倭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华人竟达十分之六七的情形。其实，倭寇的成分十分复杂，主要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中国海盗及沿海流民。具体而言，从明初到嘉靖之前，倭寇以日本人为主；嘉靖之后，倭寇则以中国人为主，日本人仅占十分之二三，且处于附庸地位，控制权掌握在中国海盗手中。不过这些中国海盗头目虽然风光一时，其中不乏反抗明朝海禁令的因素，但他们的后面，还有深藏的主子，体现的是日本大名的意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万余倭寇驾船一千多艘，大举进犯浙东，朝廷震惊。7月，俞大猷被任命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他10月接令，11月从海南琼州赶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抗倭之路。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军事上的困难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俞大猷。
刚上任，俞大猷就独具慧眼，提出了水战歼敌的方略：在海洋、港湾、内河设置三道战线，层层防御，步步围堵，以长制短，同时注重陆兵的守卫。其防御战略可概括为“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阶段是倭寇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7年间，俞大猷与倭寇大小战役数十次，功勋卓著。作为一员儒将，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阵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
俞大猷刚到职不久，身边只有300余人，而总督张经一个劲儿地催促出战。如此仓猝上陣，无疑于驱羊攻虎，俞大猷不从，引来张经大怒。胜败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处分。然而俞大猷总能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且往上擢拔，升为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镇守浙、直总兵官，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为镇筸参将。于是，他离开塞北，南下镇筸参将驻地五寨（今湖南湘西凤凰县沱江镇）。次年7月为南赣参将，平息了以张链为首多达数万的农民暴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升镇守福建总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赣入闽，自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抗倭斗争。
就在俞大猷辗转塞北、湘赣的三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仍在继续，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继光消灭殆尽。戚军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月初一刚刚班师返浙，两支倭寇又开始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宁、政和，另一支包围了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就在俞大猷被任命为镇守福建总兵官的前一天，兴化府城陷落，“八闽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火速前往兴化歼敌。俞大猷日夜兼程赶至兴化江口，与先期到来的援闽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倭寇闻讯，弃城退守平海卫（今莆田东南平海）。俞大猷与刘显迅速跟进，“列营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战速决，对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满，大加指责。俞大猷不为所动，写了一篇《兴化灭倭议》作为回应。当时倭寇与从倭之人一万多，俞大猷、刘显各率兵约一万，在数量上并无多少优势。直到戚继光四月率军赶来，三军会合一处，三万多明军才发起总攻，仅用四五个小时，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多人。
此后，俞大猷又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特别是与戚继光再度联手的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吴平南澳惨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戚继光部将李超领兵攻打，几次都未得手。吴平乘机抢夺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继光亲率部众追至潮州，吴平大败，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将汤克宽继续追击，吴平逃出广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招集残部，率战船30艘逃入安南境内，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
东南沿海为害剧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功勋赫赫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却受到革职闲住的处分——理由是南澳之战海盗头领的逃脱，作为水军指挥官的俞大猷难逃罪责。就在俞大猷进剿之前，吴平也曾被困脱逃，却无人处分；南澳之战大胜，俞大猷不仅未获嘉奖，反因吴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陈万言等人的上疏弹劾，诏令下达，仅他一人受罚。不少官员打抱不平，认为处罚未免过于严厉，俞大猷泰然处之，说道：“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
【“继光如虎，大猷如龙”】
从上可以看出，嘉靖年间抗倭所取得的几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俞大猷是关键性人物，堪与戚继光媲美，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超乎其上。
然而，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的一枝独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此，我们不妨对俞大猷与戚继光进行一番比较，从中或许可以见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岁才步入行伍，世袭百户。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那年，担任京军神机营将领的父亲病逝，戚继光便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年纪轻，起点高，加之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是俞大猷远远不及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比戚继光年长25岁，抗倭时间也比他长。嘉靖年间是倭寇为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到隆庆三年（1569年）被一鼓荡平，长达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岁到66岁的奋发有为时期。抗倭期间，他先是进剿以王直为首的从倭海盗，后是击溃附倭的吴平集团，始终居于战斗第一线。戚继光也参加了剿灭这两股倭寇的战斗，但职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总体而言，俞大猷参加的战役比戚继光多，对倭寇的杀伤力更大。
论练兵，两人颇为近似。他们认识到，要想消灭倭寇，依靠现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练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俞家军与戚家军。俞大猷提出“练兵必先练胆”，“胆壮则兵强”，强调“技精则胆壮”，将高超的技艺视为胆壮兵强的前提与基础；而戚继光则提出“练心则气自壮”，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问题。方法有别，但落脚点一致，练出的两支军队技艺高强、勇敢顽强，在与倭寇对阵时所向披靡。 论治军，俞大猷运筹帷幄，既有整体谋略，又有具体战法，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收功万全。就政治素质与战略头脑而言，俞大猷堪具将帅之才，这是戚继光所不具备的。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担任过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撫的谭纶在一封信中对俞大猷予以高度评价：“公则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但陷阵攻敌之时，戚继光则更刚毅勇猛。世人更看重冲锋在前的猛士，于谋略者次之。对此，《明史》写道：“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见即便在当时，戚继光的名声也在俞大猷之上了。个人的功勋业绩与名声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论战略思想，两人都强调水陆并进。戚继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为限，而是将军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仅提出御敌于海外的理论，还抓住倭船矮小、不习水战的弱点，以水师袭击倭寇大获全胜。
俞大猷身经百战，以胜居多，但作为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兵，有的战役虽然大胜，但免不了局部小败。而戚继光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八十多次，无一败绩，最差也能打个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狱，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抗倭战前线三年有余。这段时间，正是戚继光如日中天、戚家军纵横驰骋的三年，他受命率军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连串军事胜利。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挥才华与戚家军的勇猛无敌，也与倭寇头目王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已在浙江被杀有关。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喽罗，他们四分五裂、士气衰落，为戚继光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倒悬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这便涉及了一个命运的问题。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运。应该说，俞、戚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他们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自北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传统，已形成武官要想获得赏赐、晋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每次战争，都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文官手中的一支笔，胜过十万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对他就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不报，因此有功无赏，或赏赐不公。比如兴化平倭，首功当数俞大猷，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胜利。可论功行赏之时，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唯有俞大猷仅“赉币银四十两”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准则，只求实质性的建功立业，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凡事不与他人计较，总是礼让三分。
戚继光的性格，显然比俞大猷更为圆融，特别在为人处事方面，要灵活实际得多。戚继光在文官集团里有两个“靠山”，一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谭纶；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有了他们两人的庇荫，戚继光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戚继光出任福建总兵，即为谭纶推荐。张居正重用戚继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备，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继光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总得投之以桃。他与谭纶的关系往来不见文字，而与张居正之间则有一些记载：戚继光让自家兄弟给张家奉送贵重礼物，张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继光得知张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购买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献上；张父去世，戚继光派出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他回故乡湖广江陵奔丧，倒是张居正觉得过于“排场”，只选6名随行南下……
当然，戚继光这样做，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求得庇护支持，以顺利完成剿灭倭寇、重振武备的大业。可换了俞大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来。因此，《明史》也说戚继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身经沙场，一是东南抗倭，二是北方驱虏，都是反抗外来侵略；而俞大猷则丰富复杂得多，除东南灭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抑、打压。
俞大猷与戚继光都是出色的儒将，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继光哪怕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也不放弃阅读，但俞大猷深得儒学中的闽学之精髓，对《易经》尤有研究，可娴熟地将其用于军事。郑旻在《〈正气堂集〉序》中说他“以其用兵者为文，以其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穷”。戚继光曾向俞大猷学过剑法，军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响。他们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编有《续武经总要》，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俞大猷的作品没有戚继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术专著《剑经》因收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得以广泛传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响更大。
其实，我们今天这种比较于俞大猷、戚继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们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属忘年之交、道义之交、管鲍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南澳破吴平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最终荡平倭寇，俞大猷与戚继光，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们也不可忘却谭纶、卢镗、张经等其他抗倭英雄。
【应当还历史以公正】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这样一位三者皆备的人物。 他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俞大猷故乡所建民居为闽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兴建三至五进。他家境贫寒，只有两进，格局狭小，年久失修，后颓败无存。俞大猷当年大权在握，若从军饷中扣除挪用或从丰厚的战利品中瞒报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栋大厝豪宅，可谓易如反掌。他不贪不占，十分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俞大猷轻财利，好施与，薪俸及赏赐，尽数交给弟弟掌管，且从不过问。据史料记载，他受诬逮捕下狱之时，所有家财不满百金。史玉阳慷慨解囊，以数百金相赠。当得知友人邓君城也遭逮捕之时，马上转赠于他。
他9岁之时，曾随父亲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溪边，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父子俩只好涉水而过。大猷询问父亲桥何以倾塌？父亲说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大猷当即说道：“等我长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这样涉水。”父亲道：“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不可食言呵！”造桥便成了他的一桩夙愿。直到67岁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自己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东南亚武术界，至今仍流传着“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说的是俞大猷少年时与一位同伴比武，他先胜了两个回合，第三回合之时，眼看同伴渐渐不支，为给对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长期追随于他，一同南征北讨，立下大功。
俞大猷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还将功劳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琏，广东两位参将知悉，乘机带兵抢走“胜利果实”。部下愤懑不平，紛纷要求发兵夺回，俞大猷劝道：“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
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得到百姓深爱，纷纷为他建立生祠，“呼公为俞佛而祷焉”。他抗击倭寇的地方，当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如浙江镇海俞大猷生祠、丽水市大猷街等。
大猷七十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焕发，体力旺健，“妾媵尚有胎产，膂力可敌精卒二十许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职练兵。直到76岁这年，老病交加，实在是干不动了，才请求致仕。三次上疏，终获批准。
万历七年（1579年）8月26日，也即告老还乡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
好友黄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诗》：“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挽诗不仅状写了俞大猷的卓越才华与一生功绩，更透着一股沉郁顿挫的苍凉情怀。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400多年的今天。该是全面认识、评价俞大猷，还历史以客观、公正的时候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一级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武双全，一代儒将】
俞大猷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一个世袭百户的军官家庭。百户之职属明军中的最低武官，正六品，年俸120石。生于世袭军官家庭，从小习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俞大猷在《饮马长城窟》一诗中却写道：“臣十有五着青襟，十年稽古志何深。”据此可知，他5岁就入私塾念书，15岁即中秀才，被时人称为“十才子”之一。长辈并不希望他继续世袭武职，而是通过科举之途获取功名，改变家族的命运。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举场上并不如意，这恐怕多少与他的“不务正业”有关。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为师，钻研《易经》，学古文词，读古今兵法；还在当时读书的清源山练拳习武，学的是与少林武术一脉相承的赵氏太祖拳，于《四书》《五经》等科举必读书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亲病逝，俞大猷连举人也未考上。父亲一死，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承袭父职。
俞大猷投笔从戎之时已29岁，仅当个百户小官，可谓入行晚，起点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读，他饱览经书，见多识广，文韬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术本已十分高强的他，又醉心于骑射之术，达到了百步穿杨的水平；并向著名侠客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练不多久即入化境，就连师傅李良钦也叹服不已：“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李良钦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参加福建武科乡试，中武举；第二年参加全国武举会试，以名列第五的成绩考中武进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实践，再综合太祖拳、荆楚长剑及全国众多名家武术，撰写了一部武术专著——《剑经》，练兵时以《剑经》作指导，练出的俞家军所向披靡。戚继光在训练士兵时，也传授俞大猷的《剑经》，训练的戚家军在抗击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战中无一败北。戚继光说：“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则赘……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 同时还将《剑经》全文收入他的《纪效新书》中。
俞大猷一直在读书习武，直到33岁考中武举，才由世袭的百户升为千户，派往海岛金门，担起独当一面的守御之责。金门岛虽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却是一个独立的千户所，民风剽悍，向来难治。俞大猷以诗书礼仪教化民众，治理得比文官还出色。
作为一名身怀绝技的武官，俞大猷的政治头脑、军事谋略其实远胜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岛，却时刻关注着明王朝的时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書毛伯温征讨长期不通贡使的属国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温征询用兵之策，便写了《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毛伯温率军进驻南宁，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安南危机，其过程、结果与上书中的计谋如出一辙。
俞大猷在金门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渐高，胸怀大志的他有了紧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给主官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一连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出没无常、难以剿灭的海盗，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此后倭寇猖獗的事实，说明俞大猷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第二封为《又呈画处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门东北，属俞大猷管辖区域，这里盗贼出没，侵扰不断，他建议不必动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携妻子质镇其地”。用德治之法，使当地贼寇，“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
两封信所指，都是当时为害一方的盗贼，治理的措施一从兵入手，一从民着眼，不仅切中时弊，且操作性强，若采纳执行，定能大见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职的陈伍山不仅置若罔闻，还认为俞大猷擅自越权，多管闲事：“若武人何以书为？”对他处以杖击、夺官的严厉处罚。一番热心谋划，换来的却是无理无情的打击，俞大猷冷笑道：“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即便如此，后来，他在松江（今上海）见到陈伍山，不仅没有抱怨指责，还以师礼相待。武将睚眦必报者甚多，似俞大猷这等心胸豁达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鞑靼大举内犯无力抵御的情况下，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得知，前往应试，不无自负地向广选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鲁说道：“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于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经过一番考核，徐宗鲁觉得俞大猷所言不虚，便向兵部推荐。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几年前的上书仍记忆犹新，不觉格外赏识。又在泉州同乡、右佥都御史邱养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俞大猷终于受到重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军事长官），署指挥佥事。
【奋力抗倭，功勋显赫】
明朝建立之初，为对付沿海一带的倭寇，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造战船，增卫所，筑城寨、烽堠、墩台等，构建立体防御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倭寇有所收敛。到了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中期后，倭寇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四处劫掠，无恶不作，猖獗横行简直到了极点。
明初之倭多为真倭，后期有不少流民加入其中，甚至出现了真倭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华人竟达十分之六七的情形。其实，倭寇的成分十分复杂，主要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中国海盗及沿海流民。具体而言，从明初到嘉靖之前，倭寇以日本人为主；嘉靖之后，倭寇则以中国人为主，日本人仅占十分之二三，且处于附庸地位，控制权掌握在中国海盗手中。不过这些中国海盗头目虽然风光一时，其中不乏反抗明朝海禁令的因素，但他们的后面，还有深藏的主子，体现的是日本大名的意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万余倭寇驾船一千多艘，大举进犯浙东，朝廷震惊。7月，俞大猷被任命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他10月接令，11月从海南琼州赶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抗倭之路。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军事上的困难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俞大猷。
刚上任，俞大猷就独具慧眼，提出了水战歼敌的方略：在海洋、港湾、内河设置三道战线，层层防御，步步围堵，以长制短，同时注重陆兵的守卫。其防御战略可概括为“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阶段是倭寇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7年间，俞大猷与倭寇大小战役数十次，功勋卓著。作为一员儒将，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阵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
俞大猷刚到职不久，身边只有300余人，而总督张经一个劲儿地催促出战。如此仓猝上陣，无疑于驱羊攻虎，俞大猷不从，引来张经大怒。胜败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处分。然而俞大猷总能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且往上擢拔，升为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镇守浙、直总兵官，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为镇筸参将。于是，他离开塞北，南下镇筸参将驻地五寨（今湖南湘西凤凰县沱江镇）。次年7月为南赣参将，平息了以张链为首多达数万的农民暴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升镇守福建总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赣入闽，自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抗倭斗争。
就在俞大猷辗转塞北、湘赣的三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仍在继续，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继光消灭殆尽。戚军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月初一刚刚班师返浙，两支倭寇又开始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宁、政和，另一支包围了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就在俞大猷被任命为镇守福建总兵官的前一天，兴化府城陷落，“八闽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火速前往兴化歼敌。俞大猷日夜兼程赶至兴化江口，与先期到来的援闽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倭寇闻讯，弃城退守平海卫（今莆田东南平海）。俞大猷与刘显迅速跟进，“列营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战速决，对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满，大加指责。俞大猷不为所动，写了一篇《兴化灭倭议》作为回应。当时倭寇与从倭之人一万多，俞大猷、刘显各率兵约一万，在数量上并无多少优势。直到戚继光四月率军赶来，三军会合一处，三万多明军才发起总攻，仅用四五个小时，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多人。
此后，俞大猷又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特别是与戚继光再度联手的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吴平南澳惨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戚继光部将李超领兵攻打，几次都未得手。吴平乘机抢夺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继光亲率部众追至潮州，吴平大败，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将汤克宽继续追击，吴平逃出广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招集残部，率战船30艘逃入安南境内，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
东南沿海为害剧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功勋赫赫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却受到革职闲住的处分——理由是南澳之战海盗头领的逃脱，作为水军指挥官的俞大猷难逃罪责。就在俞大猷进剿之前，吴平也曾被困脱逃，却无人处分；南澳之战大胜，俞大猷不仅未获嘉奖，反因吴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陈万言等人的上疏弹劾，诏令下达，仅他一人受罚。不少官员打抱不平，认为处罚未免过于严厉，俞大猷泰然处之，说道：“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
【“继光如虎，大猷如龙”】
从上可以看出，嘉靖年间抗倭所取得的几次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俞大猷是关键性人物，堪与戚继光媲美，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超乎其上。
然而，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的一枝独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此，我们不妨对俞大猷与戚继光进行一番比较，从中或许可以见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岁才步入行伍，世袭百户。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那年，担任京军神机营将领的父亲病逝，戚继光便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年纪轻，起点高，加之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是俞大猷远远不及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比戚继光年长25岁，抗倭时间也比他长。嘉靖年间是倭寇为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到隆庆三年（1569年）被一鼓荡平，长达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岁到66岁的奋发有为时期。抗倭期间，他先是进剿以王直为首的从倭海盗，后是击溃附倭的吴平集团，始终居于战斗第一线。戚继光也参加了剿灭这两股倭寇的战斗，但职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总体而言，俞大猷参加的战役比戚继光多，对倭寇的杀伤力更大。
论练兵，两人颇为近似。他们认识到，要想消灭倭寇，依靠现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练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俞家军与戚家军。俞大猷提出“练兵必先练胆”，“胆壮则兵强”，强调“技精则胆壮”，将高超的技艺视为胆壮兵强的前提与基础；而戚继光则提出“练心则气自壮”，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问题。方法有别，但落脚点一致，练出的两支军队技艺高强、勇敢顽强，在与倭寇对阵时所向披靡。 论治军，俞大猷运筹帷幄，既有整体谋略，又有具体战法，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收功万全。就政治素质与战略头脑而言，俞大猷堪具将帅之才，这是戚继光所不具备的。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担任过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撫的谭纶在一封信中对俞大猷予以高度评价：“公则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但陷阵攻敌之时，戚继光则更刚毅勇猛。世人更看重冲锋在前的猛士，于谋略者次之。对此，《明史》写道：“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见即便在当时，戚继光的名声也在俞大猷之上了。个人的功勋业绩与名声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论战略思想，两人都强调水陆并进。戚继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为限，而是将军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仅提出御敌于海外的理论，还抓住倭船矮小、不习水战的弱点，以水师袭击倭寇大获全胜。
俞大猷身经百战，以胜居多，但作为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兵，有的战役虽然大胜，但免不了局部小败。而戚继光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八十多次，无一败绩，最差也能打个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狱，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抗倭战前线三年有余。这段时间，正是戚继光如日中天、戚家军纵横驰骋的三年，他受命率军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连串军事胜利。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挥才华与戚家军的勇猛无敌，也与倭寇头目王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已在浙江被杀有关。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喽罗，他们四分五裂、士气衰落，为戚继光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倒悬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这便涉及了一个命运的问题。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运。应该说，俞、戚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他们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自北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传统，已形成武官要想获得赏赐、晋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每次战争，都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文官手中的一支笔，胜过十万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对他就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不报，因此有功无赏，或赏赐不公。比如兴化平倭，首功当数俞大猷，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胜利。可论功行赏之时，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唯有俞大猷仅“赉币银四十两”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准则，只求实质性的建功立业，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凡事不与他人计较，总是礼让三分。
戚继光的性格，显然比俞大猷更为圆融，特别在为人处事方面，要灵活实际得多。戚继光在文官集团里有两个“靠山”，一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谭纶；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有了他们两人的庇荫，戚继光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戚继光出任福建总兵，即为谭纶推荐。张居正重用戚继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备，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继光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总得投之以桃。他与谭纶的关系往来不见文字，而与张居正之间则有一些记载：戚继光让自家兄弟给张家奉送贵重礼物，张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继光得知张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购买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献上；张父去世，戚继光派出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他回故乡湖广江陵奔丧，倒是张居正觉得过于“排场”，只选6名随行南下……
当然，戚继光这样做，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求得庇护支持，以顺利完成剿灭倭寇、重振武备的大业。可换了俞大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来。因此，《明史》也说戚继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身经沙场，一是东南抗倭，二是北方驱虏，都是反抗外来侵略；而俞大猷则丰富复杂得多，除东南灭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抑、打压。
俞大猷与戚继光都是出色的儒将，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继光哪怕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也不放弃阅读，但俞大猷深得儒学中的闽学之精髓，对《易经》尤有研究，可娴熟地将其用于军事。郑旻在《〈正气堂集〉序》中说他“以其用兵者为文，以其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穷”。戚继光曾向俞大猷学过剑法，军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响。他们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编有《续武经总要》，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俞大猷的作品没有戚继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术专著《剑经》因收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得以广泛传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响更大。
其实，我们今天这种比较于俞大猷、戚继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们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属忘年之交、道义之交、管鲍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南澳破吴平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最终荡平倭寇，俞大猷与戚继光，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们也不可忘却谭纶、卢镗、张经等其他抗倭英雄。
【应当还历史以公正】
人生的完美境界，古人概括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俞大猷便是这样一位三者皆备的人物。 他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俞大猷故乡所建民居为闽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兴建三至五进。他家境贫寒，只有两进，格局狭小，年久失修，后颓败无存。俞大猷当年大权在握，若从军饷中扣除挪用或从丰厚的战利品中瞒报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栋大厝豪宅，可谓易如反掌。他不贪不占，十分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俞大猷轻财利，好施与，薪俸及赏赐，尽数交给弟弟掌管，且从不过问。据史料记载，他受诬逮捕下狱之时，所有家财不满百金。史玉阳慷慨解囊，以数百金相赠。当得知友人邓君城也遭逮捕之时，马上转赠于他。
他9岁之时，曾随父亲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溪边，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父子俩只好涉水而过。大猷询问父亲桥何以倾塌？父亲说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大猷当即说道：“等我长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这样涉水。”父亲道：“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不可食言呵！”造桥便成了他的一桩夙愿。直到67岁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自己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东南亚武术界，至今仍流传着“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说的是俞大猷少年时与一位同伴比武，他先胜了两个回合，第三回合之时，眼看同伴渐渐不支，为给对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长期追随于他，一同南征北讨，立下大功。
俞大猷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还将功劳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琏，广东两位参将知悉，乘机带兵抢走“胜利果实”。部下愤懑不平，紛纷要求发兵夺回，俞大猷劝道：“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
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得到百姓深爱，纷纷为他建立生祠，“呼公为俞佛而祷焉”。他抗击倭寇的地方，当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如浙江镇海俞大猷生祠、丽水市大猷街等。
大猷七十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焕发，体力旺健，“妾媵尚有胎产，膂力可敌精卒二十许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职练兵。直到76岁这年，老病交加，实在是干不动了，才请求致仕。三次上疏，终获批准。
万历七年（1579年）8月26日，也即告老还乡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
好友黄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诗》：“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挽诗不仅状写了俞大猷的卓越才华与一生功绩，更透着一股沉郁顿挫的苍凉情怀。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400多年的今天。该是全面认识、评价俞大猷，还历史以客观、公正的时候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一级作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