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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暴露中国急救短板
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截至24日14时30分，地震共计造成196人死亡，失踪21人，11470人受伤。在全国军民的抢救下，雅安地震的伤亡损失降到了最低。中国救援的反应速度、救援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国际认可。
尽管如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认为雅安地震中仍然存在着中国救援的短板，那就是空中急救，最凸显这一问题的就是“孤岛”宝兴。由于宝兴县地处高山，地震之后，山体滑坡切断道路，救援车辆根本无法进入。而直升机只能投递一些食物、水和医疗用品。“如果是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直升机能够搭载医生直接进入现场，展开救援。一些重伤者也会被抬到飞机上进行救援，并且运送到医院。在空中急救这方面，我国仍然是零。”
其实，早在1983年李宗浩到联邦德国参观考察时，空中救援就让他眼前一亮。他亲身感受了一次救援任务，患者被固定在特别的担架上，无论在起飞、降落或飞行时都很稳当，不像在救护车里可能会受到剧烈震荡，从而导致骨折加重或进一步损伤。
1988年在李宗浩的努力下，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等领导支持中德空中急救中心项目建设，“德国空中救援”派出了高级代表团访华，双方在进行实质性的商谈后，计划在昌平建立医疗救护直升机场以外，还选出杭州、常州、广州3个城市，形成中国空中救援的雏形。
从此，关心空中急救中心项目的部门和人越发多起来，然而由于急救理念及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空中急救项目步履维艰，但李宗浩的信念从未动摇。“差距不在飞机、也不在救援人员，而在于空中救援体系的建立。急救是一项事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它不同于医院；有着不同于‘看病就医’的理念。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的急救事业有着长足的进步，但还没有到达我希望的样子。”今年73岁的李宗浩，如此评价他从事了大半辈子的工作。
唐山地震触动他建立现代急救系统的决心
上世纪50年代末，医学专业毕业的李宗浩被分配到北京急救站工作，当时急救不受重视，站里条件非常简陋：简易的急救仪器，几个急救箱，？30名临时安排的医务人员和一部急救电话。
常有路途遥远的患者呼救，但当他们赶到时，一些危重患者已失去最宝贵的抢救时间。为此，李宗浩常常扼腕叹息，也让他陷入忧思。那时，他心底便播下理想的种子——建一个急救中心。
1963年李宗浩给当时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写信，表达了急救的重要性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傅连璋亲自为他安排了7位指导老师。此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谢荣教授等7位老师指导和帮助下，他开始迈入急救医学的大门。
而真正让他坚定信念的是197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李宗浩负责“检伤分类”工作，转运伤员期间，最让他伤心的是，在挪动患者的过程中，随意拉、托造成了大批的截瘫患者。这不仅让他认识到急救的重要性，同时看到面对群体伤害时，医院管理者及医疗人员理念、知识技能的局限。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建立现代化急救系统的决心。
起初并不成功的北京急救中心……1982年，意大利向中国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趁这个机会，李宗浩建议北京市政府成立北京急救中心，“这不仅对首都发展，对其他城市也有很大促进作用，是我国急救发展的里程碑。”建议被采纳后，由李宗浩负责谈判。
在谈判中，意大利代表仍然是想建立一家中意合作的医院。如何说服对方呢？“美国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苏联建了友谊医院，日本正在建中日友好医院，如果贵国建立急救中心，比医院的影响力要久远......”在李宗浩的努力下，意大利的谈判代表当场表示愿以赠款方式投资北京急救中心。随后，李宗浩被任命为北京急救中心项目主任，并负责起草执笔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8年，在当时外经贸部、卫生部、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等多部门的支持下，北京急救中心建成了。市政府就开办方针作出明确批示：“急救中心要建成网络，缩短急救半径，开展现场急救......千万不要办成医院模式。”
但让李宗浩没想到的是，急救中心并没有按照当初设计的轨道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在了病房建设，急救中心越来越像医院。“当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急救医学理论，观念上还总是习惯于用传统医院的框框来考虑急救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体制、机制、法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走上这条路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急救中心已经走上了医院这条“不归路”。但李宗浩执著地坚持急救中心要以院外急救为主。他认为意大利赠款提供的42辆救护车，都放在急救中心不妥，应分配至城市近郊各区急救站，“设想一下，偌大的北京城，孤零零一个急救中心，区级急救站廖如晨星，条件很差，急救半径过长，车辆的堵塞和路途的遥远将湮灭多少分秒必争的生命希望。”
接触现代急救理念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宗浩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世界“急救之父”彼得·沙法是他的老师。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现代急救医学的知识和技能，“大救援”理念也由此根植于心。“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美国遇到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中国：城市扩张，人口集中，高楼林立，管线密布，邻里间不相往来......一旦突发意外，传统急救模式根本无法应对。”李宗浩说，现代救援一定是“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一定是“大网络、小中心；大院外、小院内；大科技、小机构”。
在美国，他感受到城市急救网络是否有效运转，也直接牵系着百姓的幸与不幸。李宗浩介绍，在美国，急救网络星罗棋布，餐厅、民航等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上岗前必须取得心肺复苏技能证书。美国两亿多人口，到2000年底已有7000多万人次接受规范的心肺复苏技能培训。 曾经，他看到一个中年的加州人在休斯敦的一家餐馆里突然倒下，服务员马上拨通急救电话“911”，救护车4分钟赶到。在这4分钟里，服务员先为患者实施基础急救，后又冷静而准确地实施心肺复苏，为随后的成功抢救赢得了宝贵时机。
“假如这个中年男人是倒在中国的某个餐馆里，结果会怎样呢？美国西雅图心脏猝死抢救成功率近30%，而我们不到1%。北京猝死病人中，88%发生在家中，等医生赶到已无力回天。”
在李宗浩看来，不是中国人的医疗水平不够，而是急救网络搞得不好、民众普遍的急救能力偏低、“看病去医院”的概念根深蒂固。还有一点就是法律问题，施救人员是否免责。“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果施救人员不能免责，没治好或治坏了就把责任推到施救人员头上，那任凭谁都不敢去救治病人。”
屡次“上书”，寻求改变
对事业的过分执著以及对现代急救的充分接触，让李宗浩深刻体会到了国内急救事业的不足，也让他时时刻刻想要做出改变。
2001年12月7日傍晚，一场并不算太大的雪，竟使北京的城市交通瘫痪了。那天，李宗浩有意识地步行回家，近5个小时，他一路走，一路想。回家后，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连夜提笔给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写信，坦陈加快北京急救体制改革步伐之必要。2003年4月中旬，“非典”疫情肆虐逞凶。他又提笔给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写信。信中，他坦陈现有急救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医疗急救指挥系统尚不完善，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尚未建成，急救体制基本采用医院模式，没有树立大救援理念......他写道：“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十分重视建立紧急救援体制，但如果缺乏现代救援理念指导，不与国际接轨，仍过分强调国情，而以现状改换名称，增扩编制，出现多中心状况，后果将不堪设想。”
两次“上书”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明确批示，但中国急救体制改革依然是步履沉重。
但他仍然不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懂得现代社会急救理念，我知道我们的差距，我希望改变，我要把它说出来。”
2005年，李宗浩一直盼望的事情终于实现了，北京急救中心开始转型，关闭了急诊室和病房，将全部医疗力量转向院外急救。随着时间的推进，急救中心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现在北京急救体系已经做得不错了，但还有不足，就是空中急救还没建立起来。”
马季去世，抢救不及时的教训
在李宗浩看来，急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课题，也不是他与同行的课题，而是全体民众的课题。“急救重在一个‘急’字，速度要快才能挽救生命，但不可能每个人身边总有个医生。所以需要全民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
他以相声大师马季为例，马季的去世就在于抢救不及时。据李宗浩介绍，马季病发时，身边是有着保姆的。在保姆对马季“呼叫不应”时，她并没有去打“120”等急救电话，当然也不会心肺复苏。她是立即给马季的家属打电话，家人回到家看了情况才拨打的急救电话。这么一来一往，二三十分钟过去了，有可能被挽救的生命就这样丧失了。
如果保姆会做心肺复苏呢？如果她第一时间拨打的是急救电话呢？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保姆的责任，也不是她的能力问题，而是全民对于急救的意识不足。
“生命在自己手中”，想要提高全民的急救意识，做科普是李宗浩绕不过去的路。
2000年10月，李宗浩在美国圣地亚哥参加了由美国心脏病学会主持举行的《2000年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国际指南》学术发布大会。那次会上，他被授权在中国负责组织翻译这部面向21世纪的重要学术著作，几乎在同时，他脑海中清晰地萌发出要相应地写一本适合公众阅读的科普读物。
十几年来，《第一目击者》《急救ABC》《紧急救护》《生命在自己手中》等科普图书相继出版，“急救世界”就这样生动地呈现给大众。
在《生命在自己手中》一书中，李宗浩写道：“不要再让那些得不到急救的人们，付出的是以生命、鲜血的代价了！生命不该终止，必将重新辉煌！”
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截至24日14时30分，地震共计造成196人死亡，失踪21人，11470人受伤。在全国军民的抢救下，雅安地震的伤亡损失降到了最低。中国救援的反应速度、救援能力再一次得到了国际认可。
尽管如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会会长李宗浩认为雅安地震中仍然存在着中国救援的短板，那就是空中急救，最凸显这一问题的就是“孤岛”宝兴。由于宝兴县地处高山，地震之后，山体滑坡切断道路，救援车辆根本无法进入。而直升机只能投递一些食物、水和医疗用品。“如果是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直升机能够搭载医生直接进入现场，展开救援。一些重伤者也会被抬到飞机上进行救援，并且运送到医院。在空中急救这方面，我国仍然是零。”
其实，早在1983年李宗浩到联邦德国参观考察时，空中救援就让他眼前一亮。他亲身感受了一次救援任务，患者被固定在特别的担架上，无论在起飞、降落或飞行时都很稳当，不像在救护车里可能会受到剧烈震荡，从而导致骨折加重或进一步损伤。
1988年在李宗浩的努力下，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长等领导支持中德空中急救中心项目建设，“德国空中救援”派出了高级代表团访华，双方在进行实质性的商谈后，计划在昌平建立医疗救护直升机场以外，还选出杭州、常州、广州3个城市，形成中国空中救援的雏形。
从此，关心空中急救中心项目的部门和人越发多起来，然而由于急救理念及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空中急救项目步履维艰，但李宗浩的信念从未动摇。“差距不在飞机、也不在救援人员，而在于空中救援体系的建立。急救是一项事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它不同于医院；有着不同于‘看病就医’的理念。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的急救事业有着长足的进步，但还没有到达我希望的样子。”今年73岁的李宗浩，如此评价他从事了大半辈子的工作。
唐山地震触动他建立现代急救系统的决心
上世纪50年代末，医学专业毕业的李宗浩被分配到北京急救站工作，当时急救不受重视，站里条件非常简陋：简易的急救仪器，几个急救箱，？30名临时安排的医务人员和一部急救电话。
常有路途遥远的患者呼救，但当他们赶到时，一些危重患者已失去最宝贵的抢救时间。为此，李宗浩常常扼腕叹息，也让他陷入忧思。那时，他心底便播下理想的种子——建一个急救中心。
1963年李宗浩给当时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写信，表达了急救的重要性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傅连璋亲自为他安排了7位指导老师。此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谢荣教授等7位老师指导和帮助下，他开始迈入急救医学的大门。
而真正让他坚定信念的是197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李宗浩负责“检伤分类”工作，转运伤员期间，最让他伤心的是，在挪动患者的过程中，随意拉、托造成了大批的截瘫患者。这不仅让他认识到急救的重要性，同时看到面对群体伤害时，医院管理者及医疗人员理念、知识技能的局限。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建立现代化急救系统的决心。
起初并不成功的北京急救中心……1982年，意大利向中国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趁这个机会，李宗浩建议北京市政府成立北京急救中心，“这不仅对首都发展，对其他城市也有很大促进作用，是我国急救发展的里程碑。”建议被采纳后，由李宗浩负责谈判。
在谈判中，意大利代表仍然是想建立一家中意合作的医院。如何说服对方呢？“美国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苏联建了友谊医院，日本正在建中日友好医院，如果贵国建立急救中心，比医院的影响力要久远......”在李宗浩的努力下，意大利的谈判代表当场表示愿以赠款方式投资北京急救中心。随后，李宗浩被任命为北京急救中心项目主任，并负责起草执笔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8年，在当时外经贸部、卫生部、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等多部门的支持下，北京急救中心建成了。市政府就开办方针作出明确批示：“急救中心要建成网络，缩短急救半径，开展现场急救......千万不要办成医院模式。”
但让李宗浩没想到的是，急救中心并没有按照当初设计的轨道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在了病房建设，急救中心越来越像医院。“当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急救医学理论，观念上还总是习惯于用传统医院的框框来考虑急救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体制、机制、法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走上这条路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急救中心已经走上了医院这条“不归路”。但李宗浩执著地坚持急救中心要以院外急救为主。他认为意大利赠款提供的42辆救护车，都放在急救中心不妥，应分配至城市近郊各区急救站，“设想一下，偌大的北京城，孤零零一个急救中心，区级急救站廖如晨星，条件很差，急救半径过长，车辆的堵塞和路途的遥远将湮灭多少分秒必争的生命希望。”
接触现代急救理念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宗浩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世界“急救之父”彼得·沙法是他的老师。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现代急救医学的知识和技能，“大救援”理念也由此根植于心。“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美国遇到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中国：城市扩张，人口集中，高楼林立，管线密布，邻里间不相往来......一旦突发意外，传统急救模式根本无法应对。”李宗浩说，现代救援一定是“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一定是“大网络、小中心；大院外、小院内；大科技、小机构”。
在美国，他感受到城市急救网络是否有效运转，也直接牵系着百姓的幸与不幸。李宗浩介绍，在美国，急救网络星罗棋布，餐厅、民航等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上岗前必须取得心肺复苏技能证书。美国两亿多人口，到2000年底已有7000多万人次接受规范的心肺复苏技能培训。 曾经，他看到一个中年的加州人在休斯敦的一家餐馆里突然倒下，服务员马上拨通急救电话“911”，救护车4分钟赶到。在这4分钟里，服务员先为患者实施基础急救，后又冷静而准确地实施心肺复苏，为随后的成功抢救赢得了宝贵时机。
“假如这个中年男人是倒在中国的某个餐馆里，结果会怎样呢？美国西雅图心脏猝死抢救成功率近30%，而我们不到1%。北京猝死病人中，88%发生在家中，等医生赶到已无力回天。”
在李宗浩看来，不是中国人的医疗水平不够，而是急救网络搞得不好、民众普遍的急救能力偏低、“看病去医院”的概念根深蒂固。还有一点就是法律问题，施救人员是否免责。“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果施救人员不能免责，没治好或治坏了就把责任推到施救人员头上，那任凭谁都不敢去救治病人。”
屡次“上书”，寻求改变
对事业的过分执著以及对现代急救的充分接触，让李宗浩深刻体会到了国内急救事业的不足，也让他时时刻刻想要做出改变。
2001年12月7日傍晚，一场并不算太大的雪，竟使北京的城市交通瘫痪了。那天，李宗浩有意识地步行回家，近5个小时，他一路走，一路想。回家后，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连夜提笔给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写信，坦陈加快北京急救体制改革步伐之必要。2003年4月中旬，“非典”疫情肆虐逞凶。他又提笔给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写信。信中，他坦陈现有急救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医疗急救指挥系统尚不完善，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尚未建成，急救体制基本采用医院模式，没有树立大救援理念......他写道：“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十分重视建立紧急救援体制，但如果缺乏现代救援理念指导，不与国际接轨，仍过分强调国情，而以现状改换名称，增扩编制，出现多中心状况，后果将不堪设想。”
两次“上书”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明确批示，但中国急救体制改革依然是步履沉重。
但他仍然不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懂得现代社会急救理念，我知道我们的差距，我希望改变，我要把它说出来。”
2005年，李宗浩一直盼望的事情终于实现了，北京急救中心开始转型，关闭了急诊室和病房，将全部医疗力量转向院外急救。随着时间的推进，急救中心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现在北京急救体系已经做得不错了，但还有不足，就是空中急救还没建立起来。”
马季去世，抢救不及时的教训
在李宗浩看来，急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课题，也不是他与同行的课题，而是全体民众的课题。“急救重在一个‘急’字，速度要快才能挽救生命，但不可能每个人身边总有个医生。所以需要全民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
他以相声大师马季为例，马季的去世就在于抢救不及时。据李宗浩介绍，马季病发时，身边是有着保姆的。在保姆对马季“呼叫不应”时，她并没有去打“120”等急救电话，当然也不会心肺复苏。她是立即给马季的家属打电话，家人回到家看了情况才拨打的急救电话。这么一来一往，二三十分钟过去了，有可能被挽救的生命就这样丧失了。
如果保姆会做心肺复苏呢？如果她第一时间拨打的是急救电话呢？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保姆的责任，也不是她的能力问题，而是全民对于急救的意识不足。
“生命在自己手中”，想要提高全民的急救意识，做科普是李宗浩绕不过去的路。
2000年10月，李宗浩在美国圣地亚哥参加了由美国心脏病学会主持举行的《2000年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国际指南》学术发布大会。那次会上，他被授权在中国负责组织翻译这部面向21世纪的重要学术著作，几乎在同时，他脑海中清晰地萌发出要相应地写一本适合公众阅读的科普读物。
十几年来，《第一目击者》《急救ABC》《紧急救护》《生命在自己手中》等科普图书相继出版，“急救世界”就这样生动地呈现给大众。
在《生命在自己手中》一书中，李宗浩写道：“不要再让那些得不到急救的人们，付出的是以生命、鲜血的代价了！生命不该终止，必将重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