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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先民铸就原始文明
自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崤函地区进入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代”。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距今5900~5600年,因1956年首先发现于今三门峡市西南部湖滨区韩庄村的庙底沟遗址而得名。迄今崤函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遗存。彩陶是仰韶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表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彩陶向周边传播。研究表明,崤函地区彩陶的传播主要沿西、北、东3条路线进行。其中,最早开辟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的东西向原始通道应当是自陕县经灵宝至于潼关以西的道路,即后来的函谷道,而由陕县经渑池、新安至于洛阳盆地的道路,即后来的崤山道则略晚些。向西即向关中地区,是庙底沟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向。向北即向晋中以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是庙底沟文化形成后传播的主要方向之一。庙底沟文化向东即郑洛地区传播的时间上应略晚于西、北方向。这样,彩陶开始由崤函地区西至关中地区及其以远,接着东到郑洛地区及其以远,存在着一条实实在在的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交流及其交通线路。由崤函地区越中条山进入晋西南与晋南及其以远的通道也是在这一时期开辟的。这条彩陶之路的开端最早可以上推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也就是与仰韶彩陶形成的时代相当。它的传播方向以崤函地区为起点和中心,向西、向北、向东传播和延伸。庙底沟文化的扩张,促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韩建业先生认为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范围,与商代政治地理范围有惊人的相似,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人文始祖黄帝铸鼎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文献记载和传说都表明,黄帝时代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豫晋陕相邻地区。在河南灵宝有许多与黄帝有关的记载和传说。轩辕黄帝铸鼎之事,始载于《史记·封禅书》,就是今天的三门峡灵宝市黄帝铸鼎塬一带。采铜的地点首山,就是灵宝境内的秦岭头。为了永远纪念黄帝,人们在荆山建了黄帝陵,把荆山又称鼎山、铸鼎塬,把附近取水的湖称作鼎湖,古代曾于此设鼎州、湖县。
近年考古发现铸鼎塬一带分布着北阳平、西坡等遗址50多处,以庙底沟文化最为丰富,遗址密度大。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与此相距5公里的西坡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可证此地当时部落人丁之兴旺,聚落之繁盛。西坡遗址发现了多座保存相当完好的仰韶文化中期的迄今所见最大的单间房屋基址,其居住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出土有少见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及玉钺礼器。在距铸鼎塬13公里的秦岭之首——荆山锯齿壕发现了荆山古采铜遗址,在海拔1984米的山峰北面中部,发现一高6米、宽6米、进深9米的古采铜窑洞,经考察洞口和洞中有古人粗笨的开采工具、开采痕迹和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在锯齿壕东北300米处有一块1200平方米的平地,为古人存放铜矿石的地方。周围还发现一些经木柴燃烧与矿石炼为一体的烧结块。北阳平遗址试掘中也有似人工开采的铜矿石块发现,证明当时已经发明和掌握了炼铜技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有学者认为,以铸鼎塬为中心的仰韶文化遗址群区域可能是黄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坡遗址可能是一处具有政治性的核心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
发展交通是黄帝的又一伟大壮举。《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贵为“天子”后,潜心或倾力开拓交通:“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所开辟的道路交通范围很广:“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合符釜山”是说黄帝与各部族代表在釜山合符,即统一符契、共同结盟于釜山。釜山一说在灵宝。《路史》云:黄帝“于是合符釜山,以观其会”。注曰:釜山“在荆山之前,黄帝铸鼎处”。“合符釜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黄帝选择釜山举行政治会盟一事,表明崤函一带已有了交通各地的道路条件。
以上传说中黄帝“披山通道”,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道路,是随着大规模的部落迁徙和频繁的军事扩张而逐步完成的。由黄帝的迁徙路线和活动中心地区看,崤函地区道路当是其中最早开辟的路段之一。不过,当时的道路可以说还非常简陋,平原是顺天然地面通行,山区坡地则傍其山坡边缘地带而过
黄帝披山开道,发展交通,加强各地间的联系,通过以交通实践为重要内容的行政努力,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奠定了古老华夏民族的雏形。崤函通道正当黄帝活动的中心地带,一方面是贯穿中原文化区的交通干线,另一方面也是沟通黄河流域文化带乃至整个周围地域文化区域的枢纽。黄帝时代崤函道路交通的开拓,以及炎黄部落在这条道路上的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族,在中国史前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大禹治水开“三门”
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水英雄”。相传禹治水时,为使黄河水东流人海,用神斧将拦截黄河的大山劈开了三道峡谷,因此留下三门六峰,故曰:三门峡。三门即鬼门、神门、人门。六峰为鬼门岛、神门岛、人门岛、张公岛、梳妆台及砥柱岛。神门岛上有两个直径约三四十厘米的马蹄形圆坑,相传大禹治水由北岸跃马至此,马蹄落地太重,留下印痕,人称“禹王马蹄”。天长日久,满布青苔。著名诗人贺敬之作诗云:“禹王马蹄长青苔。”
夏禹治水不仅有效地平息了洪水之患,同时也是对当时全国道路与水路交通网络的开发与完善,即文献所说的“经启九道”(《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杜注:“启开九州之道”)。一般认为,夏禹治水包括“导山”和“导水”,因此相应形成了九条陆道和九条水道。水路以黄河为中心轴线,联络各河川通往九州。陆路以各地有名山岳作地标,依山地循行,开启九道,再将各地水系和陆路连通,构成“九州”互通的交通网。崤函地区交通道路在这个交通网络中有所显现。 《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为平治洪水,奔走四方,“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适用于不同交通条件的多种交通工具。夏禹在崤函地区开辟水、陆两条通道,当亦实现了“陆行乘车,水行乘舟”的交通形式,这应是较早的崤函地区行车、行船的文字记录,证明夏禹治水时由崤函向东西,有了沿黄河岸边的一条通道,它既可水行,也可陆行,水陆兼备。
新出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云:“虞用威,夏用戈,政不服也。爱而征之,虞夏之治也。”传说夏禹曾对主要活动于豫西和晋南黄河两岸的共工、有扈氏等进行过多次征伐。夏禹通过征伐,逐渐树立自己的威信,最后成天下共主。这些征伐行动,大体发生在禹任联盟首长前后。夏禹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显然借助了包括崤函通道在内的九道开辟所带来的便利。
焦姓诞生于焦水边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通过连年征战,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其后在崤函黄河两岸,西周王朝还先后建立了一批封国:黄河南岸有焦国(今三门峡)、虢国(今三门峡、平陆),北岸有虞国(平陆)、魏国(芮城东北)、韩(芮城西)等。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过程,事实上也是西周时期开拓新道路和激活老道路的重要过程(郑若葵:《中国古代交通图典》)。这些封国沿着黄河两岸,呈明显的带状分布,其位置与崤函古道、晋南通道交通线路相重叠,南岸的焦国、虢国,足以把守住崤函古道险关隘道,保障两京交通的畅通,防止敌人向东西两面偷袭。北岸虞、魏、韩三国分别可把守豫晋间的茅津渡口、晋陕间的风陵渡口等,越过黄河可与焦、虢联合。这种分布态势,说明是周王室为确保崤函古道交通要冲而有意识地做出的安排,不仅为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畅通起到保障作用,而且也为建立王朝政治秩序和屏藩周王室方面起到了支撑作用。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就是说神农氏的后裔被封于焦,建立焦国。焦国是三门峡历史上第一个封国,《汉书·地理志》云:“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水经注》(卷四)云:“陕城,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焦水今名苍龙涧河,位于三门峡陕州区西南,向北注入黄河。传说中的神农氏,当为姜姓。《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据《世本·氏姓篇》记载:“焦氏,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后以国为氏。”由此看来,始封于西周初年的焦国为姜姓,子孙以国为氏。但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杜预注曰:“八国皆晋所灭,焦在陕县。”《史记·秦本纪》引《括地志》亦云:“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这里说焦国与周同姓,自然应是姬姓。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分封时间有先后而已。即西周初年有姜姓焦国,在弘农陕县,也就是在今陕州城东北。第二次分封时又将召公之后分封于此,姜姓焦国被迫东迁。
西周晚期,虢国又灭了姬姓焦国,占有其领地,随后又以焦城为基础,在其西南营建新城,使原焦城成为新虢城的一部分,即虢城的“东北隅”。焦国灭亡,其子孙纷纷出奔,或北渡黄河进入山西,或西徙陕西,或向东北方向的河北、山东播迁。如今,焦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128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1%。
虢、郭两姓源于古虢国
虢国亦是西周王朝分封的重要诸侯国。虢仲、虢叔是周文王之弟,因功勋卓著,武王分封天下时,他们都被分封为诸侯。虢叔封于西虢,即现在的陕西宝鸡;虢仲封在东虢,即现在的河南荥阳。西周晚期,由于猃狁(古族名。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犬戎,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侵扰,西虢东迁到了今天的三门峡。东迁后的虢国以现三门峡的地域为中心,兼有黄河北岸的山西平陆,扼制自关中至中原的东西方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虢国曾依托与周王室特殊的宗亲关系,盛极一时,称雄四方,后在诸侯兼并战争中被晋国所灭,留下了“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典故。晋献公灭虢后,将虢国的贵族强行迁移到晋的北部。如今,在山西汾阳与孝义的交接处还有小虢城村和大虢城村。
虢国贵族背井离乡,仍不忘先族故土。但国家已灭,只好以国名为氏,是为虢氏,后因音转而成“郭”氏,并成为郭姓的主要来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此为氏。”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100个大姓中,郭姓位列第18位,人口总数1000万左右。三门峡是郭姓人最早的开基地,也是郭姓人广泛分布的主要地区。因此,三门峡就是郭、虢二姓的祖根地。
虢国东迁在崤函黄河两岸立国后,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利用,首先对周王室及周边地区诸侯国展开了较为频繁的政治交往、婚姻外交、商贸联系和战争活动,正是由于这些活动,促进了以上阳为中心,以崤函古道为主道的较为完备的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交通工具和道路形制与规格的提高。虢国的崤函古道的建设和利用,既真切地反映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崤函古道的交通状况,也在崤函古道道路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自距今约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崤函地区进入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代”。仰韶文化中期以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距今5900~5600年,因1956年首先发现于今三门峡市西南部湖滨区韩庄村的庙底沟遗址而得名。迄今崤函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遗存。彩陶是仰韶文化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表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彩陶向周边传播。研究表明,崤函地区彩陶的传播主要沿西、北、东3条路线进行。其中,最早开辟并相互形成组合关系的东西向原始通道应当是自陕县经灵宝至于潼关以西的道路,即后来的函谷道,而由陕县经渑池、新安至于洛阳盆地的道路,即后来的崤山道则略晚些。向西即向关中地区,是庙底沟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向。向北即向晋中以北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也是庙底沟文化形成后传播的主要方向之一。庙底沟文化向东即郑洛地区传播的时间上应略晚于西、北方向。这样,彩陶开始由崤函地区西至关中地区及其以远,接着东到郑洛地区及其以远,存在着一条实实在在的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交流及其交通线路。由崤函地区越中条山进入晋西南与晋南及其以远的通道也是在这一时期开辟的。这条彩陶之路的开端最早可以上推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也就是与仰韶彩陶形成的时代相当。它的传播方向以崤函地区为起点和中心,向西、向北、向东传播和延伸。庙底沟文化的扩张,促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韩建业先生认为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空间范围,与商代政治地理范围有惊人的相似,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人文始祖黄帝铸鼎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公认的“人文初祖”。文献记载和传说都表明,黄帝时代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豫晋陕相邻地区。在河南灵宝有许多与黄帝有关的记载和传说。轩辕黄帝铸鼎之事,始载于《史记·封禅书》,就是今天的三门峡灵宝市黄帝铸鼎塬一带。采铜的地点首山,就是灵宝境内的秦岭头。为了永远纪念黄帝,人们在荆山建了黄帝陵,把荆山又称鼎山、铸鼎塬,把附近取水的湖称作鼎湖,古代曾于此设鼎州、湖县。
近年考古发现铸鼎塬一带分布着北阳平、西坡等遗址50多处,以庙底沟文化最为丰富,遗址密度大。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与此相距5公里的西坡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可证此地当时部落人丁之兴旺,聚落之繁盛。西坡遗址发现了多座保存相当完好的仰韶文化中期的迄今所见最大的单间房屋基址,其居住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出土有少见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及玉钺礼器。在距铸鼎塬13公里的秦岭之首——荆山锯齿壕发现了荆山古采铜遗址,在海拔1984米的山峰北面中部,发现一高6米、宽6米、进深9米的古采铜窑洞,经考察洞口和洞中有古人粗笨的开采工具、开采痕迹和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在锯齿壕东北300米处有一块1200平方米的平地,为古人存放铜矿石的地方。周围还发现一些经木柴燃烧与矿石炼为一体的烧结块。北阳平遗址试掘中也有似人工开采的铜矿石块发现,证明当时已经发明和掌握了炼铜技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有学者认为,以铸鼎塬为中心的仰韶文化遗址群区域可能是黄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坡遗址可能是一处具有政治性的核心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
发展交通是黄帝的又一伟大壮举。《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贵为“天子”后,潜心或倾力开拓交通:“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所开辟的道路交通范围很广:“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合符釜山”是说黄帝与各部族代表在釜山合符,即统一符契、共同结盟于釜山。釜山一说在灵宝。《路史》云:黄帝“于是合符釜山,以观其会”。注曰:釜山“在荆山之前,黄帝铸鼎处”。“合符釜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黄帝选择釜山举行政治会盟一事,表明崤函一带已有了交通各地的道路条件。
以上传说中黄帝“披山通道”,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道路,是随着大规模的部落迁徙和频繁的军事扩张而逐步完成的。由黄帝的迁徙路线和活动中心地区看,崤函地区道路当是其中最早开辟的路段之一。不过,当时的道路可以说还非常简陋,平原是顺天然地面通行,山区坡地则傍其山坡边缘地带而过
黄帝披山开道,发展交通,加强各地间的联系,通过以交通实践为重要内容的行政努力,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奠定了古老华夏民族的雏形。崤函通道正当黄帝活动的中心地带,一方面是贯穿中原文化区的交通干线,另一方面也是沟通黄河流域文化带乃至整个周围地域文化区域的枢纽。黄帝时代崤函道路交通的开拓,以及炎黄部落在这条道路上的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族,在中国史前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
大禹治水开“三门”
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水英雄”。相传禹治水时,为使黄河水东流人海,用神斧将拦截黄河的大山劈开了三道峡谷,因此留下三门六峰,故曰:三门峡。三门即鬼门、神门、人门。六峰为鬼门岛、神门岛、人门岛、张公岛、梳妆台及砥柱岛。神门岛上有两个直径约三四十厘米的马蹄形圆坑,相传大禹治水由北岸跃马至此,马蹄落地太重,留下印痕,人称“禹王马蹄”。天长日久,满布青苔。著名诗人贺敬之作诗云:“禹王马蹄长青苔。”
夏禹治水不仅有效地平息了洪水之患,同时也是对当时全国道路与水路交通网络的开发与完善,即文献所说的“经启九道”(《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杜注:“启开九州之道”)。一般认为,夏禹治水包括“导山”和“导水”,因此相应形成了九条陆道和九条水道。水路以黄河为中心轴线,联络各河川通往九州。陆路以各地有名山岳作地标,依山地循行,开启九道,再将各地水系和陆路连通,构成“九州”互通的交通网。崤函地区交通道路在这个交通网络中有所显现。 《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为平治洪水,奔走四方,“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适用于不同交通条件的多种交通工具。夏禹在崤函地区开辟水、陆两条通道,当亦实现了“陆行乘车,水行乘舟”的交通形式,这应是较早的崤函地区行车、行船的文字记录,证明夏禹治水时由崤函向东西,有了沿黄河岸边的一条通道,它既可水行,也可陆行,水陆兼备。
新出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云:“虞用威,夏用戈,政不服也。爱而征之,虞夏之治也。”传说夏禹曾对主要活动于豫西和晋南黄河两岸的共工、有扈氏等进行过多次征伐。夏禹通过征伐,逐渐树立自己的威信,最后成天下共主。这些征伐行动,大体发生在禹任联盟首长前后。夏禹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显然借助了包括崤函通道在内的九道开辟所带来的便利。
焦姓诞生于焦水边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通过连年征战,一举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其后在崤函黄河两岸,西周王朝还先后建立了一批封国:黄河南岸有焦国(今三门峡)、虢国(今三门峡、平陆),北岸有虞国(平陆)、魏国(芮城东北)、韩(芮城西)等。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过程,事实上也是西周时期开拓新道路和激活老道路的重要过程(郑若葵:《中国古代交通图典》)。这些封国沿着黄河两岸,呈明显的带状分布,其位置与崤函古道、晋南通道交通线路相重叠,南岸的焦国、虢国,足以把守住崤函古道险关隘道,保障两京交通的畅通,防止敌人向东西两面偷袭。北岸虞、魏、韩三国分别可把守豫晋间的茅津渡口、晋陕间的风陵渡口等,越过黄河可与焦、虢联合。这种分布态势,说明是周王室为确保崤函古道交通要冲而有意识地做出的安排,不仅为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畅通起到保障作用,而且也为建立王朝政治秩序和屏藩周王室方面起到了支撑作用。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就是说神农氏的后裔被封于焦,建立焦国。焦国是三门峡历史上第一个封国,《汉书·地理志》云:“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水经注》(卷四)云:“陕城,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武王以封神农之后于此。”焦水今名苍龙涧河,位于三门峡陕州区西南,向北注入黄河。传说中的神农氏,当为姜姓。《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据《世本·氏姓篇》记载:“焦氏,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后以国为氏。”由此看来,始封于西周初年的焦国为姜姓,子孙以国为氏。但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杜预注曰:“八国皆晋所灭,焦在陕县。”《史记·秦本纪》引《括地志》亦云:“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这里说焦国与周同姓,自然应是姬姓。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分封时间有先后而已。即西周初年有姜姓焦国,在弘农陕县,也就是在今陕州城东北。第二次分封时又将召公之后分封于此,姜姓焦国被迫东迁。
西周晚期,虢国又灭了姬姓焦国,占有其领地,随后又以焦城为基础,在其西南营建新城,使原焦城成为新虢城的一部分,即虢城的“东北隅”。焦国灭亡,其子孙纷纷出奔,或北渡黄河进入山西,或西徙陕西,或向东北方向的河北、山东播迁。如今,焦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128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1%。
虢、郭两姓源于古虢国
虢国亦是西周王朝分封的重要诸侯国。虢仲、虢叔是周文王之弟,因功勋卓著,武王分封天下时,他们都被分封为诸侯。虢叔封于西虢,即现在的陕西宝鸡;虢仲封在东虢,即现在的河南荥阳。西周晚期,由于猃狁(古族名。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犬戎,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侵扰,西虢东迁到了今天的三门峡。东迁后的虢国以现三门峡的地域为中心,兼有黄河北岸的山西平陆,扼制自关中至中原的东西方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虢国曾依托与周王室特殊的宗亲关系,盛极一时,称雄四方,后在诸侯兼并战争中被晋国所灭,留下了“假虞灭虢,唇亡齿寒”的典故。晋献公灭虢后,将虢国的贵族强行迁移到晋的北部。如今,在山西汾阳与孝义的交接处还有小虢城村和大虢城村。
虢国贵族背井离乡,仍不忘先族故土。但国家已灭,只好以国名为氏,是为虢氏,后因音转而成“郭”氏,并成为郭姓的主要来源。《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此为氏。”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列的100个大姓中,郭姓位列第18位,人口总数1000万左右。三门峡是郭姓人最早的开基地,也是郭姓人广泛分布的主要地区。因此,三门峡就是郭、虢二姓的祖根地。
虢国东迁在崤函黄河两岸立国后,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利用,首先对周王室及周边地区诸侯国展开了较为频繁的政治交往、婚姻外交、商贸联系和战争活动,正是由于这些活动,促进了以上阳为中心,以崤函古道为主道的较为完备的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交通工具和道路形制与规格的提高。虢国的崤函古道的建设和利用,既真切地反映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崤函古道的交通状况,也在崤函古道道路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