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作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一生著述甚丰，且卓有建树。其深远的学术影响广及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郭沫若研究从上世纪初发轫，经过了百年的长足发展，已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也不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郭沫若构筑的学术文化高峰，蕴藏太过丰富，迄今为止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未能囊括他的全部。可喜的是，新近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新论》（秦川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对郭沫若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做了卓有成效的推进，值得关注。
　　秦川先生是一位勤于笔耕、甘于寂寞的学者，几十年潜心郭沫若研究，成绩斐然。其代表作《文化巨人郭沫若》和《郭沫若评传》问世以来，亦享有较高的声誉。与他前期成果相比，《郭沫若研究新论》（以下简称《新论》）不但视野开阔，方法多元，而且善于吐“故”纳“新”，其材料和见解都有较多的创获，是近年来沉寂的郭研领域较有学术内涵的一部新作。
　　作为全面深入地推进郭沫若研究的一种学术努力，秦川先生在《新论》中，将郭沫若研究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从整体与多重视角考察郭沫若研究的主体与郭沫若本身。又从以下四点突显了“新论”之新。1.整体观思维。从“学术场域”内部与外部厘清“正反说”的渊源，凸现从整体考察郭沫若的努力。2.方法论启示。从文化与文学、史学与文学、中国与西方跨文化研究及跨学科的多重视角、多重关系中，诠释郭沫若的文化观，对郭沫若文化研究的拓展值得肯定。3.理论阐释的前瞻性。从创造社的缘起、理论建树论及郭沫若文艺观、史剧观。4.史论合一的论证模式。回顾了新时期以来的郭沫若研究，展示从史实方面考察郭沫若本身的努力。
　　首先，从对郭沫若流行说法的清理开始，以整体观的思维及史论合一的论述，对有关郭沫若热点争议问题进行了理性的辨析。
　　作为“中共文化代表”之一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近年来，由于思想的多元化，加之价值观及信仰的失落、各种海外思潮的冲击，一些圈内人借反思之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实。诬其“政治投机”、“文学侍臣”、“无独立研究之精神”。而一般圈外人只孤立地苛责个体，停留在“对郭沫若的道德评判”的表象上，而不深究其表象背后被遮蔽的历史、时代和体制的深层次问题。怎样看待和评价郭沫若？秦川先生坚持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知人论世”，去还原那个时代的真实的郭沫若，且提出对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巨人作“整体观”的价值评判，藉此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摆脱认知的单一性和随意性，践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综合研究。这无疑是秦川先生的一大优势。
　　在他看来，郭沫若集诗人、学者、政治家三种身份于一身，三者是一个整体，相互影响，又相互转换。郭沫若本质是诗人，独特的诗人气质对政治、学术、创作活动，既有其利，也有其弊，甚而弊大于利。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度身居高位，其利弊尤为明显。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处于文艺家、学者与政治家“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特别在十年“文革”中，他“跟着党犯错误”，彰显了其平庸的一面。郭沫若与歌德、李白、杜甫一样，有其天才的一面，也有其平庸的一面。我们既不对“天才”郭沫若一味地“激赏”，也不对“凡庸”郭沫若一味地“贬损”。尤其在中国建设新文化的语境下，既要对20世纪的思想文化作科学分析、深刻反思，又要对郭沫若等文化巨人作客观的公正评价。这里，作者没有先入为主地沿袭成见，而是根据郭沫若本身及其研究的学理资源，令人信服地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知识性的客观依据。“论”从“史”出，因而其所展示的郭沫若从“不实之辞”的遮蔽中敞亮出来，其丰富意义及学术价值也因此向读者敞开。
　　不仅如此，作者又从正面论证了郭沫若的巨人定位。郭沫若的一生历经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潮头，“紧紧跟着时代走”，“为新中国奋斗”。作者在贯穿其一生的审视和思考中进行理性评估，而读者则从客观、深入、理性的辨识与剖析中，了知郭沫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作为一代文化巨人的学理依据。
　　其次，将郭沫若研究放在全球化背景中加以审视，以中西观照的全球视野、古今融合的阐发思路，勾画出中西文化在郭沫若那里交融互补、转化生成以“再造中国新文化”的历史景观。读者藉此领略中西文化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异质同构”。这对于当下如何融通中西，建构文化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五四”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汇的背景下，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异域理路的引入。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保持民族性又享有世界性，如何看待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学理性的阐述。
　　面对中西不同文化、学术的交汇碰撞，郭沫若不同于激进的“全盘西化派”，也不同于保守的“东方文化派”。他对西方文化持一种开放与接纳的态度，又对具有深厚根基的传统文化以批判的眼光去选择和继承。只是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中“封建”的批判与“优秀”继承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更多的是，五四时期，郭沫若借鉴西方文艺复兴和德国狂飙运动的历史经验竭力寻求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相合的契机，给传统文化输入新鲜血液，再造中国新文化，重塑民族新精神，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及文化中国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
　　秦川先生如是透彻的分析，让我们了知郭沫若的文化观是如何在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上引进和借鉴西方文化观念，实现双向互动、交融互补、创造性转化与生成的渐进过程。作者力图融合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关于文化的诸多阐释，展示中外文化“互文”的可能与现实性，对郭沫若文化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值得肯定。
　　更进一步，秦先生认为，郭沫若研究中国文化史，是由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清理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切入的。其特点是结合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文化史。这既是郭沫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与方法，又是他所取得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且其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也由此“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开端”。这样以史学与文化学相结合的学术把握，更富有学术内涵，也是一种方法论启示，突出了作者跨学科的眼光与学术功力。 　　其三，郭沫若与创造社关涉文艺观的形成及其创作实践的研究，对其文论、史剧论的阐释具有前瞻性。
　　郭沫若的文艺观的形成及文艺创作的演变与创造社密切相关，从创造社的角度切入郭沫若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秦川先生指出，创造社以“创造”为名，追求艺术的人生，试图以“美的灵魂”重铸文化人格，以此创立一个全新的“优美醇洁”的社会，这既是其价值取向，也是创造社浪漫主义文艺观的现实体现。对此结论，秦川先生一方面依据其文论、剧论文献，作了翔实论证，另一方面对郭沫若作为“耀眼丰碑”的《女神》和史剧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把对郭沫若文艺观的理论思考与艺术创作的分析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成为文论结晶及文本成因及意义的一种诠释。尤为可贵的是，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基本主题与其史学研究之间的因果关联的详尽阐述，以及人民本位观所包含的文艺学、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层次的内容，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去观察、探讨及拓展，使得先前被遮蔽的其原本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得以彰显。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艺理论的研究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其四，对郭沫若生平研究和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展示了作者从史料考辨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郭沫若，以及拓展郭沫若研究的学术努力。
　　百年来的郭沫若研究虽然气象万千，异彩纷呈，但当下的郭沫若研究却相对沉寂与冷清。郭沫若研究从曾经的显赫，再到当下的沉寂，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当下郭沫若研究突破的关键为何？
　　作者从《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到《新时期郭沫若研究概况》再到《国外郭沫若研究综述》，全面展现了郭沫若研究的学术风采和学术走向。把每一个时期的宏观把握与系统研究融为一体，在较深的层面上显现了郭研在诸多学科领域的成就与局限。
　　郭沫若研究要走向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新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显得尤为重要。秦川先生在《郭沫若母亲名字之谜》一文中坚持以史料为基础，既尊重研究对象，又尊重史料。他从郭沫若母亲名字“杜邀贞”“杜荪福”“杜福荪”的由来、评议和求解，展示当前郭沫若研究史料工作的问题所在。他认为，在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种偏颇，即重论轻史，重观点方法的花样翻新，轻脚踏实地，认真做好史料的基础工作，以致造成学术风气的浮泛，甚而严重阻碍了郭沫若学的发展。在郭沫若生平研究中其生平、家世及作品的史事诸多问题急需厘清，这理应是郭沫若研究学科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但却被忽略了。这样的反思无疑是一种理性回归。更重要的是，对郭沫若生平研究和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展示了作者回到事实本身，呈现一个真实、完整的郭沫若的学术立场。
　　总之，秦川先生在该著中以独辟蹊径的视角，对郭沫若在新文化的构建、新文学建设、文论的现代转换及其学术成就等诸多方面，展现其别开生面的思考及富有创意的见解。这不仅需要作者全面地占有丰富的史料，而且要有卓越的识见与跨学科的视野，再加以论证细致的微观研究与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集几十年的守望与努力，才能实现这一郭沫若研究中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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