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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借鉴政治语言学，聚焦“诞生”一词在中共党史上的相关言说与演进，梳理中共领导人对党的创建表述由“产生”到“诞生”的演进，特别是毛泽东的相关贡献，以特殊视角论证中国共产党之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作为，及在语言文化层留下的耐人寻思的印迹。中国共产党；诞生；新中國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8-0018-06
70年前，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宣告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70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新中国的诞生”——“诞生”一词贯串起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结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命运进行考察，势必会深化对如下历史真知的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历史关联作一番新的论证，本文借鉴政治语言学，着意聚焦“诞生”一词在中共党史上的相关言说与演进，借此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坚韧性、先进文化的创造性及其引领性；缘此，也有助对“党的诞生地”关键核心词的历史认识。
用“诞生”一词来指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非从来如此，有一个从隐到显、最终实现话语突破的渐进过程。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党创立后产生的最初文献即首次全国大会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显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仅以平实之语表述党的“成立”。[1]只是此文件系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俄文稿，佐证稍嫌不足。
中国共产党奋斗数年后，中共早期领导人在特定环境下开始回顾自己政党的历史，在涉及党的起点问题时主要是采用“产生”一词。1926年，蔡和森在苏联主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第二部分标题即为“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的使命”，下级标题即为“（一）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堪为有力例证。具体演讲中，更是不乏其例：“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史的产生的背景统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吾党何以不在一九一四欧战中产生呢？而是战后产生呢？”[2]所用皆为抽象的“产生”一词。
“产生”一词的本义源自人类生育，因此，蔡和森在该演讲中讲了以下这么一段话，表明他所说的“产生”确实是借喻了人类的生育活动：“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一九二○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年就正式成立了，总拘一话，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的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3]明确提到了小孩的“产生”。根据上下文，这“小孩”喻指“吾党”，“产生”也就是意指党的成立。
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也曾用“成立”一词指称党的成立，[4]但这只是偶一用之。在翌年9月，蔡和森又作《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开篇一级标题即为：“（一）党的产生时期”。事实上，以“产生”一词指称共产党的成立，在当时已较为普遍，蔡和森在该报告中就称引：“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理由是：（1）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产生的；……”对此，蔡和森不以为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产生的。他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便是从这个客观情形之下产生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其产生时起便是机会主义的党。”[5]不仅是“产生”一词迭出，且有一处与“产儿”连用，更增强了隐喻之意。
相较之下，瞿秋白1929年底至1930年上半年间在苏联所作《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用语总体更书面化一些。其第四讲“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中还谈到“党的组成”。[6]不过，在另一讲稿《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还是使用了“产生”一词：“（一）中国党的产生”；此外，还有一句：“共产党的细胞——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新中国社、少年中国学会、共存社、民生社、觉悟社。”[7]颇具创新性地用到了“细胞”一词，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孕育。
与蔡和森遥相呼应，并开创性地采用“诞生”一词指称党的成立的是李立三。李立三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先后采用“发生”“产生”两个词：党的组织发生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决不是几个人的关系，他的发生，一定有他的客观社会经济基础，一定有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到某一时期才发生共产党，决不是几个人的。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但是如果没有这几个人，党史一定会产生，因为客观有了新的阶级斗争，他必然要产生一个共产党……[8]
“因此我们看一九二一年为何产生共产党？”[9]李立三作此设问后，随即引出以下一段宏论：我们不能否认十月革命对于五四运动有极大的影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爆发是有十月革命的推动。第二、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思想界起了极大的分化，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第三、十月革命的影响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中间，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自觉，增加了工人斗争的勇气，使他们认识工人阶级的最后出路，更加推动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是党产生的三个客观条件，特别是第三，工人的自觉增高，更是党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十月革命的确是中国党产生的催生药，他使中国党更快诞生，更快形成。[10]不仅是采用“产生”一词，更重要的是，在段末明确说到党的“诞生”。
“诞生”一词，在李立三党史报告中仅此一见，下文又转而运用“产生”一词。“这一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产生中国党的一个条件，可是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第一个原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党产生更快”[11]。尽管没有一以贯之地采用“诞生”一词来指称党的成立，李立三在这方面实现的突破之功，还是不容忽视的。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一开始没有使用“诞生”一词表述党的成立，周恩来1937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开篇即讲到“中国共產党产生了十六周年”，所用仍是“产生”一词。周恩来在回顾“这样一个年轻的幼稚的党”发展到“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的历程时，探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胜利”的原由之际采用了诸如“年轻”“幼稚”一类适用于人类成长的相关词语，其提炼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他产生到现在，没有一刻忘记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再次采用了“产生”一词。[12]
以“产生”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前段历史的沉淀，在党内近乎成为一种传统，在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那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张闻天这方面的表述至迟可追溯到1934年1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苏区中央局发行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张闻天在该书第二讲“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中提到：“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也开始表现了它的伟大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了。”[13]其中就使用了“产生”一词。接着，便有以下一段：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相当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表现了它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此其一。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在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积极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甚至在未成立前，中国社会主义者便开始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14]此处，张闻天先是用“产生”，后又用“成立”这一更具中性的词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反击社会舆论对中国共产党近十年活动的错误评论，张闻天1937年6月28日发表《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回顾党十年来的英雄业绩之余，也曾总括“中国共产党十六年来的奋斗史”[15]，不过，并没有涉笔党的起点问题。1938年8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张闻天的《中国共产党史17周年纪念》一文，其中说到“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到今天已经17周年了”[16]，仍是采用在党内颇具传统的“产生”一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有关言说展现出一代伟人的历史开创性。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演讲时，创造性地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7]当时他采用的是“建立”一词。在此后的相关讲话中，毛泽东又采用“成立”一词。比如：“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18]再如，“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19]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六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首便是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引起全篇，文中又称：“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20]，“产生”“成立”并行不悖。
以“产生”一词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此后还有多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就提到：“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21]再如，《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22]此外，“建立”一词他也使用过。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23]“建立”“产生”先后出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24]，“诞生”一词赫然在目。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不是毛泽东首次以“诞生”指称党的成立。文献溯源，至迟可追溯到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后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所产生的诸多问题逐一作解答，其中第四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专门解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提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解答如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史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纲领，就会明白。[25]该文献较忠实地保存了毛泽东当年作报告的口语化特质，在此，“共产党”与“诞生”妥帖自然地紧密连接在一起。
毛泽东有关七一为党的成立纪念日，以及党的“诞生”的表述，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194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尽管文件仍用“产生”一词，然而，标题却出现“诞生”字样。[26]
延安时期李立三的相关言说在党中央并无传承，毛泽东有关党“诞生”的话语无疑具有创造性，且无违和感。其原因有二：一是党内通行的有关党的“产生”话语，原本就隐含诞生之义。陈潭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所作《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就在篇末抒情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堕地了。”[27]陈潭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的提纲显示，他有过将“共产主义小组”视作“党的组织的胚胎”的比喻说法。[28]其言路实即沿袭“产生”说，作进一步的形象化。陈潭秋的专题文章传至延安发表虽已是1944年[29]，但是他代表的这种表达思路并不复杂，可说是人人心灵相通。 其二，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成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译述界已然出现。早在20年代末问世的译著《日本社会运动史》中，章节标题就有“社会民主党的诞生”字样。[30]金则人、黄峰1938年编译出版的《列宁》一书，第一章之“十一”题为“布尔塞维克党的诞生”。[31]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当时译著对中共领导人的影响，不过，1939年后在延安广泛传播的联共（布）党史简史教程，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用词是“创立”“成立”。[32]相较之下，1938年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延安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可能更具扩大“诞生”一词影响的历史作用。如凯丰撰写的《马克思与中国》一文，开篇即言：“距今一百二十年前，即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在普鲁士，莱因省，居利城，诞生了一个世界的伟人。”[33]等等，此类对圣人诞降的汉语传统的沿用，有助于“诞生”一词对创党表述的渗透影响。
对于学养与阅历同等丰厚的毛泽东而言，有关党的“诞生”言说，完全可以说是中得心源，1937年5月10日，以中共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的《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开篇就指出：“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34]毛泽东作于井冈山时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就有诗意的表述：“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5]诞生喻已有其实。再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宣称“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36]。至于1939年10月4日撰写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称党的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37]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到“我党在幼年时期”[38]，实已暗示中国共产党有诞生之日。附带言之，毛泽东有关党的“诞生”不但不必受外界的影响，还可能影响其他。1938年12月18日《申报》香港版第7版发表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翌年“孤岛”上海《新中国》发表李石臣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39]，其与毛泽东相关言论的影响关系，耐人寻思。
毛泽东有关党的“诞生”话语再次呈现，是在他与胡乔木合作，经其改定后于1949年5月29日发表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该社论给予上海三个光辉耀目的历史定位：“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40]此为上海为“党的诞生地”，最原初也最光彩的出处。
据有关统计，毛泽东对此文的修改共8处、136字。[41]从毛泽东修订稿的仿真件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为原稿所有，未经毛泽东的修改。在第二段的结末，毛泽东删去了一个长句子：“总起来说，上海的反革命制造了上海的革命……”毛泽东此处的删减佐证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等明确上海党史地位的论述，这是经其审慎研读而斟酌确定的。
《祝上海解放》拟稿者是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胡乔木。毛泽东与胡乔木的合作，始于全民族抗战时期的1941年。胡乔木当时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有的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写的，有的是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而写，有的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来写的，其中不少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审定后发表，至1946年11月25日，相关社论多达58篇。[42]国共内战时期，胡乔木主笔的新华社社论多达16篇，相关篇什都经毛泽东亲笔审阅修改而成。胡乔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此追述：“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绝大多数评论，都是毛泽东同志修改过的，有许多重要段落是他的手笔”，又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43]
不排除毛泽东、胡乔木在合作《祝上海解放》前曾有过思想交流，即便没有这一环节，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胡乔木经与毛泽东的多年合作，对党的领袖的思想动态与用语习惯也当有深切的体会。毛泽东较少使用而又在党内高层领异标新的党的“诞生”话语，一定在胡乔木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才有“党的诞生地”这一神来之笔。
在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奏凯声中，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号召：“我們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44]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终成佳果——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第八次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宣言”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45]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
与此同时，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社论开宗明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46]“诞生”不仅是该社论题目、领起段的关键词，还是全篇的主题词。10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起句即宣告：“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47]，仍以“诞生”为动词。
以上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并未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改稿”篇目，应是胡乔木一人执笔而成。不过，以胡乔木深受毛泽东的影响，《祝上海解放》中的党的“诞生地”提法又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党的“诞生”话语与新中国“诞生”表述之间的逻辑链清晰可寻。自此，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诞生”的话语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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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8-0018-06
70年前，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宣告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70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告“新中国的诞生”——“诞生”一词贯串起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史。结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命运进行考察，势必会深化对如下历史真知的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对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历史关联作一番新的论证，本文借鉴政治语言学，着意聚焦“诞生”一词在中共党史上的相关言说与演进，借此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坚韧性、先进文化的创造性及其引领性；缘此，也有助对“党的诞生地”关键核心词的历史认识。
一、从“产生”到“诞生”：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隐喻性表达的突进
用“诞生”一词来指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非从来如此，有一个从隐到显、最终实现话语突破的渐进过程。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党创立后产生的最初文献即首次全国大会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显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仅以平实之语表述党的“成立”。[1]只是此文件系译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俄文稿，佐证稍嫌不足。
中国共产党奋斗数年后，中共早期领导人在特定环境下开始回顾自己政党的历史，在涉及党的起点问题时主要是采用“产生”一词。1926年，蔡和森在苏联主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第二部分标题即为“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的使命”，下级标题即为“（一）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堪为有力例证。具体演讲中，更是不乏其例：“我们每一个同志每一个党员对于党史的产生的背景统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吾党何以不在一九一四欧战中产生呢？而是战后产生呢？”[2]所用皆为抽象的“产生”一词。
“产生”一词的本义源自人类生育，因此，蔡和森在该演讲中讲了以下这么一段话，表明他所说的“产生”确实是借喻了人类的生育活动：“究竟吾党何时成立呢？何时发起组织呢？……仲甫到沪一九二○年‘五一’节后，即邀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施存统及一女人来发起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于是于一九二○年就正式成立了，总拘一话，吾党是一个什么产物呢？这小孩为什么会产生的呢？这个青年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3]明确提到了小孩的“产生”。根据上下文，这“小孩”喻指“吾党”，“产生”也就是意指党的成立。
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也曾用“成立”一词指称党的成立，[4]但这只是偶一用之。在翌年9月，蔡和森又作《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开篇一级标题即为：“（一）党的产生时期”。事实上，以“产生”一词指称共产党的成立，在当时已较为普遍，蔡和森在该报告中就称引：“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理由是：（1）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产生的；……”对此，蔡和森不以为然，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产儿，他不是由几个大学教授产生的，而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幼稚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产生的。他产生的时期在国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便是从这个客观情形之下产生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其产生时起便是机会主义的党。”[5]不仅是“产生”一词迭出，且有一处与“产儿”连用，更增强了隐喻之意。
相较之下，瞿秋白1929年底至1930年上半年间在苏联所作《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用语总体更书面化一些。其第四讲“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中还谈到“党的组成”。[6]不过，在另一讲稿《中国党史纲要大纲》中，还是使用了“产生”一词：“（一）中国党的产生”；此外，还有一句：“共产党的细胞——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新中国社、少年中国学会、共存社、民生社、觉悟社。”[7]颇具创新性地用到了“细胞”一词，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孕育。
与蔡和森遥相呼应，并开创性地采用“诞生”一词指称党的成立的是李立三。李立三1930年2月1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先后采用“发生”“产生”两个词：党的组织发生于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决不是几个人的关系，他的发生，一定有他的客观社会经济基础，一定有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到某一时期才发生共产党，决不是几个人的。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但是如果没有这几个人，党史一定会产生，因为客观有了新的阶级斗争，他必然要产生一个共产党……[8]
“因此我们看一九二一年为何产生共产党？”[9]李立三作此设问后，随即引出以下一段宏论：我们不能否认十月革命对于五四运动有极大的影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爆发是有十月革命的推动。第二、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思想界起了极大的分化，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第三、十月革命的影响到了中国工人阶级中间，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自觉，增加了工人斗争的勇气，使他们认识工人阶级的最后出路，更加推动阶级斗争尖锐化，这是党产生的三个客观条件，特别是第三，工人的自觉增高，更是党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十月革命的确是中国党产生的催生药，他使中国党更快诞生，更快形成。[10]不仅是采用“产生”一词，更重要的是，在段末明确说到党的“诞生”。
“诞生”一词，在李立三党史报告中仅此一见，下文又转而运用“产生”一词。“这一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产生中国党的一个条件，可是我们的确不能否认第一个原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党产生更快”[11]。尽管没有一以贯之地采用“诞生”一词来指称党的成立，李立三在这方面实现的突破之功，还是不容忽视的。
二、“从共产党诞生以来”：毛泽东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创造党的“诞生”言说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一开始没有使用“诞生”一词表述党的成立，周恩来1937年7月1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开篇即讲到“中国共產党产生了十六周年”，所用仍是“产生”一词。周恩来在回顾“这样一个年轻的幼稚的党”发展到“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的历程时，探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些胜利”的原由之际采用了诸如“年轻”“幼稚”一类适用于人类成长的相关词语，其提炼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他产生到现在，没有一刻忘记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再次采用了“产生”一词。[12]
以“产生”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前段历史的沉淀，在党内近乎成为一种传统，在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那里也有鲜明的体现。张闻天这方面的表述至迟可追溯到1934年1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苏区中央局发行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张闻天在该书第二讲“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中提到：“同时在这一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斗争，也开始表现了它的伟大力量，于是中国共产党也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了。”[13]其中就使用了“产生”一词。接着，便有以下一段：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相当的发展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表现了它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伟大力量，此其一。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在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积极援助殖民地革命的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甚至在未成立前，中国社会主义者便开始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14]此处，张闻天先是用“产生”，后又用“成立”这一更具中性的词来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反击社会舆论对中国共产党近十年活动的错误评论，张闻天1937年6月28日发表《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回顾党十年来的英雄业绩之余，也曾总括“中国共产党十六年来的奋斗史”[15]，不过，并没有涉笔党的起点问题。1938年8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张闻天的《中国共产党史17周年纪念》一文，其中说到“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到今天已经17周年了”[16]，仍是采用在党内颇具传统的“产生”一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有关言说展现出一代伟人的历史开创性。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演讲时，创造性地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17]当时他采用的是“建立”一词。在此后的相关讲话中，毛泽东又采用“成立”一词。比如：“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18]再如，“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19]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六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首便是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引起全篇，文中又称：“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20]，“产生”“成立”并行不悖。
以“产生”一词表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此后还有多次。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就提到：“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21]再如，《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中：“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22]此外，“建立”一词他也使用过。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到：“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23]“建立”“产生”先后出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24]，“诞生”一词赫然在目。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不是毛泽东首次以“诞生”指称党的成立。文献溯源，至迟可追溯到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后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所产生的诸多问题逐一作解答，其中第四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专门解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提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解答如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史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纲领，就会明白。[25]该文献较忠实地保存了毛泽东当年作报告的口语化特质，在此，“共产党”与“诞生”妥帖自然地紧密连接在一起。
毛泽东有关七一为党的成立纪念日，以及党的“诞生”的表述，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194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尽管文件仍用“产生”一词，然而，标题却出现“诞生”字样。[26]
延安时期李立三的相关言说在党中央并无传承，毛泽东有关党“诞生”的话语无疑具有创造性，且无违和感。其原因有二：一是党内通行的有关党的“产生”话语，原本就隐含诞生之义。陈潭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所作《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就在篇末抒情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此告终，而领导中国革命，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伟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乃正式生产而呱呱堕地了。”[27]陈潭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的提纲显示，他有过将“共产主义小组”视作“党的组织的胚胎”的比喻说法。[28]其言路实即沿袭“产生”说，作进一步的形象化。陈潭秋的专题文章传至延安发表虽已是1944年[29]，但是他代表的这种表达思路并不复杂，可说是人人心灵相通。 其二，以人类“诞生”比喻政党成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译述界已然出现。早在20年代末问世的译著《日本社会运动史》中，章节标题就有“社会民主党的诞生”字样。[30]金则人、黄峰1938年编译出版的《列宁》一书，第一章之“十一”题为“布尔塞维克党的诞生”。[31]这让人不由得猜测当时译著对中共领导人的影响，不过，1939年后在延安广泛传播的联共（布）党史简史教程，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用词是“创立”“成立”。[32]相较之下，1938年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延安举行的相关纪念活动，可能更具扩大“诞生”一词影响的历史作用。如凯丰撰写的《马克思与中国》一文，开篇即言：“距今一百二十年前，即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在普鲁士，莱因省，居利城，诞生了一个世界的伟人。”[33]等等，此类对圣人诞降的汉语传统的沿用，有助于“诞生”一词对创党表述的渗透影响。
对于学养与阅历同等丰厚的毛泽东而言，有关党的“诞生”言说，完全可以说是中得心源，1937年5月10日，以中共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表的《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开篇就指出：“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34]毛泽东作于井冈山时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就有诗意的表述：“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5]诞生喻已有其实。再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宣称“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36]。至于1939年10月4日撰写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称党的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37]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到“我党在幼年时期”[38]，实已暗示中国共产党有诞生之日。附带言之，毛泽东有关党的“诞生”不但不必受外界的影响，还可能影响其他。1938年12月18日《申报》香港版第7版发表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翌年“孤岛”上海《新中国》发表李石臣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39]，其与毛泽东相关言论的影响关系，耐人寻思。
三、从“党的诞生地”到“新中国诞生”：毛泽东领起政治话语新范式
毛泽东有关党的“诞生”话语再次呈现，是在他与胡乔木合作，经其改定后于1949年5月29日发表的新华社社论《祝上海解放》。该社论给予上海三个光辉耀目的历史定位：“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40]此为上海为“党的诞生地”，最原初也最光彩的出处。
据有关统计，毛泽东对此文的修改共8处、136字。[41]从毛泽东修订稿的仿真件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为原稿所有，未经毛泽东的修改。在第二段的结末，毛泽东删去了一个长句子：“总起来说，上海的反革命制造了上海的革命……”毛泽东此处的删减佐证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等明确上海党史地位的论述，这是经其审慎研读而斟酌确定的。
《祝上海解放》拟稿者是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胡乔木。毛泽东与胡乔木的合作，始于全民族抗战时期的1941年。胡乔木当时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有的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写的，有的是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而写，有的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来写的，其中不少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审定后发表，至1946年11月25日，相关社论多达58篇。[42]国共内战时期，胡乔木主笔的新华社社论多达16篇，相关篇什都经毛泽东亲笔审阅修改而成。胡乔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如此追述：“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绝大多数评论，都是毛泽东同志修改过的，有许多重要段落是他的手笔”，又说：“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43]
不排除毛泽东、胡乔木在合作《祝上海解放》前曾有过思想交流，即便没有这一环节，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胡乔木经与毛泽东的多年合作，对党的领袖的思想动态与用语习惯也当有深切的体会。毛泽东较少使用而又在党内高层领异标新的党的“诞生”话语，一定在胡乔木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才有“党的诞生地”这一神来之笔。
在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奏凯声中，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毛泽东号召：“我們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44]1949年9月3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终成佳果——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第八次大会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宣言”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45]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
与此同时，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社论开宗明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46]“诞生”不仅是该社论题目、领起段的关键词，还是全篇的主题词。10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起句即宣告：“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47]，仍以“诞生”为动词。
以上两篇《人民日报》社论并未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改稿”篇目，应是胡乔木一人执笔而成。不过，以胡乔木深受毛泽东的影响，《祝上海解放》中的党的“诞生地”提法又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党的“诞生”话语与新中国“诞生”表述之间的逻辑链清晰可寻。自此，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诞生”的话语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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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