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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性范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立的奠基性范畴。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生产实践为纽带，把整个自然界、社会以及人自身都理解为实践的产物。生产劳动实践创造了人本身，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生产实践制约着人类的所有社会实践活动，是一切社会关系产生的根源。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源自人类的生產实践。人的本质即人性是在生产实践中生成的，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根本物质力量是生产实践。马克思把一部人类历史还原为生产劳动发展史，通过生产实践最终破译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秘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否定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赵汀阳先生轻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此。
关键词：唯物史观;生产实践;实践思维;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2-0110-0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是近年来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学者，《哲学动态》2015年第1期发表了对赵汀阳先生访谈的文章——《给我一个支点：第一哲学转向》，其中谈到马克思实践观点时赵汀阳先生说：马克思的实践“不足以全面说明生活和历史，甚至也不能完全解释政治行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所能够实实在在解释的生活范围是有限的。有些教科书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说成是无所不包的，这是过度诠释，不是实事求是的解读。”[1]赵汀阳先生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大厦得以构建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实践，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他对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轻描淡写的评价，实质上动摇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根基。这是一个关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
二、实践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标志性范畴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畴地位和重要性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和界定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内涵的理解。赵汀阳先生说：“马克思的‘实践’突出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以及阶级斗争，基本上局限于经济行为以及由经济行为所决定的政治行为。”[1]赵先生对实践范畴的这一理解有正确的成分，但并不完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我们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范畴最基本的内涵，是指人类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实践。除了这种最基本的实践外，人类的实践活动也不止于政治活动，在阶级统治、国家治理、军事外交、司法建设等政治实践活动之外，人类还有大量社会制度与体制建设实践、社会管理与治理实践、教育实践、科学研究实践、艺术实践、伦理道德实践即道德践履等。其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人类所有实践活动中，生产实践是人类根源性、基础性实践。这是因为，第一，人类所有的实践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派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二，每一时代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性质、范围、程度、水平、工具、手段以及人的实践能力，无不受到生产劳动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时，实践可以指人类广义的社会活动，但是我们更主要地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实践，即指的是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
深刻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精髓，必须首先充分认识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实践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性范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立的奠基性范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公认的包含了唯物史观天才思想萌芽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在第一段文字中便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与以往一切旧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54马克思颠覆传统本体论哲学范式，确立起全新科学的实践思维范式，以历史主体的实践作为突破口，第一次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古希腊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范式，这种哲学热衷于在纯粹的思辨世界里兜圈子，始终把追问世界的本体视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哲学家的破解目标。一直到近代旧唯物主义最杰出的代表费尔巴哈的哲学，依然把外部自然界理解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理解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体物质世界。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同样把人理解为一种抽象的自然生命存在。马克思之前所有的哲学家们其历史观的共同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理解历史是属人的，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有意识地追逐自己目的的历史主体——人的活动过程而已。他们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看不到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实践活动为中介的相互制约、相互生成的过程，看不到历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过程[3]，同样看不到人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时指出的那样：“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2]76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了一场革命性变革，其思维逻辑跳出了2 000多年本体论思辨哲学的藩篱， 也跳出了近代哲学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模式，摒弃了费尔巴哈从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人、抽象人来研究人的错误立场，代之以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把哲学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历史主体上来，开辟出一条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历史研究路径。这种全新的历史观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生产实践为纽带，在主体和客体对立统一作用中来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不仅把社会及其演进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产物，把自然理解为人类劳动不断加以人化的对象性存在，而且把人自身——包括生理性质的人身与精神性质的人性即人的本质，都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产物[4]。一句话，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栖居的这个世界是由人类所创造的、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世界，同样，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自身也是在这种实践中生成的。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带来的全新哲学思维中，是以现实的人和生产实践两个重要范畴为基础，构筑起其博大精深的唯物史观理论大厦体系的，以说明“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5]248。 三、生产实践创造了人本身并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
达尔文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认识到人类和猿类的亲属关系，但是他未能解释猿类怎样转变为人这一关键环节，没有认识到人和猿的本质区别。这一疑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才得到了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实践对人类的重要意义，首先体现在生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推动了古猿向人的转化，因此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人与动物的最后区别就在于：动物只能适应自然界、利用现成的自然界来生存，而人则通过改变、支配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造成这一区别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劳动。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变，古类人猿离开原始森林后，为了生存而不断积累捕食经验和技巧，在漫长的生存实践活动中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从古猿打制出第一把粗糙的石斧那一刻起，就标志着他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标志着人类的诞生，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发端。劳动在从古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劳动使用工具的需要促使古猿不断从爬行中把前肢解放出来，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躯干的直立又促进了脑的发展。由于古猿在劳动中需要和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相适应，古猿的肌肉、韧带和骨骼逐渐变化，这些变异逐渐积累遗传下来，人的手最终进化到非常灵巧完善的程度。人类语言是劳动实践的直接产物。由于渔猎等劳动过程需要互相配合，劳动对劳动者相互进行语言信息沟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在劳动的推动下，简单的劳动“号子”等语言信号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最终促进了人类语言的产生。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思维得以进行的基本工具，语言产生后，语言就和劳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达、人脑的完善和人类意识进化的完成。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6]。
四、生产实践是构成人类所有实践活动的基础
马克思是按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从现实的人出发构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创立的逻辑起点，选择在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的发现——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发现这个简单秘密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使马克思由此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由于物质生活资料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那么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理所当然就成为人类第一个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由此找到了探寻历史秘密的合理入口——因为正是人类第一个生产实践活动，包含了全部人类历史得以次第展开的原始动因和根源。
沿着人类第一个生产实践活动的踪迹，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所有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派生发展起来的。生产实践活动的需要推动人类更深入地认识世界，把握自然规律，由此推动了人类文化教育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的产生。维持原始种群生存和提高物质生活资料保障水平的需要促使人类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由此推动了人类技术发明创造实践活动的发展。面对疾病对生命的威胁，人类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开始了医疗实践活动。在远古蒙昧时期，人类生产能力低下，对大自然以及人自身的认识十分有限，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脆弱无助，人类产生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与崇拜是很自然的。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精神需要，出现了图腾崇拜和宗教等精神活动及相应的文化实践活动。随着生产实践中劳动工具的改进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畜牧业与农业的出现，稳定的食品来源得以增加，人类才有可能拥有“闲暇”时间，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逐渐萌发了审美意识，于是，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实践活动逐渐出现。人类的伦理道德评价实践活动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实践而产生，其最初的目的是维护氏族内部一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当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到剩余劳动产品出现的时候，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导致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出现，最终导致阶级对立的产生。而有阶级对立就必然伴随着阶级斗争。为了维持必要的社会秩序，原始氏族组织的管理机构逐渐被最早出现的富人如氏族头人所利用，演变为维护少数富人利益的工具，这就是国家的雏形，人类由此迈入政治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以后，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司法制度建设、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军事外交、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等政治实践成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内容。一言以蔽之，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人类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丰富与发展起來的。人类生产实践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拓展到什么广度和深度。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发现人类“第一实践”的重大意义：“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被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258
五、生产实践是所有社会关系产生的根源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生产实践以及其他实践活动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8]人类各种社会关系正是伴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生发展起来的。
其一，生产关系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直接产物。在人类所有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人类生产实践的唯一目的是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个“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意味着人们必然要面对如何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问题，如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成果的分配、交换、消费等。人类为了最基本的物质利益而开始的“第一实践”即生产劳动必然结成的这种经济利益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利益是生产资料占有权问题。生产资料如何占有、归谁占有决定了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地位，也决定了劳动成果如何分配。所以，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 其二，社会政治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派生物，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和铁器工具的应用，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伴随着这一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出现了剩余劳动产品，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也由此产生，于是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贫富分化意味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新兴的富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逐渐把氏族管理机制演变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并且逐渐建立起了军警、监狱、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器，在经济基础之上构建起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由此可见，阶级关系、国家关系、政党关系、法律关系等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是私有制生产关系演变的派生物，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同时解释了阶级与国家消亡的条件与规律，那就是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在《给我一个支点：第一哲学转向》这篇文章中，赵汀阳先生在谈到经济与政治二者的关系时说：“……人类的政治行为并不完全是为了利益分配和生产关系，权力与权利的问题有着更复杂的动机和意义。其实，即使是马克思最重视的经济行为，他的实践概念也不足以成为充分的基础。”对赵先生的这一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和行为必然受到复杂的愿望与动机的支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分析人类参与历史活动的动机问题时，就深刻地洞察到人们的直接动机、表面动机和最终动机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直接动机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直接目的与表面动机背后，存在着制约所有时代、所有人的所有动机的共同的最终动机，即“动机的动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另外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是什么？”[5]248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往一切旧的历史观观察历史的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它们仅仅看到人的表面的思想动机，从而错误地认为一切历史演变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历史主体的最终动机，不能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得到解释，也不能从社会政治关系中去寻找，而只能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得到解释[9]。赵先生的观点恰恰否定、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其三，社会思想文化关系是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派生物，是人类生产实践的间接产物。原始社会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酝酿时期，蒙昧时期原始人幼稚的图腾文化、宗教意识是原始人类落后的生产实践的产物。当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以后，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对立与矛盾，必然要通过思想文化观念的对立强烈地表现出来，并且借助于意识形态思想与舆论力量来极力宣扬本阶级的价值观，论证本阶级的经济、政治等现实利益的合理性。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来，必然导致人们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与分歧，形成不同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伦理道德思想、文学艺术思想、哲学与宗教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公平正义思想、审美思想、人性思想等，构成上层建筑中思想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所以社会复杂的思想文化关系直接根源于人类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归根结底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和物质生活的制约。
其四，婚姻家庭关系和家族宗法关系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的结果。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立场和观点，是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为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在所有社会关系中具有根源性与决定性作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经济关系的嬗变中才能找到其产生和演变的最终物质根源。婚姻家庭关系也不例外，它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发展水平的制约，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原始社会组织形式经历了由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转变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类婚姻形式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婚制的演变。伴随婚姻形式的演变，人类的家庭形式相应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鲁亚家庭——对偶婚家庭——夫权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变过程。“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5]73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工具的出现、农业与畜牧业的出现，以及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使氏族成员摆脱对氏族大家庭的依赖，以夫妻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成为可能。而夫妻小家庭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对氏族公有制经济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又触发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挑战。氏族公有制首先在土地的小家庭单独经营耕作中被撕开一道口子，之后便逐渐演变为个体家庭所有。而男子父权意识的觉醒来自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男子在家庭财富创造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家庭经济地位越来越高。恩格斯指出：“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5]5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一夫一妻专偶婚制的本质，指出它与爱情决无关系，而是财产私有制的直接产物：“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5]59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关系的基础之上，派生出了姻亲关系、抚养关系、财产分割与继承等法律关系。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家庭关系发展成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构成封建社会的民间村社自治权力体系。 以上是对几种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产生渊源的梳理，而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社会关系，它们像一张无形的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哪种社会关系，都可以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以及物质生活中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解释和说明。
六、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源自人类的生产实践
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建树是创立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创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人类历史看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规律的分析，而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生和演进则根源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第一实践”出发，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人类生产劳动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首先，生产劳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向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一旦结合就形成了人类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其次，生产劳动必然具有社会性，因为现实的人一开始劳动便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即如何处理生产过程中人们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人类一旦开始生产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便如影随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利益分配的对抗性决定了各阶级经济利益的实现，无法离开政治手段的护航。于是，在此经济基础之上，国家这个庞大复杂的政治护航机构建立起来了，这就形成了第二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深入研究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发现了一个最重大的历史秘密：每一时代人们结成怎样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构建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决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情感、观念决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又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革。手工磨只能产生在以封建主为首的时代，而机器磨则必然与资本家为首的时代相适应。“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0]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化，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由基本适应到不适应，再通过社会变革而达到新的基本适应的辩证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一条红线。而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均来自生产力，归根结底来自人类的生产实践。由此，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规律豁然明朗地呈现到了人们面前，历来被视为由无数偶然事件堆积起来的人类历史，原来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历史这个被神话和唯心主义谬见笼罩了几千年的黑暗世界，第一次被科学的理性光芒照亮了！
七、人的本质即人性是在生产实践中造就和生成的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而且第一次从生产实践入手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破解了困惑人类思想家几千年的人性秘密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人性观揭示了千百年来关于人的本质之性善、性恶的争论原来是个伪命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各种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人类的生产实践中得到解释和说明，而且也只能从人类的生产实践中才能得到科学解释和说明，因此人性的生成与发展变化也必须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人之所以具有文化特征，是因为人能够劳动、能够创造，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简单地适应自然界、利用现成的自然界。动物只能再生产自身，而人则因为有劳动创造能力，不仅再生产整个社会关系，而且再生产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使自然界不断人化，更重要的是还再生产人自身的本质即人性。人的生产实践是自然的生成、社会的生成和人的生成过程的统一。人类生产实践始终是一种社会历史性活动，处于不同时代的人类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改造对象世界——自然界，不断变革社会，创造出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改造自身，不断生成新的自我。马克思主义由此解释了每一时代的人们创造出怎样的物质生活，也就创造出怎样的自己。人的本质、人性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的，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原始人类的“大公无私”，是由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别无选择的生存方式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人类自私心的产生，或者说是人性的变恶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由个人占有这种社会关系出现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自然与社会环境，环境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人自身。人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人性是生成的，不是现成的，人性是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只能从社会关系的发展中得到说明，归根结底只能从生产实践的发展中得到说明。
八、生产实践是推动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根本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他们的学说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以生产实践范畴为奠基石，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第一次在历史哲学中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哲学革命。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更是历史的价值主体、发展主体和享受主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取向。实践唯物主義哲学揭示了一部社会历史，就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推动下自我解放的历史。人类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开辟自我解放道路的，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解放与自由也就达到什么程度[11]。历史前进的动力只能是物质生产力革命而不是理论批判或什么精神力量。“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7]9人类生产实践终将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使商品、货币、阶级对立、国家、战争冲突、宗教、三大差别等历史现象的最终消失成为可能，使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九、结 语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史上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马克思天才地发现了生产实践中包含了全部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展开的胚芽，他独具慧眼，把人类历史还原为生产劳动发展史，通过生产实践最终破译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秘密。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生产实践的意义，否定生产劳动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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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唯物史观;生产实践;实践思维;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9）02-0110-0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赵汀阳研究员是近年来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学者，《哲学动态》2015年第1期发表了对赵汀阳先生访谈的文章——《给我一个支点：第一哲学转向》，其中谈到马克思实践观点时赵汀阳先生说：马克思的实践“不足以全面说明生活和历史，甚至也不能完全解释政治行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所能够实实在在解释的生活范围是有限的。有些教科书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说成是无所不包的，这是过度诠释，不是实事求是的解读。”[1]赵汀阳先生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大厦得以构建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实践，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概念，他对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这种轻描淡写的评价，实质上动摇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根基。这是一个关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理论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讨论。
二、实践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标志性范畴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范畴地位和重要性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澄清和界定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内涵的理解。赵汀阳先生说：“马克思的‘实践’突出的是物质生产活动以及阶级斗争，基本上局限于经济行为以及由经济行为所决定的政治行为。”[1]赵先生对实践范畴的这一理解有正确的成分，但并不完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我们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范畴最基本的内涵，是指人类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实践。除了这种最基本的实践外，人类的实践活动也不止于政治活动，在阶级统治、国家治理、军事外交、司法建设等政治实践活动之外，人类还有大量社会制度与体制建设实践、社会管理与治理实践、教育实践、科学研究实践、艺术实践、伦理道德实践即道德践履等。其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人类所有实践活动中，生产实践是人类根源性、基础性实践。这是因为，第一，人类所有的实践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派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二，每一时代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性质、范围、程度、水平、工具、手段以及人的实践能力，无不受到生产劳动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时，实践可以指人类广义的社会活动，但是我们更主要地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实践，即指的是人类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
深刻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精髓，必须首先充分认识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因为实践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标志性范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立的奠基性范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公认的包含了唯物史观天才思想萌芽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在第一段文字中便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观与以往一切旧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54马克思颠覆传统本体论哲学范式，确立起全新科学的实践思维范式，以历史主体的实践作为突破口，第一次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古希腊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辨哲学范式，这种哲学热衷于在纯粹的思辨世界里兜圈子，始终把追问世界的本体视为哲学的最高问题和哲学家的破解目标。一直到近代旧唯物主义最杰出的代表费尔巴哈的哲学，依然把外部自然界理解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理解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体物质世界。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中，同样把人理解为一种抽象的自然生命存在。马克思之前所有的哲学家们其历史观的共同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理解历史是属人的，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有意识地追逐自己目的的历史主体——人的活动过程而已。他们不理解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看不到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实践活动为中介的相互制约、相互生成的过程，看不到历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过程[3]，同样看不到人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时指出的那样：“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2]76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了一场革命性变革，其思维逻辑跳出了2 000多年本体论思辨哲学的藩篱， 也跳出了近代哲学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模式，摒弃了费尔巴哈从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人、抽象人来研究人的错误立场，代之以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第一次把哲学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历史主体上来，开辟出一条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的历史研究路径。这种全新的历史观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以生产实践为纽带，在主体和客体对立统一作用中来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不仅把社会及其演进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产物，把自然理解为人类劳动不断加以人化的对象性存在，而且把人自身——包括生理性质的人身与精神性质的人性即人的本质，都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产物[4]。一句话，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栖居的这个世界是由人类所创造的、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世界，同样，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自身也是在这种实践中生成的。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带来的全新哲学思维中，是以现实的人和生产实践两个重要范畴为基础，构筑起其博大精深的唯物史观理论大厦体系的，以说明“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5]248。 三、生产实践创造了人本身并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
达尔文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认识到人类和猿类的亲属关系，但是他未能解释猿类怎样转变为人这一关键环节，没有认识到人和猿的本质区别。这一疑难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才得到了科学说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产实践对人类的重要意义，首先体现在生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推动了古猿向人的转化，因此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人与动物的最后区别就在于：动物只能适应自然界、利用现成的自然界来生存，而人则通过改变、支配自然界来为自己服务。造成这一区别的根本标志就在于劳动。由于自然环境的巨变，古类人猿离开原始森林后，为了生存而不断积累捕食经验和技巧，在漫长的生存实践活动中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从古猿打制出第一把粗糙的石斧那一刻起，就标志着他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标志着人类的诞生，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发端。劳动在从古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劳动使用工具的需要促使古猿不断从爬行中把前肢解放出来，逐渐学会了直立行走。躯干的直立又促进了脑的发展。由于古猿在劳动中需要和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相适应，古猿的肌肉、韧带和骨骼逐渐变化，这些变异逐渐积累遗传下来，人的手最终进化到非常灵巧完善的程度。人类语言是劳动实践的直接产物。由于渔猎等劳动过程需要互相配合，劳动对劳动者相互进行语言信息沟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在劳动的推动下，简单的劳动“号子”等语言信号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最终促进了人类语言的产生。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思维得以进行的基本工具，语言产生后，语言就和劳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达、人脑的完善和人类意识进化的完成。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6]。
四、生产实践是构成人类所有实践活动的基础
马克思是按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从现实的人出发构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把唯物史观创立的逻辑起点，选择在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的发现——人类要生存，就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发现这个简单秘密对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使马克思由此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由于物质生活资料构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要，那么创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理所当然就成为人类第一个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由此找到了探寻历史秘密的合理入口——因为正是人类第一个生产实践活动，包含了全部人类历史得以次第展开的原始动因和根源。
沿着人类第一个生产实践活动的踪迹，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所有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派生发展起来的。生产实践活动的需要推动人类更深入地认识世界，把握自然规律，由此推动了人类文化教育实践和科学研究实践的产生。维持原始种群生存和提高物质生活资料保障水平的需要促使人类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由此推动了人类技术发明创造实践活动的发展。面对疾病对生命的威胁，人类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开始了医疗实践活动。在远古蒙昧时期，人类生产能力低下，对大自然以及人自身的认识十分有限，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脆弱无助，人类产生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与崇拜是很自然的。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精神需要，出现了图腾崇拜和宗教等精神活动及相应的文化实践活动。随着生产实践中劳动工具的改进与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畜牧业与农业的出现，稳定的食品来源得以增加，人类才有可能拥有“闲暇”时间，出于情感表达的需要逐渐萌发了审美意识，于是，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实践活动逐渐出现。人类的伦理道德评价实践活动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实践而产生，其最初的目的是维护氏族内部一定的生产生活秩序。当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到剩余劳动产品出现的时候，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导致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地出现，最终导致阶级对立的产生。而有阶级对立就必然伴随着阶级斗争。为了维持必要的社会秩序，原始氏族组织的管理机构逐渐被最早出现的富人如氏族头人所利用，演变为维护少数富人利益的工具，这就是国家的雏形，人类由此迈入政治社会。进入政治社会以后，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司法制度建设、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军事外交、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等政治实践成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内容。一言以蔽之，满足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实践构成人类历史的起点，人类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都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丰富与发展起來的。人类生产实践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拓展到什么广度和深度。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发现人类“第一实践”的重大意义：“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被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258
五、生产实践是所有社会关系产生的根源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的生产实践以及其他实践活动都不能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8]人类各种社会关系正是伴随着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生发展起来的。
其一，生产关系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直接产物。在人类所有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人类生产实践的唯一目的是获取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个“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意味着人们必然要面对如何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利益问题，如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成果的分配、交换、消费等。人类为了最基本的物质利益而开始的“第一实践”即生产劳动必然结成的这种经济利益关系，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中的核心利益是生产资料占有权问题。生产资料如何占有、归谁占有决定了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相互地位，也决定了劳动成果如何分配。所以，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 其二，社会政治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派生物，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和铁器工具的应用，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伴随着这一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出现了剩余劳动产品，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也由此产生，于是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贫富分化意味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新兴的富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逐渐把氏族管理机制演变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并且逐渐建立起了军警、监狱、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器，在经济基础之上构建起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由此可见，阶级关系、国家关系、政党关系、法律关系等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是私有制生产关系演变的派生物，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同时解释了阶级与国家消亡的条件与规律，那就是未来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在《给我一个支点：第一哲学转向》这篇文章中，赵汀阳先生在谈到经济与政治二者的关系时说：“……人类的政治行为并不完全是为了利益分配和生产关系，权力与权利的问题有着更复杂的动机和意义。其实，即使是马克思最重视的经济行为，他的实践概念也不足以成为充分的基础。”对赵先生的这一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和行为必然受到复杂的愿望与动机的支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分析人类参与历史活动的动机问题时，就深刻地洞察到人们的直接动机、表面动机和最终动机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直接动机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直接目的与表面动机背后，存在着制约所有时代、所有人的所有动机的共同的最终动机，即“动机的动机”。“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另外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是什么？”[5]248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往一切旧的历史观观察历史的根本缺陷，恰恰就在于它们仅仅看到人的表面的思想动机，从而错误地认为一切历史演变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不过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历史主体的最终动机，不能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得到解释，也不能从社会政治关系中去寻找，而只能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得到解释[9]。赵先生的观点恰恰否定、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其三，社会思想文化关系是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派生物，是人类生产实践的间接产物。原始社会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酝酿时期，蒙昧时期原始人幼稚的图腾文化、宗教意识是原始人类落后的生产实践的产物。当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分化为对立的阶级以后，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对立与矛盾，必然要通过思想文化观念的对立强烈地表现出来，并且借助于意识形态思想与舆论力量来极力宣扬本阶级的价值观，论证本阶级的经济、政治等现实利益的合理性。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等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来，必然导致人们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对立与分歧，形成不同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伦理道德思想、文学艺术思想、哲学与宗教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公平正义思想、审美思想、人性思想等，构成上层建筑中思想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所以社会复杂的思想文化关系直接根源于人类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归根结底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和物质生活的制约。
其四，婚姻家庭关系和家族宗法关系是财产私有制的产物，是人类生产实践发展的结果。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的一个重要立场和观点，是把一切社会关系都归结为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在所有社会关系中具有根源性与决定性作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经济关系的嬗变中才能找到其产生和演变的最终物质根源。婚姻家庭关系也不例外，它受到人类生产实践发展水平的制约，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原始社会组织形式经历了由母权社会向父权社会转变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类婚姻形式经历了群婚制——对偶婚制——专偶婚制的演变。伴随婚姻形式的演变，人类的家庭形式相应经历了血缘家庭——普那鲁亚家庭——对偶婚家庭——夫权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的演变过程。“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5]73原始社会末期金属工具的出现、农业与畜牧业的出现，以及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使氏族成员摆脱对氏族大家庭的依赖，以夫妻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劳动成为可能。而夫妻小家庭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对氏族公有制经济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又触发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挑战。氏族公有制首先在土地的小家庭单独经营耕作中被撕开一道口子，之后便逐渐演变为个体家庭所有。而男子父权意识的觉醒来自于生产方式的变革，男子在家庭财富创造中的贡献越来越大，家庭经济地位越来越高。恩格斯指出：“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5]5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一夫一妻专偶婚制的本质，指出它与爱情决无关系，而是财产私有制的直接产物：“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5]59在一夫一妻制家庭关系的基础之上，派生出了姻亲关系、抚养关系、财产分割与继承等法律关系。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在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家庭关系发展成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构成封建社会的民间村社自治权力体系。 以上是对几种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产生渊源的梳理，而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社会关系，它们像一张无形的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无论哪种社会关系，都可以在人们的生产实践以及物质生活中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解释和说明。
六、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源自人类的生产实践
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建树是创立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创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第一次把人类历史看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规律的分析，而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产生和演进则根源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第一实践”出发，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人类生产劳动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首先，生产劳动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在向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和劳动工具一旦结合就形成了人类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其次，生产劳动必然具有社会性，因为现实的人一开始劳动便必然要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即如何处理生产过程中人们对劳动成果的占有、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利益关系。因此，人类一旦开始生产劳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社会基本矛盾便如影随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利益分配的对抗性决定了各阶级经济利益的实现，无法离开政治手段的护航。于是，在此经济基础之上，国家这个庞大复杂的政治护航机构建立起来了，这就形成了第二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深入研究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发现了一个最重大的历史秘密：每一时代人们结成怎样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构建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决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情感、观念决定的。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又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革。手工磨只能产生在以封建主为首的时代，而机器磨则必然与资本家为首的时代相适应。“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0]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变化，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由基本适应到不适应，再通过社会变革而达到新的基本适应的辩证运动，构成了社会历史由低级到高级演进的一条红线。而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均来自生产力，归根结底来自人类的生产实践。由此，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发展规律豁然明朗地呈现到了人们面前，历来被视为由无数偶然事件堆积起来的人类历史，原来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历史这个被神话和唯心主义谬见笼罩了几千年的黑暗世界，第一次被科学的理性光芒照亮了！
七、人的本质即人性是在生产实践中造就和生成的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而且第一次从生产实践入手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破解了困惑人类思想家几千年的人性秘密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人性观揭示了千百年来关于人的本质之性善、性恶的争论原来是个伪命题，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各种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现象，都可以从人类的生产实践中得到解释和说明，而且也只能从人类的生产实践中才能得到科学解释和说明，因此人性的生成与发展变化也必须到人类的生产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人之所以具有文化特征，是因为人能够劳动、能够创造，而不像动物那样只能简单地适应自然界、利用现成的自然界。动物只能再生产自身，而人则因为有劳动创造能力，不仅再生产整个社会关系，而且再生产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使自然界不断人化，更重要的是还再生产人自身的本质即人性。人的生产实践是自然的生成、社会的生成和人的生成过程的统一。人类生产实践始终是一种社会历史性活动，处于不同时代的人类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改造对象世界——自然界，不断变革社会，创造出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改造自身，不断生成新的自我。马克思主义由此解释了每一时代的人们创造出怎样的物质生活，也就创造出怎样的自己。人的本质、人性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的，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原始人类的“大公无私”，是由极度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别无选择的生存方式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人类自私心的产生，或者说是人性的变恶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由个人占有这种社会关系出现的必然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自然与社会环境，环境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人自身。人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人性是生成的，不是现成的，人性是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只能从社会关系的发展中得到说明，归根结底只能从生产实践的发展中得到说明。
八、生产实践是推动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根本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他们的学说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唯物史观以生产实践范畴为奠基石，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第一次在历史哲学中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哲学革命。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更是历史的价值主体、发展主体和享受主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取向。实践唯物主義哲学揭示了一部社会历史，就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推动下自我解放的历史。人类是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开辟自我解放道路的，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制度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解放与自由也就达到什么程度[11]。历史前进的动力只能是物质生产力革命而不是理论批判或什么精神力量。“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7]9人类生产实践终将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使商品、货币、阶级对立、国家、战争冲突、宗教、三大差别等历史现象的最终消失成为可能，使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九、结 语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史上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马克思天才地发现了生产实践中包含了全部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展开的胚芽，他独具慧眼，把人类历史还原为生产劳动发展史，通过生产实践最终破译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秘密。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生产实践的意义，否定生产劳动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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