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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其对我国中间产品的上游及下游供应链造成了很大影响。一方面，不确定性上升会阻碍我国进口发到国家先进的科技产品，影响我国下游企业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又会使本国加大对国内相关产业投资。
关键词：中间产品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日渐上升，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随着美国退出TPP、英国“硬脱欧”、中美贸易战、WTO上诉机构停摆等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全球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蔓延和持续冲击造成了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处于缓慢运作之中，并有“短暂休克”和新一轮“国有化供应链”的趋势，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更为强势的产业及贸易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又更进一步上升。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间产品创新
1.1科技创新活动需要上下游产业链的密切配合
在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日益复杂，风险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十四五规划也确立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两种战略的首要目的都是在面对来自美国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打压下，政府通过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来对高科技中间投入品实施进口替代，从而实现科技产业的自立自强、自给自足。
但科技创新活动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一蹴而就的。尤其在高科技行业，其不仅需要本国持续性的研发投入，更需要各国上游及下游产业链密切的分工与合作（以科技创新的顶端芯片制造行业为例，“光刻机”的设计和生产虽在荷兰完成，但实际上90%的部件均来自外部厂商，其生产过程也是大量各国先进中间产品的创新组合，美洲和欧洲更是高科技零部件的主要供给来源），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占据产业链的上游，而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发达国家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来推进本国的技术创新，一旦发达国家对上游中间投入品出口形成管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及加工贸易将面临中断的风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选择中间产品创新替代的发展道路，可以规避中间产品过度依赖进口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抑制效应。
1.2中间品投入品中包含更为先进的技术
进口中间投入品包含了更为先进技术，技术进步可能不仅来自研发中企业或部门内执行，也可以来自该部门购买的商品，其使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关。[1] 随后介绍的内生增长文献中，中间投入贸易被建模为一种知识扩散机制。[2]根据这些模型，可知国内外中间投入的使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关。通过交易具有改进中间产品质量，进而可以顯著提高相关行业的生产率。
1.3中间产品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新兴经济体的代工企业可以通过创新不断扩大中间产品代工或者研发设计“领地”，延长原有价值链，在某些产品上直接替代发达经济国家。中国作为后行动者进入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形成竞争，无论是数量、价格竞争还是差异化竞争，都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3]通过本国持续的创新，进而降低本国出口中间品的成本及销售价格，以便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延伸全球价值链;同时，中间产品技术水平的上升也会不断拓展本国国际分工的位置，使分工环节不断向高端攀升，实现由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产品创新的作用路径
2.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抑制进口
当前，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以零部件为代表的中间产品创新能力与上游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还需通过不断进口发达国家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来提升本国相关产业的创新能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阻碍我国通过进口高质量中间投入品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溢出的渠道，从而延长本国以中间产品的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上游的进程。[4]
2.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促进国内创新投资
另一方面，在不确定性与实际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中，面对不确定性，企业会变得谨慎并抑制投资。在调整成本（投资不可逆）的情况下，投资机会被看作是企业的一项期权，不确定性的上升能够通过提高期权价值的方式增加企业的边际投资成本。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企业在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继续“等待”的价值就越大，当前投资承担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从而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但创新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企业而言，创新又是一定条件下其获取市场势力和超额利润的手段，当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时，企业为保住其市场势力，降低上下游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可能会加大创新投入。例如，美国出台相关企业对中国出口芯片的禁令后，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面临来自上游国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开始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计划到2025年向科技行业再投入1.4万亿美元，以实现本土化芯片行业的努力。
3. 结语
对此，在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我国需从成本节约型供应链转向更有弹性与安全的中间品供应链，通过加大对相关产业的创新投入，提升我国的中间产品创新水平，以此扩大中间投入品的国内供给，避免加工制造环节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而导致供给中断。
参考文献：
[1]Schmookler J.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66，20（1）：135.
[2]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
[3]郑江淮，郑玉.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61-79.
关键词：中间产品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日渐上升，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随着美国退出TPP、英国“硬脱欧”、中美贸易战、WTO上诉机构停摆等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全球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蔓延和持续冲击造成了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处于缓慢运作之中，并有“短暂休克”和新一轮“国有化供应链”的趋势，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更为强势的产业及贸易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全球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又更进一步上升。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间产品创新
1.1科技创新活动需要上下游产业链的密切配合
在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日益复杂，风险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十四五规划也确立了，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两种战略的首要目的都是在面对来自美国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打压下，政府通过激发国内技术自主创新来对高科技中间投入品实施进口替代，从而实现科技产业的自立自强、自给自足。
但科技创新活动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一蹴而就的。尤其在高科技行业，其不仅需要本国持续性的研发投入，更需要各国上游及下游产业链密切的分工与合作（以科技创新的顶端芯片制造行业为例，“光刻机”的设计和生产虽在荷兰完成，但实际上90%的部件均来自外部厂商，其生产过程也是大量各国先进中间产品的创新组合，美洲和欧洲更是高科技零部件的主要供给来源），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创新优势占据产业链的上游，而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发达国家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来推进本国的技术创新，一旦发达国家对上游中间投入品出口形成管制，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及加工贸易将面临中断的风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选择中间产品创新替代的发展道路，可以规避中间产品过度依赖进口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抑制效应。
1.2中间品投入品中包含更为先进的技术
进口中间投入品包含了更为先进技术，技术进步可能不仅来自研发中企业或部门内执行，也可以来自该部门购买的商品，其使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关。[1] 随后介绍的内生增长文献中，中间投入贸易被建模为一种知识扩散机制。[2]根据这些模型，可知国内外中间投入的使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关。通过交易具有改进中间产品质量，进而可以顯著提高相关行业的生产率。
1.3中间产品创新与全球价值链攀升
新兴经济体的代工企业可以通过创新不断扩大中间产品代工或者研发设计“领地”，延长原有价值链，在某些产品上直接替代发达经济国家。中国作为后行动者进入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形成竞争，无论是数量、价格竞争还是差异化竞争，都大大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和销售价格。[3]通过本国持续的创新，进而降低本国出口中间品的成本及销售价格，以便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延伸全球价值链;同时，中间产品技术水平的上升也会不断拓展本国国际分工的位置，使分工环节不断向高端攀升，实现由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间产品创新的作用路径
2.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抑制进口
当前，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以零部件为代表的中间产品创新能力与上游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还需通过不断进口发达国家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来提升本国相关产业的创新能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阻碍我国通过进口高质量中间投入品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溢出的渠道，从而延长本国以中间产品的创新攀升全球价值链上游的进程。[4]
2.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促进国内创新投资
另一方面，在不确定性与实际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中，面对不确定性，企业会变得谨慎并抑制投资。在调整成本（投资不可逆）的情况下，投资机会被看作是企业的一项期权，不确定性的上升能够通过提高期权价值的方式增加企业的边际投资成本。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企业在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继续“等待”的价值就越大，当前投资承担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从而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但创新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对企业而言，创新又是一定条件下其获取市场势力和超额利润的手段，当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时，企业为保住其市场势力，降低上下游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可能会加大创新投入。例如，美国出台相关企业对中国出口芯片的禁令后，中国技术密集型行业面临来自上游国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开始增加。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计划到2025年向科技行业再投入1.4万亿美元，以实现本土化芯片行业的努力。
3. 结语
对此，在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我国需从成本节约型供应链转向更有弹性与安全的中间品供应链，通过加大对相关产业的创新投入，提升我国的中间产品创新水平，以此扩大中间投入品的国内供给，避免加工制造环节过度集中于单一国家而导致供给中断。
参考文献：
[1]Schmookler J.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66，20（1）：135.
[2]Romer P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
[3]郑江淮，郑玉.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 2020（5）： 6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