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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都是人类社会十分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也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种民主形式。它们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各自的优势与缺陷。建设高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把两种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本研究尝试对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之间的复杂关联性进行解析与反思，期望可以为两种类型的民主走向的真实图景提供一些可行性的数据支持和建议。而本研究的分析也表明，中国要想通过两种类型的民主互补与融合的实践而达到有效的民主治理，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选举民主；审议民主；草根社区；融合；共生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053-06
在西方，尽管在民主发展的历程中强调审议民主是源于对选举民主的批判，然而对于两种民主理论范式的关系却机械地将其等同于两种民主制度的关系。事实上，审议民主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选举民主理论的；审议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而言，其依然处于选举民主这一宏观制度框架下运行。正确认识和分析两种民主形式的特点和优劣，深化改革，实现两种民主的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进一步推进草根社区中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的成长与健康发展，这是当前草根民主生长的必由之路。
一、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理论渊源与研究概况
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是最能直观地反映民主的形式；西方的许多民主理论都把选举作为其民主理论的核心。认为在当今世界，宪政过程在两种特殊的民主理论之中徘徊：精英协商与参与民主。〔1〕Laycock认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根植于特定的经济、文化、政治与技术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其根本是要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2〕Pitkin则认为代议制是代替别人行动，不是一种描述，也不是使投票者成为一种象征。〔3〕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来说，如何保证选民的最大利益是制度设计的核心。〔4〕在今天的大众民主政治时代，公民的角色仍然被限定在用投票决定社会管理者。〔5〕James Bohman对于这种规范的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尽管规范的民主理论追求一种理性的与公平的政治秩序，但是如何实现这种理想却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6〕而Bohman则试图将哈贝马斯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与约翰·杜维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一种审议民主理论，其出发点源于对于公共审议实践的阐述，然后从阐述之中抽象出规范性的理想型理论。〔7〕
虽然这些民主理论观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共性都在于把“选举”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经过多年的发展，选举民主已成为发挥作用的重要的民主形式。而审议民主作为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较成熟的民主范式，对于近20年来西方世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审议民主认为丰富多彩的民主政治生活是以社会中的多数人积极参与为基础的，“审议是一个话语过程，并且具有公共性——所有公民都参与的共同性的社会活动”。〔8〕选举民主和审议民主均是民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民主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公共领域中，由于两种类型的民主各自承担的角色不同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必然不同。毫无疑问，选举是选举民主的核心内容，对于每位公民而言，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平等的公民个体作出理性的选择是其精神体现，其选择总和则是公共意志。而对于审议民主而言，其核心是协商或审议，即每位公民以及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机会参与讨论和协商，持理性的公民个体和公民组织通过讨论与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是其精神体现，进而引导公民采取集体行动。由此可见，公民个体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民主中能够得到保障，而公民个体或公民组织的平等参与和话语权则在协商民主中得到保护。
如果从西方民主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入手，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之间似乎是一种替代关系，认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审议民主是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选举民主的替代或超越。非直接性参与将选举的政府工作人员与专业性的行政者作为公民的利益代表者，将他们构想为国家利益的践行者，直接民主认为公民是政府的所有者，因此公民应该参与国家决策。〔9〕Griffin宣称：“审议民主对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化是必不可少的。”〔10〕另有学者指出，“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民主控制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象征性的，而且公民有能力参与其中”，“当反思性的偏好影响到集体结果时，就会存在真实的民主”〔11〕很明显，研究民主理论的诸多学者一致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体现，而对于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而言就显得无关紧要，甚至对于公民的才能与美德也可以不予理睬。而审议民主则有利于避免选举民主之缺陷，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政治共同体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层面进行政治实践。
在审议民主中，公民在政策的制定和达成一致中的作用，往往被视为民主政府的一个关键特征。〔12〕近几年来，在我国诸多城市广泛开展多种协商民主，例如举行听证会、对话会、论证会等，这些多形式的会议发挥了显著性效果，促使审议民主逐渐由体制内协商走向社会协商。审议民主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社会和利益的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下，审议民主凭借其协商多样化的形式、重视协商过程以及充分参与的特点与优势，对选举民主之不足进行了有效弥补，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深化，对选举民主的发展提供更加深厚理论与实践的土壤。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审议民主并非本土化的民主理论，它是逐渐被移植入我国草根民主实践中的。这必然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即这种审议民主模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推动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成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决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成长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由此也引起我们的深思：审议民主与社区田野间的选举民主之间存在的复杂关联性到底是何种关系，这两种类型的民主之间还存在哪些问题？审议民主究竟能够给社区草根民主的发展路径带来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而对于处于全国各方面都领先的长三角地区的若干个城市，无论在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都处于中国比较发达水平。而长三角地区的选举民主和审议民主是否成长得较为成熟呢？长三角地区这两种类型的民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本文通过2011年先后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和杭州这三个城市进行严格、规范的实证调查对此问题进行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采用分层抽样法、简单随机抽样法、系统抽样法等抽样方法。本次调查最后共发放问卷20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1611份，回收率达805%；去掉废问卷46份，还有1565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783%。本次调查中对于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成长现状的调查，采用了五点式的李克特量表以及两点式和四点式的量表，而这两者之间则互为自变量与因变量。在对于审议民主现状的调查中，采用居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等各种观点的看法的五点式量表；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社区召开有关社区事务的听证会的参与状况的两点式量表以及居民对于社区居民评议社区居（村）委会或基层政府活动的参与意愿的四点式量表等进行测量。而对于社区选举民主的成长现状，则通过居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等观点的评价的五点式量表，以及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参与意愿的四点式量表等来测量。
二、审议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合作伙伴关系
审议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审议以某种方式改变决策质量，审议可能使结果更理性、合理、真实与民主。〔13〕古特曼和汤姆森则指出审议民主以互惠性为首要原则。“互惠性原则不考虑双方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或利益强度，而且也不寻求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它也不要求各方真正地达成一致。它所要求的是能够向受到激发寻找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所有各方证明为正当的理由。”〔14〕审议民主论者可以容忍反复的过程，允许通过相互诘难对政策进行修改。〔15〕由此观之，审议民主有助于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保护公民权利，激发公民参与社会政策过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通过对长三角被调查地区公民参与审议民主活动的现状以进行详尽的分析之后，则可以发现充分实现所谓的审议民主仍任重而道远。
Man suri and Rao指出，审议民主近几年获得了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是由于援助组织和决策者将越来越多的重点放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决策制定上。〔16〕毋庸置疑，近年来孕育在社区田野间的草根民主的发展确已显现出审议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草根社区中存在审议民主的诸多适用性条件。因而在学界的推动与基层政府民主改革浪潮的多种力量推动中，以审议民主为载体的社区审议民主治理实践活动可以在众多的草根社区中迅速铺开。然而本次调查中，似乎社区中孕生的审议民主的成长还是较为缓慢的。当问到公民是否参与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时，568%的居民回答没有参加过。而当问到居民是否参与过社区召开有关社区事务的听证会时，也是接近一大半的居民回答没有参与过。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两种说法，则有超过半数的居民表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或者“无所谓”。由此观之，由于真实的草根社区公共空间话语主体客观背景变量的限制、部分对话主体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审议中存在有等级的“能量场”等特点，使得审议民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在网络空间难以充分实现，在我国草根社区审议民主治理的孕育和不断成长发展的历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困境与瓶颈。
“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个指标是对于审议民主现状的重要测量指标。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的评价对公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看法进行分析；即以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为自变量，以公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看法为因变量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这里将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的评价转化为虚拟变量，即将公民回答“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作为参照变量。而因变量公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看法，则将公民回答 “比较或非常同意”的作为参照变量，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在以上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统计结果显示，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种说法的公民的125726（e4834=125726，P<0001）与4661倍（e1539=4661，P<0001）。
其次，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公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种说法的公民的125726（e4834=125726，P<0001）与4661倍（e1539=4661，P<0001）。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参与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越高，公民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的比例和积极性也越高。
接着以居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看法为自变量，以公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为因变量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
由表2可知，回归模型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对“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表示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的居民，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发生比是比较愿意与很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12448倍。接着，对“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表示 “无所谓”的居民，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发生比是比较愿意与很愿意参与的居民的20462倍。 参照变量：“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 “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
尽管审议民主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过程中正在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如前所述，审议民主在我国草根社区中的成长与发展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前文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社区中审议民主的成长对于社区中的选举民主而言是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的。
三、选举民主：审议民主成长之助推器
公民参与作为一个争议性的概念，成为围绕公共参与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成为探讨的焦点。〔17〕直接民主的支持者认为越多的参与者、更多的参与领域，将会产生更好的参与效果。〔18〕“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是选举民主重要测量指标之一，而“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 则是对社区中审议民主的重要测量指标。首先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对公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看法进行分析。即以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为自变量，以公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看法为因变量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这里将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转化为虚拟变量，即将公民回答“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作为参照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在以上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统计结果显示，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表示“很不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很不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或非常同意”“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1425499（e9972=21425499，P<0001）与126091倍（e4837=27565，P<0001）。
其次，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表示“很不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或非常同意”“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公民的9125（e2211=9125，P<005）与2362倍（e0859=2362，P<0001）。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评价越高，公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社区中选举民主的发育程度越高，则社区中审议民主成长得也越成熟。
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参与意愿也是对于社区中审议民主成长现状的重要测量指标。接着以公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为自变量，以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参与意愿为因变量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这里将公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这种说法，居民回答 “很不愿意”的编码为0，回答“不太愿意”、“比较愿意”与“很愿意”则编码为1，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4可知，回归模型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391%，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是很不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2522倍。接着，比较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是很不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40675倍。最后，很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是很不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32502倍。
因此以上的分析表明，居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越强， 则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就越高，这进一步表明，社区中选举民主的程度越高，则社区中审议民主的发展也越成熟。而综合前文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则可以表明，社区中选举民主的发展状况对于社区中审议民主的成长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在融合与互补之中共生：研究反思与研究展望
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家认为相比直接民主来说，代议制民主更加合适、更加有效。〔19〕当作为西方主流民主范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正遭受合法性危机，与之紧密相连的审议民主却获得发展，其理论与实践逐步兴起。正如Smith和Wales在对于审议民主兴起的原因中所指出的：“公众对于审议民主的极大热情一方面源于公众对于当代的政治实践的不满；另一方面主要来自于反思中的公众认识到其他可替代性政策的可行性。”〔20〕审议民主的实质在于追求更加真实的民主，试图通过话语的充分交流和公民之间的讨论与争辩的方式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褊狭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弥补和修复；对公民权利提供合法性基础，对公共政策提供一个共识基础，主张由“民主”走向“协商”为其发展路径。由此可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共存关系，而是共同基于民主制度框架下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以及相互增强的依赖关系，两种类型的民主形式共生于互补与融合关系中。对于社区草根民主政治建设而言，两者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需要同步发展。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漫长的发展和积累过程，因此对于我国选举民主和审议民主取得的成就必须持客观和理性的评价态度，在认识和了解其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两者的发展与人民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要求之间存在适应性，二者在互动的功效还缺乏良性发展。今后，应从多个角度对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发展进行推动，不但注重选举民主程序性的建设与完善，还注重提升其实质性的效益。尽管我国对于普选权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了普及，对于不同层次的选举制度进行了建立，为权力来源于人民提供合法性的程序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法律规定、程序环节、选举方法、投票方式等方面依然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目前选举民主的实质效果难以满足公民的期望。由此可见，加强选举民主的程序建设仅仅是一个方面，全面推动和促进选举民主发展还应不断加强选举程序过程中的竞争性和公平性，从而促进各级官员与人大代表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在当前中国的民主体制框架内，对于审议民主的成长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将其从民主体制边缘逐渐转移到民主制度中心。综上所述，相比较于选举民主而言，审议民主作为一种非传统的、非常规的政治框架形式，其实践主要侧重于互动性的内容，而非制度性的内容，因此，其功效性往往成为问题的核心，尤其对于处理民主成长历程中的诸多问题而言。而且，审议民主更为侧重的是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其强调公民充分利用政治参与的机会反思自我表现的利益诉求，并对于他人的利益要求进行辩论。〔21〕依据相对传统的问题解决的路径，一般会认为在新形势下应为多元化的各种表达和申诉选择畅通的沟通途径。例如应积极鼓励类似于民主恳谈、市民论坛社会对话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的进步与发展，推动规范化、程序化以及制度化目标的实现。而审议民主的发展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加强，一是要积极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强化公民参与协商的平等性；二是要在协商过程中，积极培养公民平等参与精神、民主协商习惯、使公民个体自觉服从于公共意识，这部分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审议民主实践中的创新之举的途径具有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因此不能仅仅依赖审议民主实践本身的创新，还应关注和依靠地方的现实具体基础，需求各种机制为审议创造条件，向审议民主提供体制内的资源与力量，使其扎根于草根社区的民主环境。
然而，在大力推动多种审议民主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审议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使得体制内的路径畅通变得尤为重要和关键。在西方国家的审议民主实践过程中，纵然审议民主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合法性议题将成为制约其实践意义的主要先决条件。〔22〕从目前我国社区治理体制来说，可以依赖存在的制度资源和支持系统网络，动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力量将审议民主纳入社区治理中的创新过程，进而实现协商民主从体制边缘向制度中心的空间上进行延伸和拓展。优化权力资源配置，以此保障和实现社区中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均衡化是草根社区民主治理的根本目的。这种民主实践与现有的国家制度体系的价值取向在本质上是趋于一致的。从本质而言，草根社区治理结构现代性改造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制度的方法确立审议民主的社会基础，能否通过一种新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规则以及一系列制度安排进行现代性改造。中国的改革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其改革思路都是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先进行探索，然后完善法律依据，这一改革路径选择对于解放思想、打破陈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审议民主实践中的创新之举的途径具有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因此不能仅仅依赖审议民主实践本身的创新，还应关注和依靠地方的现实具体基础，需求各种机制为审议创造条件，向审议民主提供体制内的资源与力量，使其扎根于草根社区的民主环境。正如温岭市民主恳谈会、市民论坛等审议民主实践创新而言，在制度的有效运行过程中政治精英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影响与作用，但如果这一制度始终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边缘且没有法律依据作为保障，并期望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实践和推广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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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
〔关键词〕 选举民主；审议民主；草根社区；融合；共生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053-06
在西方，尽管在民主发展的历程中强调审议民主是源于对选举民主的批判，然而对于两种民主理论范式的关系却机械地将其等同于两种民主制度的关系。事实上，审议民主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超越选举民主理论的；审议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而言，其依然处于选举民主这一宏观制度框架下运行。正确认识和分析两种民主形式的特点和优劣，深化改革，实现两种民主的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进一步推进草根社区中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的成长与健康发展，这是当前草根民主生长的必由之路。
一、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理论渊源与研究概况
选举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是最能直观地反映民主的形式；西方的许多民主理论都把选举作为其民主理论的核心。认为在当今世界，宪政过程在两种特殊的民主理论之中徘徊：精英协商与参与民主。〔1〕Laycock认为：“代议制民主的制度设计根植于特定的经济、文化、政治与技术之中，在不同的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其根本是要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2〕Pitkin则认为代议制是代替别人行动，不是一种描述，也不是使投票者成为一种象征。〔3〕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来说，如何保证选民的最大利益是制度设计的核心。〔4〕在今天的大众民主政治时代，公民的角色仍然被限定在用投票决定社会管理者。〔5〕James Bohman对于这种规范的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尽管规范的民主理论追求一种理性的与公平的政治秩序，但是如何实现这种理想却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6〕而Bohman则试图将哈贝马斯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与约翰·杜维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一种审议民主理论，其出发点源于对于公共审议实践的阐述，然后从阐述之中抽象出规范性的理想型理论。〔7〕
虽然这些民主理论观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共性都在于把“选举”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经过多年的发展，选举民主已成为发挥作用的重要的民主形式。而审议民主作为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较成熟的民主范式，对于近20年来西方世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审议民主认为丰富多彩的民主政治生活是以社会中的多数人积极参与为基础的，“审议是一个话语过程，并且具有公共性——所有公民都参与的共同性的社会活动”。〔8〕选举民主和审议民主均是民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民主制度，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公共领域中，由于两种类型的民主各自承担的角色不同其所发挥的作用也必然不同。毫无疑问，选举是选举民主的核心内容，对于每位公民而言，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平等的公民个体作出理性的选择是其精神体现，其选择总和则是公共意志。而对于审议民主而言，其核心是协商或审议，即每位公民以及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机会参与讨论和协商，持理性的公民个体和公民组织通过讨论与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是其精神体现，进而引导公民采取集体行动。由此可见，公民个体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选举民主中能够得到保障，而公民个体或公民组织的平等参与和话语权则在协商民主中得到保护。
如果从西方民主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入手，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之间似乎是一种替代关系，认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审议民主是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选举民主的替代或超越。非直接性参与将选举的政府工作人员与专业性的行政者作为公民的利益代表者，将他们构想为国家利益的践行者，直接民主认为公民是政府的所有者，因此公民应该参与国家决策。〔9〕Griffin宣称：“审议民主对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化是必不可少的。”〔10〕另有学者指出，“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民主走向协商，表明人们在持续关注着民主的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民主控制是实质性的而不是象征性的，而且公民有能力参与其中”，“当反思性的偏好影响到集体结果时，就会存在真实的民主”〔11〕很明显，研究民主理论的诸多学者一致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选举是民主的本质体现，而对于普通公民的个人行为而言就显得无关紧要，甚至对于公民的才能与美德也可以不予理睬。而审议民主则有利于避免选举民主之缺陷，还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政治共同体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层面进行政治实践。
在审议民主中，公民在政策的制定和达成一致中的作用，往往被视为民主政府的一个关键特征。〔12〕近几年来，在我国诸多城市广泛开展多种协商民主，例如举行听证会、对话会、论证会等，这些多形式的会议发挥了显著性效果，促使审议民主逐渐由体制内协商走向社会协商。审议民主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在社会和利益的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下，审议民主凭借其协商多样化的形式、重视协商过程以及充分参与的特点与优势，对选举民主之不足进行了有效弥补，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深化，对选举民主的发展提供更加深厚理论与实践的土壤。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审议民主并非本土化的民主理论，它是逐渐被移植入我国草根民主实践中的。这必然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即这种审议民主模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推动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成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决我国社区草根民主成长中面临的诸多问题。由此也引起我们的深思：审议民主与社区田野间的选举民主之间存在的复杂关联性到底是何种关系，这两种类型的民主之间还存在哪些问题？审议民主究竟能够给社区草根民主的发展路径带来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而对于处于全国各方面都领先的长三角地区的若干个城市，无论在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方面，还是在民主政治建设等方面，都处于中国比较发达水平。而长三角地区的选举民主和审议民主是否成长得较为成熟呢？长三角地区这两种类型的民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本文通过2011年先后在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和杭州这三个城市进行严格、规范的实证调查对此问题进行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多阶段抽样过程中又采用分层抽样法、简单随机抽样法、系统抽样法等抽样方法。本次调查最后共发放问卷20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1611份，回收率达805%；去掉废问卷46份，还有1565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783%。本次调查中对于选举民主与审议民主成长现状的调查，采用了五点式的李克特量表以及两点式和四点式的量表，而这两者之间则互为自变量与因变量。在对于审议民主现状的调查中，采用居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等各种观点的看法的五点式量表；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社区召开有关社区事务的听证会的参与状况的两点式量表以及居民对于社区居民评议社区居（村）委会或基层政府活动的参与意愿的四点式量表等进行测量。而对于社区选举民主的成长现状，则通过居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等观点的评价的五点式量表，以及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参与意愿的四点式量表等来测量。
二、审议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合作伙伴关系
审议民主的核心理念是：公共审议以某种方式改变决策质量，审议可能使结果更理性、合理、真实与民主。〔13〕古特曼和汤姆森则指出审议民主以互惠性为首要原则。“互惠性原则不考虑双方的相对讨价还价能力或利益强度，而且也不寻求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它也不要求各方真正地达成一致。它所要求的是能够向受到激发寻找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所有各方证明为正当的理由。”〔14〕审议民主论者可以容忍反复的过程，允许通过相互诘难对政策进行修改。〔15〕由此观之，审议民主有助于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保护公民权利，激发公民参与社会政策过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通过对长三角被调查地区公民参与审议民主活动的现状以进行详尽的分析之后，则可以发现充分实现所谓的审议民主仍任重而道远。
Man suri and Rao指出，审议民主近几年获得了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是由于援助组织和决策者将越来越多的重点放在以社区为基础的决策制定上。〔16〕毋庸置疑，近年来孕育在社区田野间的草根民主的发展确已显现出审议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草根社区中存在审议民主的诸多适用性条件。因而在学界的推动与基层政府民主改革浪潮的多种力量推动中，以审议民主为载体的社区审议民主治理实践活动可以在众多的草根社区中迅速铺开。然而本次调查中，似乎社区中孕生的审议民主的成长还是较为缓慢的。当问到公民是否参与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时，568%的居民回答没有参加过。而当问到居民是否参与过社区召开有关社区事务的听证会时，也是接近一大半的居民回答没有参与过。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两种说法，则有超过半数的居民表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或者“无所谓”。由此观之，由于真实的草根社区公共空间话语主体客观背景变量的限制、部分对话主体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的孱弱、审议中存在有等级的“能量场”等特点，使得审议民主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在网络空间难以充分实现，在我国草根社区审议民主治理的孕育和不断成长发展的历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困境与瓶颈。
“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个指标是对于审议民主现状的重要测量指标。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的评价对公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看法进行分析；即以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为自变量，以公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看法为因变量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这里将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的评价转化为虚拟变量，即将公民回答“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作为参照变量。而因变量公民对于“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看法，则将公民回答 “比较或非常同意”的作为参照变量，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在以上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统计结果显示，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种说法的公民的125726（e4834=125726，P<0001）与4661倍（e1539=4661，P<0001）。
其次，公民对“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表示“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公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 我要经常参加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这种说法的公民的125726（e4834=125726，P<0001）与4661倍（e1539=4661，P<0001）。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参与社区召开的关于社区公民生活的各类会议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越高，公民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的比例和积极性也越高。
接着以居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看法为自变量，以公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为因变量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
由表2可知，回归模型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对“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表示 “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的居民，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发生比是比较愿意与很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12448倍。接着，对“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表示 “无所谓”的居民，很不愿意或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发生比是比较愿意与很愿意参与的居民的20462倍。 参照变量：“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 “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
尽管审议民主在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过程中正在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如前所述，审议民主在我国草根社区中的成长与发展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前文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社区中审议民主的成长对于社区中的选举民主而言是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的。
三、选举民主：审议民主成长之助推器
公民参与作为一个争议性的概念，成为围绕公共参与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成为探讨的焦点。〔17〕直接民主的支持者认为越多的参与者、更多的参与领域，将会产生更好的参与效果。〔18〕“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是选举民主重要测量指标之一，而“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 则是对社区中审议民主的重要测量指标。首先通过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对公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看法进行分析。即以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为自变量，以公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看法为因变量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这里将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的评价转化为虚拟变量，即将公民回答“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作为参照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在以上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统计结果显示，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表示“很不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很不或不太同意”而非“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或非常同意”“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公民的21425499（e9972=21425499，P<0001）与126091倍（e4837=27565，P<0001）。
其次，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表示“很不或不太同意”与“无所谓”，则选择“无所谓”而非“比较或非常同意”“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比率分别是“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公民的9125（e2211=9125，P<005）与2362倍（e0859=2362，P<0001）。
以上的分析表明，公民对“居民应积极参加社区政治活动，尤其应珍视自己的选举权”这种说法的评价越高，公民对于“我乐于和我认识的人，讨论社区最近发生的大事”这种说法的认同度也越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社区中选举民主的发育程度越高，则社区中审议民主成长得也越成熟。
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参与意愿也是对于社区中审议民主成长现状的重要测量指标。接着以公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为自变量，以居民对于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参与意愿为因变量进行Binary Logistic回归。这里将公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转化为虚拟变量，例如对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这种说法，居民回答 “很不愿意”的编码为0，回答“不太愿意”、“比较愿意”与“很愿意”则编码为1，回归的分析结果如下：
由表4可知，回归模型卡方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由Nagelkerke R2可知，全部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的391%， 从Exp（B） 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是很不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2522倍。接着，比较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是很不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40675倍。最后，很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是很不愿意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居民的32502倍。
因此以上的分析表明，居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意愿越强， 则居民参加过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各类社区论坛活动的发生比就越高，这进一步表明，社区中选举民主的程度越高，则社区中审议民主的发展也越成熟。而综合前文的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和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则可以表明，社区中选举民主的发展状况对于社区中审议民主的成长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在融合与互补之中共生：研究反思与研究展望
一些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家认为相比直接民主来说，代议制民主更加合适、更加有效。〔19〕当作为西方主流民主范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正遭受合法性危机，与之紧密相连的审议民主却获得发展，其理论与实践逐步兴起。正如Smith和Wales在对于审议民主兴起的原因中所指出的：“公众对于审议民主的极大热情一方面源于公众对于当代的政治实践的不满；另一方面主要来自于反思中的公众认识到其他可替代性政策的可行性。”〔20〕审议民主的实质在于追求更加真实的民主，试图通过话语的充分交流和公民之间的讨论与争辩的方式对自由主义民主的褊狭而造成的不良后果进行弥补和修复；对公民权利提供合法性基础，对公共政策提供一个共识基础，主张由“民主”走向“协商”为其发展路径。由此可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共存关系，而是共同基于民主制度框架下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以及相互增强的依赖关系，两种类型的民主形式共生于互补与融合关系中。对于社区草根民主政治建设而言，两者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需要同步发展。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漫长的发展和积累过程，因此对于我国选举民主和审议民主取得的成就必须持客观和理性的评价态度，在认识和了解其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两者的发展与人民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要求之间存在适应性，二者在互动的功效还缺乏良性发展。今后，应从多个角度对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发展进行推动，不但注重选举民主程序性的建设与完善，还注重提升其实质性的效益。尽管我国对于普选权在较短时间内进行了普及，对于不同层次的选举制度进行了建立，为权力来源于人民提供合法性的程序支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法律规定、程序环节、选举方法、投票方式等方面依然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间；目前选举民主的实质效果难以满足公民的期望。由此可见，加强选举民主的程序建设仅仅是一个方面，全面推动和促进选举民主发展还应不断加强选举程序过程中的竞争性和公平性，从而促进各级官员与人大代表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在当前中国的民主体制框架内，对于审议民主的成长而言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将其从民主体制边缘逐渐转移到民主制度中心。综上所述，相比较于选举民主而言，审议民主作为一种非传统的、非常规的政治框架形式，其实践主要侧重于互动性的内容，而非制度性的内容，因此，其功效性往往成为问题的核心，尤其对于处理民主成长历程中的诸多问题而言。而且，审议民主更为侧重的是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其强调公民充分利用政治参与的机会反思自我表现的利益诉求，并对于他人的利益要求进行辩论。〔21〕依据相对传统的问题解决的路径，一般会认为在新形势下应为多元化的各种表达和申诉选择畅通的沟通途径。例如应积极鼓励类似于民主恳谈、市民论坛社会对话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协商民主的进步与发展，推动规范化、程序化以及制度化目标的实现。而审议民主的发展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加强，一是要积极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强化公民参与协商的平等性；二是要在协商过程中，积极培养公民平等参与精神、民主协商习惯、使公民个体自觉服从于公共意识，这部分内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审议民主实践中的创新之举的途径具有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因此不能仅仅依赖审议民主实践本身的创新，还应关注和依靠地方的现实具体基础，需求各种机制为审议创造条件，向审议民主提供体制内的资源与力量，使其扎根于草根社区的民主环境。
然而，在大力推动多种审议民主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审议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使得体制内的路径畅通变得尤为重要和关键。在西方国家的审议民主实践过程中，纵然审议民主在当代民主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合法性议题将成为制约其实践意义的主要先决条件。〔22〕从目前我国社区治理体制来说，可以依赖存在的制度资源和支持系统网络，动用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力量将审议民主纳入社区治理中的创新过程，进而实现协商民主从体制边缘向制度中心的空间上进行延伸和拓展。优化权力资源配置，以此保障和实现社区中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利益的最大均衡化是草根社区民主治理的根本目的。这种民主实践与现有的国家制度体系的价值取向在本质上是趋于一致的。从本质而言，草根社区治理结构现代性改造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制度的方法确立审议民主的社会基础，能否通过一种新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规则以及一系列制度安排进行现代性改造。中国的改革不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其改革思路都是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先进行探索，然后完善法律依据，这一改革路径选择对于解放思想、打破陈规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审议民主实践中的创新之举的途径具有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因此不能仅仅依赖审议民主实践本身的创新，还应关注和依靠地方的现实具体基础，需求各种机制为审议创造条件，向审议民主提供体制内的资源与力量，使其扎根于草根社区的民主环境。正如温岭市民主恳谈会、市民论坛等审议民主实践创新而言，在制度的有效运行过程中政治精英发挥了极为关键性的影响与作用，但如果这一制度始终处于国家权力结构的边缘且没有法律依据作为保障，并期望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实践和推广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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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