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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动致使合同无法履行，该种客观情况的变动可能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但两者不是归属关系而是互斥关系即一种客观情况变动一个时间内只能构成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不可能同时构成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这是由于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在当前的司法审判中，分别依据“本身论”和“结果论”两种不同的审判思路来区分二者。对合同的影响程度是新冠疫情防控在法律上定性的重要依据;如果合同因为疫情防控根本上不可能履行了或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可以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如果合同仍可履行，但履行结果显失公平的，则可适用情势变更规则。
关键词：新冠肺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种类型的合同（其中特别是劳动、商事合同）的履行出现严重困难，合同订立的预期利益实现以及合同是否构成违约是当前当事人与司法审判机关非常关注的重点问题。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法的维度来分析界定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在合同履行中的客观情况。
一、两者的法律界定
笔者参考相关专著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笔者通过北大法宝输入“情势变更”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搜索到1部法律、5部司法解释、7部部门规章，在对每部法律进行查找后并没有找到关于情势变更的确切定义。但根据《民法典（草案）》（2019年12月26日稿）第533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響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再结合相关专著，笔者认同《民法典（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的定义。即，情势变更是合同订立时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合同基础条件重大变化。
二、两者的界分思路
两者的外在表现不一。短时间内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往往构成司法上认定情势变更的重要情形，情势变更的重要表现也常常时短时间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比如短时期严重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急剧上涨等。根据相关法律主张情势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经过诉讼或仲裁来确认情势变更。而自然灾害往往是不可抗力的外在表现，比如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战争也是属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客观上能为大众直接感知，其并不需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确认。
其次，两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可抗力必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而情势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只是继续履行合同会导致合同的一方承担不公平的结果。这主要是由于，情势变更侧重于矫正因为外因所引发的合同履行将照成的严重失衡，而不可抗力则侧重对合同关系的提前解除。
严格遵守合同是合同法基本原则并且通过法律对该原则进行了规定。当事人双方对未来的预期是合同订立的充分条件，当出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要求当事人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原合同义务是完全不公平的。这样的不公平体现了严格遵守合同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法律通过创设不可抗力制度和情势变更规则，协调遵守合同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对立。但我们也要看到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不可抗力在法律上是法定解除条件和法定免责条件，即当事人可以以不可抗力为由直接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并且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但当出现情势变更时，根据法律要求当事人之间应当相互磋商，磋商后要么变更合同要么继续履行。如果之前的磋商失败了则只能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来变更合同，如果变更合同仍然无法避免显失公平的结果方才可以解除合同。
参考过往的判例，针对如何区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在司法审判中存在两种裁判思路：一、本身论，即从情况本身来判定，在合同履行中发生自然灾害、战争等，则将该种情形认定为不可抗力;若在合同履行中遭遇短时间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将该种情形认定为情势变更;二、结果论，从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这一结果来判定，因为特定情况的发生导致了当事人根本无法履行合同，认定为不可抗力;虽然发生了特定情况合同的履行仍然可以继续，只是履行的结果是显失公平的，则应认定为情势变更。
三、新冠疫情防控定性
在不同类型的合同中，新冠疫情防控须结合具体案情来区分。在疫情爆发后，各地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纷纷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交通管制、延长假期、关闭KTV、网吧、饭店、洗脚城等人员密集场所等行政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各类合同的履行都产生影响。作为一国公民有服从该国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义务，政府在疫情期间采取的行政措施时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政府的行政措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影响。今年1月24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产品”。从笔者在律所实习所遇见的案件以及通过判决网查阅的案件，部分消费者和旅行社认为新冠疫情防控并未导致旅行合同无法履行，根据该通知旅行社只是被要求暂停经营而不是关闭，旅行社仍然是具有履行能力的，疫情过后旅行社仍然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故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来变更合同履行期限更为合适。笔者认为，针对部分旅行社和消费者的所提出的观点并不正确。首先从合同订立的背景上来看，合同的履行时间大多数设定于春节期间，而疫情正好就是爆发在疫情期间，从合同订立的目的上来看，消费者订立此类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一次单纯的可变更期限的出行旅游，而是基于春节放假这一特定的时间期间所做出的旅行计划。简而言之，在春节期间履行合同是消费者订立履行合同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合同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过了春节后，即便少数人存在外出旅游的可能性，但春节度假的合同目的也确定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在有特定目的且在疫情期间不履行合同，该特定目的就无法实现的这类法律关系，比如上述的春节期间的旅游合同，应将政府实施的新冠疫情防控认定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但若新冠疫情防控只是客观上导致合同在疫情期间无法履行，但疫情过后继续履行合同对合同目的实现无影响，或者在疫情期间履行了合同会造成对一方当事人承受不公平的法律后果，但疫情之后履行将避免这一不公平法律后果的产生，在此情形应将新冠疫情防控认定为情势变更。我们应当看到疫情期间因为新冠疫情防控，非常多的企业停工停产，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困难，在这样客观情况下，在企业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中，若继续要求企业按照原有的劳动合同履行合同义务，这将导致企业承担不公平的后果。若将新冠疫情防控认定为情势变更，给企业和劳动者一个协商变更合同的机会，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是互利的。
四、结语
在我国近年来发生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冠疫情属于其中之一，为了防范新冠疫情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行政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已经订立尚待履行的合同来说，的确会构成不可抗力。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合同法对合同中的不可抗力采取意定主义。再者，针对不同种类的合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合同产生的影响应该结合具体的案件考虑相关防控措施是究竟是导致合同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还是导致合同的利益失衡，若是前一种情况则构成不可抗力，后一种则构成情势变更。
参考文献
[1] 曹守晔：《〈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9 年第 13 期。
[2]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488 页。
[3] 曹守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之情势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09 .8 .
关键词：新冠肺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种类型的合同（其中特别是劳动、商事合同）的履行出现严重困难，合同订立的预期利益实现以及合同是否构成违约是当前当事人与司法审判机关非常关注的重点问题。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合同法的维度来分析界定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在合同履行中的客观情况。
一、两者的法律界定
笔者参考相关专著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笔者通过北大法宝输入“情势变更”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搜索到1部法律、5部司法解释、7部部门规章，在对每部法律进行查找后并没有找到关于情势变更的确切定义。但根据《民法典（草案）》（2019年12月26日稿）第533条：“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響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再结合相关专著，笔者认同《民法典（草案）》中关于情势变更的定义。即，情势变更是合同订立时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合同基础条件重大变化。
二、两者的界分思路
两者的外在表现不一。短时间内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往往构成司法上认定情势变更的重要情形，情势变更的重要表现也常常时短时间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比如短时期严重通货膨胀导致物价急剧上涨等。根据相关法律主张情势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经过诉讼或仲裁来确认情势变更。而自然灾害往往是不可抗力的外在表现，比如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战争也是属于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客观上能为大众直接感知，其并不需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确认。
其次，两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可抗力必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而情势变更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只是继续履行合同会导致合同的一方承担不公平的结果。这主要是由于，情势变更侧重于矫正因为外因所引发的合同履行将照成的严重失衡，而不可抗力则侧重对合同关系的提前解除。
严格遵守合同是合同法基本原则并且通过法律对该原则进行了规定。当事人双方对未来的预期是合同订立的充分条件，当出现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要求当事人继续按照原合同履行原合同义务是完全不公平的。这样的不公平体现了严格遵守合同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法律通过创设不可抗力制度和情势变更规则，协调遵守合同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对立。但我们也要看到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不可抗力在法律上是法定解除条件和法定免责条件，即当事人可以以不可抗力为由直接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并且不用承担违约责任。但当出现情势变更时，根据法律要求当事人之间应当相互磋商，磋商后要么变更合同要么继续履行。如果之前的磋商失败了则只能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来变更合同，如果变更合同仍然无法避免显失公平的结果方才可以解除合同。
参考过往的判例，针对如何区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在司法审判中存在两种裁判思路：一、本身论，即从情况本身来判定，在合同履行中发生自然灾害、战争等，则将该种情形认定为不可抗力;若在合同履行中遭遇短时间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将该种情形认定为情势变更;二、结果论，从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这一结果来判定，因为特定情况的发生导致了当事人根本无法履行合同，认定为不可抗力;虽然发生了特定情况合同的履行仍然可以继续，只是履行的结果是显失公平的，则应认定为情势变更。
三、新冠疫情防控定性
在不同类型的合同中，新冠疫情防控须结合具体案情来区分。在疫情爆发后，各地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纷纷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交通管制、延长假期、关闭KTV、网吧、饭店、洗脚城等人员密集场所等行政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各类合同的履行都产生影响。作为一国公民有服从该国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律义务，政府在疫情期间采取的行政措施时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政府的行政措施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影响。今年1月24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产品”。从笔者在律所实习所遇见的案件以及通过判决网查阅的案件，部分消费者和旅行社认为新冠疫情防控并未导致旅行合同无法履行，根据该通知旅行社只是被要求暂停经营而不是关闭，旅行社仍然是具有履行能力的，疫情过后旅行社仍然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故适用情势变更规则来变更合同履行期限更为合适。笔者认为，针对部分旅行社和消费者的所提出的观点并不正确。首先从合同订立的背景上来看，合同的履行时间大多数设定于春节期间，而疫情正好就是爆发在疫情期间，从合同订立的目的上来看，消费者订立此类合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一次单纯的可变更期限的出行旅游，而是基于春节放假这一特定的时间期间所做出的旅行计划。简而言之，在春节期间履行合同是消费者订立履行合同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合同的目的也就无法实现。过了春节后，即便少数人存在外出旅游的可能性，但春节度假的合同目的也确定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在有特定目的且在疫情期间不履行合同，该特定目的就无法实现的这类法律关系，比如上述的春节期间的旅游合同，应将政府实施的新冠疫情防控认定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但若新冠疫情防控只是客观上导致合同在疫情期间无法履行，但疫情过后继续履行合同对合同目的实现无影响，或者在疫情期间履行了合同会造成对一方当事人承受不公平的法律后果，但疫情之后履行将避免这一不公平法律后果的产生，在此情形应将新冠疫情防控认定为情势变更。我们应当看到疫情期间因为新冠疫情防控，非常多的企业停工停产，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困难，在这样客观情况下，在企业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中，若继续要求企业按照原有的劳动合同履行合同义务，这将导致企业承担不公平的后果。若将新冠疫情防控认定为情势变更，给企业和劳动者一个协商变更合同的机会，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是互利的。
四、结语
在我国近年来发生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新冠疫情属于其中之一，为了防范新冠疫情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种行政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已经订立尚待履行的合同来说，的确会构成不可抗力。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合同法对合同中的不可抗力采取意定主义。再者，针对不同种类的合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合同产生的影响应该结合具体的案件考虑相关防控措施是究竟是导致合同根本无法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还是导致合同的利益失衡，若是前一种情况则构成不可抗力，后一种则构成情势变更。
参考文献
[1] 曹守晔：《〈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9 年第 13 期。
[2]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488 页。
[3] 曹守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之情势变更问题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09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