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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动员人民投入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先面对的问题。本文以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为背景,讨论中国共产党把城市无组织社会青年纳入新政治軌道的历史过程。上海的社会青年改造,以组织化为基本目标,通过特定组织载体的建构以及有组织社会活动的开展,在成功塑造社会青年对新政权政治认同的基础上,逐渐将原本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社会青年锻造为革命青年。
[关键词]上海;社会青年;组织化;革命青年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5-0035-09
1949年9月,毛泽东为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宣言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的这段话显示,“组织起来”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意识塑造,则是“组织起来”的主要诉求。
在“组织起来”的目标指引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市社会重塑,便以社会人群的组织化改造为开端。其中关于游民、娼妓和乞丐等群体的改造,已经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相较于此,同样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社会青年,则很少进入既往的学术研究视野。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指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还有家庭妇女中的青年、个体手工业劳动者的青年、摊贩中的青年、尚未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中的青年以及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等,其中主要以失学失业青年为主。鉴于此,本文拟以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为背景,梳理并考察中共如何在组织化的目标指引之下,逐步将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社会青年锻造为革命青年的历史过程。
一、“游离”的旧人:
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社会青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之初的上海,百废待兴,青年工作亦是如此。1950年全市登记的67万失业人口中,青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不同于在厂的工人以及在校的学生,失业青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游离于新政权的组织体系之外。据上海市政府的统计,1950年初全市总人口为498万零992人,其中15—29岁青年150万1319人,占比30.14%。另据上海市民政局统计,全市150余万青年中,包括学生工人在内的有组织青年不足50万人,其余100余万人则是没有组织的。
具体到各区,1951年北站区4万7177名青年中,16—26岁的社会青年就有2万人以上,占全区居民总人数的4.84%—5.72%。1952年,老闸区一条商业里弄的社会青年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达7.3%,闸北区一条里弄的社会青年占总人口的比重更达10.49%。沪中区也有4万青年处于无组织状态;榆林区总共19万3410人中社会青年就有3万人。由此可见,在上海解放的最初几年间,社会青年的大量存在,一直是全市青年状况的突出特征。如何动员这些青年参与新国家的建设,对上海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青年不仅身份多元,政治意识也较为复杂。
(一)社会身份多元,个体差异甚大。游离于组织之外虽是社会青年的总体特征,但每个青年在个体层面的差异又颇为巨大。仅据社会身份而论,1950年代初的上海社会青年就可分为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半失学失业青年以及其他各种失学失业青年,此外还有家庭青年妇女、无工会组织分散的小生产单位的职工、小手工业者以及独立劳动者。在独立劳动者中,又包括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小贩、不正当职业的舞女、乞丐、阿飞以及娼妓等。当然,在上述社会青年群体中,失学失业青年作为比较庞大的群体,情况最为复杂,身份也更加多元。1950年10月,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服务部开展的失学失业青年集体学习登记显示,报名学习的255人中,失学青年占45%左右,其余为失业青年。根据调查发现,这些青年在失业之前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公司、工厂和商店的职员占35%,教师占31%,伪机关人员占14%,小贩占2.4%。
社会青年身份多元化的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人口不断分化,并产生了各类非单位人群。二是中共建政之前上海经济的渐趋萧条,使许多企业和学校倒闭。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青年的就业困难,也使不少青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成为失学青年。此外,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快速崛起的城市,其人员构成本就以各地移民为主体,青年同样是人口迁移浪潮的一部分。不过无论原因为何,大量存在的社会青年为了生存,只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由此也就带来了社会身份的多元化。
社会青年身份多元化的结果,是使这些人虽然共处于组织之外,却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而显现出极为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在家庭青年妇女和流入城市的市郊青年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家庭青年妇女是社会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般家庭青年妇女而言,其每天的活动基本局限于“照顾孩子、烧饭、洗衣、洗尿布以及做些小孩衣服”,“平日除了买小菜以外,不大出门”。受此影响,家庭青年妇女养成了散漫、依赖性强、心地狭隘、家长作风、英雄主义、地位观念等习气。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多数已为家庭所认可,即便有意走出家庭参加组织活动,也往往会遭遇家庭的反对。如老闸区的青年女性邰浩杰,母亲就不允许她走出家庭,更不允许她参加里弄工作。邰的困扰并非个例,而是多数家庭青年妇女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长辈和丈夫的认识中,青年女性走出家庭不仅没有什么好处,还会影响到家务劳动。为此她们甚至抱怨,“家里平时是殡仪馆,吃饭时是菜馆,开会像茶馆,到夜变旅馆”。家庭的阻挠,无疑增加了家庭青年妇女走向组织化的难度。 除了家庭青年妇女,涌入城市的市郊青年也是社会青年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与家庭青年妇女的思想状态有着明显差异。涌入城市的市郊青年主要以小商小贩为主。他们选择进入城市,原因之一是郊区农村的人多地少特征,使多数农民无法靠种田维持生活,入城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途径。上海解放后,土地改革虽然废除了租佃关系,但人地紧张的矛盾并未缓解。因此在互助组和换工组的支撑下,农村富余劳动力延续了进城谋生的传统,其中就包括了大量青年。为了谋生的市郊青年入城之后,基本上是哪里可以赚钱,就到哪里去,哪种职业能挣钱就做哪种职业,甚至一身兼多职。如新成区苏北里一个青年就身兼三轮车夫、农民、菜贩等多种职业。因此,不同于家庭青年妇女组织化的阻力主要源于家庭,市郊青年组织化的困难在于他们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多样化,给党的青年改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化程度偏低,政治意识复杂。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社会青年虽然身份构成多样,但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却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据北站区裕庆里、怡兴里的统计,社会青年一般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初小、高小文化水平人员数相加约占社会青年总数的80%左右,其中以初小最多,高小次之,初中以上程度的不到20%,且绝大部分是初中一二年级程度的,达到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者甚少。另据北站区新泰安里的统计,全里359名社会青年中,文盲49人;初小139人,高小104人,合计占81.3%;初中62人,占17.3%;高中6人,占1.4%。榆林区3万余名社会青年中,文盲就占1/3。
社会青年虽然有着文化程度偏低的共性,但身份多元化导致的生活经历差异,还是令这个群体的政治意识极为复杂。在社会青年中,阿飞、摊贩、青年家庭妇女等文化水平较低,尤其是家庭妇女,多数都不识字。这些人中有的不务正业,形成阿飞之流;有的家庭观念较重,希望工作和学习最好不要离开上海。当然,也有些文化程度较低且生活较贫困的青年,迫切渴望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希望有健全的组织领导。除此之外,还有些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较为舒适的家庭生活。由于他们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或斗争,因此不关心政治,即使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不了解,甚至还怀有恐惧心理。并且在中共建政之初,由于他们失学失业得不到发展,因此对人民政府缺乏足够信任,时常听信谣言,政治认识较模糊。特别是在“二六轰炸”以后,经济情况的不见好转使他们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情绪,以致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如有青年说:“本来希望共产党来了就好了,但现在却一天比一天坏了”。
社会青年政治意识的复杂,除了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以外,还受近代以来上海独特的社會空间和格局所影响。近现代的上海汇聚了中外各种势力,形成了学界所称的三国四界的多元社会格局以及割裂的城市社会空间,弱化了政府对城市的控制力。在社会控制力有限的背景下,近现代的上海呈现出新旧并存、中外同在的特征。这种多元异质的城市社会为帮会、会道门组织的发展培植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许多社会青年深受影响。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上海的长期经营使不少城市青年都有过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等政治组织的经历。
除此之外,社会青年的政治意识还受到了教育因素的影响。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原来服务于失学失业青年的补习学校并未被立即关停。这些补习学校的教师中,有不少都与帮会和国民党联系密切,他们的政治认识对社会青年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据统计,补习学校中有的教师是担任了20多年的伪警察局长和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尤其是有些政治老师还曾是国民党的中校科长,或是伪中央军校毕业的、伪警局的分局长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这些势力并未因政权的更替和革命的成功而销声匿迹,而是作为历史的遗存仍然影响着基层社会的运行。这些情况,都加剧了社会青年政治意识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上海解放之初,社会青年因其自身的特征成为一个具有超强异质性的群体,游离于中国共产党的体系之外。首先,受城市人口分化、经济萧条以及移民浪潮的影响,社会青年呈现出数量庞大、身份多元的特征。他们不仅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更因身份多元而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其次,在异质文化交织和多种社会生态共存的空间里,社会青年深受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势力的多重影响,因此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政治意识。
二、以组织促“身归”:
组织载体的创建
社会的有序从来都依赖于政府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有效控制,当社会结构处于激烈分化和整合之时,社会秩序的重建更依赖于政府把社会各个群体纳入政府管理体制的程度。中共建政之初的上海,同样面临着社会秩序重建的问题。如何将数量庞大且政治意识复杂的上海社会青年纳入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轨道,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任务。
上海将社会青年纳入政治轨道的做法,主要遵循的是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思路,即以组织载体的建立为前提。1949年12月,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上指出:“我相信上海六百万人民有无限的经济力量,充分发动起来,很好的组织起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力量适当协助,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为了实现组织起来的目标,中共的首要做法便是建立并完善各种服务青年的组织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简称“民青联”)的创建。
(一)民青联的筹建。中共在接管上海伊始就发现,上海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虽然已有相关组织,但数量更多的社会青年却处于无组织状态。为了尽快把社会青年纳入组织体系,解放后的第三天,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就把构建社会青年的相关组织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上海市政府决定由市教育局青年团教联、职业补习学校、慈善团体等各方面派出代表,成立上海社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对社会青年进行组织和领导。1949年5月30日,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各界青年大会召开,成立了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该组织建立以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与社会青年取得联系,青年代表会议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5月30日,上海市各界青年大会就明确民青联筹备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是各界与各级青年代表会议。1950年11月12日,民青联筹备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上海市第二届社会青年代表会议。参加的代表共932人,旁听代表375人。除了人数众多,代表的分布也很广泛,包括失学失业青年、店员、劳动摊贩、教师、家庭妇女、三轮车工人、擦皮鞋工人、个体理发师、僧青年、舞女、难民等。这些代表主要由各区里弄、补习学校、学习班、图书馆、文化馆及各种社团的社会青年推选产生,产生后按地区的单位编为小组,进行座谈,学习时事,搜集并反映社会青年的意见和要求。 全市的青年代表会议召开之后,各区也相继召开了社会青年代表会议。北站区召开了全区社会青年代表会议,邑庙区、闸北区开了一个派出所范围的社会青年代表会议,产生了正式和列席代表1449人,并通过代表联系了1万7000名社会青年。老闸区本拟召开的社会青年代表会议,虽然由于“五反”运动的影响最终未能开成,但选举代表的过程还是影响教育了1万多青年群众。也正是通过青年代表大会,民青联得以广泛接触各界、各阶层的青年,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为社会青年工作开辟了渠道。在民青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初期时,除了与社会青年取得联系以外,还成立了上海市职业补校联谊会,主要包括当时最有规模、有历史的补习学校,如立信、市立职业补校等,团结社会青年4000余人。
伴随民青联筹备委员会筹建的同时,市团工委也开始关注社会青年的工作。1949年6月,上海市团工委下设组织机构秘书处、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学生部、服务部等机构,其中服务部主要负责社会青年的工作。服务部在成立初期主要是进行一般的动员登记,介绍社会青年参加工作,共计投放参加革命工作者共269人,其他革命学校96人。后期转为失学失业青年的政治教育工作,通过举办失学失业青年学习会,开设政治学习班和就业指导班,组织失业失学青年2000人,影响周围群众约2万人。
(二)民青联组织形式的探索。总体而言,无论是这时候的民青联筹备委员会,还是服务部,都还不够成熟完善,缺少针对性和稳定性。不能把社会青年组织在一个稳定的组织载体里,除了参加工作的社会青年,其余的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再受影响。从团结组织教育广大的失学失业青年群众来看,训练了2000人,就是2000人,并没有以他们为核心再去组织教育更多的失学失业青年。因此,自1950年9月起,为了进一步组织青年,更好地开展社会青年工作,市团工委和市民青联筹委会在新成、老闸、江宁、北站、闸北、蓬莱、邑庙、嵩山、榆林等九个区建立了青年服务部。形成了民青联筹备委员会和青年服务部共同开展社会青年工作的局面。
这一阶段的青年服务部是由民青联筹委会的联络部和市团工委的服务部合并而成的,下设联络科、体育科、服务科及社教科。青年服务部成立以后,即以满足广大社会青年要求进步、热爱文娱活动、以及学习生产技术的要求为切口深入到社会青年中。各区通过建立政治、文化学习班满足了社会青年的学习要求,提高了青年的政治、文化水平。同时,由于社会青年活泼好动,青年服务部还创建了游艺室,举办舞蹈、歌咏等各种座谈会或晚会,以此来组织教育青年。总之,青年服务部的工作诉求就是通过多样的、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社会青年组织起来,以使他们团结在青年团的周围,接受党的领导,发扬青年进步、互助、友爱的精神。
在青年服务部运行一段时间后,为了逐步扩大其群众性,民青联筹备委员会与青年服务部进行了整体合并,建立起群众性的组织机构,下设秘书处、文教处、联络处共同推进社会青年的工作。合并以后,民青联筹备委员会吸取了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关门主义,创建了各种组织形式,有效地推进了社会青年的组织工作。在社会教育方面,民青联筹委会通过政治、文化、技术等学习班组织教育了24644个失学失业青年。同时,它还配合党和政府街道里弄工作的开展,培养了17663个地区青年积极分子,成为党政开展街道里弄工作的助手。除此以外,民青联筹备委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向97万5045个无组织居民进行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可以说,这一阶段,民青联筹备委员会对于社会青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三)民青联的建立。在民青联筹委会运行近四年之后,1953年4月,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正式成立,并确定全市青年代表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构。正式成立的民主青年联合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9人,日常工作由秘书长领导,下设秘书处、宗教民族处、工商处3个处负责各界青年的工作。市级民青联一经成立,就得到了广大社会青年的支持,尤其是非团员社会青年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原有的青年服务部因为是团的组织,总感觉“不大方便”,而民青联则是“自己的组织,以后有地方跑跑”。民青联的成立,虽然构建了青年工作的组织载体,但在日常工作中,仅有市级层面的民青联显然无法建立党和政府与社会青年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此,民青联一成立,就开始筹建区级的民青联办事处,计划将原来覆盖13个区的青年服务部改组后以办事处的形式推广至全市20个区。为了推动民青联办事处的建立,1955年3月30日,青年团上海市委发出指示,要求在各区建立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区级办事处,并由团区委书记兼任办事处主任。
不過从实际的进展来看,区级民青联办事处的建立并不顺利。直至1956年9月18日,在市青联的极力推动下,才有卢湾、闸北、提篮、徐汇、新成、榆林、长宁、虹口、黄浦、蓬莱、江宁、东昌等12个区建立了区级的民青联办事处。区级民青联办事处建立以后,大力动员和组织社会青年积极投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军民委员会所组织的各项工作,如进行兵役法的宣传、推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和人代大会等,使他们成为了街道中开展党政工作的有力助手。根据统计,有15万政治历史清楚,工作热情积极的社会青年,约占社会青年总数的20%,进入到里弄组织中,被选拔为里弄干部,其中里弄小组长以上干部占70%。至此,以民青联为中心的组织载体正式构筑起来。
总之,在市区两级党委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到1956年,原本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大量社会青年,完成了形式上的组织化改造,市区两级服务于社会青年的组织载体初步建立。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首先通过青年代表会议搭建了政府与社会青年之间的桥梁,密切了政府与社会青年之间的联系。同时,通过设立民主青年联合会,在各区建立青年服务部和民青联办事处,将社会青年纳入到组织化体系中来。至此,一个从上到下、层层递进的青年组织工作体系,也确立了起来。也正是这种组织体系,成功地把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社会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之中,完成了社会青年“身归”共产党的过程。 三、以教育促“心归”:
政治认同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刚建立起新型政权,如何塑造各阶层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直接关涉到新的统治合法性的确立与否。民青联等组织载体的构筑,为社会青年政治认同的塑造提供了组织基础,实现了社会青年“身归”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青年对共产党政权心理认同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社会青年进行政治认同的塑造。思想改造运动是共产党政权在城市建构政权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青年的政治认同塑造中,“思想改造”同样是重要方式,只是不同于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社会青年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日常学习以及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完成。
(一)学习班与政治认同的塑造。为了重塑社会青年的政治认知,先后成立的民青联筹委会和民青联以各种学习班为载体,对社会青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政治教育。早期的学习班一般都是由青年服务部主办的,分为政治学习班、文化学习班和技术学习班等。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时事形势及青年前途、社会发展史、社会青年工作、革命人生观、爱国主义教育、里弄工作业务、会计簿记、镇压反革命条例、新旧社会对比、劳动观点与阶级观点等。仅在1951年,青年服务部就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组织了70个文化学习班、30个政治学习班和35个技术学习班。至1953年,学习班的类型又拓展至升学就业指导班、社会青年干部训练班、职业青年联合会学习班、文娱干部学习班、里弄干部训练班等,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与1951年相比,青年文化学习班增至166个,青年技术学习班增至66个。此外,各区还不断总结经验,对学习班进行创新。如榆林区在学习班中设立班委会,对落后的同学采取个别谈、个别联系的方式,并联系本人的出路问题,从思想上的主要根源来分析和鼓励他们。
政治学习班的教育,使社会青年的思想认识有了明显提升。在政治学习班的影响下,社会青年不仅消除了亲美崇美的殖民地思想和封建的家庭观念、地域观念,还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懂得要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初步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老闸区的政治学习班中,学员初来时有很多阿飞,经过学习后,学员80%以上均参加里弄冬防工作,在工作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工作热情,并且变化甚大。邑庙区青年服务部的同学黄蓓莉参加学习班时是一个阿飞,经过学习后,毅然说服家庭,前往新疆迪化艺术学校参加祖国建设。此外,学习班的青年还用互助互济的办法来解决自身与同学的困难,有的帮助困难的同学解决膳食、车钱、衣服、住宿问题,有的集资帮助他们生产或应付急需,因此很多青年说:“新社会里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技术学习班在解决社会青年就业问题的同时,也消弭了社会青年对于党的不满与怀疑。根据1950—1951年的统计,在学习班的直接影响下,全市有2万名青年解决了工作和学习问题,其中,解决工作的即有6381人。北站区约有105个社会青年经过学习班的学习,走上了公安、空军、治淮、财经等各种建设岗位。该区一位名叫张振国的同学,在经过技术学习班的教育后,不顾妻子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和朋友的合资经营事业,坚决地参加了公安工作,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同学们纷纷表示,学习班让他们体验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因此他们对党和政府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除了特色学习班,补习学校也是重塑社会青年思想认识的重要阵地。截至1954年的统计,上海全市共有青年补习学校300所左右,其中经教育局批准的70所,学生85000余人,失学失业青年和店职工各占一半。补习学校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忆苦思甜,通过回忆对比的形式,激发起社会青年对旧社会的痛恨,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旧社会里的青年命运是相同的,新社会里的青年命运都是美好的。具体方法就是运用典型转变的人物现身说法,如:新成高技在中苏友好月过程中举行了演讲比赛,每个同学以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作为演讲内容,以此来引起大家的共鸣。除了典型人物的现身说法,电影、展览会、参观工厂、访问农村,与解放军联欢以及朗诵、戏剧等形象化的方式,也经常为补习学校所采用,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补习学校的教育,加深了社会青年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一些思想落后的阿飞男女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后,不仅改变了奇怪的衣服,剪短了蓬松的头发,并且决心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中国的好青年。还有的青年克服了家庭困难,志愿到朝鲜前线去,或者到东北、西北、西南,甚至到更遥远的新疆去学习或工作。也有很多青年本来在家庭中是不劳动的,经过学习后,不但积极参加家庭劳动,而且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义务劳动,他们开始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在从全国各地寄给家人的信中,他们共同的感受都是忘不了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
在自办学习班和补习学校之外,民青联还经常借助社会文化机构对青年进行思想改造,其中以图书阅览室的效果最为显著。与学习班一样,图书阅览室由青年服务部所创办,是为了加强对社会青年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一种活动方式。在青年服务部的设计中,图书阅览室不仅仅只是为社会青年提供借书服务,在借书的基础上,室内工作人员还经常找读者交谈,通过交流来了解读者的思想特点和文化水平,以此来帮助他们查目录,推荐书籍,并相机讲解。图书阅览室还会根据读者的兴趣、水平,组织读书小组,引导讨论,并教读者写读书心得,做到了文艺与政治相结合,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学习重点与形势教育相结合。通过这些方法,图书阅览室的读者日益增加,每天读书的群众达2300余人。通过读书和学习,社会青年进步很快,一些社会青年了解了中苏新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能够用人民立场来看朝鲜问题。更有不少人反映:“同样一本书,怎么在图书阅览室这儿看就不同了,在这儿越读越有劲”。
(二)社会运动与政治认同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式社会政治运动交替进行,这也成为民青联重塑社会青年思想认识的重要途径。具体到对于社会青年的改造,就是充分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发动社会青年参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据1950—1953年的统计,社会运动的類型主要包括经济动员类,比如推销公债;思想改造类,如贯彻婚姻法运动;政治动员类,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采用的方式主要是召开各种控诉、回忆、对比活动,以此来强化青年对帝国主义、旧政权以及运动对象阴暗面的认识。 在民青联的有效运作下,社会青年投身政治运动的热情非常高涨。根据统计,截至1952年,在已经开展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社会青年起了重要的宣传和突击作用,共计产生了3万1471名社会青年积极分子,影响提高了15万群众。仅以“五反”中的3个区为例,合计3186名青年代表就教育影响了3万余名社会青年,提供了364封检举信。老闸区参加各种运动的社会青年累计819人,直接影响群众44325人。如在禁毒运动中,社会青年通过对比教育加深了对帝国主义与旧社会的痛恨,控诉了自身及家庭遭受的痛苦。闸北区青年陈兴福的父母和妹妹在旧社会里都吸上了毒品,母亲沦为小偷,妹妹14岁做妓女。本来他只恨父母与妹子,但通过禁毒运动,他认识到了这是因为旧社会的迫害。解放后,他的母亲和妹妹通过劳动改造,增强了对新社会的热爱,体验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这些社会青年通过对比解放前后的生活,增强了保卫祖国、保卫胜利果实的爱国之情。
通过学习机构和社会运动的教育,社会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洗礼,“个人的具体特征或具体的人际关系”大大弱化,社会关系被改造成组织关系和政治关系,取代了原有的情境化的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社会青年的思想、信仰、心灵、人格都得到了重塑,政治意识的复杂性被消解。与此相伴随地,是社会青年政治认同的成功塑造,并完成了由“身归”到“心归”共产党的过程。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民经济的萧条以及移民浪潮的影响,上海社会存在大量的社会青年。社会青年在几乎不具备任何符合新政权要求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的情况下,成为新社会中“游离”的旧人。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青年不仅身份多元化,且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同时,受个人经历以及上海的社会格局所影响,社会青年的政治意识也较为复杂。这些情形都给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中国共产党造成很大障碍。把这一部分“游离”的旧人纳入到新政治轨道,成为新政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遵循“组织起来”的路径,通过组织载体的构筑和政治认同的塑造,成功地完成对上海社会青年的组织和吸纳。
在构筑组织载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层层递进的组织体系,把社会青年纳入到组织化格局中,国家也凭借这些组织载体将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青年的生活领域,进而有效的对社会青年进行了动员和统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青年政治认同的塑造主要是依托各种学习机构以及社会运动来完成的。在学习机构的教育过程中,社会青年深受社会主义的洗礼,摒弃了旧思想,其价值观和思想得到了重塑,使他们具有了社会主义人格和素养。在参加各项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社会青年的地位在政治意义上得到全面提升,这种社会位置和存在状态发生的变化,使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翻身感”。而这种“翻身感”的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新政府的感激和热爱情绪,最终将社会青年引向新的政治中心体。社会青年也最终完成了由“游离”到“身归”再到“心归”共产党的转变过程,成功地蜕变为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革命青年。
作者系華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动员人民投入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首先面对的问题。本文以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为背景,讨论中国共产党把城市无组织社会青年纳入新政治軌道的历史过程。上海的社会青年改造,以组织化为基本目标,通过特定组织载体的建构以及有组织社会活动的开展,在成功塑造社会青年对新政权政治认同的基础上,逐渐将原本游离于政治之外的社会青年锻造为革命青年。
[关键词]上海;社会青年;组织化;革命青年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1)05-0035-09
1949年9月,毛泽东为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宣言指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的这段话显示,“组织起来”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意识塑造,则是“组织起来”的主要诉求。
在“组织起来”的目标指引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城市社会重塑,便以社会人群的组织化改造为开端。其中关于游民、娼妓和乞丐等群体的改造,已经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相较于此,同样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社会青年,则很少进入既往的学术研究视野。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指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还有家庭妇女中的青年、个体手工业劳动者的青年、摊贩中的青年、尚未安置的复员退伍军人中的青年以及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青年等,其中主要以失学失业青年为主。鉴于此,本文拟以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为背景,梳理并考察中共如何在组织化的目标指引之下,逐步将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社会青年锻造为革命青年的历史过程。
一、“游离”的旧人:
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社会青年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之初的上海,百废待兴,青年工作亦是如此。1950年全市登记的67万失业人口中,青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不同于在厂的工人以及在校的学生,失业青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游离于新政权的组织体系之外。据上海市政府的统计,1950年初全市总人口为498万零992人,其中15—29岁青年150万1319人,占比30.14%。另据上海市民政局统计,全市150余万青年中,包括学生工人在内的有组织青年不足50万人,其余100余万人则是没有组织的。
具体到各区,1951年北站区4万7177名青年中,16—26岁的社会青年就有2万人以上,占全区居民总人数的4.84%—5.72%。1952年,老闸区一条商业里弄的社会青年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达7.3%,闸北区一条里弄的社会青年占总人口的比重更达10.49%。沪中区也有4万青年处于无组织状态;榆林区总共19万3410人中社会青年就有3万人。由此可见,在上海解放的最初几年间,社会青年的大量存在,一直是全市青年状况的突出特征。如何动员这些青年参与新国家的建设,对上海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青年不仅身份多元,政治意识也较为复杂。
(一)社会身份多元,个体差异甚大。游离于组织之外虽是社会青年的总体特征,但每个青年在个体层面的差异又颇为巨大。仅据社会身份而论,1950年代初的上海社会青年就可分为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半失学失业青年以及其他各种失学失业青年,此外还有家庭青年妇女、无工会组织分散的小生产单位的职工、小手工业者以及独立劳动者。在独立劳动者中,又包括了从事商业活动的小贩、不正当职业的舞女、乞丐、阿飞以及娼妓等。当然,在上述社会青年群体中,失学失业青年作为比较庞大的群体,情况最为复杂,身份也更加多元。1950年10月,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服务部开展的失学失业青年集体学习登记显示,报名学习的255人中,失学青年占45%左右,其余为失业青年。根据调查发现,这些青年在失业之前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公司、工厂和商店的职员占35%,教师占31%,伪机关人员占14%,小贩占2.4%。
社会青年身份多元化的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使人口不断分化,并产生了各类非单位人群。二是中共建政之前上海经济的渐趋萧条,使许多企业和学校倒闭。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青年的就业困难,也使不少青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成为失学青年。此外,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快速崛起的城市,其人员构成本就以各地移民为主体,青年同样是人口迁移浪潮的一部分。不过无论原因为何,大量存在的社会青年为了生存,只能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由此也就带来了社会身份的多元化。
社会青年身份多元化的结果,是使这些人虽然共处于组织之外,却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而显现出极为明显的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在家庭青年妇女和流入城市的市郊青年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家庭青年妇女是社会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般家庭青年妇女而言,其每天的活动基本局限于“照顾孩子、烧饭、洗衣、洗尿布以及做些小孩衣服”,“平日除了买小菜以外,不大出门”。受此影响,家庭青年妇女养成了散漫、依赖性强、心地狭隘、家长作风、英雄主义、地位观念等习气。她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多数已为家庭所认可,即便有意走出家庭参加组织活动,也往往会遭遇家庭的反对。如老闸区的青年女性邰浩杰,母亲就不允许她走出家庭,更不允许她参加里弄工作。邰的困扰并非个例,而是多数家庭青年妇女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长辈和丈夫的认识中,青年女性走出家庭不仅没有什么好处,还会影响到家务劳动。为此她们甚至抱怨,“家里平时是殡仪馆,吃饭时是菜馆,开会像茶馆,到夜变旅馆”。家庭的阻挠,无疑增加了家庭青年妇女走向组织化的难度。 除了家庭青年妇女,涌入城市的市郊青年也是社会青年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与家庭青年妇女的思想状态有着明显差异。涌入城市的市郊青年主要以小商小贩为主。他们选择进入城市,原因之一是郊区农村的人多地少特征,使多数农民无法靠种田维持生活,入城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途径。上海解放后,土地改革虽然废除了租佃关系,但人地紧张的矛盾并未缓解。因此在互助组和换工组的支撑下,农村富余劳动力延续了进城谋生的传统,其中就包括了大量青年。为了谋生的市郊青年入城之后,基本上是哪里可以赚钱,就到哪里去,哪种职业能挣钱就做哪种职业,甚至一身兼多职。如新成区苏北里一个青年就身兼三轮车夫、农民、菜贩等多种职业。因此,不同于家庭青年妇女组织化的阻力主要源于家庭,市郊青年组织化的困难在于他们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多样化,给党的青年改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文化程度偏低,政治意识复杂。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社会青年虽然身份构成多样,但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却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据北站区裕庆里、怡兴里的统计,社会青年一般文化水平较低。文盲、初小、高小文化水平人员数相加约占社会青年总数的80%左右,其中以初小最多,高小次之,初中以上程度的不到20%,且绝大部分是初中一二年级程度的,达到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者甚少。另据北站区新泰安里的统计,全里359名社会青年中,文盲49人;初小139人,高小104人,合计占81.3%;初中62人,占17.3%;高中6人,占1.4%。榆林区3万余名社会青年中,文盲就占1/3。
社会青年虽然有着文化程度偏低的共性,但身份多元化导致的生活经历差异,还是令这个群体的政治意识极为复杂。在社会青年中,阿飞、摊贩、青年家庭妇女等文化水平较低,尤其是家庭妇女,多数都不识字。这些人中有的不务正业,形成阿飞之流;有的家庭观念较重,希望工作和学习最好不要离开上海。当然,也有些文化程度较低且生活较贫困的青年,迫切渴望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希望有健全的组织领导。除此之外,还有些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较为舒适的家庭生活。由于他们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或斗争,因此不关心政治,即使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不了解,甚至还怀有恐惧心理。并且在中共建政之初,由于他们失学失业得不到发展,因此对人民政府缺乏足够信任,时常听信谣言,政治认识较模糊。特别是在“二六轰炸”以后,经济情况的不见好转使他们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情绪,以致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如有青年说:“本来希望共产党来了就好了,但现在却一天比一天坏了”。
社会青年政治意识的复杂,除了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以外,还受近代以来上海独特的社會空间和格局所影响。近现代的上海汇聚了中外各种势力,形成了学界所称的三国四界的多元社会格局以及割裂的城市社会空间,弱化了政府对城市的控制力。在社会控制力有限的背景下,近现代的上海呈现出新旧并存、中外同在的特征。这种多元异质的城市社会为帮会、会道门组织的发展培植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许多社会青年深受影响。与此同时,国民党在上海的长期经营使不少城市青年都有过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等政治组织的经历。
除此之外,社会青年的政治意识还受到了教育因素的影响。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原来服务于失学失业青年的补习学校并未被立即关停。这些补习学校的教师中,有不少都与帮会和国民党联系密切,他们的政治认识对社会青年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据统计,补习学校中有的教师是担任了20多年的伪警察局长和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尤其是有些政治老师还曾是国民党的中校科长,或是伪中央军校毕业的、伪警局的分局长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这些势力并未因政权的更替和革命的成功而销声匿迹,而是作为历史的遗存仍然影响着基层社会的运行。这些情况,都加剧了社会青年政治意识的复杂性。
综上所述,上海解放之初,社会青年因其自身的特征成为一个具有超强异质性的群体,游离于中国共产党的体系之外。首先,受城市人口分化、经济萧条以及移民浪潮的影响,社会青年呈现出数量庞大、身份多元的特征。他们不仅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更因身份多元而具有较强的个体差异;其次,在异质文化交织和多种社会生态共存的空间里,社会青年深受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势力的多重影响,因此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政治意识。
二、以组织促“身归”:
组织载体的创建
社会的有序从来都依赖于政府对各个社会群体的有效控制,当社会结构处于激烈分化和整合之时,社会秩序的重建更依赖于政府把社会各个群体纳入政府管理体制的程度。中共建政之初的上海,同样面临着社会秩序重建的问题。如何将数量庞大且政治意识复杂的上海社会青年纳入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轨道,是摆在中共面前的重要任务。
上海将社会青年纳入政治轨道的做法,主要遵循的是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思路,即以组织载体的建立为前提。1949年12月,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上指出:“我相信上海六百万人民有无限的经济力量,充分发动起来,很好的组织起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力量适当协助,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为了实现组织起来的目标,中共的首要做法便是建立并完善各种服务青年的组织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简称“民青联”)的创建。
(一)民青联的筹建。中共在接管上海伊始就发现,上海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虽然已有相关组织,但数量更多的社会青年却处于无组织状态。为了尽快把社会青年纳入组织体系,解放后的第三天,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就把构建社会青年的相关组织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上海市政府决定由市教育局青年团教联、职业补习学校、慈善团体等各方面派出代表,成立上海社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对社会青年进行组织和领导。1949年5月30日,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各界青年大会召开,成立了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该组织建立以后,首要的工作就是与社会青年取得联系,青年代表会议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5月30日,上海市各界青年大会就明确民青联筹备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是各界与各级青年代表会议。1950年11月12日,民青联筹备委员会组织召开了上海市第二届社会青年代表会议。参加的代表共932人,旁听代表375人。除了人数众多,代表的分布也很广泛,包括失学失业青年、店员、劳动摊贩、教师、家庭妇女、三轮车工人、擦皮鞋工人、个体理发师、僧青年、舞女、难民等。这些代表主要由各区里弄、补习学校、学习班、图书馆、文化馆及各种社团的社会青年推选产生,产生后按地区的单位编为小组,进行座谈,学习时事,搜集并反映社会青年的意见和要求。 全市的青年代表会议召开之后,各区也相继召开了社会青年代表会议。北站区召开了全区社会青年代表会议,邑庙区、闸北区开了一个派出所范围的社会青年代表会议,产生了正式和列席代表1449人,并通过代表联系了1万7000名社会青年。老闸区本拟召开的社会青年代表会议,虽然由于“五反”运动的影响最终未能开成,但选举代表的过程还是影响教育了1万多青年群众。也正是通过青年代表大会,民青联得以广泛接触各界、各阶层的青年,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为社会青年工作开辟了渠道。在民青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初期时,除了与社会青年取得联系以外,还成立了上海市职业补校联谊会,主要包括当时最有规模、有历史的补习学校,如立信、市立职业补校等,团结社会青年4000余人。
伴随民青联筹备委员会筹建的同时,市团工委也开始关注社会青年的工作。1949年6月,上海市团工委下设组织机构秘书处、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文教部、学生部、服务部等机构,其中服务部主要负责社会青年的工作。服务部在成立初期主要是进行一般的动员登记,介绍社会青年参加工作,共计投放参加革命工作者共269人,其他革命学校96人。后期转为失学失业青年的政治教育工作,通过举办失学失业青年学习会,开设政治学习班和就业指导班,组织失业失学青年2000人,影响周围群众约2万人。
(二)民青联组织形式的探索。总体而言,无论是这时候的民青联筹备委员会,还是服务部,都还不够成熟完善,缺少针对性和稳定性。不能把社会青年组织在一个稳定的组织载体里,除了参加工作的社会青年,其余的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再受影响。从团结组织教育广大的失学失业青年群众来看,训练了2000人,就是2000人,并没有以他们为核心再去组织教育更多的失学失业青年。因此,自1950年9月起,为了进一步组织青年,更好地开展社会青年工作,市团工委和市民青联筹委会在新成、老闸、江宁、北站、闸北、蓬莱、邑庙、嵩山、榆林等九个区建立了青年服务部。形成了民青联筹备委员会和青年服务部共同开展社会青年工作的局面。
这一阶段的青年服务部是由民青联筹委会的联络部和市团工委的服务部合并而成的,下设联络科、体育科、服务科及社教科。青年服务部成立以后,即以满足广大社会青年要求进步、热爱文娱活动、以及学习生产技术的要求为切口深入到社会青年中。各区通过建立政治、文化学习班满足了社会青年的学习要求,提高了青年的政治、文化水平。同时,由于社会青年活泼好动,青年服务部还创建了游艺室,举办舞蹈、歌咏等各种座谈会或晚会,以此来组织教育青年。总之,青年服务部的工作诉求就是通过多样的、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社会青年组织起来,以使他们团结在青年团的周围,接受党的领导,发扬青年进步、互助、友爱的精神。
在青年服务部运行一段时间后,为了逐步扩大其群众性,民青联筹备委员会与青年服务部进行了整体合并,建立起群众性的组织机构,下设秘书处、文教处、联络处共同推进社会青年的工作。合并以后,民青联筹备委员会吸取了过去工作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关门主义,创建了各种组织形式,有效地推进了社会青年的组织工作。在社会教育方面,民青联筹委会通过政治、文化、技术等学习班组织教育了24644个失学失业青年。同时,它还配合党和政府街道里弄工作的开展,培养了17663个地区青年积极分子,成为党政开展街道里弄工作的助手。除此以外,民青联筹备委员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宣传工作,向97万5045个无组织居民进行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可以说,这一阶段,民青联筹备委员会对于社会青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三)民青联的建立。在民青联筹委会运行近四年之后,1953年4月,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正式成立,并确定全市青年代表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构。正式成立的民主青年联合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9人,日常工作由秘书长领导,下设秘书处、宗教民族处、工商处3个处负责各界青年的工作。市级民青联一经成立,就得到了广大社会青年的支持,尤其是非团员社会青年的欢迎。在他们看来,原有的青年服务部因为是团的组织,总感觉“不大方便”,而民青联则是“自己的组织,以后有地方跑跑”。民青联的成立,虽然构建了青年工作的组织载体,但在日常工作中,仅有市级层面的民青联显然无法建立党和政府与社会青年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此,民青联一成立,就开始筹建区级的民青联办事处,计划将原来覆盖13个区的青年服务部改组后以办事处的形式推广至全市20个区。为了推动民青联办事处的建立,1955年3月30日,青年团上海市委发出指示,要求在各区建立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区级办事处,并由团区委书记兼任办事处主任。
不過从实际的进展来看,区级民青联办事处的建立并不顺利。直至1956年9月18日,在市青联的极力推动下,才有卢湾、闸北、提篮、徐汇、新成、榆林、长宁、虹口、黄浦、蓬莱、江宁、东昌等12个区建立了区级的民青联办事处。区级民青联办事处建立以后,大力动员和组织社会青年积极投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军民委员会所组织的各项工作,如进行兵役法的宣传、推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和人代大会等,使他们成为了街道中开展党政工作的有力助手。根据统计,有15万政治历史清楚,工作热情积极的社会青年,约占社会青年总数的20%,进入到里弄组织中,被选拔为里弄干部,其中里弄小组长以上干部占70%。至此,以民青联为中心的组织载体正式构筑起来。
总之,在市区两级党委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到1956年,原本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大量社会青年,完成了形式上的组织化改造,市区两级服务于社会青年的组织载体初步建立。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首先通过青年代表会议搭建了政府与社会青年之间的桥梁,密切了政府与社会青年之间的联系。同时,通过设立民主青年联合会,在各区建立青年服务部和民青联办事处,将社会青年纳入到组织化体系中来。至此,一个从上到下、层层递进的青年组织工作体系,也确立了起来。也正是这种组织体系,成功地把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社会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之中,完成了社会青年“身归”共产党的过程。 三、以教育促“心归”:
政治认同的塑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刚建立起新型政权,如何塑造各阶层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直接关涉到新的统治合法性的确立与否。民青联等组织载体的构筑,为社会青年政治认同的塑造提供了组织基础,实现了社会青年“身归”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青年对共产党政权心理认同的形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社会青年进行政治认同的塑造。思想改造运动是共产党政权在城市建构政权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社会青年的政治认同塑造中,“思想改造”同样是重要方式,只是不同于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社会青年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日常学习以及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来完成。
(一)学习班与政治认同的塑造。为了重塑社会青年的政治认知,先后成立的民青联筹委会和民青联以各种学习班为载体,对社会青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政治教育。早期的学习班一般都是由青年服务部主办的,分为政治学习班、文化学习班和技术学习班等。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时事形势及青年前途、社会发展史、社会青年工作、革命人生观、爱国主义教育、里弄工作业务、会计簿记、镇压反革命条例、新旧社会对比、劳动观点与阶级观点等。仅在1951年,青年服务部就结合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组织了70个文化学习班、30个政治学习班和35个技术学习班。至1953年,学习班的类型又拓展至升学就业指导班、社会青年干部训练班、职业青年联合会学习班、文娱干部学习班、里弄干部训练班等,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与1951年相比,青年文化学习班增至166个,青年技术学习班增至66个。此外,各区还不断总结经验,对学习班进行创新。如榆林区在学习班中设立班委会,对落后的同学采取个别谈、个别联系的方式,并联系本人的出路问题,从思想上的主要根源来分析和鼓励他们。
政治学习班的教育,使社会青年的思想认识有了明显提升。在政治学习班的影响下,社会青年不仅消除了亲美崇美的殖民地思想和封建的家庭观念、地域观念,还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懂得要把自己的前途与祖国的前途联系起来,初步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老闸区的政治学习班中,学员初来时有很多阿飞,经过学习后,学员80%以上均参加里弄冬防工作,在工作中表现出了高度的工作热情,并且变化甚大。邑庙区青年服务部的同学黄蓓莉参加学习班时是一个阿飞,经过学习后,毅然说服家庭,前往新疆迪化艺术学校参加祖国建设。此外,学习班的青年还用互助互济的办法来解决自身与同学的困难,有的帮助困难的同学解决膳食、车钱、衣服、住宿问题,有的集资帮助他们生产或应付急需,因此很多青年说:“新社会里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技术学习班在解决社会青年就业问题的同时,也消弭了社会青年对于党的不满与怀疑。根据1950—1951年的统计,在学习班的直接影响下,全市有2万名青年解决了工作和学习问题,其中,解决工作的即有6381人。北站区约有105个社会青年经过学习班的学习,走上了公安、空军、治淮、财经等各种建设岗位。该区一位名叫张振国的同学,在经过技术学习班的教育后,不顾妻子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和朋友的合资经营事业,坚决地参加了公安工作,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同学们纷纷表示,学习班让他们体验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因此他们对党和政府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除了特色学习班,补习学校也是重塑社会青年思想认识的重要阵地。截至1954年的统计,上海全市共有青年补习学校300所左右,其中经教育局批准的70所,学生85000余人,失学失业青年和店职工各占一半。补习学校的教育方式主要是忆苦思甜,通过回忆对比的形式,激发起社会青年对旧社会的痛恨,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旧社会里的青年命运是相同的,新社会里的青年命运都是美好的。具体方法就是运用典型转变的人物现身说法,如:新成高技在中苏友好月过程中举行了演讲比赛,每个同学以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作为演讲内容,以此来引起大家的共鸣。除了典型人物的现身说法,电影、展览会、参观工厂、访问农村,与解放军联欢以及朗诵、戏剧等形象化的方式,也经常为补习学校所采用,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补习学校的教育,加深了社会青年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一些思想落后的阿飞男女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后,不仅改变了奇怪的衣服,剪短了蓬松的头发,并且决心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中国的好青年。还有的青年克服了家庭困难,志愿到朝鲜前线去,或者到东北、西北、西南,甚至到更遥远的新疆去学习或工作。也有很多青年本来在家庭中是不劳动的,经过学习后,不但积极参加家庭劳动,而且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义务劳动,他们开始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在从全国各地寄给家人的信中,他们共同的感受都是忘不了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
在自办学习班和补习学校之外,民青联还经常借助社会文化机构对青年进行思想改造,其中以图书阅览室的效果最为显著。与学习班一样,图书阅览室由青年服务部所创办,是为了加强对社会青年进行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一种活动方式。在青年服务部的设计中,图书阅览室不仅仅只是为社会青年提供借书服务,在借书的基础上,室内工作人员还经常找读者交谈,通过交流来了解读者的思想特点和文化水平,以此来帮助他们查目录,推荐书籍,并相机讲解。图书阅览室还会根据读者的兴趣、水平,组织读书小组,引导讨论,并教读者写读书心得,做到了文艺与政治相结合,理性与感性相结合,学习重点与形势教育相结合。通过这些方法,图书阅览室的读者日益增加,每天读书的群众达2300余人。通过读书和学习,社会青年进步很快,一些社会青年了解了中苏新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能够用人民立场来看朝鲜问题。更有不少人反映:“同样一本书,怎么在图书阅览室这儿看就不同了,在这儿越读越有劲”。
(二)社会运动与政治认同的塑造。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式社会政治运动交替进行,这也成为民青联重塑社会青年思想认识的重要途径。具体到对于社会青年的改造,就是充分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发动社会青年参与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据1950—1953年的统计,社会运动的類型主要包括经济动员类,比如推销公债;思想改造类,如贯彻婚姻法运动;政治动员类,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采用的方式主要是召开各种控诉、回忆、对比活动,以此来强化青年对帝国主义、旧政权以及运动对象阴暗面的认识。 在民青联的有效运作下,社会青年投身政治运动的热情非常高涨。根据统计,截至1952年,在已经开展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社会青年起了重要的宣传和突击作用,共计产生了3万1471名社会青年积极分子,影响提高了15万群众。仅以“五反”中的3个区为例,合计3186名青年代表就教育影响了3万余名社会青年,提供了364封检举信。老闸区参加各种运动的社会青年累计819人,直接影响群众44325人。如在禁毒运动中,社会青年通过对比教育加深了对帝国主义与旧社会的痛恨,控诉了自身及家庭遭受的痛苦。闸北区青年陈兴福的父母和妹妹在旧社会里都吸上了毒品,母亲沦为小偷,妹妹14岁做妓女。本来他只恨父母与妹子,但通过禁毒运动,他认识到了这是因为旧社会的迫害。解放后,他的母亲和妹妹通过劳动改造,增强了对新社会的热爱,体验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这些社会青年通过对比解放前后的生活,增强了保卫祖国、保卫胜利果实的爱国之情。
通过学习机构和社会运动的教育,社会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洗礼,“个人的具体特征或具体的人际关系”大大弱化,社会关系被改造成组织关系和政治关系,取代了原有的情境化的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社会青年的思想、信仰、心灵、人格都得到了重塑,政治意识的复杂性被消解。与此相伴随地,是社会青年政治认同的成功塑造,并完成了由“身归”到“心归”共产党的过程。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民经济的萧条以及移民浪潮的影响,上海社会存在大量的社会青年。社会青年在几乎不具备任何符合新政权要求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的情况下,成为新社会中“游离”的旧人。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青年不仅身份多元化,且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同时,受个人经历以及上海的社会格局所影响,社会青年的政治意识也较为复杂。这些情形都给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中国共产党造成很大障碍。把这一部分“游离”的旧人纳入到新政治轨道,成为新政权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遵循“组织起来”的路径,通过组织载体的构筑和政治认同的塑造,成功地完成对上海社会青年的组织和吸纳。
在构筑组织载体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层层递进的组织体系,把社会青年纳入到组织化格局中,国家也凭借这些组织载体将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青年的生活领域,进而有效的对社会青年进行了动员和统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青年政治认同的塑造主要是依托各种学习机构以及社会运动来完成的。在学习机构的教育过程中,社会青年深受社会主义的洗礼,摒弃了旧思想,其价值观和思想得到了重塑,使他们具有了社会主义人格和素养。在参加各项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社会青年的地位在政治意义上得到全面提升,这种社会位置和存在状态发生的变化,使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翻身感”。而这种“翻身感”的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新政府的感激和热爱情绪,最终将社会青年引向新的政治中心体。社会青年也最终完成了由“游离”到“身归”再到“心归”共产党的转变过程,成功地蜕变为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革命青年。
作者系華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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