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海的家乡正阳县汝南埠镇，隔着一条汝河就是平舆县。在杨新海疯狂杀人的同时，平舆县玉皇庙乡大黄庄村也出了一个同样凶残的黄勇，他的手上，负有17名少年的血债。
　　两县均属驻马店市，且两人的家仅仅相距数十公里，但并不意味着这两名凶手间有任何必然联系。
　　地处中原腹地的驻马店号称“天中”，即天地的中心，位于交通要津，古时为南来北上驻马店的驿站。
　　但现在，在外界很多人的印象里，这里却常因两件事出名：一是贫穷，二是艾滋病。
　　河南当地一位媒体人士曾多次深入驻马店基层农村采访，他将驻马店的贫困归结为多方面，如地理条件不好，处于黄淮洪水走廊，灾害频繁。
　　这位人士曾在上蔡县实地考察当地农民生存状况，他说，当地农村家庭的经济基本处于破产状态。当地统计局在去年底的一份调查也显示，驻马店市全市194个乡镇中有174个贫困乡镇，占乡镇总数的89.7%。
　　此外，在90年代中期，由于大批农民参加有偿献血，导致艾滋病在当地蔓延。正阳和平舆相近的新蔡县、上蔡县，均是国内外关注的艾滋病高发区。
　　驻马店当地一位人士则认为，此地经济落后，政府管理体制更落后，一些地方基层吏治腐败是根本原因。他谈到，一些官员对农民的呼声长期漠视，有些甚至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
　　这一点，在黄勇案后当地各方的各种反应中似可见端倪。
　　
　　黄勇是谁
　　
　　平舆县玉皇庙乡大黄庄村，在邻居的印象中，黄勇“是个混子，曾经到广州打工没几天就跑回来了，后来又到驻马店学电脑，也没学成，整天泡在舞厅里，花光了钱”。
　　被害人霍红雷的母亲胥银平在网吧找儿子时曾见过两次黄勇。根据她的描述黄勇与一般的小镇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大概一米七左右，瘦瘦的，胡子很少，嘴唇很厚，人看上去年轻。穿着天蓝色的休闲夹克，里面套着灰毛衣，下面穿牛仔裤，裤腿卷起一大块。”
　　黄勇被捕后，平舆的中学生们经常如此开玩笑——说黄勇的杀人名单上“下一个就是你”。如果不是那个叫张某的孩子跑出来，也许，黄勇的这张名单还会更长。
　　在17名受害人中，路德全的儿子、县第二高中(二高)学生路宁波是第一个失踪的。
　　路德全有三个孩子，都在县城上学。2001年9月24日晚上，小儿子打来电话说，大哥昨天去录像厅后就消失了，没有去上课，也没有回家。路德全第一感觉就是孩子被拐走了。第二天一早路德全踏上了寻找儿子的路程。
　　路又跑到平舆县刑警五中队报案，“里面一个老头对我说，孩子丢了你怎么跑到公安局来了？”路德全跟他争辩，引来了五中队长黄东亮。黄给路德全做了笔录，但没有立案，说一没尸首，二没线索。
　　路德全又去县教委反映，但没人搭理他。到了县政府，门卫把他拦下来，叫他报案。26日路又找到二高，希望以学校的名义去报案，“副校长告诉我，这会影响学校的名誉，传出去谁还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来？”
　　路德全开始四处奔波。他举着孩子的照片去驻马店、郑州，甚至找到广州，逢人就问是否见过这个孩子。在驻马店和平舆之间他往返了上百次，一共贴了3000多张寻人启事。
　　路德全最后告诉记者，在他儿子失踪期间，县里丢了一只垃圾箱，县政府要求公安局限期破案，提供线索者有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儿子的命还不如一只垃圾箱？”
　　
　　沉默的平舆
　　
　　今年3月19日，平舆二高18岁的学生刘黎明及其朋友16岁的霍红雷，在距学校仅200米的“酷猫”网吧失踪。
　　霍红雷的母亲胥银平告诉记者，4月初，通过儿子的同学得知，有一个人可能知道儿子的下落。她在网吧等到晚上9点多，黄勇出现了。胥银平向黄打听儿子的下落。黄勇回答说，听说他们到郑州去玩了。两天之后，胥银平再次在网吧遇到黄勇，问他在哪里住、叫什么。黄勇的回答支支吾吾，说他叫张xx(胥没听清)，住在县公安局家属院。
　　胥银平自己找儿子未果，于今年4月初在县刑警七中队报案，并在当时就告知了她对“张xx”的怀疑和对话，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到公安局找孩子的家长越来越多，刘黎明的父亲刘华做了一份通信表格，以便互通消息。绝望的家长们聚集在县政府门前。县长乔登华坐的是一辆帕萨特，挂的是警牌“豫O0088”，家长们拦住了他的车，递上失踪孩子的名单。乔登华没有下车，由前排的秘书接过了名单。
　　9月初，家长们决定到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终于改变了政府的态度。平舆政法委书记王和平随即带人赶到北京。公安局于9月7日成立专案组，限期两月破案。
　　孩子连续“失踪”是否引起了警方的重视？政府和学校为什么没有及时进行警示或者安全教育？直到现在，平舆当地仍然选择了沉默。政府、学校和警方均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11月底的豫南大地异常阴冷，街面并不因失去10几个少年而萧条。但当地政府的沉默，却让黄勇带来的恐怖感始终无法散去。
　　河南的消息称，破案后驻马店市、平舆县两级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平舆县公安局长、教育局长、文化局长、县一高校长、二高校长等5名领导干部已经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