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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2012年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和2017年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结构相似，都是序言长（20万字左右），正文短（只有几千字）。这种特殊的小说结构方式，体现出刘震云创作的深意在于揭示故事背后的“中国生活”“中国心态”;小说结构的艺术魅力在于“出人意料”以及它所带给读者的惊喜、回味和再创造。
2012和201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刘震云两部长篇小说，二者的结构很相似，都是序言（或前言）长，正文短。《我不是潘金莲》共287页，17.9万字，三个部分：第一章《序言：那一年》，106页;第二章《序言：二十年后》，162页;第三章《正文：玩呢》，17页。《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共297页，21.5万字，也是三部分：第一部分《前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268页;第二部分《前言：你认识所有人》，1页，共5个字：“一年过去了”;第三部分《正文：洗脚屋》，28页。
作为著名作家，刘震云关心现实，有深刻的使命感，但他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小说结构，把主要的篇幅用于序言（前言），而正文才占区区几千字？这样的结构有什么意义？正文的深意、正文的力量又在哪里？
一、“正文”讲了什么故事？
《玩呢》写一个叫史为民的人，是一家叫“又一村”的饭铺的老板。店里有一道名菜叫“连骨熟肉”，滋味特殊，供不应求。但老史每天只煮两锅肉，说是不能累着自己。卖肉之余，老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搓麻将。但老史一个礼拜只搓一回，也说是不能累着自己。接着写老史的姨妈死了，他去辽阳奔丧。回家时在北京转车，正值春运，买不到车票。老史灵机一动，在纸上描画了四个字：“我要申冤。”这张纸举过头顶没过一分钟，四个警察冲上来，把老史捺到了地上。然后是老董、老薛两个协警押送老史回家。
老董、老薛发现受骗后，责问老史为了赶回家搓麻将，居然欺骗党和政府。老史却说：“党和政府，还有你们，应该感谢麻将……本来我想上访，一想到打麻将，就改了主意。”又说：“二十多年前，在下当过县长，你们知道吗？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二十多年来，我该年年上访;但为了党和政府，我含冤负屈，在家煮肉;到头来，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倒认真了。”
原来，这史为民就是因为李雪莲上访，而被一撸到底的一连串干部之一。
《洗脚屋》则写一个叫马忠诚的人，因为意外升了副局长，五一长假全家去旅游，突然接到通知，一个人赶回单位值班。在等火车的时候，马忠诚被拉皮条的忽悠去了洗脚屋。在洗脚屋，他又禁不住诱惑，与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小说是这样写的：
“马忠诚瘫软在床上，还在喘息，门被一脚踹开，呼噜呼噜，闯进四条大汉。为首一人喊：
‘警察。’
马忠诚愣在那里。醒过神来，从床上折起要跑，被四个警察擒住四肢，捺到地上。
马忠诚和那妇人等都被押上车，拉到‘车站联防大队’，一系列利诱威逼，马忠诚明白了，原来联防大队意在罚款。罚了所有的现钞二千四百块之后，马忠诚又通过收买那个拉皮条的，知道了原来是洗脚屋与联防大队联手，通过‘钓鱼执法’敛财。
马忠诚明白了，跺了一下脚：
‘从头至尾，真够黑的。’”
那拉皮条的倒又反过来安慰他说“其实你没吃亏”，因为为他服务的五十多岁的妇人不是别人，原来是去年轰动全国的大案的主角，省长李安邦的老婆康淑萍。马忠诚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小说写道：
“马忠诚一个人在那里愣神。世事沧桑啊，马忠诚摇头。不知道她是康淑萍，觉得她跟钓鱼执法有些可恶，知道康淑萍目前的处境，对她的可恶有了另一番感慨;不知道她是康淑萍，觉得被罚二千四百块钱有些冤枉，知道她是康淑萍，等于花两千四百块钱，让省长夫人给自己做了口活，说起来也值当……”
二、“正文”与序言（或前言）的关系
序言，作者自己写的叫“自序”，多说明它的内容、写作缘由、经过、旨趣和特点;别人代写的序叫“代序”，多介绍和评论该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无疑，刘震云借用了一般关于“序言”的概念，但又另有用意。正文是文章的中心，篇幅长，内容多，而序言一般较短。但这两部长篇小说反其道而行之，序言很长，正文很短。很显然，不是作家把序言和正文的意思弄反了！
对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因为刚出版，作家本人还没有说过什么，但对于《我不是潘金莲》，作家却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史为民才是真正的主角，这就是无形的力量。表面看起来，小说是写李雪莲告状的事，但我真正要写的是史为民跟李雪莲和其他人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李雪莲因为自己假离婚的事，一下子告倒了市长、县长、县法院院长、专委等一批干部。在小说第一章里，史为民出现了两次，均无过错。所以他才说，“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
但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正文《洗脚屋》中出现的马忠诚，没有在小说的序言里出现过，与小说花费大量篇幅描写的人物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也没有一点关系。但在《洗脚屋》里，马忠诚又无疑是主要描写的人物。如果按照《我不是潘金莲》的逻辑，这马忠诚像史为民一样，也应该是一个与全书主旨有密切关系的人物。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史为民是把《正文：玩呢》与前面的《序言》连接起来的人物。这个人因为李雪莲案被撤了县长，沦落为卖肉的。《正文：玩呢》中的其他人物，都与《序言》没有关系。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康淑萍是与前面的《前言》连接起来的人物。这个人因为丈夫李安邦案发，从省长夫人沦落为“鸡”。《正文》中的其他人物，也都與《前言》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两部小说的《正文》，着重点不在人物、故事等方面与小说前面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我不是潘金莲》的《序言》和《正文》可以拆开来读，前者是长篇小说，后者是短篇小说。最典型的是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教授，他建议把《我不是潘金莲》的《序言》拿去得茅盾文学奖，《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依笔者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是一样。 因此，两部长篇小说的《正文》与小说大篇幅描写的故事之间维系着的，不是外在人物故事的联系，而是一种埋藏较深的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是什么？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需要人们深入研究的。
三、“正文”的深意
笔者以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五年前的《我不是潘金莲》不仅在结构，而且在主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小说揭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我不是潘金莲》，故事很简单，一个农村妇女为了使非法生育二胎合法，与丈夫假离婚，谁知被丈夫钻了空子，弄假成真。这农村妇女李雪莲是个倔脾气，非要讨个说法，连法院判决也不放在眼里。于是，一连串的故事就发生了，她上访了二十年，闯了人民大会堂，一下子把市长、县长一干人都拉下马了。从法律上看，李雪莲并无冤情，这些因为她而下台的各级官员倒是冤深似海。
这就值得深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刘震云自己说：“当代中国不缺故事，但是，作家写的一定不能只是故事……作家要写的一定是故事背后的第二层、第三层意思。”
作家是用故事表达的，不会直接说出意图来。即使作家接受访谈，也不一定会说白说透。而且即使作家想说，也未必说得清。因为对于作品，读者自有各自的理解，要是都能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作品倒反而没有张力和深度了。
据笔者愚见，两部小说表达了一个相似相关的主旨——《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老百姓的无法无天，《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的是官员的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的共同特点是：目无法纪，没有底线。目无法纪，是法律层面的;没有底线，是道德层面的。两部小说侧重点有所区别。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是一大批官员含冤负屈。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是一大批官员滥用职权。前者，没怎么写官员腐败，反而是一些老百姓蛮不讲理。后者，似乎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例如，《洗脚屋》一开头，就写××市环保局，“年初一个副局长到站，腾出一个副局长位置，单位打成一锅粥。十来个科长相互告状，人人还实名举报……人人屁股上有屎，不举报没屎，一举报就有屎。马忠诚没举报别人，别人也没有举报马忠诚——谁也没想到马忠诚会成为竞争对手;一锅粥煮成了烂粥，锅外的马忠诚，最后因祸得福”。
19世纪，英国哲学家塞缪尔·斯麦尔斯在其《品格的力量》一书中转述了马丁·路德的话：“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还有哲人说过，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了几个素不相的人，这些原来半点都搭不上边的人，后来就搅在了一起，仿佛起了化学反应，搅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人与人，盘根错节，构成社会。社会中，原本互不相干的人走到一起，上演了一出出肮脏而荒唐的闹剧。百姓无法无天，官员无法无天，这还不荒唐？那么，根子在哪儿？这大概就是作家刘震云要表达、要追问的，当然也是读者要追问、要深思的。
目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有一个“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为了更具体地理解总书记的话，笔者在这里再引政治学家俞可平的一段话：
“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实是继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不断地从以‘官员的权力本位’为表征的传统政治，走向‘以公民的权利本位’为表征的现代政治，是社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四、“正文”的艺术魅力
读者看这两部小说，当读到“正文”时，往往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原来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如果你要问怎么回事，有人会说，这也太好玩了。也有人会说，这也太“绕”了。其实，对于作家刘震云来说，在此之前，就已经对长篇小说的结构做了相关尝试。譬如《手机》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2003年，15.8万字，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影响很大。小说也是三部分，第一章《吕桂花——另一个人说》，写20世纪60年代末打电话的故事。第二章《于文娟 沈雪 伍月》，写21世纪初手机的故事。两章的主角，都是严守一。但到了第三章《严朱氏》，却是写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捎口信的故事。严朱氏是严守一的奶奶，在第三章，她也并不是主要人物。
这第三章还有一个题目，叫《口信》，曾作为独立的短篇小说收录在刘震云的小说集里。小说写1927年，严守一的爷爷严白孩在口外营生，为了找儿子严白孩年底回家成亲，严守一的曾祖父严老有托贩驴的老崔带了一个口信。老崔应下了，但中途遭了抢劫，自己流落他乡，没能带到口信。于是，老崔又托戏班子里打鼓的老胡，老胡也因为变故，没能带到口信。老胡无奈，又托挖鸡眼的小罗，小罗终于带到了这个口信。但小罗已忘了口信的内容，只记得是让严白孩尽快回家，家里有急事。严白孩紧赶慢赶回到家，当初计划嫁给严白孩的马家姑娘，已经嫁给了严白孩的大弟弟严黑孩，已生了一个孩子，肚子里又怀了一个。严老有只得让本来说给小儿子严青孩的朱家姑娘，也就是后来的严朱氏，与大儿子严白孩成了亲。此时，距离当初带口信，时间已经过去四五年了。
《手机》这部小说本是写手机的，在之前写到打电话，也属正常。手机不就是移动电话吗？但在小说最后，作家又写了一个口信的故事，而且写得那么曲折有趣。有了这个口信的故事，不仅使小说更有趣味了，也使小说的内涵、深度、力量都得到了加强。
但《手机》的正文绝对还是小说的第二部分，写严守一与几个女人因为手机而发生的故事。然而到了《我不是潘金莲》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原本像是附录的《玩呢》和《洗脚屋》，因为揭示主旨的深刻性，作家索性給了一个“正文”的名分。这样就使小说“更无形、更有力量、更能逼近真正生活的本质和真实”。
回到“艺术魅力”这个本题。这两篇短短的“正文”，最大的魅力即在于出人意料。这种出人意料带给读者的是惊喜，是回味，甚至是再创造。最终，能促使读者去思索“故事背后的第二层、第三层意思”。例如，《玩呢》结尾：
“老董问：‘老薛，这次遣送，回去怎么向领导汇报呢？’
老薛：‘照实说，想翻县长的案。这事显得大，也严肃。’
老董：‘就是，一件严肃的事，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
而事实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政治笑话。
《洗脚屋》结尾，马忠诚已经了解了钓鱼执法的真相，回到车站，又遇上了另一个拉皮条的胖子，胖子像以前的瘦猴一样在忽悠马忠诚，劝他去洗脚屋“解解乏”，马忠诚一直摇头——
“胖子：‘大哥，大过节的，你咋就不听劝呢？’
马忠诚：‘我说一句话，你就不劝了。’
胖子：‘啥话？’
马忠诚：‘在老家，我也是开洗脚屋的。’
胖子一愣，笑了：‘原来是同行。’”
马忠诚的话，当然是瞎话。他是政府官员，怎么成了开洗脚屋的了呢？这里有没有一点别的意思呢？读者读到这里，不免要歪着头想一想吧！
刘震云说过：“不是说我的小说绕吗？其实读者看的就是这个绕。”又说：“问题是中国的作家太直白了，太不绕了。”
的确，这个“绕”，大概就是这两篇“正文”的魅力所在吧！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
作者简介：陈英（1968-），女，江苏常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2012和201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刘震云两部长篇小说，二者的结构很相似，都是序言（或前言）长，正文短。《我不是潘金莲》共287页，17.9万字，三个部分：第一章《序言：那一年》，106页;第二章《序言：二十年后》，162页;第三章《正文：玩呢》，17页。《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共297页，21.5万字，也是三部分：第一部分《前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268页;第二部分《前言：你认识所有人》，1页，共5个字：“一年过去了”;第三部分《正文：洗脚屋》，28页。
作为著名作家，刘震云关心现实，有深刻的使命感，但他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小说结构，把主要的篇幅用于序言（前言），而正文才占区区几千字？这样的结构有什么意义？正文的深意、正文的力量又在哪里？
一、“正文”讲了什么故事？
《玩呢》写一个叫史为民的人，是一家叫“又一村”的饭铺的老板。店里有一道名菜叫“连骨熟肉”，滋味特殊，供不应求。但老史每天只煮两锅肉，说是不能累着自己。卖肉之余，老史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搓麻将。但老史一个礼拜只搓一回，也说是不能累着自己。接着写老史的姨妈死了，他去辽阳奔丧。回家时在北京转车，正值春运，买不到车票。老史灵机一动，在纸上描画了四个字：“我要申冤。”这张纸举过头顶没过一分钟，四个警察冲上来，把老史捺到了地上。然后是老董、老薛两个协警押送老史回家。
老董、老薛发现受骗后，责问老史为了赶回家搓麻将，居然欺骗党和政府。老史却说：“党和政府，还有你们，应该感谢麻将……本来我想上访，一想到打麻将，就改了主意。”又说：“二十多年前，在下当过县长，你们知道吗？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二十多年来，我该年年上访;但为了党和政府，我含冤负屈，在家煮肉;到头来，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倒认真了。”
原来，这史为民就是因为李雪莲上访，而被一撸到底的一连串干部之一。
《洗脚屋》则写一个叫马忠诚的人，因为意外升了副局长，五一长假全家去旅游，突然接到通知，一个人赶回单位值班。在等火车的时候，马忠诚被拉皮条的忽悠去了洗脚屋。在洗脚屋，他又禁不住诱惑，与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做了不该做的事。小说是这样写的：
“马忠诚瘫软在床上，还在喘息，门被一脚踹开，呼噜呼噜，闯进四条大汉。为首一人喊：
‘警察。’
马忠诚愣在那里。醒过神来，从床上折起要跑，被四个警察擒住四肢，捺到地上。
马忠诚和那妇人等都被押上车，拉到‘车站联防大队’，一系列利诱威逼，马忠诚明白了，原来联防大队意在罚款。罚了所有的现钞二千四百块之后，马忠诚又通过收买那个拉皮条的，知道了原来是洗脚屋与联防大队联手，通过‘钓鱼执法’敛财。
马忠诚明白了，跺了一下脚：
‘从头至尾，真够黑的。’”
那拉皮条的倒又反过来安慰他说“其实你没吃亏”，因为为他服务的五十多岁的妇人不是别人，原来是去年轰动全国的大案的主角，省长李安邦的老婆康淑萍。马忠诚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小说写道：
“马忠诚一个人在那里愣神。世事沧桑啊，马忠诚摇头。不知道她是康淑萍，觉得她跟钓鱼执法有些可恶，知道康淑萍目前的处境，对她的可恶有了另一番感慨;不知道她是康淑萍，觉得被罚二千四百块钱有些冤枉，知道她是康淑萍，等于花两千四百块钱，让省长夫人给自己做了口活，说起来也值当……”
二、“正文”与序言（或前言）的关系
序言，作者自己写的叫“自序”，多说明它的内容、写作缘由、经过、旨趣和特点;别人代写的序叫“代序”，多介绍和评论该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无疑，刘震云借用了一般关于“序言”的概念，但又另有用意。正文是文章的中心，篇幅长，内容多，而序言一般较短。但这两部长篇小说反其道而行之，序言很长，正文很短。很显然，不是作家把序言和正文的意思弄反了！
对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因为刚出版，作家本人还没有说过什么，但对于《我不是潘金莲》，作家却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史为民才是真正的主角，这就是无形的力量。表面看起来，小说是写李雪莲告状的事，但我真正要写的是史为民跟李雪莲和其他人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李雪莲因为自己假离婚的事，一下子告倒了市长、县长、县法院院长、专委等一批干部。在小说第一章里，史为民出现了两次，均无过错。所以他才说，“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
但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正文《洗脚屋》中出现的马忠诚，没有在小说的序言里出现过，与小说花费大量篇幅描写的人物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也没有一点关系。但在《洗脚屋》里，马忠诚又无疑是主要描写的人物。如果按照《我不是潘金莲》的逻辑，这马忠诚像史为民一样，也应该是一个与全书主旨有密切关系的人物。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史为民是把《正文：玩呢》与前面的《序言》连接起来的人物。这个人因为李雪莲案被撤了县长，沦落为卖肉的。《正文：玩呢》中的其他人物，都与《序言》没有关系。
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康淑萍是与前面的《前言》连接起来的人物。这个人因为丈夫李安邦案发，从省长夫人沦落为“鸡”。《正文》中的其他人物，也都與《前言》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两部小说的《正文》，着重点不在人物、故事等方面与小说前面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认为，《我不是潘金莲》的《序言》和《正文》可以拆开来读，前者是长篇小说，后者是短篇小说。最典型的是著名评论家张颐武教授，他建议把《我不是潘金莲》的《序言》拿去得茅盾文学奖，《正文》拿去得鲁迅文学奖。依笔者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是一样。 因此，两部长篇小说的《正文》与小说大篇幅描写的故事之间维系着的，不是外在人物故事的联系，而是一种埋藏较深的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是什么？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需要人们深入研究的。
三、“正文”的深意
笔者以为，《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与五年前的《我不是潘金莲》不仅在结构，而且在主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小说揭示了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我不是潘金莲》，故事很简单，一个农村妇女为了使非法生育二胎合法，与丈夫假离婚，谁知被丈夫钻了空子，弄假成真。这农村妇女李雪莲是个倔脾气，非要讨个说法，连法院判决也不放在眼里。于是，一连串的故事就发生了，她上访了二十年，闯了人民大会堂，一下子把市长、县长一干人都拉下马了。从法律上看，李雪莲并无冤情，这些因为她而下台的各级官员倒是冤深似海。
这就值得深思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刘震云自己说：“当代中国不缺故事，但是，作家写的一定不能只是故事……作家要写的一定是故事背后的第二层、第三层意思。”
作家是用故事表达的，不会直接说出意图来。即使作家接受访谈，也不一定会说白说透。而且即使作家想说，也未必说得清。因为对于作品，读者自有各自的理解，要是都能几句话就说明白了，作品倒反而没有张力和深度了。
据笔者愚见，两部小说表达了一个相似相关的主旨——《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老百姓的无法无天，《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的是官员的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的共同特点是：目无法纪，没有底线。目无法纪，是法律层面的;没有底线，是道德层面的。两部小说侧重点有所区别。在《我不是潘金莲》中，是一大批官员含冤负屈。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是一大批官员滥用职权。前者，没怎么写官员腐败，反而是一些老百姓蛮不讲理。后者，似乎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例如，《洗脚屋》一开头，就写××市环保局，“年初一个副局长到站，腾出一个副局长位置，单位打成一锅粥。十来个科长相互告状，人人还实名举报……人人屁股上有屎，不举报没屎，一举报就有屎。马忠诚没举报别人，别人也没有举报马忠诚——谁也没想到马忠诚会成为竞争对手;一锅粥煮成了烂粥，锅外的马忠诚，最后因祸得福”。
19世纪，英国哲学家塞缪尔·斯麦尔斯在其《品格的力量》一书中转述了马丁·路德的话：“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品格之高下。”还有哲人说过，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写了几个素不相的人，这些原来半点都搭不上边的人，后来就搅在了一起，仿佛起了化学反应，搅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人与人，盘根错节，构成社会。社会中，原本互不相干的人走到一起，上演了一出出肮脏而荒唐的闹剧。百姓无法无天，官员无法无天，这还不荒唐？那么，根子在哪儿？这大概就是作家刘震云要表达、要追问的，当然也是读者要追问、要深思的。
目前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有一个“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为了更具体地理解总书记的话，笔者在这里再引政治学家俞可平的一段话：
“国家治理现代化，其实是继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不断地从以‘官员的权力本位’为表征的传统政治，走向‘以公民的权利本位’为表征的现代政治，是社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
四、“正文”的艺术魅力
读者看这两部小说，当读到“正文”时，往往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原来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如果你要问怎么回事，有人会说，这也太好玩了。也有人会说，这也太“绕”了。其实，对于作家刘震云来说，在此之前，就已经对长篇小说的结构做了相关尝试。譬如《手机》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于2003年，15.8万字，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影响很大。小说也是三部分，第一章《吕桂花——另一个人说》，写20世纪60年代末打电话的故事。第二章《于文娟 沈雪 伍月》，写21世纪初手机的故事。两章的主角，都是严守一。但到了第三章《严朱氏》，却是写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捎口信的故事。严朱氏是严守一的奶奶，在第三章，她也并不是主要人物。
这第三章还有一个题目，叫《口信》，曾作为独立的短篇小说收录在刘震云的小说集里。小说写1927年，严守一的爷爷严白孩在口外营生，为了找儿子严白孩年底回家成亲，严守一的曾祖父严老有托贩驴的老崔带了一个口信。老崔应下了，但中途遭了抢劫，自己流落他乡，没能带到口信。于是，老崔又托戏班子里打鼓的老胡，老胡也因为变故，没能带到口信。老胡无奈，又托挖鸡眼的小罗，小罗终于带到了这个口信。但小罗已忘了口信的内容，只记得是让严白孩尽快回家，家里有急事。严白孩紧赶慢赶回到家，当初计划嫁给严白孩的马家姑娘，已经嫁给了严白孩的大弟弟严黑孩，已生了一个孩子，肚子里又怀了一个。严老有只得让本来说给小儿子严青孩的朱家姑娘，也就是后来的严朱氏，与大儿子严白孩成了亲。此时，距离当初带口信，时间已经过去四五年了。
《手机》这部小说本是写手机的，在之前写到打电话，也属正常。手机不就是移动电话吗？但在小说最后，作家又写了一个口信的故事，而且写得那么曲折有趣。有了这个口信的故事，不仅使小说更有趣味了，也使小说的内涵、深度、力量都得到了加强。
但《手机》的正文绝对还是小说的第二部分，写严守一与几个女人因为手机而发生的故事。然而到了《我不是潘金莲》和《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原本像是附录的《玩呢》和《洗脚屋》，因为揭示主旨的深刻性，作家索性給了一个“正文”的名分。这样就使小说“更无形、更有力量、更能逼近真正生活的本质和真实”。
回到“艺术魅力”这个本题。这两篇短短的“正文”，最大的魅力即在于出人意料。这种出人意料带给读者的是惊喜，是回味，甚至是再创造。最终，能促使读者去思索“故事背后的第二层、第三层意思”。例如，《玩呢》结尾：
“老董问：‘老薛，这次遣送，回去怎么向领导汇报呢？’
老薛：‘照实说，想翻县长的案。这事显得大，也严肃。’
老董：‘就是，一件严肃的事，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
而事实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一个政治笑话。
《洗脚屋》结尾，马忠诚已经了解了钓鱼执法的真相，回到车站，又遇上了另一个拉皮条的胖子，胖子像以前的瘦猴一样在忽悠马忠诚，劝他去洗脚屋“解解乏”，马忠诚一直摇头——
“胖子：‘大哥，大过节的，你咋就不听劝呢？’
马忠诚：‘我说一句话，你就不劝了。’
胖子：‘啥话？’
马忠诚：‘在老家，我也是开洗脚屋的。’
胖子一愣，笑了：‘原来是同行。’”
马忠诚的话，当然是瞎话。他是政府官员，怎么成了开洗脚屋的了呢？这里有没有一点别的意思呢？读者读到这里，不免要歪着头想一想吧！
刘震云说过：“不是说我的小说绕吗？其实读者看的就是这个绕。”又说：“问题是中国的作家太直白了，太不绕了。”
的确，这个“绕”，大概就是这两篇“正文”的魅力所在吧！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卫生分院）
作者简介：陈英（1968-），女，江苏常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