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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国难深重，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互相竞争，普世救民要寻找到合适的思想，贫苦挣扎中的社会个体要寻求一个精神的归宿。鲁迅针对于国民劣根性希望开出济世的良方，只是处于艰难时世，只能在“怒”与“哀”之间多做彷徨。胡适提出漸进式改良社会制度，并进而宣传和实践。虽然近代中国的国民性思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路径，毋庸置疑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也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鲁迅思想;胡适;国民性改造
“五四”已降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改造国民性成为一度流行的思想主题，如何维系文化的认同、促进民族的新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命。
一、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思想
对国民性的改造，最早提出思路的是梁启超，他认为“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所以提出“新民说”，以求把中国国民改造成具有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的现代公民。[1]
梁启超提出了“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思路，鲁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海外经历使他们都对西方文化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都是属于文化决裂论者，认为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普生出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已经变得完全过时而无用，也因此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2]。
鲁迅先生认为人们的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病毒，“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鲁迅针对传统文化缺乏活力、压抑人的个性生命力和创新的状况，主张要看外国书籍，读起来与人生发生触碰，产生做事的冲动。
民国“共和”招牌下的政治运作，特别是军阀混战连连的事实，使人们看到了“先进政治制度”与国人素质间的不适应。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对新民国充满期待。其后的事实使他失望掉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的很了。”[2]
鲁迅提到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其后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开始，鲁迅进行了二十年的“国民性改造”工程，用小说杂文、投枪匕首，用犀利“毒辣”的文笔，创作了大量作品。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治理下国民性格充满了奴性色彩，逆来顺受、愚昧卑怯。《坟》一文中称中国人从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只是奴隶而已。《祝福》中的祥林嫂沦落为命运悲惨的底层妇女，口头呓语般的“我真傻”成了她人生被摧残殆尽后的真实写照。《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成为阿Q类众人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故乡》中少年闰土随着生活的变迁步入中年，经济和精神上陷入到双重的贫贱之中。
在鲁迅的作品中也不乏提到冷漠的看客，他们在强势面前只愿作沉默看客，麻木不仁。《药》一文中观看烈士夏瑜被砍头的看客。伸长鸭颈的看客也出现在了日俄战争中被杀掉的中国“间谍”刑场上。也因此触动鲁迅在1906年由日本仙台前往东京弃医从文。1919年鲁迅先生在《热风》中，称中国臣民只会拿别人做赏玩，拿自己做幸免。1923年《娜拉走后怎样》一文称中国人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鲁迅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渗透在文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是经过鲁迅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国民性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立人”效果。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之声越来越激烈。
鲁迅既看到了民众的正面力量，比如20世纪30年代《门外文谈》中阐明劳动实践对文化艺术的作用，大众的文学“刚健清新”，认识到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他又看到民众的可启蒙性。1925年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言指中国被批判的国民不包括四万万同胞的全部。1934年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明确指出，国民性批判直指的中国人指的只是一部分。
只是事实上的努力也让鲁迅深感国民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某些方面却有越来越坏的趋势。1927年他曾说：广东的青年或投书告密或助官捕人，使自己的思路因此轰毁，不再无条件地对知识青年表示敬畏。1933年认识到现时的青年更重目前之益，城府也深。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否定成为更重要的方面。这种否定性认识既是对封建卫道士的否定，也是对作为觉醒者难克服之弱点的批判，这种否定与对民众的肯定又是相并存的。
苏俄建国后，受苏俄“劳工神圣”思潮影响，鲁迅逐渐接受了“阶级斗争论”，认识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受苏联知识分子政策影响不可避免对知识分子产生一定的偏激情绪。他看到了民众的革命和激烈的政治变革，从而反对政治改良，告别了用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的单纯想法。
二、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在“五四”运动之前，胡适对国民性的观点与鲁迅别无二致。胡适在《胡适自传》中曾说在国民性问题上，受梁启超最大影响的是梁的《新民说》。1904年，13岁的胡适来到上海，当有幸连续读到梁启超的文章便推动胡适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
胡适评论无论帝制、共和，没有国民性作为先决条件，都不能救中国。他认为要先训练好国民性，才能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只是即使拿着国民性训练的驾驶执照，中国民众并不被允许登上民主政治的这辆车而已。
胡适在上海公学期间曾为《竞业旬报》撰稿，通过白话文教育国人革除陋习做时代新国民。他曾批评国民缺乏爱国家的观念，他曾盛赞少女贞德的爱国心，很希望国民起来救国。他在《爱国》一文中主张国人都知晓爱国才会不受人欺，国家才会强大。胡适认为东西文化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以此主张把科学引进来。[3]
回国后的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说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赞赏青年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抱有的信心。认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学习，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文化也就不能进步了。“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绝不至于白费”，推崇公民的信心。“五四”以后，胡适的思路由“国民性决定论”转向“制度先行论”。胡适开始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启蒙和教育比单纯的宣传更具效果。 胡适说，美国公民生在民主的空气里，在制度的熏陶下，掌握了民治国家公民应具备的制度知识，远比我国国民读报纸学政治高明的多。针对社会上认为民国初年民主制度运行不良是因为国民性造成的这一看法，胡适认为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刚开始运轉不畅是很自然的事，民主政治这架在西方运行两千年的机器，进入中国没有经历一定时日的磨合和改造，一下子轻车熟路般地运转起来，反而不正常。这是因为时间和经验造成的。
1923年发生的曹锟贿选事件，使国人举国哗然，但在愤怒之余，胡适并没有否定代议制的意思。他认为在民主政治之初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他举出日本民主进程中的实例，说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具有选举权的不过全国公民的百分之一，四十年后，男子已经实现完全普选。他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他的选票今天拿去买卖，总有将来不肯卖的时日。不给他选票，他将来连卖票的本事都没有。胡适认为，卖票说明这一票还是有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注定从卖票和打架开始，一定要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再去进行渐进的改良。
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进行激烈的道德批判，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单纯政治解决不了道德问题，单纯道德也解决不了政治问题。通过好的制度可以约束人性，有助于塑造好的国民性。这是必须采用双向决定的问题。个人的生活脱不了社会的影响，不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三、近代中国国民性思潮的兴起和判断国民性的要点
国民性作为一个外来词来自于明治维新时期，也是一个较不确定的概念，由严复和梁启超最早介绍到中国来。
梁启超从1889年开始发表《新民说》以后，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罗列了诸如愚昧、奴性等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弊病。其后很多文人都曾著文论述过国民性问题。比较多的人认为国民性指一个民族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是国民的行为倾向，反映了民族内部的文化心理。甚至也有人认为国民性是中国人的本性，即长久形成的国民不良习惯和作风。
谈到国民性思潮的兴起，可以认为民族危机的积累是促进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之路发起国民性讨论的最深层的原因。随着辛亥革命以后，经济、政治层面革新的失败，推动知识分子转向挖掘国民自身弱点来思考救国之路，成为国民性思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民族的强弱取决于社会成员素质的优劣的社会哲学思潮的引进，成为严复以后的先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理论基础。
近代国民性改造围绕着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国民性缺陷和根源、出路何在三个方面展开。
对于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鲁迅提出“立人”主张，尊重个性发展，讲求自我精神的解放。探索人性的觉醒，号召国民承担历史和社会责任。鲁迅把培养理想国民的希望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像“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胡适在散见的著作中，也告诉中国人要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理性精神。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说：“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对于国民性的缺陷鲁迅先生说的很具体，《阿Q正传》成为那个时期改造国民性的代表性作品。阿Q的奴性、他的麻木和看客精神都是中国人主体——农民的一种集中反映。只是谴责和讽刺的力度大过了农民可以接受程度的本身。在鲁迅眼中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眼光短浅、贪婪。周作人在1922年《关于〈阿Q正传〉》一文中称中国人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
胡适在论述中国人的知足特性时，极力反对盲目自大、不思进取的国民惰性。他说过，东方人自安于简陋和愚昧，自安于环境与命运，只求安天乐命、安分守己做自己的顺民。他的谈话有一定的语意背景，这与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国难急切，所以批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针对中国国民性的根源，知识分子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两千年的封建体制。鲁迅指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伦理道统学说和近代外族的入侵是国民劣根性的主要原因。专制对人性的摧残导致了不思进取，伦理道德腐蚀了国民的灵魂。也与中华民族文化中文化创作意志的薄弱有关系。胡适认为国民性的生成与封建的大家族制度有关系，源于封建专制对中国人个性的压制以及儒家文化伦理对中国人奴性的塑造。他认为正是小脚、八股、姨太太、大家庭的封建国家和封建文化限制了民众的活力。
对于拯救国民性的出路。鲁迅提出文化批判，在三十年的创作中，他一直运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思想，他认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甚至针对外国文艺代表下的外国积极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提升国民的道德素质。指引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结合，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
胡适作为西方留学生的突出代表，他打出杜威实用主义的招牌在中国提出“教育救国”。胡适一生从事文化教育，提倡点滴渐进地改造文化。此外，孙中山主张通过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来训练民众。陈独秀主张开启民智为政治革命的先声，提倡建立国民的独立抗争的品性。
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对国民性改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国民性改造也逐步进入低潮。纵观中国近百年历史，近代国民性改造潮流以民族自救为出发点，是中华民族思想近代化的一部分，给与我们这些后继者的启示是国民性的进步一定根植于先进文化的土壤，以发达的经济政治条件来支撑，与发达的教育水平关系密切。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773.
[2]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3]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4]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5]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张连文（1974—），山西阳高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现任山西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
关键词：鲁迅思想;胡适;国民性改造
“五四”已降新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改造国民性成为一度流行的思想主题，如何维系文化的认同、促进民族的新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使命。
一、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思想
对国民性的改造，最早提出思路的是梁启超，他认为“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所以提出“新民说”，以求把中国国民改造成具有国家意识、公德意识和尚武精神的现代公民。[1]
梁启超提出了“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思路，鲁迅作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海外经历使他们都对西方文化具有较为深入的了解，都是属于文化决裂论者，认为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普生出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已经变得完全过时而无用，也因此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2]。
鲁迅先生认为人们的国民性中有着祖先遗传下来的病毒，“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鲁迅针对传统文化缺乏活力、压抑人的个性生命力和创新的状况，主张要看外国书籍，读起来与人生发生触碰，产生做事的冲动。
民国“共和”招牌下的政治运作，特别是军阀混战连连的事实，使人们看到了“先进政治制度”与国人素质间的不适应。辛亥革命之初，鲁迅对新民国充满期待。其后的事实使他失望掉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的很了。”[2]
鲁迅提到用文艺唤醒人的灵魂。其后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开始，鲁迅进行了二十年的“国民性改造”工程，用小说杂文、投枪匕首，用犀利“毒辣”的文笔，创作了大量作品。
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治理下国民性格充满了奴性色彩，逆来顺受、愚昧卑怯。《坟》一文中称中国人从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只是奴隶而已。《祝福》中的祥林嫂沦落为命运悲惨的底层妇女，口头呓语般的“我真傻”成了她人生被摧残殆尽后的真实写照。《阿Q正传》中精神胜利法成为阿Q类众人愚昧麻木、自欺欺人的性格特征。《故乡》中少年闰土随着生活的变迁步入中年，经济和精神上陷入到双重的贫贱之中。
在鲁迅的作品中也不乏提到冷漠的看客，他们在强势面前只愿作沉默看客，麻木不仁。《药》一文中观看烈士夏瑜被砍头的看客。伸长鸭颈的看客也出现在了日俄战争中被杀掉的中国“间谍”刑场上。也因此触动鲁迅在1906年由日本仙台前往东京弃医从文。1919年鲁迅先生在《热风》中，称中国臣民只会拿别人做赏玩，拿自己做幸免。1923年《娜拉走后怎样》一文称中国人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鲁迅将梁启超的“以小说塑造新人”渗透在文艺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是经过鲁迅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国民性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立人”效果。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之声越来越激烈。
鲁迅既看到了民众的正面力量，比如20世纪30年代《门外文谈》中阐明劳动实践对文化艺术的作用，大众的文学“刚健清新”，认识到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他又看到民众的可启蒙性。1925年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言指中国被批判的国民不包括四万万同胞的全部。1934年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明确指出，国民性批判直指的中国人指的只是一部分。
只是事实上的努力也让鲁迅深感国民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某些方面却有越来越坏的趋势。1927年他曾说：广东的青年或投书告密或助官捕人，使自己的思路因此轰毁，不再无条件地对知识青年表示敬畏。1933年认识到现时的青年更重目前之益，城府也深。鲁迅对知识分子的否定成为更重要的方面。这种否定性认识既是对封建卫道士的否定，也是对作为觉醒者难克服之弱点的批判，这种否定与对民众的肯定又是相并存的。
苏俄建国后，受苏俄“劳工神圣”思潮影响，鲁迅逐渐接受了“阶级斗争论”，认识到苏联的存在和成功，受苏联知识分子政策影响不可避免对知识分子产生一定的偏激情绪。他看到了民众的革命和激烈的政治变革，从而反对政治改良，告别了用思想革命来改造国民性的单纯想法。
二、胡适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在“五四”运动之前，胡适对国民性的观点与鲁迅别无二致。胡适在《胡适自传》中曾说在国民性问题上，受梁启超最大影响的是梁的《新民说》。1904年，13岁的胡适来到上海，当有幸连续读到梁启超的文章便推动胡适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
胡适评论无论帝制、共和，没有国民性作为先决条件，都不能救中国。他认为要先训练好国民性，才能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只是即使拿着国民性训练的驾驶执照，中国民众并不被允许登上民主政治的这辆车而已。
胡适在上海公学期间曾为《竞业旬报》撰稿，通过白话文教育国人革除陋习做时代新国民。他曾批评国民缺乏爱国家的观念，他曾盛赞少女贞德的爱国心，很希望国民起来救国。他在《爱国》一文中主张国人都知晓爱国才会不受人欺，国家才会强大。胡适认为东西文化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以此主张把科学引进来。[3]
回国后的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一文中说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赞赏青年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抱有的信心。认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学习，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文化也就不能进步了。“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绝不至于白费”，推崇公民的信心。“五四”以后，胡适的思路由“国民性决定论”转向“制度先行论”。胡适开始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启蒙和教育比单纯的宣传更具效果。 胡适说，美国公民生在民主的空气里，在制度的熏陶下，掌握了民治国家公民应具备的制度知识，远比我国国民读报纸学政治高明的多。针对社会上认为民国初年民主制度运行不良是因为国民性造成的这一看法，胡适认为新型政治制度在中国刚开始运轉不畅是很自然的事，民主政治这架在西方运行两千年的机器，进入中国没有经历一定时日的磨合和改造，一下子轻车熟路般地运转起来，反而不正常。这是因为时间和经验造成的。
1923年发生的曹锟贿选事件，使国人举国哗然，但在愤怒之余，胡适并没有否定代议制的意思。他认为在民主政治之初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正常的。他举出日本民主进程中的实例，说日本第一次选举议会，具有选举权的不过全国公民的百分之一，四十年后，男子已经实现完全普选。他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他的选票今天拿去买卖，总有将来不肯卖的时日。不给他选票，他将来连卖票的本事都没有。胡适认为，卖票说明这一票还是有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注定从卖票和打架开始，一定要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再去进行渐进的改良。
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进行激烈的道德批判，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单纯政治解决不了道德问题，单纯道德也解决不了政治问题。通过好的制度可以约束人性，有助于塑造好的国民性。这是必须采用双向决定的问题。个人的生活脱不了社会的影响，不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三、近代中国国民性思潮的兴起和判断国民性的要点
国民性作为一个外来词来自于明治维新时期，也是一个较不确定的概念，由严复和梁启超最早介绍到中国来。
梁启超从1889年开始发表《新民说》以后，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罗列了诸如愚昧、奴性等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弊病。其后很多文人都曾著文论述过国民性问题。比较多的人认为国民性指一个民族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是国民的行为倾向，反映了民族内部的文化心理。甚至也有人认为国民性是中国人的本性，即长久形成的国民不良习惯和作风。
谈到国民性思潮的兴起，可以认为民族危机的积累是促进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之路发起国民性讨论的最深层的原因。随着辛亥革命以后，经济、政治层面革新的失败，推动知识分子转向挖掘国民自身弱点来思考救国之路，成为国民性思潮兴起的直接原因。民族的强弱取决于社会成员素质的优劣的社会哲学思潮的引进，成为严复以后的先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理论基础。
近代国民性改造围绕着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国民性缺陷和根源、出路何在三个方面展开。
对于什么是理想的国民性。鲁迅提出“立人”主张，尊重个性发展，讲求自我精神的解放。探索人性的觉醒，号召国民承担历史和社会责任。鲁迅把培养理想国民的希望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像“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胡适在散见的著作中，也告诉中国人要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现代理性精神。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说：“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对于国民性的缺陷鲁迅先生说的很具体，《阿Q正传》成为那个时期改造国民性的代表性作品。阿Q的奴性、他的麻木和看客精神都是中国人主体——农民的一种集中反映。只是谴责和讽刺的力度大过了农民可以接受程度的本身。在鲁迅眼中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眼光短浅、贪婪。周作人在1922年《关于〈阿Q正传〉》一文中称中国人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
胡适在论述中国人的知足特性时，极力反对盲目自大、不思进取的国民惰性。他说过，东方人自安于简陋和愚昧，自安于环境与命运，只求安天乐命、安分守己做自己的顺民。他的谈话有一定的语意背景，这与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国难急切，所以批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针对中国国民性的根源，知识分子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两千年的封建体制。鲁迅指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伦理道统学说和近代外族的入侵是国民劣根性的主要原因。专制对人性的摧残导致了不思进取，伦理道德腐蚀了国民的灵魂。也与中华民族文化中文化创作意志的薄弱有关系。胡适认为国民性的生成与封建的大家族制度有关系，源于封建专制对中国人个性的压制以及儒家文化伦理对中国人奴性的塑造。他认为正是小脚、八股、姨太太、大家庭的封建国家和封建文化限制了民众的活力。
对于拯救国民性的出路。鲁迅提出文化批判，在三十年的创作中，他一直运用文艺来改造国民思想，他认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甚至针对外国文艺代表下的外国积极文化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提升国民的道德素质。指引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结合，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
胡适作为西方留学生的突出代表，他打出杜威实用主义的招牌在中国提出“教育救国”。胡适一生从事文化教育，提倡点滴渐进地改造文化。此外，孙中山主张通过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来训练民众。陈独秀主张开启民智为政治革命的先声，提倡建立国民的独立抗争的品性。
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对国民性改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国民性改造也逐步进入低潮。纵观中国近百年历史，近代国民性改造潮流以民族自救为出发点，是中华民族思想近代化的一部分，给与我们这些后继者的启示是国民性的进步一定根植于先进文化的土壤，以发达的经济政治条件来支撑，与发达的教育水平关系密切。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773.
[2]梁启超全集（第2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3]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4]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
[5]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张连文（1974—），山西阳高人，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现任山西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