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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网络上出现了大量与疫情相关的谣言信息，不仅引发了社会的恐慌和不安情绪，而且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期间所产生的网络造谣和辟谣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类型、传播特征、辟谣信息和危害性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谣言；建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2-0122-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下医患矛盾热点事件公众情绪演化机理与疏导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CGL070；四川省科技厅项目“新媒体视阈下疫苗安全事件的网络舆情特征与治理机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JDR0102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网络上出现大量与疫情相关的谣言信息。研究发现，网络谣言不仅会引发社会恐慌和不安情绪，而且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引发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1-2]。因此，探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负面效应，不仅可以为相关部门治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提供依据，而且可以为相关部门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期间所产生的网络造谣和辟谣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类型、传播特征、辟谣信息和危害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通过多方权威信源的搜集与整理，全面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期间所产生的造谣和辟谣文本。笔者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关键词，同时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和“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实时疫情”谣言征集板块上收集相关谣言信息，在删除重复项后，最终综合整理出共557条谣言信息，将其整理成研究所用数据库。
（二）数据分析方法与编码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基本步骤如下：一是根据研究范围搜集样本数据；二是根据研究内容确定分析单元；三是对样本进行编码，取得量化数据，并进一步进行统计和分析。
内容分析法的核心是构建分析框架，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分析单元和分析类目[3]。本研究选择谣言文本中的谣言内容、谣言来源、辟谣方信息、辟谣信息首发媒介、谣言危害性五种信息内容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并设立如表1所示的分析类目。
本研究编码规则如下：一是尽量采用文本本身的描述；二是对于二分类变量，采用数值“0”和“1”表示，对于多分类变量，采用数值“1”至“12”顺序编码，使研究过程具有可重复性[4]。
（三）信度分析
信度是对文献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定性的检验[3]。本研究对文本编码的信度进行检验，如当两个编码员观点一致时，则依据编码数值进行标记，反之，则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分析，再次进行编码，以确保编码达到一致性。本研究两位编码员的一致性比例超过80%，编码结果可以被接受。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网络谣言特征
（一）谣言内容分类
传播主体、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发展在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信息选择渠道的同时，也使个性化、差异化的信息需求日趋强烈[5]。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公众对病毒来源、传播方式等相关信息缺乏认知，于是大量谣言信息应运而生，这反映了公众的信息需求。研究结果显示，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按照内容可以分为病毒防护、疫情防控、疫情发展、地方政府污名化、病毒传播、复工复学、新冠肺炎治疗、感染者行为、病毒危害性、海外疫情、新冠肺炎症状及易感人群以及其他类型谣言。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为病毒防护类143条（25.7%），疫情防控类112条（20.1%），疫情发展类75条（13.5%），其余类型相对较少，如表2所示。这说明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的信息需求主要是针对病毒防护、疫情防控和疫情发展三个方面的。
（二）谣言来源特征
在谣言的传播中，谣言的传播源头及变异路径是一个值得重點关注的话题[6]。由于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谣言文本经过不断传播，谣言来源往往较难考证。因此，本研究将谣言来源划分为模糊来源和明确来源。模糊来源是指无法追溯到谣言发布主体或指向不明确的谣言，如“多名人士透露”等；明确来源指有谣言源于明确主体的谣言，如“张某某”等。研究结果显示，在557条谣言样本中，共有487条谣言信息的来源是模糊的，占87.4%；明确来源的信息共69条，占所有谣言的12.4%，谣言信息来源以不明确来源为主，这给谣言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三）辟谣信息特征
第一，辟谣方信息特征。与谣言来源分类相同，辟谣方主体也可以分为模糊来源与明确来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进一步将明确来源按照发布主体的不同划分为中央机构、地方机构、专业人士、权威自媒体以及利益相关方。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模糊来源共109条（19.6%），明确来源共448条（80.4%），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有专业的互联网辟谣平台可以对谣言进行实时跟踪，辟谣信息相对完整。在明确来源的辟谣信息中，来自地方机构的数量最多，共255条，占明确来源的56.9%；来自专业人士的共77条，占明确来源的17.2%；来自权威自媒体的共65条，占明确来源的14.5%；来自中央机构的共50条，占明确来源的11.2%；来自利益相关方的数量最少，只有1条，占明确来源的0.2%，这条信息来自李文亮的妻子。 第二，辟谣信息首发媒体特征。辟谣信息发布后会迅速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本研究对辟谣信息首发媒体进行跟踪，将辟谣信息首发媒体按照创办机构分为中央媒体、地方党媒、全国性市场化媒体、地方都市媒体、垂直领域权威自媒体五种类型以及辟谣信息首发媒体不明确的谣言。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辟谣信息发布主体中73.6%为官方媒体，其中地方党媒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共246条，占44.2%；其次为中央媒体，共164条，占29.4%。除官方媒介外，垂直领域权威自媒体，共75条，占13.5%；全国性市场化媒体共51条，占9.2%；地方都市媒体数量最少，共12条，占2.2%。此外，辟谣信息首发媒体不明确的共9条，占1.6%。以上数据说明，相对于中央媒体，地方党媒对公众信息需求的关注度更高。
（四）谣言危害性特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与后果的危害性給社会生活和公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7]。根据谣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不同，本研究将谣言的危害性划分为引发社会恐慌、未造成影响、损坏名誉、破坏政府公信力和威胁生命健康五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危害性以引发社会恐慌为主，共占46.7%；其次为未造成影响，即仅陈述了客观事实信息，不会产生危害性的谣言，共占45.4%；损坏名誉、破坏政府公信力和威胁生命健康的谣言信息所占比例较少，分别为3.4%、3.4%、1.1%。这表明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谣言的危害性以社会恐慌为主，其原因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范围广、影响范围大、与老百姓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对引发社会恐慌的谣言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当谣言内容涉及封城封路、某地又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病毒可通过某种方式传播、有感染者逃跑和病毒会引发危害时，社会公众会产生恐惧感，进而引发社会恐慌。
四、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完善舆情预警系统，建立双向信息沟通机制
网络舆情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滋长环境，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预警和研判，将有利于把握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发展态势[8]。首先，要完善舆情预警系统，主要包括完善舆情监测预警系统和舆情应对系统。舆情监测预警系统需要时刻关注网络上出现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要运用网络爬虫技术搜集相关舆情信息，并进行数据分析，识别高频敏感词汇，判定其是否为谣言，若是谣言，则开启预警，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避免其影响的扩大；舆情应对系统需要在舆情预警系统识别到高频谣言敏感词汇时立即启动，对消极谣言信息进行处理，形成避免网络谣言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体制机制[9]。其次，要建立双向信息沟通机制，聆听社会公众的需求与建议，有效处理网络舆情造成的影响。
（二）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满足公众信息需求
研究发现，网络谣言止于信息公开[10]。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公众的信息需求主要针对病毒防护、疫情防控和疫情发展三个方面，因此，有关部门要及时、统一地发布有关病毒防护、疫情防控和疫情发展三方面的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首先，有关部门可以借助官方平台及时发布科学的预防措施以及目前疫情发展的相关消息，让谣言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无法引起公众关注，从而降低谣言信息的负面效应；其次，有关部门要及时对已出现的谣言信息进行核实和处理，并通过统一平台进行结果发布，保持信息的透明性，使公众增加对疫情信息的了解，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降低其内心的恐慌感。
（三）政府发挥监管作用，媒体加强内容审核
网络谣言的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加强监管，也需要媒体加强内容审核。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管，避免不良媒体为博关注散布虚假信息；其次，媒体应主动加强对相关信息的内容审核，及时、客观地公布事实真相，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事件信息真实性进行核查，消除谣言的负面影响[11]；再次，媒体应该在网络谣言出现时及时制止谣言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主动公布信息的真实性情况，引导公众的信息需求；最后，在网络用户信息注册过程中，媒体要强制实名制，避免不怀好意之人出现不良意图。
（四）社区开展居民信息教育，增强居民谣言鉴别能力
研究发现，网络谣言的传播滋生于匿名、互动、弱把关的群体传播。因此，社区需要主动开展居民信息教育，增强居民的谣言鉴别能力。首先，可以通过开展居民教育活动，举办识别网络谣言特征的教育讲座，使居民能有效识别和分析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真实性，坚持以官方发布为准；其次，可以借助居民喜闻乐见的新媒体，让居民更加形象深刻地了解网络谣言及其危害性，督促他们从自身做起，做到不传谣、不信谣，进而影响身边的人，有效降低网络谣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借助网络发表自己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简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参与讨论，关注事件发展，与此同时，未经证实的片面虚假谣言也应运而生。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谣言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政府要引起关注，积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共事件向好发展，要通过政府、社区、公众个人等多主体的共同努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建设优良的网络信息生态环境，进行网络谣言治理。
参考文献：
[1] 王国华，汪娟，方付建.基于案例分析的网络谣言事件政府应对研究[J].情报杂志，2011（10）：72-76.
[2] 温志强，李永俊.融媒体时代基于语义识别的网络舆情风险智能预警体系构建[J].理论探索，2019（6）：89-91.
[3] 夏清华，宋慧.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内外学者创业动机研究[J].管理学报，2011，08（8）：1190-1194，1200.
[4] 秦石磊，杨倩.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发达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研究[J].技术经济管理，2009，28（5）：1-7.
[5] 黄馨.疾控机构公众号健康信息传播的优化路径[J].青年记者，2020（05）：10-11.
[6] 孙卫华.公共表达的变异：网络政治谣言现象研究[J].当代传播，2015（06）：49-52.
[7] 韩玮，陈樱花，陈安.基于KANO模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的公众需求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5）：9-16.
[8] 曾润喜，魏冯.政媒共治：灾难事件中网络造谣与辟谣的信息行为研究——基于“8·12天津爆炸事故”谣言的内容分析[J].电子政务，2016（05）：25-34.
[9] 任中义.中国政治文化安全与网络谣言治理[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81-83.
[10] 孙丽，余建华.网络谣言的特征、成因与治理[J].电子政务，2014（04）：69-75.
[11] 王理，谢耘耕.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实证分析——基于2010-2012年间网络谣言信息的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4（2）：86-99.
作者简介：赵富丽（1997—），女，河南周口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舆情管理、卫生事业管理。
段桂敏（1980—），女，河北沧州人，博士，教授，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卫生事业管理。
陈丽君（1997—），女，四川南充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舆情管理、卫生事业管理。
关键词：新冠肺炎；谣言；建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2-0122-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下医患矛盾热点事件公众情绪演化机理与疏导策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CGL070；四川省科技厅项目“新媒体视阈下疫苗安全事件的网络舆情特征与治理机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JDR0102
一、引言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网络上出现大量与疫情相关的谣言信息。研究发现，网络谣言不仅会引发社会恐慌和不安情绪，而且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引发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1-2]。因此，探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及负面效应，不仅可以为相关部门治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提供依据，而且可以为相关部门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本研究系统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期间所产生的网络造谣和辟谣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类型、传播特征、辟谣信息和危害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通过多方权威信源的搜集与整理，全面梳理了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期间所产生的造谣和辟谣文本。笔者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关键词，同时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和“丁香医生”微信公众号“实时疫情”谣言征集板块上收集相关谣言信息，在删除重复项后，最终综合整理出共557条谣言信息，将其整理成研究所用数据库。
（二）数据分析方法与编码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基本步骤如下：一是根据研究范围搜集样本数据；二是根据研究内容确定分析单元；三是对样本进行编码，取得量化数据，并进一步进行统计和分析。
内容分析法的核心是构建分析框架，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分析单元和分析类目[3]。本研究选择谣言文本中的谣言内容、谣言来源、辟谣方信息、辟谣信息首发媒介、谣言危害性五种信息内容作为一个分析单元，并设立如表1所示的分析类目。
本研究编码规则如下：一是尽量采用文本本身的描述；二是对于二分类变量，采用数值“0”和“1”表示，对于多分类变量，采用数值“1”至“12”顺序编码，使研究过程具有可重复性[4]。
（三）信度分析
信度是对文献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定性的检验[3]。本研究对文本编码的信度进行检验，如当两个编码员观点一致时，则依据编码数值进行标记，反之，则邀请专家进行讨论分析，再次进行编码，以确保编码达到一致性。本研究两位编码员的一致性比例超过80%，编码结果可以被接受。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网络谣言特征
（一）谣言内容分类
传播主体、传播媒介的多元化发展在为公众提供了更加广泛的信息选择渠道的同时，也使个性化、差异化的信息需求日趋强烈[5]。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公众对病毒来源、传播方式等相关信息缺乏认知，于是大量谣言信息应运而生，这反映了公众的信息需求。研究结果显示，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按照内容可以分为病毒防护、疫情防控、疫情发展、地方政府污名化、病毒传播、复工复学、新冠肺炎治疗、感染者行为、病毒危害性、海外疫情、新冠肺炎症状及易感人群以及其他类型谣言。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为病毒防护类143条（25.7%），疫情防控类112条（20.1%），疫情发展类75条（13.5%），其余类型相对较少，如表2所示。这说明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公众的信息需求主要是针对病毒防护、疫情防控和疫情发展三个方面的。
（二）谣言来源特征
在谣言的传播中，谣言的传播源头及变异路径是一个值得重點关注的话题[6]。由于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谣言文本经过不断传播，谣言来源往往较难考证。因此，本研究将谣言来源划分为模糊来源和明确来源。模糊来源是指无法追溯到谣言发布主体或指向不明确的谣言，如“多名人士透露”等；明确来源指有谣言源于明确主体的谣言，如“张某某”等。研究结果显示，在557条谣言样本中，共有487条谣言信息的来源是模糊的，占87.4%；明确来源的信息共69条，占所有谣言的12.4%，谣言信息来源以不明确来源为主，这给谣言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三）辟谣信息特征
第一，辟谣方信息特征。与谣言来源分类相同，辟谣方主体也可以分为模糊来源与明确来源，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进一步将明确来源按照发布主体的不同划分为中央机构、地方机构、专业人士、权威自媒体以及利益相关方。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模糊来源共109条（19.6%），明确来源共448条（80.4%），其原因可能是我国有专业的互联网辟谣平台可以对谣言进行实时跟踪，辟谣信息相对完整。在明确来源的辟谣信息中，来自地方机构的数量最多，共255条，占明确来源的56.9%；来自专业人士的共77条，占明确来源的17.2%；来自权威自媒体的共65条，占明确来源的14.5%；来自中央机构的共50条，占明确来源的11.2%；来自利益相关方的数量最少，只有1条，占明确来源的0.2%，这条信息来自李文亮的妻子。 第二，辟谣信息首发媒体特征。辟谣信息发布后会迅速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本研究对辟谣信息首发媒体进行跟踪，将辟谣信息首发媒体按照创办机构分为中央媒体、地方党媒、全国性市场化媒体、地方都市媒体、垂直领域权威自媒体五种类型以及辟谣信息首发媒体不明确的谣言。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辟谣信息发布主体中73.6%为官方媒体，其中地方党媒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共246条，占44.2%；其次为中央媒体，共164条，占29.4%。除官方媒介外，垂直领域权威自媒体，共75条，占13.5%；全国性市场化媒体共51条，占9.2%；地方都市媒体数量最少，共12条，占2.2%。此外，辟谣信息首发媒体不明确的共9条，占1.6%。以上数据说明，相对于中央媒体，地方党媒对公众信息需求的关注度更高。
（四）谣言危害性特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性与后果的危害性給社会生活和公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7]。根据谣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不同，本研究将谣言的危害性划分为引发社会恐慌、未造成影响、损坏名誉、破坏政府公信力和威胁生命健康五种类型。研究结果显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危害性以引发社会恐慌为主，共占46.7%；其次为未造成影响，即仅陈述了客观事实信息，不会产生危害性的谣言，共占45.4%；损坏名誉、破坏政府公信力和威胁生命健康的谣言信息所占比例较少，分别为3.4%、3.4%、1.1%。这表明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谣言的危害性以社会恐慌为主，其原因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范围广、影响范围大、与老百姓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对引发社会恐慌的谣言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当谣言内容涉及封城封路、某地又出现新冠肺炎感染者、病毒可通过某种方式传播、有感染者逃跑和病毒会引发危害时，社会公众会产生恐惧感，进而引发社会恐慌。
四、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完善舆情预警系统，建立双向信息沟通机制
网络舆情是网络谣言传播的滋长环境，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预警和研判，将有利于把握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发展态势[8]。首先，要完善舆情预警系统，主要包括完善舆情监测预警系统和舆情应对系统。舆情监测预警系统需要时刻关注网络上出现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要运用网络爬虫技术搜集相关舆情信息，并进行数据分析，识别高频敏感词汇，判定其是否为谣言，若是谣言，则开启预警，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避免其影响的扩大；舆情应对系统需要在舆情预警系统识别到高频谣言敏感词汇时立即启动，对消极谣言信息进行处理，形成避免网络谣言信息在网络空间中传播的体制机制[9]。其次，要建立双向信息沟通机制，聆听社会公众的需求与建议，有效处理网络舆情造成的影响。
（二）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满足公众信息需求
研究发现，网络谣言止于信息公开[10]。描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公众的信息需求主要针对病毒防护、疫情防控和疫情发展三个方面，因此，有关部门要及时、统一地发布有关病毒防护、疫情防控和疫情发展三方面的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首先，有关部门可以借助官方平台及时发布科学的预防措施以及目前疫情发展的相关消息，让谣言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无法引起公众关注，从而降低谣言信息的负面效应；其次，有关部门要及时对已出现的谣言信息进行核实和处理，并通过统一平台进行结果发布，保持信息的透明性，使公众增加对疫情信息的了解，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降低其内心的恐慌感。
（三）政府发挥监管作用，媒体加强内容审核
网络谣言的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加强监管，也需要媒体加强内容审核。首先，政府部门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管，避免不良媒体为博关注散布虚假信息；其次，媒体应主动加强对相关信息的内容审核，及时、客观地公布事实真相，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事件信息真实性进行核查，消除谣言的负面影响[11]；再次，媒体应该在网络谣言出现时及时制止谣言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主动公布信息的真实性情况，引导公众的信息需求；最后，在网络用户信息注册过程中，媒体要强制实名制，避免不怀好意之人出现不良意图。
（四）社区开展居民信息教育，增强居民谣言鉴别能力
研究发现，网络谣言的传播滋生于匿名、互动、弱把关的群体传播。因此，社区需要主动开展居民信息教育，增强居民的谣言鉴别能力。首先，可以通过开展居民教育活动，举办识别网络谣言特征的教育讲座，使居民能有效识别和分析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真实性，坚持以官方发布为准；其次，可以借助居民喜闻乐见的新媒体，让居民更加形象深刻地了解网络谣言及其危害性，督促他们从自身做起，做到不传谣、不信谣，进而影响身边的人，有效降低网络谣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众借助网络发表自己的看法变得越来越简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参与讨论，关注事件发展，与此同时，未经证实的片面虚假谣言也应运而生。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谣言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政府要引起关注，积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共事件向好发展，要通过政府、社区、公众个人等多主体的共同努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建设优良的网络信息生态环境，进行网络谣言治理。
参考文献：
[1] 王国华，汪娟，方付建.基于案例分析的网络谣言事件政府应对研究[J].情报杂志，2011（10）：72-76.
[2] 温志强，李永俊.融媒体时代基于语义识别的网络舆情风险智能预警体系构建[J].理论探索，2019（6）：89-91.
[3] 夏清华，宋慧.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内外学者创业动机研究[J].管理学报，2011，08（8）：1190-1194，1200.
[4] 秦石磊，杨倩.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发达国家大学研发支持模式研究[J].技术经济管理，2009，28（5）：1-7.
[5] 黄馨.疾控机构公众号健康信息传播的优化路径[J].青年记者，2020（05）：10-11.
[6] 孙卫华.公共表达的变异：网络政治谣言现象研究[J].当代传播，2015（06）：49-52.
[7] 韩玮，陈樱花，陈安.基于KANO模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的公众需求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0（5）：9-16.
[8] 曾润喜，魏冯.政媒共治：灾难事件中网络造谣与辟谣的信息行为研究——基于“8·12天津爆炸事故”谣言的内容分析[J].电子政务，2016（05）：25-34.
[9] 任中义.中国政治文化安全与网络谣言治理[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81-83.
[10] 孙丽，余建华.网络谣言的特征、成因与治理[J].电子政务，2014（04）：69-75.
[11] 王理，谢耘耕.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实证分析——基于2010-2012年间网络谣言信息的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4（2）：86-99.
作者简介：赵富丽（1997—），女，河南周口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舆情管理、卫生事业管理。
段桂敏（1980—），女，河北沧州人，博士，教授，系本文通讯作者，研究方向：卫生事业管理。
陈丽君（1997—），女，四川南充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舆情管理、卫生事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