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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东有，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讨论者：文黎明，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教育科研》副主编。
刘蓉玲，江西教育学院实验学校一级教师。
何艳，江西省教委教研室教研员，一级教师。
薛农基，江西教育社《教师博览》编辑部副主任。
陈东有：近几年，教育界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而且，这种讨论已经不只是理论层面的探讨，更是实践中的不同教育观和教育方法的碰撞。不仅有越来越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师参与了这场讨论，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来，很多的家长对此也非常关心。
讨论是这样兴起来的
文黎明：“素质教育”的讨论，缘起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一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教育改革。“素质教育”是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所造成的偏废德育、抹杀个性、损害学生健康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与“应试教育”相对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而且正在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的教育体系。但是，必须看到，教育的改革还远不能适应发展更快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变化，没有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工作在培养人的目标上。由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变成了培养高考合格的考生。升学率成了评判教育单位和教育工作者成绩的指标，分数则成了评价受教育者优劣的标准。
何艳：从学生方面来看，本来是愉快而又幸福的学习生活却变成了一种痛苦，为了实现老师和家长们都要求的考试成绩，承受着过重的课业负担，校内外生活单调乏味，个性被压抑，特长被埋没，智力、潜能和体力得不到发挥，久而久之，又造成心理承受能力差，在生活中不仅很难经得住挫折，也很难经受得住顺利。
刘蓉玲：教育，对教师来说，本来是充分发挥自己知识、智慧、特长，为教育人而感到愉悦的工作，现在却成了一种十分沉重而又难得愉悦的负担。为了攀比升学率，教师们不得不去抓学生的分数，因为只有分数上去了，升学率才能提高；只有升学率上去了，老师才能成为好老师，学校才能成为好学校，受到重视，获得功利。要想学生得高分，就得让学生多做题目，能够举一反三的学生毕竟不多。其实，教师又哪里愿意给学生增加额外的负担?题海战术不是一种好办法，何况，学生作业负担加重的同时，也加重了教师设计题目和批改作业的负担。
薛农基：目前，很多的教师和家长在对待学生和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都有一种“只顾埋头拉车，不愿抬头看道”的倾向，他们更多的是因袭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方法来教育学生和要求子女，却很少从当前社会的变革现实出发，在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的预测和把握之中，重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教育与变革的社会。与处在迅速变化中的未来脱节，甚至出现方向性的背离。
陈东有：我们国家一直强词九年义务教育，强调教育对提高全民素质肩负的重要职责。但是在教育实践中，高考成了指挥棒，七月份的高考出了什么样的题目，从题型到题目内容和难易程度，九月份新学年的教学内容随之而变。从教师的备课到旬考、月考、期考、年考的形式和内容，统统都与高考接轨。学校要求教师这样去做，教师自然按这一要求去教育学生，考察学生。既定的教学大纲、规定的义务教育任务，都变成次要的了，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了。
对“应试教育”的评价
薛农基：这就是所谓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远不止发生在学校，我们的许多家长也是这种教育的推波助澜者。从80年代中期兴起的所谓的“家教”决不是家庭教育，而是家庭重复学校的“应试教育”。因为它所做的无非就是请教师把学校已经讲过的做过的内容再来一遍，目的在于让受教育者获得比较高的分数。我们不否认“应试教育”授给学生的那部分知识、才能是每一位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位健全发展的学生是远非这种教育所能培养出来的。中国目前教育的一个大矛盾，是社会(指主流社会)对人才的需要的标准与高考对人才的选拔标准的不一致，高考所考察的人才的素质过于单调、片面。但由于高考所独具的“指挥棒”的巨大功能的影响，使现行教育难以挣脱旧的枷锁的束缚。我们的普通教育就像一只蒙上了眼睛的驴子，不得不成天在“应试教育”的磨道上打转。
刘蓉玲：初看起来，“应试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的结果。谁要求学校这样去做呢?是社会，因为社会是急功近利的，读大学成了所有读书人的最高尚的出路。原本应是纷繁的万花筒式的社会，在这里却变成了一种一刀切的模式。现在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过自己。而无论是升大学还考别的什么，位置总是有限的，于是每一个家庭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过别人的孩子，抢占这些好的位置。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成长”舍得花钱，这就是在教育子女上“孩子的钱最好赚”的根源。社会上风行孩子读书要选学校、选教师，哪怕一学期多花个千儿八百也在所不惜。这种功利潮流，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学校对“应试教育”的依附。其实，如果去问校长、教师和家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内心也不愿意这样干。
何艳：于是，每一个人的无可奈何的行为，却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强力量的社会漩涡，人人都被卷了进去，出来不得。孩子们失去了童真和欢乐，由学校和家庭构成的教育网络对他们作了最严格的限定，他们只是学生，而且只是为了参加考试的学生。他们对社会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创造和贡献的才能，都可能在尚未萌发时就夭折了。
文黎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其制约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日渐暴露。高考上分数线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高考需要一定比例的应考基数考生，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丢掉为社会发展而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
陈东有：不过，过去的教育并不都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在座的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培养出来的高中生、大学生，那时，就没有只是为了考大学而读书的观念。即使在今天，也还有许多教师家长对学生和子女的要求并非“金榜”唯上，而是要求他们学好知识，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应试教育”虽然在动机上是为了分数，为了应考，但是它并不是空洞的，因为分数也是检测知识的结果，在应付考试的同时，也就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能。“应试教育”也是个应该辩证地对待的问题。
“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何艳：是应当辩证地看待我们过去的教育。不过，我认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指出“应试教育”中的弊端，强调向“素质教育”转轨，是我国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的需要，是我们对教育又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认识。“相对‘应试教育’来说，‘素质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是让下一代人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它承认受教育者的个人差异，并且用教育去使每一个有差异的人在自己的特长上获得发展，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与完善；每个人都在受教育过程中激励自己求知的渴望、社会责任感和发挥自己才能的信心、勇气、能力；教育者以创新的教育方式，培养受教育者强烈的创造欲望、创造意识，组织他们的创造行为，让他们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文黎明：“素质教育”是一种通过环境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稳定的、显示个性和才能等基本品质结构的一种教育。它的视点在学生，在富有个性差异的人，而不是在分数，不是在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上。它强调受教育者自身发展的要求，促进他的个性发展，从而使全体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各方面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某个学生可能在高考方面不如别人，但他一定有强于考试方面的智力和能力，这些智力和能力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萌发、培育、成长，使他成为未来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人才。这是“应试教育”不可能办到的，却又是我们这个民族迎接未来挑战的条件。
刘蓉玲：现在，已经有一些地区的学校和教师在“素质教育”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我自己的实践使我意识到：“素质教育”不仅应该成为一种观念，也应该成为一种实践，而且完全可以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改变目前的考试内容和方式，要使考试制度与提高国民素质相适应；其二，形成一个真正能发挥绝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机制，要让人们生活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竞争环境中，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用武之地。否则“应试教育”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干扰“素质教育”的实施。
薛农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将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事件，并非易事。比如，对“素质教育”的提法，还有争议。有人认为这种提法在概念上不科学；又有人认为它的内涵就是“全面发展”那些东西，没有必要另创一个新名词。但是“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内容，都是大家公认的教育基本规律和发展方向。
陈东有：看来，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向“素质教育”转轨又是势在必行。时不我待，世亦不我待。任重道远，只争朝夕才是。
(责任编辑／孙开颜)
讨论者：文黎明，江西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西教育科研》副主编。
刘蓉玲，江西教育学院实验学校一级教师。
何艳，江西省教委教研室教研员，一级教师。
薛农基，江西教育社《教师博览》编辑部副主任。
陈东有：近几年，教育界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而且，这种讨论已经不只是理论层面的探讨，更是实践中的不同教育观和教育方法的碰撞。不仅有越来越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师参与了这场讨论，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来，很多的家长对此也非常关心。
讨论是这样兴起来的
文黎明：“素质教育”的讨论，缘起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一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教育改革。“素质教育”是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所造成的偏废德育、抹杀个性、损害学生健康的弊端而提出来的；它与“应试教育”相对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而且正在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的教育体系。但是，必须看到，教育的改革还远不能适应发展更快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变化，没有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教育工作在培养人的目标上。由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变成了培养高考合格的考生。升学率成了评判教育单位和教育工作者成绩的指标，分数则成了评价受教育者优劣的标准。
何艳：从学生方面来看，本来是愉快而又幸福的学习生活却变成了一种痛苦，为了实现老师和家长们都要求的考试成绩，承受着过重的课业负担，校内外生活单调乏味，个性被压抑，特长被埋没，智力、潜能和体力得不到发挥，久而久之，又造成心理承受能力差，在生活中不仅很难经得住挫折，也很难经受得住顺利。
刘蓉玲：教育，对教师来说，本来是充分发挥自己知识、智慧、特长，为教育人而感到愉悦的工作，现在却成了一种十分沉重而又难得愉悦的负担。为了攀比升学率，教师们不得不去抓学生的分数，因为只有分数上去了，升学率才能提高；只有升学率上去了，老师才能成为好老师，学校才能成为好学校，受到重视，获得功利。要想学生得高分，就得让学生多做题目，能够举一反三的学生毕竟不多。其实，教师又哪里愿意给学生增加额外的负担?题海战术不是一种好办法，何况，学生作业负担加重的同时，也加重了教师设计题目和批改作业的负担。
薛农基：目前，很多的教师和家长在对待学生和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都有一种“只顾埋头拉车，不愿抬头看道”的倾向，他们更多的是因袭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方法来教育学生和要求子女，却很少从当前社会的变革现实出发，在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的预测和把握之中，重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从而使自己的教育与变革的社会。与处在迅速变化中的未来脱节，甚至出现方向性的背离。
陈东有：我们国家一直强词九年义务教育，强调教育对提高全民素质肩负的重要职责。但是在教育实践中，高考成了指挥棒，七月份的高考出了什么样的题目，从题型到题目内容和难易程度，九月份新学年的教学内容随之而变。从教师的备课到旬考、月考、期考、年考的形式和内容，统统都与高考接轨。学校要求教师这样去做，教师自然按这一要求去教育学生，考察学生。既定的教学大纲、规定的义务教育任务，都变成次要的了，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了。
对“应试教育”的评价
薛农基：这就是所谓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远不止发生在学校，我们的许多家长也是这种教育的推波助澜者。从80年代中期兴起的所谓的“家教”决不是家庭教育，而是家庭重复学校的“应试教育”。因为它所做的无非就是请教师把学校已经讲过的做过的内容再来一遍，目的在于让受教育者获得比较高的分数。我们不否认“应试教育”授给学生的那部分知识、才能是每一位学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位健全发展的学生是远非这种教育所能培养出来的。中国目前教育的一个大矛盾，是社会(指主流社会)对人才的需要的标准与高考对人才的选拔标准的不一致，高考所考察的人才的素质过于单调、片面。但由于高考所独具的“指挥棒”的巨大功能的影响，使现行教育难以挣脱旧的枷锁的束缚。我们的普通教育就像一只蒙上了眼睛的驴子，不得不成天在“应试教育”的磨道上打转。
刘蓉玲：初看起来，“应试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价值追求的结果。谁要求学校这样去做呢?是社会，因为社会是急功近利的，读大学成了所有读书人的最高尚的出路。原本应是纷繁的万花筒式的社会，在这里却变成了一种一刀切的模式。现在每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过自己。而无论是升大学还考别的什么，位置总是有限的，于是每一个家庭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过别人的孩子，抢占这些好的位置。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成长”舍得花钱，这就是在教育子女上“孩子的钱最好赚”的根源。社会上风行孩子读书要选学校、选教师，哪怕一学期多花个千儿八百也在所不惜。这种功利潮流，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学校对“应试教育”的依附。其实，如果去问校长、教师和家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内心也不愿意这样干。
何艳：于是，每一个人的无可奈何的行为，却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强力量的社会漩涡，人人都被卷了进去，出来不得。孩子们失去了童真和欢乐，由学校和家庭构成的教育网络对他们作了最严格的限定，他们只是学生，而且只是为了参加考试的学生。他们对社会作出的各种各样的创造和贡献的才能，都可能在尚未萌发时就夭折了。
文黎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基础教育中的“应试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其制约社会发展的种种弊端日渐暴露。高考上分数线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高考需要一定比例的应考基数考生，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丢掉为社会发展而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
陈东有：不过，过去的教育并不都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在座的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培养出来的高中生、大学生，那时，就没有只是为了考大学而读书的观念。即使在今天，也还有许多教师家长对学生和子女的要求并非“金榜”唯上，而是要求他们学好知识，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应试教育”虽然在动机上是为了分数，为了应考，但是它并不是空洞的，因为分数也是检测知识的结果，在应付考试的同时，也就学到了知识，增长了才能。“应试教育”也是个应该辩证地对待的问题。
“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何艳：是应当辩证地看待我们过去的教育。不过，我认为，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指出“应试教育”中的弊端，强调向“素质教育”转轨，是我国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的需要，是我们对教育又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认识。“相对‘应试教育’来说，‘素质教育’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是让下一代人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它承认受教育者的个人差异，并且用教育去使每一个有差异的人在自己的特长上获得发展，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与完善；每个人都在受教育过程中激励自己求知的渴望、社会责任感和发挥自己才能的信心、勇气、能力；教育者以创新的教育方式，培养受教育者强烈的创造欲望、创造意识，组织他们的创造行为，让他们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文黎明：“素质教育”是一种通过环境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稳定的、显示个性和才能等基本品质结构的一种教育。它的视点在学生，在富有个性差异的人，而不是在分数，不是在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上。它强调受教育者自身发展的要求，促进他的个性发展，从而使全体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各方面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某个学生可能在高考方面不如别人，但他一定有强于考试方面的智力和能力，这些智力和能力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萌发、培育、成长，使他成为未来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人才。这是“应试教育”不可能办到的，却又是我们这个民族迎接未来挑战的条件。
刘蓉玲：现在，已经有一些地区的学校和教师在“素质教育”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我自己的实践使我意识到：“素质教育”不仅应该成为一种观念，也应该成为一种实践，而且完全可以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一，改变目前的考试内容和方式，要使考试制度与提高国民素质相适应；其二，形成一个真正能发挥绝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机制，要让人们生活在“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竞争环境中，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用武之地。否则“应试教育”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干扰“素质教育”的实施。
薛农基：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将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事件，并非易事。比如，对“素质教育”的提法，还有争议。有人认为这种提法在概念上不科学；又有人认为它的内涵就是“全面发展”那些东西，没有必要另创一个新名词。但是“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内容，都是大家公认的教育基本规律和发展方向。
陈东有：看来，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但是，向“素质教育”转轨又是势在必行。时不我待，世亦不我待。任重道远，只争朝夕才是。
(责任编辑／孙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