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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吴仕民的《铁网铜钩》呈现了鄱阳湖畔的民俗风情图，在这片神奇的水域孕育着随水而生的渔民的宗族文化，“直面困难，少做退让”的他们坚守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并形成了独特的宗族暴力观。文本以朱、赵两家的暴力叙事为主线，探讨在传统与文明的对立冲突中宗族暴力观的演变。本文将对比鄱阳湖畔新、旧两代人的暴力观，解读宗族暴力方式蜕变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宗族暴力 《铁网铜钩》 暴力叙事
鄱阳湖辉映天地万象，滋润广博大地，积蓄厚重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随水而生的渔民后生。湖滨的余南县不仅拥有广袤肥沃的土壤，还有着鄱阳湖的大片水域，被称为“鱼米之乡”，铜钩赵家村和铁网朱家村便是坐落其中的两大村落。
赵家和朱家以渔业为生，赵家以“钩”为捕鱼器具，而朱家则以“网”为捕鱼工具，不同的捕鱼方式代表了两村各异的宗族文化，他们因鄱阳湖水而相生相聚，又因鄱阳湖水而相离相散，水是他们生存的依托和保障，他们将生存之利聚焦于这片水域并为此相争相斥，这片鄱阳湖水孕育着他们的生死，是他们世代纠葛的生死场。“铁网”和“铜钩”作为两个地域符号，涵盖了两个封建宗族的文化观念，网钩之争即为传统的宗族暴力之争，本书以两大宗族的暴力叙事为主线呈现了不同的宗族暴力观，并通过宗族暴力观的演变探讨传统宗族文化发展的走向。本文将以宗族暴力观的演变为轴，解读传统宗族暴力方式的蜕变及其精神内涵。
一、以暴制暴，命命相抵
朱、赵两家长达五百多年的恩怨纠葛从未停息，鄱阳湖水孕育着他们“直面困难，少做退让”的捕鱼文化，他们坚守着文化传统，承袭着世代相传的宗族文化，他们耿直倔强，面对困难时他们“犹如逆水推舟，无畏向前。对此要付出的代价哪怕是生命也并不掂量、犹豫。因而，对他们认定的敌对方，决不示弱，决不妥协，也决不宽恕”，双方长年累月的暴力争执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水域之争因而变成了朱、赵两家永无终结的复仇循环，成为世代相袭的生命嘱托。
同宗、同族的人经过千百年来血缘文化的整理和提炼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族群体，宗族内部利用宗法规约各自的行为，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义场和精神信仰，进而构成了宗族文化。宗族文化针对本族的文化需求而形成和完善，它潜入个体观念中，体现着集体无意识，不同宗族间集体信仰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宗族文化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宗族文化凝聚着宗族群体，维系着内部成员的关系，保护着各成员在本族文化间的独立发展，因此它又具有排他性。文本中，鄱阳湖畔的朱、赵两家便是两大重要的宗族群体，他们秉持着各自的宗族文化信仰繁衍生息，但生存的压力打破了生活的宁静，生存场域的局限性迫使他们不得不开拓新的领地以缓解生存危机，于是他们以生存利益的最大化为纲而彼此侵犯。另一方面，宗族文化的排他性体现着宗族内部的自我保护意识，在文明蛮荒的鄱阳湖畔暴力强权即为解决争端的最佳方式，唯有胜者才能排除他者的威胁并获取维持本族生存的最大利益，为此两大家族世代相争相残。
朱继元作为朱家的族长恪守着传统的宗族暴力观，主张以械斗的方式夺取生存领地，他三次挑起了两家的械斗，掌握着主动权。但械斗的结果并没有让他占取打鱼的领地，却使他在征战中失去了三个儿子，然而丧子之痛并没有消泯他对暴力的迷恋，反而使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暴力令他变得贪婪，他认为“能化凶为吉，或换取最大收益的東西，才能叫宝物”，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夺取领地，以获取生存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从朱二处购买弹药枪支，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赢取宗族战争的胜利；他不顾女儿的幸福，把女儿嫁给素无往来的曹德昌家，以牟取曹家的势力。他投机钻营利用青帮的帮派势力抗衡赵家，他巧用金钱收买替死鬼，朱继元因暴力而消泯了“仁德”的温度，他的思想因复仇和贪婪而变得狭隘不堪，他把自己封闭在仇恨里，如同一个冰冷暴力的恶魔躲在狭隘的场域中观察世界。械斗的暴力之行并没有为他带来胜利的快感，他的暴力观并没有为他占取一丝便宜反而给他带来更多的失落和伤痛，丧子之痛升级了他对铜钩赵家的仇恨，因此他更加执迷于以暴制暴的方式报仇。朱继元为暴力找到合理的托词和借口，他认为，命命相抵是对等的复仇方式，这是符合道义的暴力，是天经地义的复仇理念，因而两大宗族的暴力争端已不单单是一种施行的方式，更是一种复仇的符号。朱继元夸大了暴力的效用而规避了暴力施行的全局意义，他并没有认清“命命相抵”的暴力方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也并没有从根本上革除两家的历史矛盾，反而使暴力愈演愈烈。文本中朱继元的暴力观呈现出单线条发展，即坚守“命命相抵”的暴力复仇观，自始至终不曾动摇和改变，他是老一代鄱阳湖人传统的宗族暴力观的代表。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传统暴力观难以维持固有的文化根基，原始荒蛮的宗族暴力已无法适应新社会民主意识的发展要求，因此以朱继元为代表的老一代鄱阳湖人的传统暴力观终将被历史淘汰。
传统的宗族观念被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文明打破，家族暴力在新文化的冲刷中不断消解，解决家族争端的新方式被新一代的鄱阳人探索着。
二、以仁释暴，大道其行
如果说朱继元“命命相抵”的暴力方式代表着老一代的鄱阳湖人的暴力观，那么赵仁生的“以仁释暴”观则代表新一代鄱阳湖人对宗族争端的态度。
仁生的父亲死于两大宗族的暴力冲突中，但他的父亲并没要求仁生复仇，反而要让仁生读书学文化，这与爷爷临终的复仇嘱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新旧暴力方式的抉择，仁生选择了前者——读书、学文化。朱、赵两家长年累月的暴力争端并没有激起仁生复仇的意念，反而使他越来越渴望生活的宁静，远离无休止的冲突与是非，为此他钻进书房努力读书，逃离“铜钩”学习打铁。读书让仁生与苏先生结缘，作为封建时代最后的儒生，苏先生“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仁生。随水而生的生活方式让仁生多了生活的平常心，因此仁生跳出功利性“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观转而选择了打铁，姜师傅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仁生，他教诲仁生对暴力的抵抗。仁生对宁静的生活充满了渴望和期待，可“人拗不过命”，宗族至上的利益和沉重的愧疚感迫使他不得不回乡面对他试图逃避的宗族争端和暴力。 仁生聪敏好学，不仅是乡里读书最多的人，也是乡里最有智慧的人，他深得乡民信任，因而被乡民推举为新的族长。由于从小受儒家“仁爱”思想的熏陶，仁生对于两大宗族的冲突持“以仁释暴”的态度，他反对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的暴力争端，因此当仁生面对朱家的械斗威胁时，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以暴抗暴，而是和谈，但他的“和谈”提议不仅没有得到朱继元的认同，反而受到了朱继元的奚落和鄙视。继而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形同虚设的衙门政府，却又因县长黄中和的伪善圆滑将争端的解决“拖”得无果而终。既然和平调解成为泡影，那么仁生只能无奈地选择械斗。即便仁生选择械斗，他也时刻关注着“仁”对暴力的化解，第一次械斗中，仁生俘获了金根却并没有杀害他，反而留他活命放人促和；第二次械斗中，仁生对被日本人打伤的朱家三人非但没有弃之不理，反而将他们救下送回家中；打退日本后，三个村庄的村民分发缴获敌人的二十四袋粮食，但仁生并没有将村里的粮食全部分发下去，而是省出一袋抚恤朱家。可仁生的友善并没有感化朱继元固执的心，仇恨的火焰迷乱了他的双眼，他难以顾及他人的仁义善举，也无法将仁义施予他人，在朱继元的眼里仁生的善举是赵家对朱家理应的补偿，因此仁生的“以仁释暴”之策在守旧狭隘的朱继元面前只能化为一纸空谈。尽管仁生的“仁”难以化解朱继元的“暴”，但这并不代表“仁”是一个没有受众的空场，仁生的“仁义”取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他所收获的“仁义”回报并帮助赵家村度过了重重难关，诸如，姜师傅赠送仁生的珠山八友的瓷板畫以博取黄中和的青睐，苏先生以死为铜钩村承担罪责，黄中和为仁生留下性命抗日……而与此对应的朱家则用金钱来换取仁生用“仁义”施行的回报，看似两个家族取得了对等的结果，但朱家除了应一时之需外却无法得到民众丝毫的支持与同情。冥冥中，两大宗族不同的宗族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对照，作者在取“仁”与舍“仁”的二元对立中探讨传统宗族文明的蜕变，并使其在家族叙事的模式中得到重新的演绎。
赵仁生和朱继元是代表着两个宗族的两代人，从以暴制暴到以仁释暴，在新文化发展的热潮中，宗族暴力观在不断地蜕变。尽管文本中的民国政府形同虚设，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着新的社会制度，暗示着民众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要以科学、和平、民主与公平的新方式解决争端，而封建社会的暴力强权方式终在新旧文明的更迭中消泯。
三、家国同构，解暴新宿
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是家族母题小说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它表现为家国共衰共荣的结构特征，在文本中呈现出人物将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家族的各个成员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将叙事的焦点集中重组，从而淡化两个家族的矛盾冲突，反映民族历史的时代变化。文本的第六章便利用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冲淡宗族暴力，集中构写新的民族暴力。
日本侵略者到来时两个家族正处于第二次械斗中，原本准备打斗的两个宗族却在日军的枪炮中止息了，情节迅速将两大宗族的矛盾反转为民族的矛盾，两个宗族合力抗日则开始于朱继元的一句话：“一定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以大义为重，尽一切努力，坚决抗日。”尽管此处简单的语言叙述并没有交代两大宗族成员在家国矛盾间复杂的情感转变，但基本已置换了两大家族的斗争目标，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继而描写两大家族与藤木二郎的对抗过程。鄱阳湖再次成为战场，但对抗的双方则变为中日两国的对抗，日本先进的机枪、汽艇敌不过中国传统的捕鱼利器渔网和鱼钩的布局配合，网、钩的结合代表了朱赵两家的齐心联手，只有民族合力才能打败外来侵略者，实现国家的统一。联合抗日使两大宗族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他们开始思辨“家”的真正含义，这其中不仅仅有赵家的仁生还有朱家的金根。但作者并没有以此解构两大宗族的暴力纠葛，反而笔锋一转通过对朱继元的小农意识描写再次将两大宗族投掷回暴力的冲突中。面对家国危难朱继元以“大义”为先，而面对家族旧恨他又规避了“义”之所向，“大义”并没有改善他对“以仁释暴”的理解，极端暴力的战争冲突并没有使朱继元得到精神的洗练，反而使他复归原点重翻旧账。作者并没有将朱继元的精神蜕变建构在民族历史的变迁和动荡之中，他能够在“大义”面前消解恩怨情仇却没能在“仁义”之下化解宗族暴力，维护“大家大义”与博取“自家私利”是凝结在朱继元身上的两大矛盾体，矛盾张力非但没能塑造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反而使得人物性格趋于扁平和狭隘。战争没有改变朱继元的宗族暴力观，也没有使朱继元在“大义”中受到“仁义”之教，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他难以从狭隘的私欲中获释，文本中呈现的战争在朱继元的意识里变为对自己家园阵地的坚守，他并没有从生死间获得更多的“仁义”教化，而仁生则大不相同。
经过两次战争的洗礼，仁生于生死中越来越渴望“家”的归属感，因此，仁生无限向往自己的祖源——龙桐村，那是他心中神圣的精神圣殿，那里产生的精神力量影响了每位后生并世代相续。或许最初人类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出自同一个家，可又为何相互残杀？战争是一场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是暴力冲突的极端形式，可暴力真的能使人类因利益的满足感而获得精神的宁静吗？暴力只会让人在彼此降服、残杀的过程中产生难以化解的仇恨，它不能成为获取精神归宿的方式，唯有对“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激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从而化解暴力与冲突，停滞征战的脚步，但这终究是仁生幻化的理想，它或近或远，或真或幻，永不被实现和依靠。他深深地热爱着铜钩村那片孕育他的土地，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家族的文化认同感，因此他决然地离开了赵叔一家回到了铜钩村，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回到了那片充满硝烟的大地。暴力仍未化解，朱、赵两个宗族的矛盾仍在延续，但就在两家临战之时人民解放军出现了，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终结了余南县多年无政府的自由散乱状态，暴力冲突将会以新的方式得到人民政府的合理解决，家国利益合为一统，宗族暴力被颠覆，它挣脱了网钩的束缚，消失在了鄱阳湖畔，化为鄱阳湖历史上空的一道印记。
结尾处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复现，传统宗族的暴力冲突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照下被消解，荒蛮的暴力被全新的民主文明所取代，它将铭刻于历史的进程中而不复旧时代的色彩。两大宗族回归于家国合一的认同中，新的文明将打破传统封闭的宗亲文化，在家国同构的文化融通中，他们找到了新的文化立足点，进而终结了传统的宗族暴力时代，击碎了沉积百年的宗族仇恨，以文明民主的方式化解纠葛，为他们漂泊的灵魂找到新的精神归宿。
四、结语
《铁网铜钩》呈现了一幅鄱阳湖畔的风俗画，那片鄱阳湖水是连接着朱、赵两大宗族的生死场，在这片水域上两个宗族经历着血雨腥风，承受着生死两茫，肩负着世代相嘱，埋葬着生之宁静，他们在网钩间坚守着世代的生存方式，那是他们的宗族信仰。两大宗族由水域之争的“决不妥协”化为无穷无尽的械斗暴力冲突，从传统一辈的子承父志、父报子仇、命命相抵的“以暴制暴”观到新一代以“仁”为核心的“以仁释暴”观，化解冲突的方式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蜕变。当文明民主的新文化打破传统封闭的宗族文化时，新旧文化的冲突开始显现，代表新旧文化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被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所消解，传统的家族暴力也随之终结。传统的宗族暴力以生命为代价潜在地消泯宗族文化，网钩之争成为束缚宗族文化发展的阻力，欲要重生即要冲破阻碍，以适应时代的文明方式为宗族文化谋求新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吴仕民.铁网铜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 李兰.《白鹿原》的家族叙事模式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3] 曹书文.《白鹿原》家族文化的民间叙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4] 马向科.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D].西北大学，2012.
作 者：高姝妮，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关键词：宗族暴力 《铁网铜钩》 暴力叙事
鄱阳湖辉映天地万象，滋润广博大地，积蓄厚重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随水而生的渔民后生。湖滨的余南县不仅拥有广袤肥沃的土壤，还有着鄱阳湖的大片水域，被称为“鱼米之乡”，铜钩赵家村和铁网朱家村便是坐落其中的两大村落。
赵家和朱家以渔业为生，赵家以“钩”为捕鱼器具，而朱家则以“网”为捕鱼工具，不同的捕鱼方式代表了两村各异的宗族文化，他们因鄱阳湖水而相生相聚，又因鄱阳湖水而相离相散，水是他们生存的依托和保障，他们将生存之利聚焦于这片水域并为此相争相斥，这片鄱阳湖水孕育着他们的生死，是他们世代纠葛的生死场。“铁网”和“铜钩”作为两个地域符号，涵盖了两个封建宗族的文化观念，网钩之争即为传统的宗族暴力之争，本书以两大宗族的暴力叙事为主线呈现了不同的宗族暴力观，并通过宗族暴力观的演变探讨传统宗族文化发展的走向。本文将以宗族暴力观的演变为轴，解读传统宗族暴力方式的蜕变及其精神内涵。
一、以暴制暴，命命相抵
朱、赵两家长达五百多年的恩怨纠葛从未停息，鄱阳湖水孕育着他们“直面困难，少做退让”的捕鱼文化，他们坚守着文化传统，承袭着世代相传的宗族文化，他们耿直倔强，面对困难时他们“犹如逆水推舟，无畏向前。对此要付出的代价哪怕是生命也并不掂量、犹豫。因而，对他们认定的敌对方，决不示弱，决不妥协，也决不宽恕”，双方长年累月的暴力争执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水域之争因而变成了朱、赵两家永无终结的复仇循环，成为世代相袭的生命嘱托。
同宗、同族的人经过千百年来血缘文化的整理和提炼而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族群体，宗族内部利用宗法规约各自的行为，他们有着相同的文化义场和精神信仰，进而构成了宗族文化。宗族文化针对本族的文化需求而形成和完善，它潜入个体观念中，体现着集体无意识，不同宗族间集体信仰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因此宗族文化具有独立性和特殊性。宗族文化凝聚着宗族群体，维系着内部成员的关系，保护着各成员在本族文化间的独立发展，因此它又具有排他性。文本中，鄱阳湖畔的朱、赵两家便是两大重要的宗族群体，他们秉持着各自的宗族文化信仰繁衍生息，但生存的压力打破了生活的宁静，生存场域的局限性迫使他们不得不开拓新的领地以缓解生存危机，于是他们以生存利益的最大化为纲而彼此侵犯。另一方面，宗族文化的排他性体现着宗族内部的自我保护意识，在文明蛮荒的鄱阳湖畔暴力强权即为解决争端的最佳方式，唯有胜者才能排除他者的威胁并获取维持本族生存的最大利益，为此两大家族世代相争相残。
朱继元作为朱家的族长恪守着传统的宗族暴力观，主张以械斗的方式夺取生存领地，他三次挑起了两家的械斗，掌握着主动权。但械斗的结果并没有让他占取打鱼的领地，却使他在征战中失去了三个儿子，然而丧子之痛并没有消泯他对暴力的迷恋，反而使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暴力令他变得贪婪，他认为“能化凶为吉，或换取最大收益的東西，才能叫宝物”，为此他不惜一切代价夺取领地，以获取生存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他从朱二处购买弹药枪支，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赢取宗族战争的胜利；他不顾女儿的幸福，把女儿嫁给素无往来的曹德昌家，以牟取曹家的势力。他投机钻营利用青帮的帮派势力抗衡赵家，他巧用金钱收买替死鬼，朱继元因暴力而消泯了“仁德”的温度，他的思想因复仇和贪婪而变得狭隘不堪，他把自己封闭在仇恨里，如同一个冰冷暴力的恶魔躲在狭隘的场域中观察世界。械斗的暴力之行并没有为他带来胜利的快感，他的暴力观并没有为他占取一丝便宜反而给他带来更多的失落和伤痛，丧子之痛升级了他对铜钩赵家的仇恨，因此他更加执迷于以暴制暴的方式报仇。朱继元为暴力找到合理的托词和借口，他认为，命命相抵是对等的复仇方式，这是符合道义的暴力，是天经地义的复仇理念，因而两大宗族的暴力争端已不单单是一种施行的方式，更是一种复仇的符号。朱继元夸大了暴力的效用而规避了暴力施行的全局意义，他并没有认清“命命相抵”的暴力方式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也并没有从根本上革除两家的历史矛盾，反而使暴力愈演愈烈。文本中朱继元的暴力观呈现出单线条发展，即坚守“命命相抵”的暴力复仇观，自始至终不曾动摇和改变，他是老一代鄱阳湖人传统的宗族暴力观的代表。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传统暴力观难以维持固有的文化根基，原始荒蛮的宗族暴力已无法适应新社会民主意识的发展要求，因此以朱继元为代表的老一代鄱阳湖人的传统暴力观终将被历史淘汰。
传统的宗族观念被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文明打破，家族暴力在新文化的冲刷中不断消解，解决家族争端的新方式被新一代的鄱阳人探索着。
二、以仁释暴，大道其行
如果说朱继元“命命相抵”的暴力方式代表着老一代的鄱阳湖人的暴力观，那么赵仁生的“以仁释暴”观则代表新一代鄱阳湖人对宗族争端的态度。
仁生的父亲死于两大宗族的暴力冲突中，但他的父亲并没要求仁生复仇，反而要让仁生读书学文化，这与爷爷临终的复仇嘱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对新旧暴力方式的抉择，仁生选择了前者——读书、学文化。朱、赵两家长年累月的暴力争端并没有激起仁生复仇的意念，反而使他越来越渴望生活的宁静，远离无休止的冲突与是非，为此他钻进书房努力读书，逃离“铜钩”学习打铁。读书让仁生与苏先生结缘，作为封建时代最后的儒生，苏先生“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仁生。随水而生的生活方式让仁生多了生活的平常心，因此仁生跳出功利性“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观转而选择了打铁，姜师傅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仁生，他教诲仁生对暴力的抵抗。仁生对宁静的生活充满了渴望和期待，可“人拗不过命”，宗族至上的利益和沉重的愧疚感迫使他不得不回乡面对他试图逃避的宗族争端和暴力。 仁生聪敏好学，不仅是乡里读书最多的人，也是乡里最有智慧的人，他深得乡民信任，因而被乡民推举为新的族长。由于从小受儒家“仁爱”思想的熏陶，仁生对于两大宗族的冲突持“以仁释暴”的态度，他反对以牺牲无辜生命为代价的暴力争端，因此当仁生面对朱家的械斗威胁时，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以暴抗暴，而是和谈，但他的“和谈”提议不仅没有得到朱继元的认同，反而受到了朱继元的奚落和鄙视。继而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形同虚设的衙门政府，却又因县长黄中和的伪善圆滑将争端的解决“拖”得无果而终。既然和平调解成为泡影，那么仁生只能无奈地选择械斗。即便仁生选择械斗，他也时刻关注着“仁”对暴力的化解，第一次械斗中，仁生俘获了金根却并没有杀害他，反而留他活命放人促和；第二次械斗中，仁生对被日本人打伤的朱家三人非但没有弃之不理，反而将他们救下送回家中；打退日本后，三个村庄的村民分发缴获敌人的二十四袋粮食，但仁生并没有将村里的粮食全部分发下去，而是省出一袋抚恤朱家。可仁生的友善并没有感化朱继元固执的心，仇恨的火焰迷乱了他的双眼，他难以顾及他人的仁义善举，也无法将仁义施予他人，在朱继元的眼里仁生的善举是赵家对朱家理应的补偿，因此仁生的“以仁释暴”之策在守旧狭隘的朱继元面前只能化为一纸空谈。尽管仁生的“仁”难以化解朱继元的“暴”，但这并不代表“仁”是一个没有受众的空场，仁生的“仁义”取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同，他所收获的“仁义”回报并帮助赵家村度过了重重难关，诸如，姜师傅赠送仁生的珠山八友的瓷板畫以博取黄中和的青睐，苏先生以死为铜钩村承担罪责，黄中和为仁生留下性命抗日……而与此对应的朱家则用金钱来换取仁生用“仁义”施行的回报，看似两个家族取得了对等的结果，但朱家除了应一时之需外却无法得到民众丝毫的支持与同情。冥冥中，两大宗族不同的宗族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相互对照，作者在取“仁”与舍“仁”的二元对立中探讨传统宗族文明的蜕变，并使其在家族叙事的模式中得到重新的演绎。
赵仁生和朱继元是代表着两个宗族的两代人，从以暴制暴到以仁释暴，在新文化发展的热潮中，宗族暴力观在不断地蜕变。尽管文本中的民国政府形同虚设，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着新的社会制度，暗示着民众在新的社会制度下要以科学、和平、民主与公平的新方式解决争端，而封建社会的暴力强权方式终在新旧文明的更迭中消泯。
三、家国同构，解暴新宿
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是家族母题小说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它表现为家国共衰共荣的结构特征，在文本中呈现出人物将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家族的各个成员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将叙事的焦点集中重组，从而淡化两个家族的矛盾冲突，反映民族历史的时代变化。文本的第六章便利用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冲淡宗族暴力，集中构写新的民族暴力。
日本侵略者到来时两个家族正处于第二次械斗中，原本准备打斗的两个宗族却在日军的枪炮中止息了，情节迅速将两大宗族的矛盾反转为民族的矛盾，两个宗族合力抗日则开始于朱继元的一句话：“一定要响应国家的号召，以大义为重，尽一切努力，坚决抗日。”尽管此处简单的语言叙述并没有交代两大宗族成员在家国矛盾间复杂的情感转变，但基本已置换了两大家族的斗争目标，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继而描写两大家族与藤木二郎的对抗过程。鄱阳湖再次成为战场，但对抗的双方则变为中日两国的对抗，日本先进的机枪、汽艇敌不过中国传统的捕鱼利器渔网和鱼钩的布局配合，网、钩的结合代表了朱赵两家的齐心联手，只有民族合力才能打败外来侵略者，实现国家的统一。联合抗日使两大宗族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他们开始思辨“家”的真正含义，这其中不仅仅有赵家的仁生还有朱家的金根。但作者并没有以此解构两大宗族的暴力纠葛，反而笔锋一转通过对朱继元的小农意识描写再次将两大宗族投掷回暴力的冲突中。面对家国危难朱继元以“大义”为先，而面对家族旧恨他又规避了“义”之所向，“大义”并没有改善他对“以仁释暴”的理解，极端暴力的战争冲突并没有使朱继元得到精神的洗练，反而使他复归原点重翻旧账。作者并没有将朱继元的精神蜕变建构在民族历史的变迁和动荡之中，他能够在“大义”面前消解恩怨情仇却没能在“仁义”之下化解宗族暴力，维护“大家大义”与博取“自家私利”是凝结在朱继元身上的两大矛盾体，矛盾张力非但没能塑造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反而使得人物性格趋于扁平和狭隘。战争没有改变朱继元的宗族暴力观，也没有使朱继元在“大义”中受到“仁义”之教，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他难以从狭隘的私欲中获释，文本中呈现的战争在朱继元的意识里变为对自己家园阵地的坚守，他并没有从生死间获得更多的“仁义”教化，而仁生则大不相同。
经过两次战争的洗礼，仁生于生死中越来越渴望“家”的归属感，因此，仁生无限向往自己的祖源——龙桐村，那是他心中神圣的精神圣殿，那里产生的精神力量影响了每位后生并世代相续。或许最初人类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出自同一个家，可又为何相互残杀？战争是一场人类自己制造的灾难，是暴力冲突的极端形式，可暴力真的能使人类因利益的满足感而获得精神的宁静吗？暴力只会让人在彼此降服、残杀的过程中产生难以化解的仇恨，它不能成为获取精神归宿的方式，唯有对“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能激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从而化解暴力与冲突，停滞征战的脚步，但这终究是仁生幻化的理想，它或近或远，或真或幻，永不被实现和依靠。他深深地热爱着铜钩村那片孕育他的土地，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找到家族的文化认同感，因此他决然地离开了赵叔一家回到了铜钩村，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回到了那片充满硝烟的大地。暴力仍未化解，朱、赵两个宗族的矛盾仍在延续，但就在两家临战之时人民解放军出现了，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终结了余南县多年无政府的自由散乱状态，暴力冲突将会以新的方式得到人民政府的合理解决，家国利益合为一统，宗族暴力被颠覆，它挣脱了网钩的束缚，消失在了鄱阳湖畔，化为鄱阳湖历史上空的一道印记。
结尾处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复现，传统宗族的暴力冲突在新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照下被消解，荒蛮的暴力被全新的民主文明所取代，它将铭刻于历史的进程中而不复旧时代的色彩。两大宗族回归于家国合一的认同中，新的文明将打破传统封闭的宗亲文化，在家国同构的文化融通中，他们找到了新的文化立足点，进而终结了传统的宗族暴力时代，击碎了沉积百年的宗族仇恨，以文明民主的方式化解纠葛，为他们漂泊的灵魂找到新的精神归宿。
四、结语
《铁网铜钩》呈现了一幅鄱阳湖畔的风俗画，那片鄱阳湖水是连接着朱、赵两大宗族的生死场，在这片水域上两个宗族经历着血雨腥风，承受着生死两茫，肩负着世代相嘱，埋葬着生之宁静，他们在网钩间坚守着世代的生存方式，那是他们的宗族信仰。两大宗族由水域之争的“决不妥协”化为无穷无尽的械斗暴力冲突，从传统一辈的子承父志、父报子仇、命命相抵的“以暴制暴”观到新一代以“仁”为核心的“以仁释暴”观，化解冲突的方式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蜕变。当文明民主的新文化打破传统封闭的宗族文化时，新旧文化的冲突开始显现，代表新旧文化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被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所消解，传统的家族暴力也随之终结。传统的宗族暴力以生命为代价潜在地消泯宗族文化，网钩之争成为束缚宗族文化发展的阻力，欲要重生即要冲破阻碍，以适应时代的文明方式为宗族文化谋求新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吴仕民.铁网铜钩[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 李兰.《白鹿原》的家族叙事模式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3] 曹书文.《白鹿原》家族文化的民间叙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4] 马向科.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D].西北大学，2012.
作 者：高姝妮，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