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气这个东西，一经岁月的深究，常常捉襟见肘，破绽百出，所以大可不必当真。细想，人还是那个人，脸还是那张脸，腹中还是那些货，怎么可能因名气的骤然飙升而脱胎换骨？范晔在《后汉书·左周黄列传》感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谓一语道破玄机。一个人，因某种机缘巧合有了光环，继而涟漪被扩展，形象被放大，若在适度范围，也并非不能接受，一旦“盛名”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不可理喻，人们就要警惕了。
　　现代资讯社会，在“近水楼台”的位置处处占先者，想不出名都难。记得某位前央视主持人曾深情回忆，当年如何在小地方辛苦打拼，如何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央视，最终收获了事业的回报。这里面有个错觉，该主持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平台越大，越容易有社会的辨识度和知名度，以央视主持人来说，由于“脸熟”，轻而易举就可以成为公众人物，或者说，名满天下，大致是其工作性质决定的，个人努力与之不能说没有关联，但不起决定作用。我在鲁院学习的时候，听过一种“外省批评家”的说法，曾被大家认同。“外省”的概念来自巴尔扎克小说的启发，在19世纪的法国，巴黎往往象征着中心、权力、高贵、傲慢，“外省”则意味着偏远、弱势、落后、卑微。所谓“外省批评家”，是指那些身处边缘，远离文化中心背景，缺少权威平台和话语权的“二三线”批评家，切莫小看“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同样是勤奋努力禀赋突出的批评家，身处“外省”，在全国成名只能是小概率事件。
　　一些头脑清醒的世界级大作家对“盛名”的弊端洞若观火，不希望自己的写作受其干扰。米兰·昆德拉认为突然而至的“盛名”，“就像一场可怕的灾难，比一个人家里失火还要糟”，因为“名誉毁了作家的灵魂”。斯坦贝克对诺奖带来的虚名很恐惧，他对记者诉苦，“我害怕得它，怕得要死，我不在乎它有多么令人垂涎……我感觉，似乎获奖者之后就再也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或有勇气的东西来了。这个奖就仿佛让他们退休了似的”。福克纳也曾遗憾，初进文坛时，没能像伊丽莎白时代一些作家那样回避署名，而仅仅让自己的文章流传下去。
　　“盛名”还会带来社会心理的偏差、倾斜，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新约·马太福音》记载了一则寓言：某国王出门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道：“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后，第一个仆人报告：“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十锭。”国王遂奖励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五锭。”国王遂奖励他五座城邑。第三仆人说：“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怕丢失，一直包在手帕里。”国王于是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由此衍生出“马太定律”，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68年，美国科学史家罗伯特·莫顿用此概括出了一种著名的“马太效应”，质疑一种社会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
　　水分永远是水分，总会被岁月滤尽和风干，就好比修史这件事，当朝者的书写难免失真，需要未来岁月的纠偏和矫正，才能取信于后世。人们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伦勃朗和梵高分别生活在17世纪和19世纪的荷兰，一生籍籍无名，穷愁潦倒，同时代人没有谁认为他们的作品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只活了41歲的卡夫卡落魄一生，贫病缠身，他在写给好友勃罗德的信中预感自己的下场很惨，“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他留下的遗嘱也很决绝，“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手稿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读地统统予以焚毁”，所幸勃罗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愿。他们生前寂寞孤苦，身后尊享“盛名”，历史老人的火眼金睛，实在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