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嵬隗何能平 一酌春风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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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率女真人建立大金帝国,启动了"灭辽克宋"的历史进程。金室建国初期,不少汉族文人由于不同的原因被滞留金国,蔡松年也是其中之一。但他一生仕途通达,位极人臣,故国之念和沦落之悲不及其他的"南冠"诗人,作品当中流露出来的情感隐含在强烈的矛盾和归隐愿望之中,所作《念奴娇•离骚痛饮》把这种矛盾与感慨表达得淋漓尽致,堪称个人作品中的上品佳作。
  关键词:蔡松年;金词;嵬隗;矛盾;归隐
  中图分类号:I207.2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6-0128-02
  
  公元1120年北宋与金国签定“海上之盟”商定联合灭辽。由于北宋王朝政治腐朽、军事孱弱,以30万军队进攻辽军残部却惨败而归,最终未能夺取辽国尺寸之地。这一切被日趋强大的女真人看得真切,灭辽后即把北宋作为下一个讨伐目标,以求统一天下。1126年,金国仅以4万兵马南下,一路所向披靡,直逼北宋京师汴梁城下。次年金人以新的借口再启战端,将汴梁城团团围住,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迫使宋人屈服。随后,徽、钦二帝被掳北上,北宋王朝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蔡松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与战乱迭起的时期。
  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住所建有萧闲堂,故自号萧闲老人。其父蔡靖曾是北宋燕山守将,宣和末年蔡松年从父守燕山,宋军败绩后随父降金。“天会三年,金军副都统完颜宗望自平州攻宋,败宋将郭药师于白河,蔡靖以燕山府降金,元帅封松年为令史。”[1]虽是外朝降将,但金人特别重视它的才智,他初入金国便被授权管理文字,“松年从父来,管勾机宜文字”[2]。不仅如此,海陵王时期“徙榷货物以实都城,复钞引法,皆自松年启之。”[2]他有幸生活在熙宗、海陵两朝,这正是金初的繁盛时代。他曾历任过刑部郎中、兼总军中六部事、左司员外郎、户部尚书、右丞相,被封郜国公、卫国公,过世之后也被加封为吴国公,谥文简,据《金史•文艺传》所载他是当时官位最高的文人。
  蔡松年是金初著名文学家之一,才学过人,尤善诗词。况周颐云:“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3]据《全金元词》记载,蔡松年今存词86首,大多是描写山光水影等自然景色,当然不乏寓意抒怀之作。身居高位但置身于现实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宋金对峙的夹缝之中,其词作也不免流露出颇为复杂的情绪,如《念奴娇•离骚痛饮》:
  “离骚痛饮,笑人生佳处,能消何物。夷甫当年成底事,空想岩岩玉壁。五亩苍烟,一丘寒碧,岁晚忧风雪。西州扶病,至今悲感前杰。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嵬隗胸中冰与炭,一酌春风都灭。胜日神交,悠然得意,遗恨无毫发。古今同致,永和徒记年月。”
  这首词为步韵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之作,感情豪宕,其高妙处亦不减原唱。元好问评价其为“公乐府中最得意者”,并取以压卷。词以“离骚痛饮”开头,语出自《世说新语》:“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虽然突兀而起,但豪爽之气溢于言表。句中描绘了理想的生活状况:身处人生佳处,闲读离骚,痛快饮酒,人生已经不再需要其他的事物了。忠贤不容于时,只有饮酒颂诗以自慰。一“痛”一“笑”之中,激越旷达而又略带小小的自嘲,豪放中隐含避世之意。“夷甫当年”也做作“江左诸人”。“夷甫”即王衍,字夷甫,西晋大臣、名士,“信口雌黄”却因他而来。王衍统率部队落入石勒大股骑兵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为了苟且求生,一面推卸责任,一面俯首称臣。石勒派人半夜里把土房推倒,将他活埋。《世说新语》注云:“顾恺之王夷甫画赞曰:夷甫无形镶特,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五亩苍烟”化用白居易《池上篇》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之句,都是指理想中的退老之地;“一丘”化用《汉书•叙传》中“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在此一丘也指退居之地。《明秀集》注云:“是时公方自忧,恐不为时之所容,故有句。”与上下句联系起来,分别引用了王衍与谢安的故事,这两位名士一出世、一入世,分属两种情怀,用在此处也表达乐作者内心的徘徊与纠结,生活在夹缝中的他只能发出“岁晚忧风雪”的忧患之句。“西州”、“悲感”则表现了对谢安景仰之深衷。谢安为东晋名臣,文武兼备,有天下之志。太元十年,扶病舆入西州,不久病逝。观其“空想”之叹,“风雪”之忧,神交晋贤而不囿于物,则可见其胸襟之旷达。而岁晚之忧,前杰之悲,胸中 垒,复增悲慨之气,神交于晋贤,则豪情顿见[4]。
  词的上片到此戛然而止,也许很多人会有疑惑,仕途通达,位极人臣的蔡松年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萦绕心间?本为宋人,自愿流寓于北地,对金廷来说是己降的汉族大吏,或许少些异己之感。但宋金对峙,民族争斗的阴影在他的内心仍然难以撩去。“及乎国亡家破,忠臣 士或死战阵,或死封疆,或从容就 ,或绝食而死,无不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宋人之忠臣 士若此其多也?宋之诸君待臣以礼,养士以气节,其风俗既成,争自濯磨”[5],“海陵谋伐宋,以松年家世仕宋,故亟擢显位以耸南人观听,遂以松年为贺宋正旦使”[2],主动背弃了故国却又要以敌对国使节的身份重返故土,这种尴尬的身份与处境足以让他身心俱疲。敏慧的他既能想象南方志士将怎样鄙视自己,而身边的同僚又会怎样地嫉恨不已,更不会健忘“兔死狗烹”的历史演义[6]。他不可避免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不可能彻底抛弃“不仕二主”的忠君意识和华夷之防的民族情绪,不可能坦然自得、毫无芥蒂地跟随金兵去侵犯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女真统治者并不是真心重用他,只是利用他“家世仕宋”的特殊身分,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和军事野心。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基调定位在归隐之志和超脱避世之乐。作者在镇阳别墅筑有萧闲堂,因自号为萧闲老人,所以有“我梦卜筑萧闲”这句。下面以梦抒怀,描绘了作者的理想生活状态:避居镇阳别墅,建起自己的萧闲堂,终日饮酒会友,从此不关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但是现实中的生活是不可能完全转化为梦境的,现实中的不平之气又如何抒发呢?嵬隗,胸中有不平的样子,语出自《世说新语》:“阮籍胸中垒块,故须以酒浇之。”《韩非子》中说:“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冰与炭”指不能相容的矛盾情感。“春风”,义同苏轼诗“万户春风为子寿”中的春风,都是指酒。这一句表达出了作者胸中的纠结与矛盾之情,在现实中难以得到排遣的复杂情感与不平之气,只有遇酒一醉之后才会烟消云散。
  “神交”指慕名而没有见过面的交往。梦醒后无奈一切只是空,回头想想只不过是诸公相聚饮酒唱和后的妄想。“悠然”指闲适的样子,化用陶潜“悠然见南山”之句。魏道明注解此句云:“公意欲忘忧患,一寓之酒,而与晋贤神交,庶得意而无愁恨也。”蔡松年也很好的继承了苏东坡旷达的精神,并融合魏晋之人的隐逸情怀,将东坡的旷达向前推进一步,只是他缺少东坡的思想基础和广博胸襟,达不到那种洒脱、超逸的境界,因而在旷逸的外表背后,仍透出心中无法抹去的忧郁、悲凉情味。
  词的最后两句,化用了王羲之《兰亭序》序中“永和九年,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 事也。”他欣赏王羲之诸人的兰亭雅集,却认为不必认真地把年、月、日等都记录下来,我何必像他那样记载什么“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呢?所有的思想负担一下子都找到了宣泄的管道,做人何不轻松惬意一点,潇洒一点。当然,这种惬意与潇洒中带有的无奈与失落溢于言表。
  这首词用典巧妙,用韵清雄顿错,别有铿锵之意。元好问曾指出:“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与吴彦高,号吴蔡体。”(《中州集》卷一)与吴激相比,虽然他的一生仕途通达,自然少有故国黍离之感,故国之念和沦落之悲也不及其他被扣的“南冠”诗人明显,他的情怀多隐含在强烈的矛盾和归隐愿望中。吴之长在韵,韵致清远,使人品味不尽;蔡则以气胜,情词疏荡,婉丽中又有豪放,继承了苏词超旷简远的一面,这与他向往山水林泉之趣追慕魏晋诸贤的“风流风遗躅”有关[7]。虽然如此,鼎革易代的巨变仍然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寄身异族,个性、情感不免受到压制,眷念故国的真情不可能充分抒发出来,普遍缺少刚劲的力度,有时甚至流于低声诉说,但是,他们那种充溢于字里行间的忧郁、彷徨之情分明可感[8]。
  《金史•蔡松年传》不载其死因,却记载了完颜亮怀疑他泄露军事机密之事:“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2]为了南宋使者山呼声与往年不同这种小事,海陵王便怀疑起蔡松年,以致蔡松年发出灭族之毒誓,那么,蔡松年受猜疑致死,是完全可能的。辛弃疾《美芹十论•察情第二》中也记载:“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元好问在《忠武任君墓碣铭》中论及皇统党祸,痛斥蔡松年等人,有“不有天刑,必有人祸”之语,也暗示蔡松年未得善终。
  即便如此,蔡松年依旧是金初文坛巨匠之一,他自身文采出众,更留给后人诸多绝妙好词。不仅如此,他还为金代文坛培养了中坚力量,其子蔡 就继承了父亲杰出的才智,成长为金代文坛“国朝文派”的领袖之一。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金初词坛,蔡松年似里程碑似的存在过,他对苏轼词及其艺术风格的继承与发展也深深的影响了后世文人。
  
  参考文献:
  [1]周惠泉.金代文学论[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7:149.
  [2]脱脱.金史:卷4[M].北京:中华书局.
  [3]况周颐.蕙风词话:卷3.[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7.
  [4]彭国忠,刘锋杰.豪放词[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352.
  [5]王德毅.三朝北盟会编[M].台北:大化书局.
  [6]严迪昌.金元明清词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7.
  [7]刘明今.辽金文学史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6.
  [8]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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