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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6月21日
地点：中国书法院展览馆
主持人：肖文飞（中国书法院学术部主任、博士）
肖文飞（主持人）：董玮2005年来书法院学习，今年刚好是第七年，俗话说“七年之痒”，意思是婚姻的头七年很关键，是磨合期，磨合好了做长久夫妻；磨合不好，散伙。董玮在北京这七年，也可以算是磨合期，虽然过程比较艰难，但他却很好地坚持了下来，在北京扎下了根，前途很值得期待。
今天对董玮来说，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第一次在北京举办个展，来了这么多老师、朋友和同道，场面很热烈、也很成功，说明董玮从书法到为人两方面都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参加研讨会的老师，很多都和董玮打过多年的交道，对董玮的书法发展脉络也非常熟悉，下面把话题交给各位老师。
王镛（中国书法院院长）：今天这个展览是董玮圆满完成硕士学位的一个汇报展，来了很多师友，包括董玮家乡的领导、乡亲，我也觉得非常高兴。跟董玮认识很多年了，记得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董玮还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董玮后来到中国书法院进修，结业后负责书法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在这期间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工作上得到了上下的一致认可，书法水平也一直在提高。董玮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有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他在不断地进取。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董玮写得一笔很潇洒的二王、米芾风貌的书法，当时我觉得写得已经很精到了。来北京以后，董玮思路开阔了很多，不断地从帖到碑，从行书到篆隶，书法的路子越拓越宽。通过这个展览可以看出，董玮最近特别倾心于于右任，他的硕士论文写的也是有关于右任的，这说明从实践到理论他都是在特别用心和深入地去做，去研究，这对于一个不到四十岁的青年书法家来说，很值得肯定。从今后发展的前景来看，我非常看好董玮，他不仅特别勤奋，而且一直没有固步自封。愿今天的这个展览不仅是董玮的一次汇报总结，也是他新的起点。祝董玮在今后书法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李胜洪（中国书法院常务副院长）：董玮写字有师承、很聪明，看得出来，他的作品总是在笔墨技术支撑下，努力从书法传统与现代审美之间寻找到一个易于切入的契合点。并且，他并非是墨守成规、因循不变，而是善于从古今法书中巧妙地选择、取法，来充实和建构自己的艺术语境，从而使其书法图式具有多元的审美特征，以及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个人艺术语言之美。董玮还很年轻，勤奋努力且志向远大，实属难能。
蔡大礼（中国书法院副研究员、北京印社理事）：以我之前对董玮作品的印象，他这次展出的作品确实变化很大，有了很多于右任的东西。于右任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书法大家，对我们来说，比较亲近和容易接受，是一条上手的捷径，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警惕把那种个人化的风格变为习气的可能，要透过他们，去追根溯源，找到更根本和持久的东西。比如透过于右任去看魏碑，看于右任是怎么从魏碑里继承和发展的。董玮应该是注意了这个方面，并且他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接下来是碑帖结合的问题。学碑极容易被碑经过“二次创作”和“自然之力”所造成的一些表象所迷惑，怎样抓住碑的真正精华，实现碑帖的有机融合，对学习者而言是一个考验。于右任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董玮有了这个借鉴，再辅之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沿着这个路子，应该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董玮的这个个展作品面貌多样，临古也很精彩。相信以他的基础和能力，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出色。
邵岩（中国汉字艺术中心主任、著名书法家）：看了展览，对董玮作品的感觉很深刻。董玮在书法院工作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老师的学术观点、创作思想，应该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可贵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有一定的定力，知道取舍和方向。
我觉得他写于右任非常好，适合他的性格。他性格比较稳健，做事考虑比较周全，为人和善，不激不厉。于右任是学碑的，他的书法从汉魏特别是墓志中出来，笔画的转折部分很有特点，很值得学习。但从以后的发展考虑，董玮可以在个人风格上做一些强化，找到更能代表自己的强烈的个性化语言，而不是等到人书俱老，这是马上就能找到的。个人面貌的确立，我觉得可以从高度理性的建构和高度感性的书写这两个极端出发，然后往中间走，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比如说理性建构，横竖的写法，用什么样的转折，结构的疏密关系，用什么笔、什么墨等等，都可以从自身量身定做的角度做一些理性的、科学的考量，打造作品的特点。然后再做高度感性的书写，一次性书写，把所有的矛盾，理性的研究在瞬间统一起来，和谐起来，从而树立自己的风格。
未来书法的发展，从文化品位和格调上我们都无法和古人相比，我们能找到的空间，就是自己的风格面貌。就像音乐中最基础的七个音符能够组合成无数的乐曲一样，书法中“永”字的八个笔划，也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只要书法不灭亡，这种变化，这种个性化空间就永远存在。另外，现在还一味地强调书法的文化性、诗词等文字内容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还会依照诗词的文字内容来连贯性书写，但这些都只是媒介。书法是有意味的形式，强调书法的形式感，强化书法的时代性与个人风格，是未来书法的发展方向。此外，根据材料和书写媒介等的改变，书法还可以做别的跨界的一种探索。
何应辉（中国书协副主席、四川省书协主席、中国书法院研究员）：难得来北京。小董的展览作为一个学习和探索的阶段是很成功的。民国以来的书家中我认为于右任是第一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挺好。董玮对于右任的学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结字、章法等这些技法的方面都把握得比较到位了，唯一差一点的可能在精神气质上，于右任那种雄逸、博大的气象。但这又跟作者自己的精神特点、状态有关系，我们很难要求一个后学在精神气质上也能很接近于右任，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可不可以从当中吸取一些营养，作为自己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基础？接下来，我建议小董能不能顺着于右任这个线索往上追。于右任的行书主要是从北魏中来，那么我们能不能下一步直接在北魏里汲取更多的东西，北魏本身也是一个系统，里边的东西很丰富，摩崖、碑刻、造像，墓志??如果能在这个系统里更深地钻研，吸纳，肯定会找到更多更宽博的营养。比如于右任书法的气象，我觉得除了他本人的人格、经历等之外，更多的是受到北魏摩崖的影响，他在摩崖里面吸取了很多东西，虽然他也很重视墓志，但出来的气象是摩崖的气象。所以上溯上去，在北魏的系统里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然后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提炼和发挥，可能会出来更多更丰富的变化。 曾翔（中国书法院副研究员、办公室主任）：董玮是一个对书法既坚持又用心的人。说其坚持，是因为2006年他毅然放弃了老家的官职，来到中国书法院教学部工作，尽职尽责，数年如一日，把书法院教学部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对于书法艺术，董玮更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说其用心，是因为前几年，董玮通过完整记录一学年众多名家的授课内容整理出版了《痕迹·中国书法院助教日志》一书，为广大未能来书法院进修学习的同好提供了最直接和丰富的学习素材。通过这些事，我感觉到了他的用心。
2005年之前，董玮常以精致典雅的帖学面目示人，而近几年董玮的书法面貌日见雄强开张、朴茂恣肆，熔铸《开通褒斜道刻石》、《杨淮表记》、《石门铭》、《好大王碑》等名碑名迹于腕底，并与于右任行书相参合，率意旷达，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审美取向。而且，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董玮能够清醒地注意到帖学对碑学的影响，他在硕士论文《于右任碑志楷书探析》中说：“于右任对北碑的师法，突破了前人如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等对刀刻效果的简单模仿，又不同于曾熙、李瑞清、康有为等用颤栗、艰涩的笔法表现北碑的线质，用笔不计方圆，点画腴润充盈，劲健舒畅，书写轻松自如、生动自然而又不失北碑的雄强大气。这与于右任具有深厚的帖学功底、融入了帖的书写方法有关。” 可以看到他这种深入、全面的认识。
董玮其实选取了一条和于右任相似的书法之路，而立之年完成了由帖向碑的转型。碑帖结合的探索始于清代，距今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可开掘的余地非常大，相信董玮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一定能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果。
刘正成（中国书法院研究员、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我为什么把发言往后拖呢，因为我没有想好说什么。给作品提一点意见好说，最难的是给别人指路治病，而这又往往是作者最希望听到的。刚才发言里有两位给我印象很深，邵岩先生和何应辉先生。邵岩先生下的药呢，我认为是西药，何应辉先生下的药是中药。我认为这两副药都好，但要我向董玮建议吃哪个药好呢，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邵岩先生认为作者当务之急是追求风格。对此，我有点不同的看法，风格其实是自己不太清楚的。朱自清写了一篇散文叫《背影》，当他看到背影他就知道是他的父亲，风格就像是背影，别人看得见，自己看不见。风格，严格意义上是评论家的语汇。风格是艺术家的生命，但你有什么风格，往往又不是自己去找到的，按王国维的说法是“蓦然回首”，不期而遇的。自己想办法找到的“风格”，也许只是一种花样。陈传席、杨飞云都说过“风格不是花样”这句话，意思是说作品要有个性，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并不是耍小聪明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自我发泄不是艺术表现，表现必须有一套系统，就是一种完整的形式符号系统。邵岩认为，作品的文化内容已被古人做绝了，已经没有今人的空间了，我们的任务只在形式风格上找到新面目，包括从材料工具、表现样式等方面去寻找新办法。他的意见的实质就是打破书法既有的符号系统，去寻找新的符号系统。我常常说，书法必须创新，但有一个底线就是汉字。拿邵岩的创作来说，凡是有汉字的艺术作品，我就非赏赞赏；凡是离开汉字的作品，我就把它归入实验艺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不能下结论是好还是不好的艺术探索。他的意见我觉得从董玮的创作角度来说，吸收一点也好，怎么样来变化，去寻找新的追求，用现代的各种形式语言作品去摸索它，丰富它。
何应辉先生这个中药呢，我认为也有道理，从于右任走到北魏。学于右任所“隐藏”的“出生地”，从源头来，然后把它化进自己的血脉。于右任写北魏碑志，用圆笔代替方笔，进而改造草书，故显得凝炼。学习借鉴前人这种改造的思路和方法，在原始的符号语言系统里有所损益和变化不失为一个门径。因此，我觉得这副中药和这副西药可以一块参考，比如你到中医院去住院，他先给你打吊瓶，因为他觉得西药见效快可治急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就是中医的病理学和中药学不能废掉，要中医为“体”，西医为“用”，不能把书法原有的这个符号系统完全破坏掉，可以做减法和加法，增加它的语言词汇，甚至语言形式，但不是一笔勾销，这个“西药”不是去完全取代“中药”，而是去维护这个原有符号系统的积累与发展。
我曾先后拜会了两位中、西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十多年前拜访的饶宗颐先生，他给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书法不是视觉艺术”。最近我到牛津大学拜会了艺术史系主任柯律格教授，他说什么呢？他说“书法不是抽象艺术”。这个结论既使我震惊，又使我兴奋！柯律格教授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说的呢？我请教他，我说中国艺术家为了“与国际接轨”，在西方展出的作品往往创作有点接近西方抽象主义的作品，迎合两方的审美习惯，我指的是称之为“现代书法”这样的作品，请问你如何评价？然后他回答我上述这句话的。他说：“书法当然有抽象性，也有视觉性，但书法不是抽象艺术，因为它有字，字就有意义，有意义的东西就不是抽象艺术。”这就是原原本本的西方顶级的理论家所说的话。他有几本书最近在中国出版，一本是《论明代的图象与视觉性》，一本是《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这两本书都在中国翻译成中文出版，一个是三联出版，一个是北大出版的。还有一本《中国艺术史》，也是马上要出中文版。
我这次也应邀拜会了伦敦最大的一个做水墨的画廓老板，因为他要约见我，告诉我想给我作一个三人展览，即两个现代派，一个传统的。见到他时，他说，“虽然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现代书法’这样表现线条节奏变化的作品，但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我们也希望逐步接受有较深文化内涵的传统作品。”他的画廊里有不少“现代书法”作品，最后他觉得还是喜欢沙孟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东方的艺术，还是需要原原本本地让西方来了解，就像明清的官窑肯定比外销瓷值钱，虽然外销瓷有西洋口味。书法这个积累了几千年的艺术符号系统的经验与魅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有时候一个人的努力，很难去取代这个符号系统。最近《东方艺术·书法》发表了我一篇关于徐渭一个手卷作品的考释，徐渭的那件作品就用了“四体”，有苏东坡、黄庭坚和米芾笔意，还有章草，这说明即使是徐渭这样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家都很看重积累，从前辈经典中吸取营养，寻求自己的艺术方向。所以有时候艺术家自己不太清楚自己的状态，别人提提意见也是很好。 现在学术界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傅山的世界—中国十七世纪书法的嬗变》，这是一本艺术社会学著作，很有新意。但是，它说傅山在十七世纪开启了碑学书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相当大偏差的，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傅山写的就是颜真卿，颜真卿并不是后来康有为所说的北碑而是唐碑，康有为碑学的核心是要“卑唐”，从而否定晋唐经典成法的。这本书以其别开生面的人类学方法谈论傅山，在学术界和书法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少硕士、博士写论文也牵强附会要提到这本书，就像当时这位作者批评“王小二书法”一样，给书法界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十七世纪的中国书法的嬗变当然首推导引者徐渭和主帅王铎，傅山只是王铎的追随者，是晚明六家的殿军。碑学书风的开拓者是阮元与包世臣，开派大师是邓石如，集大成者是康有为，这既是常识，也是事实。傅山没有写过北碑，他只是清初金石学术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十七世纪书风嬗变的旗手当然不是傅山。我与柯律格教授谈到中、晚明书法从创作、审美和社会流通等艺术生态发生的变化，这种对当代书法的影响才是真正巨大和根本性的。
所以有时候别人给你做一个结论或建议时，可以参考，把中药、西药参照着吃，但是本身的符号系统的修炼要把持住，不要人云亦云，否则我们临帖就没有意思了嘛，所以把这点意见提供给董玮供参考。
最后，我还是用王镛先生那句“我看好董玮”来结束发言。我要说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董玮的能力很强，写于右任像于右任，写《祭侄稿》是《祭侄稿》，而且能很好地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这本身是学书法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然后，就可以思考用这种能力来塑造自己的符号系统，这样下去，我觉得董玮还有更好的前景可以实现。
肖文飞：刘老师刚才说的中药西药，非常透彻。刘老师还提到一点，书法是不是视觉艺术。我是这样认为的，书法它可能有视觉因素，但它不是一句视觉艺术就能概括得了的。我觉得书法的审美有三个层次，看你停留在哪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方面的，即视觉层面。就是视觉上的感受，就像我们看到一个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东西，觉得很舒服，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国人、外国人，受没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感受是差不多的。第二个层面，是书法的笔墨层面。我们会感受到书法线条带给我们的意象，这根线条很圆，那根线条很厚实。其实这种圆、厚实，跟物理上的概念完全两码事，摸上去平平的，怎么会圆呢？怎么会厚实呢？怎么会老辣呢？没有书写经验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是感受不到这些的，他们进入不了这个层面。第三个层面，书法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分支。我们要通过书法感受到其他的东西，比如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等等。我觉得达到这个层面，才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才能感受到书法的大美。现在很多人审美还停留在第一层面，像刘老师说的有些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理解，是从视觉的角度，他进入不了第二个层面，更进入不了第三个层面。
齐剑楠（著名书画家）：从我这来说，我大概写了四十年的字，从小时候就喜欢，但是这么些年也没弄清楚写字上升到书法是一个什么状态。前一段时间跟韩羽先生聊天，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写字就是一个天分。如果有这个天分，你怎么写怎么都成，你没这个天分，你再写，累死这辈子可能也不行。”我想我可能就属于这辈子累死的人，为什么写了四十多年字，始终就没有找到写字的感觉？后来我就分析琢磨这事。有时候你观察大自然的时候可能会对你有些启发：海龟从蛋壳里爬出来，它就知道奔大海去，它是会闻到大海的气息的；袋鼠从生出来就奔育儿袋，这也是它的本能。好的书家是一个本能使然。你写了这个写那个，你不是干这个事的人，不得法，就会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我还有一个比喻，就像我们进了一个剧院，尽管很多人都有票，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座位在哪，到处找，没有对号入座，就拼命地往里钻。明白人呢先看方位，看看大致的一个方向，再找到最快的路绕过去。
董玮的字，我觉得四十岁的人写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老到了。还有写字就像盖房子一样，最好能从种树开始，首先是选料，有没有这种精神，去种一棵千年不倒材质的木料，是很重要的。好的字一定要有好的线条，就像刚才说的建房子用材质一样，好的材料放在那儿，一百年都有人要，材质不好，弄一车皮也没用，没人要。董玮书法的线的质量，我觉得也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我觉得这是现在搞书法的都不重视的，很多人只注重表面，所谓的花哨，都在那儿表演，谁都想上台，争先恐后，就相当于中国足球一样，中国如果十年不谈足球，谁都不让踢，肯定这球就有人踢好了，现在踢几脚就想进国家队，就给钱要贿赂教练，都这么干，中国文化会消亡。
冷柏青（中国书协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南书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了解董玮是通过他的那本《痕迹》。我看那本书是一下子读完的，董玮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很强，把老师讲课的精髓都记录了下来，写得非常好。从作品来看，董玮对书法的理解也是很深的，有自己一个比较明确的审美和方向。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找到突破口，缺少什么，就补什么，然后逐步地展开和完善，找到自己理想的面貌。
肖文飞：各位老师冒着酷暑来参加展览和研讨会，体现了对董玮的青睐和厚爱，也为董玮书法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的建议，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鞋穿的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最后还得董玮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董玮（中国书法院教学部主任、展览作者）：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和朋友！对于目前的作品，我自己也不是太满意，觉得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但到底怎么不好？如何改进提高？因“身在此山中”的缘故，自己并不是非常清楚。今天听了诸多老师的观点和建议，感觉非常受益，加深了我对书法的理解，也使我对今后如何努力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地点：中国书法院展览馆
主持人：肖文飞（中国书法院学术部主任、博士）
肖文飞（主持人）：董玮2005年来书法院学习，今年刚好是第七年，俗话说“七年之痒”，意思是婚姻的头七年很关键，是磨合期，磨合好了做长久夫妻；磨合不好，散伙。董玮在北京这七年，也可以算是磨合期，虽然过程比较艰难，但他却很好地坚持了下来，在北京扎下了根，前途很值得期待。
今天对董玮来说，更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第一次在北京举办个展，来了这么多老师、朋友和同道，场面很热烈、也很成功，说明董玮从书法到为人两方面都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参加研讨会的老师，很多都和董玮打过多年的交道，对董玮的书法发展脉络也非常熟悉，下面把话题交给各位老师。
王镛（中国书法院院长）：今天这个展览是董玮圆满完成硕士学位的一个汇报展，来了很多师友，包括董玮家乡的领导、乡亲，我也觉得非常高兴。跟董玮认识很多年了，记得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候董玮还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董玮后来到中国书法院进修，结业后负责书法院的教学管理工作，在这期间付出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工作上得到了上下的一致认可，书法水平也一直在提高。董玮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有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他在不断地进取。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董玮写得一笔很潇洒的二王、米芾风貌的书法，当时我觉得写得已经很精到了。来北京以后，董玮思路开阔了很多，不断地从帖到碑，从行书到篆隶，书法的路子越拓越宽。通过这个展览可以看出，董玮最近特别倾心于于右任，他的硕士论文写的也是有关于右任的，这说明从实践到理论他都是在特别用心和深入地去做，去研究，这对于一个不到四十岁的青年书法家来说，很值得肯定。从今后发展的前景来看，我非常看好董玮，他不仅特别勤奋，而且一直没有固步自封。愿今天的这个展览不仅是董玮的一次汇报总结，也是他新的起点。祝董玮在今后书法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李胜洪（中国书法院常务副院长）：董玮写字有师承、很聪明，看得出来，他的作品总是在笔墨技术支撑下，努力从书法传统与现代审美之间寻找到一个易于切入的契合点。并且，他并非是墨守成规、因循不变，而是善于从古今法书中巧妙地选择、取法，来充实和建构自己的艺术语境，从而使其书法图式具有多元的审美特征，以及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个人艺术语言之美。董玮还很年轻，勤奋努力且志向远大，实属难能。
蔡大礼（中国书法院副研究员、北京印社理事）：以我之前对董玮作品的印象，他这次展出的作品确实变化很大，有了很多于右任的东西。于右任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书法大家，对我们来说，比较亲近和容易接受，是一条上手的捷径，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警惕把那种个人化的风格变为习气的可能，要透过他们，去追根溯源，找到更根本和持久的东西。比如透过于右任去看魏碑，看于右任是怎么从魏碑里继承和发展的。董玮应该是注意了这个方面，并且他的消化吸收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接下来是碑帖结合的问题。学碑极容易被碑经过“二次创作”和“自然之力”所造成的一些表象所迷惑，怎样抓住碑的真正精华，实现碑帖的有机融合，对学习者而言是一个考验。于右任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高的标杆，董玮有了这个借鉴，再辅之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沿着这个路子，应该有很大的空间。
另外，董玮的这个个展作品面貌多样，临古也很精彩。相信以他的基础和能力，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出色。
邵岩（中国汉字艺术中心主任、著名书法家）：看了展览，对董玮作品的感觉很深刻。董玮在书法院工作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老师的学术观点、创作思想，应该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可贵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有一定的定力，知道取舍和方向。
我觉得他写于右任非常好，适合他的性格。他性格比较稳健，做事考虑比较周全，为人和善，不激不厉。于右任是学碑的，他的书法从汉魏特别是墓志中出来，笔画的转折部分很有特点，很值得学习。但从以后的发展考虑，董玮可以在个人风格上做一些强化，找到更能代表自己的强烈的个性化语言，而不是等到人书俱老，这是马上就能找到的。个人面貌的确立，我觉得可以从高度理性的建构和高度感性的书写这两个极端出发，然后往中间走，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比如说理性建构，横竖的写法，用什么样的转折，结构的疏密关系，用什么笔、什么墨等等，都可以从自身量身定做的角度做一些理性的、科学的考量，打造作品的特点。然后再做高度感性的书写，一次性书写，把所有的矛盾，理性的研究在瞬间统一起来，和谐起来，从而树立自己的风格。
未来书法的发展，从文化品位和格调上我们都无法和古人相比，我们能找到的空间，就是自己的风格面貌。就像音乐中最基础的七个音符能够组合成无数的乐曲一样，书法中“永”字的八个笔划，也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只要书法不灭亡，这种变化，这种个性化空间就永远存在。另外，现在还一味地强调书法的文化性、诗词等文字内容是错误的，虽然我们还会依照诗词的文字内容来连贯性书写，但这些都只是媒介。书法是有意味的形式，强调书法的形式感，强化书法的时代性与个人风格，是未来书法的发展方向。此外，根据材料和书写媒介等的改变，书法还可以做别的跨界的一种探索。
何应辉（中国书协副主席、四川省书协主席、中国书法院研究员）：难得来北京。小董的展览作为一个学习和探索的阶段是很成功的。民国以来的书家中我认为于右任是第一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也挺好。董玮对于右任的学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结字、章法等这些技法的方面都把握得比较到位了，唯一差一点的可能在精神气质上，于右任那种雄逸、博大的气象。但这又跟作者自己的精神特点、状态有关系，我们很难要求一个后学在精神气质上也能很接近于右任，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可不可以从当中吸取一些营养，作为自己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基础？接下来，我建议小董能不能顺着于右任这个线索往上追。于右任的行书主要是从北魏中来，那么我们能不能下一步直接在北魏里汲取更多的东西，北魏本身也是一个系统，里边的东西很丰富，摩崖、碑刻、造像，墓志??如果能在这个系统里更深地钻研，吸纳，肯定会找到更多更宽博的营养。比如于右任书法的气象，我觉得除了他本人的人格、经历等之外，更多的是受到北魏摩崖的影响，他在摩崖里面吸取了很多东西，虽然他也很重视墓志，但出来的气象是摩崖的气象。所以上溯上去，在北魏的系统里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然后根据自己的实践进行提炼和发挥，可能会出来更多更丰富的变化。 曾翔（中国书法院副研究员、办公室主任）：董玮是一个对书法既坚持又用心的人。说其坚持，是因为2006年他毅然放弃了老家的官职，来到中国书法院教学部工作，尽职尽责，数年如一日，把书法院教学部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对于书法艺术，董玮更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说其用心，是因为前几年，董玮通过完整记录一学年众多名家的授课内容整理出版了《痕迹·中国书法院助教日志》一书，为广大未能来书法院进修学习的同好提供了最直接和丰富的学习素材。通过这些事，我感觉到了他的用心。
2005年之前，董玮常以精致典雅的帖学面目示人，而近几年董玮的书法面貌日见雄强开张、朴茂恣肆，熔铸《开通褒斜道刻石》、《杨淮表记》、《石门铭》、《好大王碑》等名碑名迹于腕底，并与于右任行书相参合，率意旷达，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审美取向。而且，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董玮能够清醒地注意到帖学对碑学的影响，他在硕士论文《于右任碑志楷书探析》中说：“于右任对北碑的师法，突破了前人如邓石如、张裕钊、赵之谦等对刀刻效果的简单模仿，又不同于曾熙、李瑞清、康有为等用颤栗、艰涩的笔法表现北碑的线质，用笔不计方圆，点画腴润充盈，劲健舒畅，书写轻松自如、生动自然而又不失北碑的雄强大气。这与于右任具有深厚的帖学功底、融入了帖的书写方法有关。” 可以看到他这种深入、全面的认识。
董玮其实选取了一条和于右任相似的书法之路，而立之年完成了由帖向碑的转型。碑帖结合的探索始于清代，距今不过二、三百年的历史，可开掘的余地非常大，相信董玮沿着这条大道走下去，一定能取得越来越丰硕的成果。
刘正成（中国书法院研究员、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主编）：我为什么把发言往后拖呢，因为我没有想好说什么。给作品提一点意见好说，最难的是给别人指路治病，而这又往往是作者最希望听到的。刚才发言里有两位给我印象很深，邵岩先生和何应辉先生。邵岩先生下的药呢，我认为是西药，何应辉先生下的药是中药。我认为这两副药都好，但要我向董玮建议吃哪个药好呢，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
邵岩先生认为作者当务之急是追求风格。对此，我有点不同的看法，风格其实是自己不太清楚的。朱自清写了一篇散文叫《背影》，当他看到背影他就知道是他的父亲，风格就像是背影，别人看得见，自己看不见。风格，严格意义上是评论家的语汇。风格是艺术家的生命，但你有什么风格，往往又不是自己去找到的，按王国维的说法是“蓦然回首”，不期而遇的。自己想办法找到的“风格”，也许只是一种花样。陈传席、杨飞云都说过“风格不是花样”这句话，意思是说作品要有个性，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并不是耍小聪明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自我发泄不是艺术表现，表现必须有一套系统，就是一种完整的形式符号系统。邵岩认为，作品的文化内容已被古人做绝了，已经没有今人的空间了，我们的任务只在形式风格上找到新面目，包括从材料工具、表现样式等方面去寻找新办法。他的意见的实质就是打破书法既有的符号系统，去寻找新的符号系统。我常常说，书法必须创新，但有一个底线就是汉字。拿邵岩的创作来说，凡是有汉字的艺术作品，我就非赏赞赏；凡是离开汉字的作品，我就把它归入实验艺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不能下结论是好还是不好的艺术探索。他的意见我觉得从董玮的创作角度来说，吸收一点也好，怎么样来变化，去寻找新的追求，用现代的各种形式语言作品去摸索它，丰富它。
何应辉先生这个中药呢，我认为也有道理，从于右任走到北魏。学于右任所“隐藏”的“出生地”，从源头来，然后把它化进自己的血脉。于右任写北魏碑志，用圆笔代替方笔，进而改造草书，故显得凝炼。学习借鉴前人这种改造的思路和方法，在原始的符号语言系统里有所损益和变化不失为一个门径。因此，我觉得这副中药和这副西药可以一块参考，比如你到中医院去住院，他先给你打吊瓶，因为他觉得西药见效快可治急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底线，就是中医的病理学和中药学不能废掉，要中医为“体”，西医为“用”，不能把书法原有的这个符号系统完全破坏掉，可以做减法和加法，增加它的语言词汇，甚至语言形式，但不是一笔勾销，这个“西药”不是去完全取代“中药”，而是去维护这个原有符号系统的积累与发展。
我曾先后拜会了两位中、西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十多年前拜访的饶宗颐先生，他给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书法不是视觉艺术”。最近我到牛津大学拜会了艺术史系主任柯律格教授，他说什么呢？他说“书法不是抽象艺术”。这个结论既使我震惊，又使我兴奋！柯律格教授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说的呢？我请教他，我说中国艺术家为了“与国际接轨”，在西方展出的作品往往创作有点接近西方抽象主义的作品，迎合两方的审美习惯，我指的是称之为“现代书法”这样的作品，请问你如何评价？然后他回答我上述这句话的。他说：“书法当然有抽象性，也有视觉性，但书法不是抽象艺术，因为它有字，字就有意义，有意义的东西就不是抽象艺术。”这就是原原本本的西方顶级的理论家所说的话。他有几本书最近在中国出版，一本是《论明代的图象与视觉性》，一本是《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这两本书都在中国翻译成中文出版，一个是三联出版，一个是北大出版的。还有一本《中国艺术史》，也是马上要出中文版。
我这次也应邀拜会了伦敦最大的一个做水墨的画廓老板，因为他要约见我，告诉我想给我作一个三人展览，即两个现代派，一个传统的。见到他时，他说，“虽然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现代书法’这样表现线条节奏变化的作品，但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我们也希望逐步接受有较深文化内涵的传统作品。”他的画廊里有不少“现代书法”作品，最后他觉得还是喜欢沙孟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东方的艺术，还是需要原原本本地让西方来了解，就像明清的官窑肯定比外销瓷值钱，虽然外销瓷有西洋口味。书法这个积累了几千年的艺术符号系统的经验与魅力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有时候一个人的努力，很难去取代这个符号系统。最近《东方艺术·书法》发表了我一篇关于徐渭一个手卷作品的考释，徐渭的那件作品就用了“四体”，有苏东坡、黄庭坚和米芾笔意，还有章草，这说明即使是徐渭这样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家都很看重积累，从前辈经典中吸取营养，寻求自己的艺术方向。所以有时候艺术家自己不太清楚自己的状态，别人提提意见也是很好。 现在学术界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傅山的世界—中国十七世纪书法的嬗变》，这是一本艺术社会学著作，很有新意。但是，它说傅山在十七世纪开启了碑学书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相当大偏差的，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傅山写的就是颜真卿，颜真卿并不是后来康有为所说的北碑而是唐碑，康有为碑学的核心是要“卑唐”，从而否定晋唐经典成法的。这本书以其别开生面的人类学方法谈论傅山，在学术界和书法界造成很大的影响，不少硕士、博士写论文也牵强附会要提到这本书，就像当时这位作者批评“王小二书法”一样，给书法界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十七世纪的中国书法的嬗变当然首推导引者徐渭和主帅王铎，傅山只是王铎的追随者，是晚明六家的殿军。碑学书风的开拓者是阮元与包世臣，开派大师是邓石如，集大成者是康有为，这既是常识，也是事实。傅山没有写过北碑，他只是清初金石学术活动的参与者之一，十七世纪书风嬗变的旗手当然不是傅山。我与柯律格教授谈到中、晚明书法从创作、审美和社会流通等艺术生态发生的变化，这种对当代书法的影响才是真正巨大和根本性的。
所以有时候别人给你做一个结论或建议时，可以参考，把中药、西药参照着吃，但是本身的符号系统的修炼要把持住，不要人云亦云，否则我们临帖就没有意思了嘛，所以把这点意见提供给董玮供参考。
最后，我还是用王镛先生那句“我看好董玮”来结束发言。我要说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董玮的能力很强，写于右任像于右任，写《祭侄稿》是《祭侄稿》，而且能很好地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中，这本身是学书法一种至关重要的能力。然后，就可以思考用这种能力来塑造自己的符号系统，这样下去，我觉得董玮还有更好的前景可以实现。
肖文飞：刘老师刚才说的中药西药，非常透彻。刘老师还提到一点，书法是不是视觉艺术。我是这样认为的，书法它可能有视觉因素，但它不是一句视觉艺术就能概括得了的。我觉得书法的审美有三个层次，看你停留在哪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方面的，即视觉层面。就是视觉上的感受，就像我们看到一个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东西，觉得很舒服，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国人、外国人，受没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人，感受是差不多的。第二个层面，是书法的笔墨层面。我们会感受到书法线条带给我们的意象，这根线条很圆，那根线条很厚实。其实这种圆、厚实，跟物理上的概念完全两码事，摸上去平平的，怎么会圆呢？怎么会厚实呢？怎么会老辣呢？没有书写经验的西方人和中国人，是感受不到这些的，他们进入不了这个层面。第三个层面，书法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分支。我们要通过书法感受到其他的东西，比如民族的、历史的、社会的因素等等。我觉得达到这个层面，才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才能感受到书法的大美。现在很多人审美还停留在第一层面，像刘老师说的有些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理解，是从视觉的角度，他进入不了第二个层面，更进入不了第三个层面。
齐剑楠（著名书画家）：从我这来说，我大概写了四十年的字，从小时候就喜欢，但是这么些年也没弄清楚写字上升到书法是一个什么状态。前一段时间跟韩羽先生聊天，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写字就是一个天分。如果有这个天分，你怎么写怎么都成，你没这个天分，你再写，累死这辈子可能也不行。”我想我可能就属于这辈子累死的人，为什么写了四十多年字，始终就没有找到写字的感觉？后来我就分析琢磨这事。有时候你观察大自然的时候可能会对你有些启发：海龟从蛋壳里爬出来，它就知道奔大海去，它是会闻到大海的气息的；袋鼠从生出来就奔育儿袋，这也是它的本能。好的书家是一个本能使然。你写了这个写那个，你不是干这个事的人，不得法，就会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我还有一个比喻，就像我们进了一个剧院，尽管很多人都有票，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座位在哪，到处找，没有对号入座，就拼命地往里钻。明白人呢先看方位，看看大致的一个方向，再找到最快的路绕过去。
董玮的字，我觉得四十岁的人写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老到了。还有写字就像盖房子一样，最好能从种树开始，首先是选料，有没有这种精神，去种一棵千年不倒材质的木料，是很重要的。好的字一定要有好的线条，就像刚才说的建房子用材质一样，好的材料放在那儿，一百年都有人要，材质不好，弄一车皮也没用，没人要。董玮书法的线的质量，我觉得也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我觉得这是现在搞书法的都不重视的，很多人只注重表面，所谓的花哨，都在那儿表演，谁都想上台，争先恐后，就相当于中国足球一样，中国如果十年不谈足球，谁都不让踢，肯定这球就有人踢好了，现在踢几脚就想进国家队，就给钱要贿赂教练，都这么干，中国文化会消亡。
冷柏青（中国书协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南书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了解董玮是通过他的那本《痕迹》。我看那本书是一下子读完的，董玮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很强，把老师讲课的精髓都记录了下来，写得非常好。从作品来看，董玮对书法的理解也是很深的，有自己一个比较明确的审美和方向。我觉得还是要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感觉，找到突破口，缺少什么，就补什么，然后逐步地展开和完善，找到自己理想的面貌。
肖文飞：各位老师冒着酷暑来参加展览和研讨会，体现了对董玮的青睐和厚爱，也为董玮书法的发展提出了很多的建议，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鞋穿的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最后还得董玮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董玮（中国书法院教学部主任、展览作者）：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和朋友！对于目前的作品，我自己也不是太满意，觉得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但到底怎么不好？如何改进提高？因“身在此山中”的缘故，自己并不是非常清楚。今天听了诸多老师的观点和建议，感觉非常受益，加深了我对书法的理解，也使我对今后如何努力有了更清晰的思路。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