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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静高处，在南安丰州九日山的西峰，一块磐石与我不期而遇。托举我的这块巨大岩石，是高僧拘那罗陀在上面翻译过《金刚经》的“翻经石”。
倘若没有张汜的出现，拘那罗陀肯定与泉州无缘。梁大同年间（535—545），官任直后的张汜奉旨出使扶南，访求名僧和大乘诸论。张直后的诚恳，深深感动拘那罗陀，他决定毫无保留地把200余卷经论梵本向华夏信众传播。事业成功的基础，必定要远离安逸的生活。中大同元年（546）六月，岭南天气略微炎热，年垂五十的印度高僧踏上南海郡，随即马不停蹄地北上，风餐露宿整整两年。太清二年（548）八月，车舟劳顿的拘那罗陀终于抵达建康（今南京），武帝萧衍待为上宾，亲加顶礼，使住宝云殿。
如果不了解萧衍，这位大德高僧受到重视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说句客观话，萧衍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在中兴二年（502）逼迫齐和帝“禅位”建立南梁，立国初期崇儒，社会相对安定。他一生做了45年皇帝，可惜晚年耗费大量精力，研究的经学、史学、佛学的著作达千卷。甚至入寺庙做和尚、当住持、讲经书，在全国遍建佛寺。他对佛学过度痴迷，疏于朝政，在太清二年八月爆发的“侯景之乱”中被囚禁，两年后饿死于台城。
作为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拘那罗陀是有决心以实绩报答梁武帝的知遇之恩的。然而，他刚入住宝云殿没几天就发生的内乱，打乱了他的计划，但没有削弱他弘扬佛学的信心。逃离建康这个是非之地，婉拒侯景的召用，辗转几处，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落脚晋安郡（今福州），在这座古老郡城待了三年，做的还是老本行，陈天嘉二年（561）来到梁安郡。
梁安郡的地点迟迟没有结论，史学家经过漫长的考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章巽认为故址在南安丰州，设置时间从梁天监元年（502）至陈天嘉五年（564），之后改名为南安郡，他的发现得到梁大珂博士和杨维中教授的赞同。
拘那罗陀为什么选择丰州九日山译经？因为“去山二里许”有一座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的建造寺。原来，在唐景云二年（711）撤武荣州为泉州，治所移至临海的晋江下游之前，丰州一直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丰州的金溪水域宽阔，顺流而下直通晋江出海口，漕运极为发达。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铺展。太康年间，西晋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凭借地理优势，此期间丰州生机勃勃，开福建寺庙先河的建造寺在九日山庙下、金溪河畔落成。
泉州的晋江两岸第一次从中原大规模移民是在西晋末年，朝廷的日暮途穷导致群雄纷争，“永嘉之乱”迫使大批中原士族举家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丰州作为郡治，居住的人丁殊多。九日山的得名，源于中原士子常常于九月初九重阳节到此登高望远，寻找怀念故园的寄托……拘那罗陀驻锡“佛法无边播四方”的著名伽蓝——建造寺的依据更加充分。
对于禅学深刻的悟解，成熟了拘那罗陀的淡定，他在中国生活23年，不改初衷，坚持翻译经论传记64部、278卷。他在九日山“因取梵文、译正了义”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梵译汉版本。大乘《金刚经》是学佛唯一必读的佛典，其经义是成佛独一无二的妙道，与《论语》《道德经》并列视为禅、儒、道三家的宝典，号称“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无疑是学佛沙门的一盏明灯。拘那罗陀以生命的执着，在九日山的建造寺和磐石上演绎着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他以风中的冥想，表达宗教的哲学和哲学的宗教。光阴太细，指缝太宽，倏忽间，三年已在这位有追求的智者忙碌中悄悄溜走。
高僧拘那罗陀是旅居泉州的第一个外国人，但绝非是最后一个人。在他离开九日山231年后，姜公辅来了。姜公在宰相任上，唐贞元八年（792）因直言敢谏触犯圣怒被贬为泉州别驾，用现代语表述，这个职务是刺史助理，是个可有可无的闲职。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贬谪荒僻之地，姜公辅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好在刺史席相对他礼待优容，想方设法为他消除心中的忧愤哀痛。泉州市区东湖公园里古人建有二公亭，为的是纪念二人在泉州建立的私谊。
姜公辅心情稍微平复后，闻知高士、诗人秦系流寓九日山，决计前往拜访。刺史席相提供了诸多方便。高士的义项是指学术、技能、地位高的人。唐代士子以归隐为最高境界，且形成风气。秦系在西峰住了25年，留下许多写意重于写实的诗章。
这一次见面，让姜、秦两公成为莫逆之交。姜公辅索性筑室东峰，与秦系对峰而居，时而松下饮酒，时而临溪垂钓，时而谈诗论文。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在九日山生活13年的姜公辅病逝，秦系把他安葬在东峰南麓，现在墓冢仍存。他们的名字，因九日山的姜相峰、高士峰两座青峰而不朽。姜公辅是爱州日南（今越南河内以南）人，或许有人会质疑，日南是大唐属地，姜公辅不能归入外籍。姜公辅算或不算不是问题，还有人来得比他更早。他们是唐武德年间来泉州传教的三贤、四贤。武德（618—626）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也是唐朝的第一个年号。唐朝使用武德这个年号一共9年。长眠在泉州东郊灵山的三贤、四贤，是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的门下贤士，他们确实是正宗的外国人。况且九日山上，也遍存亚、非人的印迹。
建造寺移建九日山南麓今址是唐大历三年（768），唐懿宗年间扩展成拥有54所院落的大寺，后来改名延福寺，寺旁的通远王祠，又称昭惠庙，主祀海神通远王。北宋泉州太守蔡襄感其灵验，大旱时亲往祈雨，果然天降甘露，在蔡襄的努力下，朝廷加封通远王为善利王，寻加号广福，显济。
北宋时陆上丝绸之路被阻绝，经济中心南移，是不是冥冥之中得到拘那罗陀的佑护？哲宗元祐二年（1087）泉州成立市舶司，这是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足见朝廷对于泉州经济的倚重。古代船舶没有发动机，航行靠风，浩浩荡荡的外国商船，乘夏季西南风而来，冬季顺东北风归国。为了温暖外商，吸引更多人前来贸易，“夏迎舶，冬遣舶”的祈风典礼应运而生。地点选在九日山通远王祠。
祈风名义上是祈求海上航行平安，但祈求增加税赋收入是最主要目的。典礼是最高规格的——郡守和市舶司主管官员担任主持人、主祭，参加的嘉宾有蕃商代表和地方官员。仪式结束后，主官们登山泛溪，饮酒赋诗，有心的官员还勒石记事。这座“无石不刻字”的名山，在“翻经石”周边的摩崖上，珍存77方蔡襄等名士的题刻，都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最能体现海交活动有13方，记载了从1174年至1266年南宋92年间10次祈风典礼和3次市舶司官员的活动。刻在摩崖上的文字，定格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盛事。
目光投向泉州湾，思绪穿越宋元时期，我看到，航标灯摇曳在姑嫂塔上，于是有了惊艳的回眸;航标灯闪亮在六胜塔里，于是有了无悔的追随：一艘艘载满丝绸、茶叶、瓷器和中华文明的商船出港。如今，开元寺“泉州湾古船陈列馆”陈列着一艘宋代商船，这是1974年从古刺桐港滩涂下挖掘的。出土的文物有4700多斤檀香木等香木料、56件瓷器、2000多个贝壳、504枚唐宋铜钱……泉州被确定为海丝起点，实在有太多的实物支持。与此同时，偌多域外物资和文化也从泉州港传入内地。
正是許许多多先民秉持务实精神，创造了泉州宋元成为泱泱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奇迹。在泉州大地上，如果没有存留摩尼教草庵、伊斯兰教清净寺、道教老君岩、佛教开元寺东西塔、喇嘛教“三世佛”石像等宗教建筑，“宗教圣地”和“世界宗教博物馆”美誉将难以花落泉州。这些全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物，都是“海丝”高度繁荣时期——宋元工匠的杰作，而这种“工匠精神”需要认真传承。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许许多多的外国友人的第二故乡，这些友人之中，有的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终老;有的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繁衍后代，成为始祖;比如蒲寿庚，比如赛典赤·瞻思丁……当然，还得感谢雅各·德安科纳、马黎诺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宋元时期造访泉州的旅行家，是他们的游记，让“刺桐城”“光明之城”的声名远播，引得一代又一代外国人向往。
倘若没有张汜的出现，拘那罗陀肯定与泉州无缘。梁大同年间（535—545），官任直后的张汜奉旨出使扶南，访求名僧和大乘诸论。张直后的诚恳，深深感动拘那罗陀，他决定毫无保留地把200余卷经论梵本向华夏信众传播。事业成功的基础，必定要远离安逸的生活。中大同元年（546）六月，岭南天气略微炎热，年垂五十的印度高僧踏上南海郡，随即马不停蹄地北上，风餐露宿整整两年。太清二年（548）八月，车舟劳顿的拘那罗陀终于抵达建康（今南京），武帝萧衍待为上宾，亲加顶礼，使住宝云殿。
如果不了解萧衍，这位大德高僧受到重视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说句客观话，萧衍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在中兴二年（502）逼迫齐和帝“禅位”建立南梁，立国初期崇儒，社会相对安定。他一生做了45年皇帝，可惜晚年耗费大量精力，研究的经学、史学、佛学的著作达千卷。甚至入寺庙做和尚、当住持、讲经书，在全国遍建佛寺。他对佛学过度痴迷，疏于朝政，在太清二年八月爆发的“侯景之乱”中被囚禁，两年后饿死于台城。
作为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拘那罗陀是有决心以实绩报答梁武帝的知遇之恩的。然而，他刚入住宝云殿没几天就发生的内乱，打乱了他的计划，但没有削弱他弘扬佛学的信心。逃离建康这个是非之地，婉拒侯景的召用，辗转几处，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落脚晋安郡（今福州），在这座古老郡城待了三年，做的还是老本行，陈天嘉二年（561）来到梁安郡。
梁安郡的地点迟迟没有结论，史学家经过漫长的考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章巽认为故址在南安丰州，设置时间从梁天监元年（502）至陈天嘉五年（564），之后改名为南安郡，他的发现得到梁大珂博士和杨维中教授的赞同。
拘那罗陀为什么选择丰州九日山译经？因为“去山二里许”有一座建于西晋太康九年（288）的建造寺。原来，在唐景云二年（711）撤武荣州为泉州，治所移至临海的晋江下游之前，丰州一直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丰州的金溪水域宽阔，顺流而下直通晋江出海口，漕运极为发达。可以说，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铺展。太康年间，西晋出现一片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凭借地理优势，此期间丰州生机勃勃，开福建寺庙先河的建造寺在九日山庙下、金溪河畔落成。
泉州的晋江两岸第一次从中原大规模移民是在西晋末年，朝廷的日暮途穷导致群雄纷争，“永嘉之乱”迫使大批中原士族举家南逃，史称“衣冠南渡”。丰州作为郡治，居住的人丁殊多。九日山的得名，源于中原士子常常于九月初九重阳节到此登高望远，寻找怀念故园的寄托……拘那罗陀驻锡“佛法无边播四方”的著名伽蓝——建造寺的依据更加充分。
对于禅学深刻的悟解，成熟了拘那罗陀的淡定，他在中国生活23年，不改初衷，坚持翻译经论传记64部、278卷。他在九日山“因取梵文、译正了义”的《金刚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梵译汉版本。大乘《金刚经》是学佛唯一必读的佛典，其经义是成佛独一无二的妙道，与《论语》《道德经》并列视为禅、儒、道三家的宝典，号称“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无疑是学佛沙门的一盏明灯。拘那罗陀以生命的执着，在九日山的建造寺和磐石上演绎着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他以风中的冥想，表达宗教的哲学和哲学的宗教。光阴太细，指缝太宽，倏忽间，三年已在这位有追求的智者忙碌中悄悄溜走。
高僧拘那罗陀是旅居泉州的第一个外国人，但绝非是最后一个人。在他离开九日山231年后，姜公辅来了。姜公在宰相任上，唐贞元八年（792）因直言敢谏触犯圣怒被贬为泉州别驾，用现代语表述，这个职务是刺史助理，是个可有可无的闲职。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贬谪荒僻之地，姜公辅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好在刺史席相对他礼待优容，想方设法为他消除心中的忧愤哀痛。泉州市区东湖公园里古人建有二公亭，为的是纪念二人在泉州建立的私谊。
姜公辅心情稍微平复后，闻知高士、诗人秦系流寓九日山，决计前往拜访。刺史席相提供了诸多方便。高士的义项是指学术、技能、地位高的人。唐代士子以归隐为最高境界，且形成风气。秦系在西峰住了25年，留下许多写意重于写实的诗章。
这一次见面，让姜、秦两公成为莫逆之交。姜公辅索性筑室东峰，与秦系对峰而居，时而松下饮酒，时而临溪垂钓，时而谈诗论文。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在九日山生活13年的姜公辅病逝，秦系把他安葬在东峰南麓，现在墓冢仍存。他们的名字，因九日山的姜相峰、高士峰两座青峰而不朽。姜公辅是爱州日南（今越南河内以南）人，或许有人会质疑，日南是大唐属地，姜公辅不能归入外籍。姜公辅算或不算不是问题，还有人来得比他更早。他们是唐武德年间来泉州传教的三贤、四贤。武德（618—626）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也是唐朝的第一个年号。唐朝使用武德这个年号一共9年。长眠在泉州东郊灵山的三贤、四贤，是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的门下贤士，他们确实是正宗的外国人。况且九日山上，也遍存亚、非人的印迹。
建造寺移建九日山南麓今址是唐大历三年（768），唐懿宗年间扩展成拥有54所院落的大寺，后来改名延福寺，寺旁的通远王祠，又称昭惠庙，主祀海神通远王。北宋泉州太守蔡襄感其灵验，大旱时亲往祈雨，果然天降甘露，在蔡襄的努力下，朝廷加封通远王为善利王，寻加号广福，显济。
北宋时陆上丝绸之路被阻绝，经济中心南移，是不是冥冥之中得到拘那罗陀的佑护？哲宗元祐二年（1087）泉州成立市舶司，这是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足见朝廷对于泉州经济的倚重。古代船舶没有发动机，航行靠风，浩浩荡荡的外国商船，乘夏季西南风而来，冬季顺东北风归国。为了温暖外商，吸引更多人前来贸易，“夏迎舶，冬遣舶”的祈风典礼应运而生。地点选在九日山通远王祠。
祈风名义上是祈求海上航行平安，但祈求增加税赋收入是最主要目的。典礼是最高规格的——郡守和市舶司主管官员担任主持人、主祭，参加的嘉宾有蕃商代表和地方官员。仪式结束后，主官们登山泛溪，饮酒赋诗，有心的官员还勒石记事。这座“无石不刻字”的名山，在“翻经石”周边的摩崖上，珍存77方蔡襄等名士的题刻，都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最能体现海交活动有13方，记载了从1174年至1266年南宋92年间10次祈风典礼和3次市舶司官员的活动。刻在摩崖上的文字，定格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盛事。
目光投向泉州湾，思绪穿越宋元时期，我看到，航标灯摇曳在姑嫂塔上，于是有了惊艳的回眸;航标灯闪亮在六胜塔里，于是有了无悔的追随：一艘艘载满丝绸、茶叶、瓷器和中华文明的商船出港。如今，开元寺“泉州湾古船陈列馆”陈列着一艘宋代商船，这是1974年从古刺桐港滩涂下挖掘的。出土的文物有4700多斤檀香木等香木料、56件瓷器、2000多个贝壳、504枚唐宋铜钱……泉州被确定为海丝起点，实在有太多的实物支持。与此同时，偌多域外物资和文化也从泉州港传入内地。
正是許许多多先民秉持务实精神，创造了泉州宋元成为泱泱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奇迹。在泉州大地上，如果没有存留摩尼教草庵、伊斯兰教清净寺、道教老君岩、佛教开元寺东西塔、喇嘛教“三世佛”石像等宗教建筑，“宗教圣地”和“世界宗教博物馆”美誉将难以花落泉州。这些全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物，都是“海丝”高度繁荣时期——宋元工匠的杰作，而这种“工匠精神”需要认真传承。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许许多多的外国友人的第二故乡，这些友人之中，有的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终老;有的人在这块神奇的土地繁衍后代，成为始祖;比如蒲寿庚，比如赛典赤·瞻思丁……当然，还得感谢雅各·德安科纳、马黎诺里、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宋元时期造访泉州的旅行家，是他们的游记，让“刺桐城”“光明之城”的声名远播，引得一代又一代外国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