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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在我国原子弹即将爆炸的时刻，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人紧张而又难以预料的情况——一支200余人的杂色队伍出现在罗布泊大漠上，正鬼鬼祟祟地向早已禁控的试验场区靠近，几十匹老马在沙尘中凄厉地嘶鸣着、奔跑着……
“不好，有意外!”核试验总指挥部发出了紧急命令：“马上调查!”迅速出击的警卫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禁控区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万事俱备，只待起爆。“不速之客”的出现搅得人坐立不安、神经紧绷。“把搜索范围扩大，认真巡查。”指挥部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几支小分队携带电台、干粮和水，向罗布泊纵深处挺进……
3天后的一个傍晚，小分队终于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几个破损的帐篷。小分队循着马蹄的印迹，穷追不舍，终于将这伙半人半鬼似的人马全部生擒。原来，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不堪一击的马步芳匪帮纷纷溃败，一小股残留匪徒无处可藏，只好逃往大漠戈壁，绝望地游荡着、挣扎着……。
这篇题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前的意外发现》的文章，最先出现在一家杂志上，接着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后来此事还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就连两位美国学者合著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也引用了这个故事。面对这段反复“重复”的神话，曾亲自执行当年巡逻任务的一位老同志气得瞪大着眼睛说：哪来的土匪，谁见过土匪，胡编乱造，简直是吃饱撑得没事干……于是，他向笔者介绍了那次秘密巡逻的前后经过。
一
1964年4月，为确保我国首次核试验顺利进行，上级命令警卫营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小分队，沿试验场区边沿进行巡逻。主要目的是把场区外围的地形地物搞清楚，掌握第一手资料，再者看看禁区内有没有游动的牧民，若有，及时把他们请出来。
小分队由7人组成，队长何仕武、副队长王万喜。他们每人背着被子、毛毯、雨衣、两个水壶、270发子弹、8个手榴弹、一支冲锋枪、行军镐锹，还有粮袋和炊具，平均负重37公斤。没有向导，只有一张军用地图，一个指南针。为了保密，小分队对外的名称是“打猎队”。
巡逻小分队4月15日离开东大山哨所，沿南线进入塔里木盆地北沿，然后向东到若羌，行程1000多公里。此时，正是“秋老虎出山”的时节，不少水泉都已干枯。
这天，小分队在“雅丹”地形中跋涉了5个小时，气喘吁吁地来到一个叫“艾肯布拉克”的地方，军用地图上标着“流水泉”，队长何仕武找了半天，只找到一片洼地，伸出舌头润了润干裂的嘴唇，指着地图说：“又白跑了，哪有什么布拉克。”
大家正商议着如何继续找水时，突然一个小战士指着东北方向说：“看，那里有湖泊。”
何仕武抬头望去，果真远处有一线蔚蓝。在戈壁滩上，有了水就有了生命。大家都很兴奋，副队长王万喜举起了望远镜，纵目远眺，只见一片浩淼的烟波。接近地平线处，是蔚蓝的湖水。上面烟雾连天，按标尺计算，小分队离湖泊只不过5公里路，他高兴地说：“出发吧，下午可以到达那里，说不定湖里还有鱼呢，去改善一下。”
何仕武看着地图，纳闷了，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湖泊的标记，说不定会是海市蜃楼。王万喜不同意这种设想，他认为戈壁上常有潜流，那里或许是新形成的湖泊。
战士们兴致勃勃，说要去洗澡抓鱼。何仕武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假设，随大家一同去追踪湖泊。
他们在蘑菇形的土丘中整整盘旋了4个小时，连水的影子也没找到，开始还能看到流动的水波，仿佛还听到了汩汩的水声，但追出十几公里，湖泊仍然是那般远近。到后来，蔚蓝的水线突然消失了，迎面是一片高高低低的土丘，有的像伫立的仙女、有的似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撑开的太阳伞，座座都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雕塑艺术品。小分队像进入迷宫一般，土丘间不时地回荡着奇妙的声音，时而像妇女的哀鸣、时而像乌鸦的怪叫，就连富有戈壁生活阅历的何仕武也不禁毛骨悚然。
二
一天早上，小分队正整理行装，何仕武发现在太阳升起的方向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建筑，他用望远镜辨认，看到是人工垒砌佛塔，“我们走到楼兰了!”他对大家说。楼兰曾经是西域的一个闻名古国，由于河水改道，便被风沙湮没在荒漠深处。自从1900年3月维吾尔族农民于德克重新发现这座古城之后，一直为中外考古学家所关注。
时值中午，小分队走进楼兰城，只见正方形的城池内，残留着断墙破院。有的院落里，房柱依存，倾斜而立。地面上散落着许多陶片、毡块、古钱币等，跑在前面的一个战士在佛塔下面拾到一串铜钱，大家都为新奇的发现欣喜若狂。在城外一座用石块垒成的古墓群边，何仕武看到一座黄沙覆盖的土丘，他用随身携带的小铁锹慢慢地向下挖，一个墓穴被掘开了。“啊，这儿还有人。”何仕武一声惊呼，战士们一齐围了上来，原来是一具女尸。大家屏息呼吸，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个少女，侧着身子，双腿弯曲，俨然熟睡一般。她古铜色的脸庞，眉清目秀，一头火红的长发，松松地编成两条长辫，置于胸间。姑娘身穿的长裙、皮靴，表面上也都完好无损。何仕武立即吩咐大家不要动手，保护文物。
第二天，小分队离开古楼兰遗址，继续向东巡逻。
三
这天下午气温有些反常，戈壁滩上风向不定。一个接一个的小旋风像鬼魂一样跟着小分队绕来绕去。小分队翻过一条大沙梁子，前面是一片黑色砾石铺就的开阔地。突然，一个战士惊呼说：“飞机，前面有飞机!”
何仕武举起望远镜，开阔地上真的停放着一架灰白色的飞机。官兵们子弹上膛，做好战斗准备，慢慢向飞机近处运动。500米、300米、100米，可以看到飞机的细部了，小分队停了下来。这是一架美国老式的LB－30型轰炸机，尽管油漆已经斑斑驳驳，但仍然可以辨出机翼上的国民党12角军徽，编号457。飞机的起落架已被沙石掩埋，显然在这里降落了很长时间。
小分队包围了飞机。奇怪的是，飞机周围连一点生命的气息都没有。舱门口已被沙石堵塞，费了好大劲，他们才把舱门打开，里面横躺着两男一女三具尸体，他们身上的肌肉已经萎缩，但从装束看，男的是军人，佩戴中将军衔。女的可能是中将的太太，身上穿着旗袍，一双高跟鞋甩在面前。驾驶舱里，一个中年飞行员靠在座位上，似乎熟睡着。
第二天，他们在离飞机约200米远的沙丘边，又发现了两具干尸，干尸的军装已被全部风化。最后认定，这是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的一名将领慌乱中驾机外逃迷失了方向。打开飞机上的一个小皮箱，里面放着十几根金条和一叠美钞，可见，逃跑时还是有准备的。此后的巡逻中，小分队再也没有见过人影。
四
小分队已经断水两天了，大家渴得嘴唇出血，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从地图上看，离孔雀河还有一段路程，只有互相搀扶着向前走。太阳落山了，他们实在走不动了，于是决定轻装。水壶、挎包扔下了，在楼兰捡的铜钱、鹿角扔下了，卫生员解下卫生箱说：“这里面还有三支葡萄糖呢。”大家都知道，这三支注射液是小分队最后的希望。
副队长王万喜用沙哑的声音说：“队长先喝，你是咱们的主心骨，你不能倒。”“那不行，我们要有难同当，有福共享。”队长何仕武望着大家说。于是，三支针剂，你递给我，我推给你，传到最后也没人动一下。队长的眼角潮湿了，大家也都流出了眼泪，无声的暖流滋润着一颗颗干渴的心。7双粗糙的手，不约而同地握在一起。最后，何队长命令道：“别再推让了，4个团员每2人1支，3个党员1支。”
3支针剂仿佛产生了特殊的功效，大家顿时来了精神，一鼓作气来到孔雀河边，趴在水里猛喝，那痛快劲甭提了。
从出发到完成任务归来，小分队在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荒原里，艰难地度过了180多天，徒步行走4150公里，等于从祖国东海岸走到帕米尔高原。小分队终于凯旋。
(欣师摘自《江南晚报》责任编辑／韩春萌)
“不好，有意外!”核试验总指挥部发出了紧急命令：“马上调查!”迅速出击的警卫小分队几乎查遍了整个原子弹禁控区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万事俱备，只待起爆。“不速之客”的出现搅得人坐立不安、神经紧绷。“把搜索范围扩大，认真巡查。”指挥部又下了一道秘密电令，几支小分队携带电台、干粮和水，向罗布泊纵深处挺进……
3天后的一个傍晚，小分队终于在3号目标区意外地发现一顶破帐篷，周围零乱地丢弃着一些干柴和几个破损的帐篷。小分队循着马蹄的印迹，穷追不舍，终于将这伙半人半鬼似的人马全部生擒。原来，1949年秋，人民解放军长驱西进，不堪一击的马步芳匪帮纷纷溃败，一小股残留匪徒无处可藏，只好逃往大漠戈壁，绝望地游荡着、挣扎着……。
这篇题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起爆前的意外发现》的文章，最先出现在一家杂志上，接着多家报纸进行了转载。后来此事还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就连两位美国学者合著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也引用了这个故事。面对这段反复“重复”的神话，曾亲自执行当年巡逻任务的一位老同志气得瞪大着眼睛说：哪来的土匪，谁见过土匪，胡编乱造，简直是吃饱撑得没事干……于是，他向笔者介绍了那次秘密巡逻的前后经过。
一
1964年4月，为确保我国首次核试验顺利进行，上级命令警卫营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小分队，沿试验场区边沿进行巡逻。主要目的是把场区外围的地形地物搞清楚，掌握第一手资料，再者看看禁区内有没有游动的牧民，若有，及时把他们请出来。
小分队由7人组成，队长何仕武、副队长王万喜。他们每人背着被子、毛毯、雨衣、两个水壶、270发子弹、8个手榴弹、一支冲锋枪、行军镐锹，还有粮袋和炊具，平均负重37公斤。没有向导，只有一张军用地图，一个指南针。为了保密，小分队对外的名称是“打猎队”。
巡逻小分队4月15日离开东大山哨所，沿南线进入塔里木盆地北沿，然后向东到若羌，行程1000多公里。此时，正是“秋老虎出山”的时节，不少水泉都已干枯。
这天，小分队在“雅丹”地形中跋涉了5个小时，气喘吁吁地来到一个叫“艾肯布拉克”的地方，军用地图上标着“流水泉”，队长何仕武找了半天，只找到一片洼地，伸出舌头润了润干裂的嘴唇，指着地图说：“又白跑了，哪有什么布拉克。”
大家正商议着如何继续找水时，突然一个小战士指着东北方向说：“看，那里有湖泊。”
何仕武抬头望去，果真远处有一线蔚蓝。在戈壁滩上，有了水就有了生命。大家都很兴奋，副队长王万喜举起了望远镜，纵目远眺，只见一片浩淼的烟波。接近地平线处，是蔚蓝的湖水。上面烟雾连天，按标尺计算，小分队离湖泊只不过5公里路，他高兴地说：“出发吧，下午可以到达那里，说不定湖里还有鱼呢，去改善一下。”
何仕武看着地图，纳闷了，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湖泊的标记，说不定会是海市蜃楼。王万喜不同意这种设想，他认为戈壁上常有潜流，那里或许是新形成的湖泊。
战士们兴致勃勃，说要去洗澡抓鱼。何仕武只好放弃了自己的假设，随大家一同去追踪湖泊。
他们在蘑菇形的土丘中整整盘旋了4个小时，连水的影子也没找到，开始还能看到流动的水波，仿佛还听到了汩汩的水声，但追出十几公里，湖泊仍然是那般远近。到后来，蔚蓝的水线突然消失了，迎面是一片高高低低的土丘，有的像伫立的仙女、有的似张牙舞爪的怪兽、有的像撑开的太阳伞，座座都是大自然巧夺天工的雕塑艺术品。小分队像进入迷宫一般，土丘间不时地回荡着奇妙的声音，时而像妇女的哀鸣、时而像乌鸦的怪叫，就连富有戈壁生活阅历的何仕武也不禁毛骨悚然。
二
一天早上，小分队正整理行装，何仕武发现在太阳升起的方向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建筑，他用望远镜辨认，看到是人工垒砌佛塔，“我们走到楼兰了!”他对大家说。楼兰曾经是西域的一个闻名古国，由于河水改道，便被风沙湮没在荒漠深处。自从1900年3月维吾尔族农民于德克重新发现这座古城之后，一直为中外考古学家所关注。
时值中午，小分队走进楼兰城，只见正方形的城池内，残留着断墙破院。有的院落里，房柱依存，倾斜而立。地面上散落着许多陶片、毡块、古钱币等，跑在前面的一个战士在佛塔下面拾到一串铜钱，大家都为新奇的发现欣喜若狂。在城外一座用石块垒成的古墓群边，何仕武看到一座黄沙覆盖的土丘，他用随身携带的小铁锹慢慢地向下挖，一个墓穴被掘开了。“啊，这儿还有人。”何仕武一声惊呼，战士们一齐围了上来，原来是一具女尸。大家屏息呼吸，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个少女，侧着身子，双腿弯曲，俨然熟睡一般。她古铜色的脸庞，眉清目秀，一头火红的长发，松松地编成两条长辫，置于胸间。姑娘身穿的长裙、皮靴，表面上也都完好无损。何仕武立即吩咐大家不要动手，保护文物。
第二天，小分队离开古楼兰遗址，继续向东巡逻。
三
这天下午气温有些反常，戈壁滩上风向不定。一个接一个的小旋风像鬼魂一样跟着小分队绕来绕去。小分队翻过一条大沙梁子，前面是一片黑色砾石铺就的开阔地。突然，一个战士惊呼说：“飞机，前面有飞机!”
何仕武举起望远镜，开阔地上真的停放着一架灰白色的飞机。官兵们子弹上膛，做好战斗准备，慢慢向飞机近处运动。500米、300米、100米，可以看到飞机的细部了，小分队停了下来。这是一架美国老式的LB－30型轰炸机，尽管油漆已经斑斑驳驳，但仍然可以辨出机翼上的国民党12角军徽，编号457。飞机的起落架已被沙石掩埋，显然在这里降落了很长时间。
小分队包围了飞机。奇怪的是，飞机周围连一点生命的气息都没有。舱门口已被沙石堵塞，费了好大劲，他们才把舱门打开，里面横躺着两男一女三具尸体，他们身上的肌肉已经萎缩，但从装束看，男的是军人，佩戴中将军衔。女的可能是中将的太太，身上穿着旗袍，一双高跟鞋甩在面前。驾驶舱里，一个中年飞行员靠在座位上，似乎熟睡着。
第二天，他们在离飞机约200米远的沙丘边，又发现了两具干尸，干尸的军装已被全部风化。最后认定，这是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的一名将领慌乱中驾机外逃迷失了方向。打开飞机上的一个小皮箱，里面放着十几根金条和一叠美钞，可见，逃跑时还是有准备的。此后的巡逻中，小分队再也没有见过人影。
四
小分队已经断水两天了，大家渴得嘴唇出血，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从地图上看，离孔雀河还有一段路程，只有互相搀扶着向前走。太阳落山了，他们实在走不动了，于是决定轻装。水壶、挎包扔下了，在楼兰捡的铜钱、鹿角扔下了，卫生员解下卫生箱说：“这里面还有三支葡萄糖呢。”大家都知道，这三支注射液是小分队最后的希望。
副队长王万喜用沙哑的声音说：“队长先喝，你是咱们的主心骨，你不能倒。”“那不行，我们要有难同当，有福共享。”队长何仕武望着大家说。于是，三支针剂，你递给我，我推给你，传到最后也没人动一下。队长的眼角潮湿了，大家也都流出了眼泪，无声的暖流滋润着一颗颗干渴的心。7双粗糙的手，不约而同地握在一起。最后，何队长命令道：“别再推让了，4个团员每2人1支，3个党员1支。”
3支针剂仿佛产生了特殊的功效，大家顿时来了精神，一鼓作气来到孔雀河边，趴在水里猛喝，那痛快劲甭提了。
从出发到完成任务归来，小分队在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荒原里，艰难地度过了180多天，徒步行走4150公里，等于从祖国东海岸走到帕米尔高原。小分队终于凯旋。
(欣师摘自《江南晚报》责任编辑／韩春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