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她虽不是作为逃亡者流落异国他乡，但其出走的内幕也的确带有神秘色彩。
　　
　　“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愤然离开武汉到上海。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的扩大使他的野心日益膨胀，从在南昌另立中央到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在赣州杀害陈赞贤到在安庆、南京乱杀革命者，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几日内就屠杀了上海工人、共产党员300余人，逮捕了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宋庆龄的无比义愤。她永远不能饶恕蒋介石的叛变，还在蒋追求宋美龄时，宋庆龄就已经看到了他的个人品质，蒋本在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有妻子，后又与陈洁如等几个女人同居。大约在1921年12月，蒋在宋子文于孙中山在上海的莫利哀路家里举行的一个晚会上，认识了交际广泛、年轻活泼的宋美龄，于是他便开始追求宋美龄。他曾找过孙中山谈及此事：想娶宋美龄为妻。当孙中山将此事与宋庆龄谈起时，宋十分气愤，她斥责道：“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让她嫁给一个已经结过婚且在广州至少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后来蒋又派张静江去向宋庆龄提出与其妹成婚的建议，遭到宋庆龄的严词拒绝。她心里明亮得很，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与小妹结婚，是想以联姻方式同孙中山以及宋家的威望和财力建立关系。对于这种联姻，她认为是政治，而不是爱情。但后来惯于玩弄手法的蒋还是通过宋霭龄当说客，说动宋老夫人，娶了宋美龄。
　　为回击蒋的叛变，宋庆龄在武汉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宋庆龄等人严厉谴责和声讨了蒋的叛变，并一致通过了免除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免职令》。22日，宋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以及共产党人毛泽东、吴玉章、林祖涵(伯渠)、恽代英、杨匏安、夏曦等40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另立中央是蓄谋已久的。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号召民众及全体国民党，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依靠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随后，隐藏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也步蒋介石之后尘。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郑州会师。冯玉祥要武汉的国民党、国民政府要员到郑州开会，当时不少人对冯抱有幻想和希望，准备到郑州去，但宋庆龄坚持反对，义正词严地指出：“武汉是中央所在地，冯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是冯到武汉来开会，哪有中央领导到郑州移樽就教之理。”汪精卫等人不听，仍赴郑州如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宋的真知灼见，冯在郑州会议后便与蒋介石合流了。7月14日晚，汪精卫在自己的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宣布“分共”，宋愤然不去，委托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代其发言，坚决反对“分共”。陈代表宋在会上表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结果，陈为坚持“三大政策”在会上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孙科大吵起来。
　　1927年7月中旬的一天，武汉酷热难当。在汉口沿江大道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发出“嗒、嗒、嗒、嗒”的打字声，宋庆龄正凝神地在打字机前打着字。此时她心情十分沉重，蒋、汪先后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这位享有“国母”之誉的前总统夫人，对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已心灰意冷，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而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此刻她用打字机打的是后来名扬中外的《孙宋庆龄对时局宣言》(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严正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表明了宋庆龄的态度：“现在，我认为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隐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这篇浩然正气的声明在宋庆龄的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的帮助下，于7月18日发表在汉口英文版的《人民论坛报》及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中文稿则印成传单，遍贴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并刊登于7月24日的《晨报》上。这篇声明标志着宋庆龄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宋一生奋斗中的一座里程碑，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7月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去上海。
　　
　　拉拢与迫害并存，宋庆龄在上海难以立足。为实现孙中山遗愿，她毅然踏上去莫斯科那浩浩几千公里的征程。
　　
　　宋庆龄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面对着与中山先生共同生活过的这幢院落，她感到一种失落的惆怅。然而，国民党右派并没有让她得到安宁，蒋介石从蚌埠前线得知宋庆龄来上海的消息后，欣喜若狂，错误地认为宋接受邀请，投靠南京政府来了。蒋介石深知宋庆龄在全国民众中的崇高威望，早就想将她从武汉国民政府中拉过来，利用其威望来抬高自己。早在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就指使上海的杨虎、陈群、潘贸之致电宋，敦促她速赴南京。电文内容是：“孙夫人尊鉴：武汉为贼窃据，夫人以未亡人之身有何顾虑。应请择机脱离贼窝速赴南京，拥护本党，继续总理遗志，完成国民革命，不然将何面目见先生于地下，痛哭陈词，敬恳垂纳。”好一个“痛哭陈词，敬恳垂纳”，把蒋介石希望宋庆龄离汉赴宁的急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未得到宋庆龄的任何反应，5月20日，蒋介石又连拍两封电报给在上海的孔祥熙，请他以姐夫的亲情再次劝驾。孔接到蒋的旨意，立刻去函电敦请孙夫人速离汉东来，并曾亲自去汉口劝驾，但均为宋所婉拒。
　　1927年7月上旬，宋子文奉蒋介石的旨意来到武汉，又一次劝导宋庆龄。他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是：“夫人尊鉴：前由庸兄（即孔祥熙）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孔祥熙，字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宋庆龄斩钉截铁地对弟弟说：“不行!”她不愿同南京政府合作，坚决表示：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
　　蒋介石并不死心，宋庆龄到上海后，对宋采取“就近争取”的决策，从蚌埠急派何应钦于7月25日到上海莫利哀路中山故居面谒宋庆龄，代陈他欲请其出山之意。面谒的结果令蒋介石大为沮丧，这里从何应钦从上海给蚌埠蒋介石的一封密电中可以看出：“本日申刻抵沪，即谒孙夫人，经两小时之交涉始晤见。职将总座慰问及欢迎其到宁(南京)之意陈述，其略表谢意。职询以武汉情形，渠均以不知对，其言词中多偏袒武汉，如言我方残杀同志，分散革命力量并派兵安庆之类。因陈及汉方破坏本党之阴谋及事实，渠亦不变其论调。职此行可谓毫无结果，准明晨回宁。”
　　在蒋介石信使频频往返之际，汪精卫也不甘寂寞。8月1日，他亲笔致书宋庆龄，对自己的“分共”事实作了一番解释，虽没敦促她出山襄助其反共事业，但却希望她能看到中共之反复无信。信的内容是：“孙夫人尊鉴：夫人遂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更为悚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能不服膺，惟共产党员必欲消灭国民党，此铭所不能不力拒者，彼等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乘我军东征之际，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此铭等不能不自责懦弱，不肯勇断，致酿成此祸也。度夫人闻之亦为深责共产党员之反复无信。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也。临书悲慨，不尽欲言，专此敦请崇安。汪兆铭谨启八月一日”明明是汪精卫集团先“分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才被迫反抗，举行南昌起义。这封信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宋庆龄心如明镜，她深知汪精卫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辩解，是想让她理解他是迫不得已，与他站在一边。然而汪精卫看错了，秉性刚烈、性格倔强的宋庆龄是不会吃他那一套的。
　　


　　对汪精卫的来信，宋庆龄未予理会。但她不能容忍的是沪宁一带关于她的新闻与谣传。蒋介石见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通过报纸、电台制造舆论，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宋接受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为驳斥谣言，表明自己的立场，宋庆龄于8月初向新闻通讯社记者严正宣布：“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此后余之行止将如前在汉口所发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同时，宋庆龄还嘱托秘书分别写信给上海各个报馆，澄清此事。
　　蒋、汪对宋庆龄的拉拢与恐吓、迫害并存。宋庆龄虽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但不能拒见亲属，大姐霭龄和小妹美龄、弟弟子文先后奉蒋介石旨意来作说客，劝她退出政治斗争，在家中过安逸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要再发表公开的言论替失败了的共产党说话。并以高官厚禄劝诱，都被她拒绝。蒋介石见劝说、造舆论均无效，便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暗杀。早在7月初宋子文到武汉劝说二姐时，就曾对宋庆龄说千万不要再回上海，甚至连想都不要去想，因为蒋介石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次蒋介石的决定，幸被宋氏家族劝阻，未敢实行。于是蒋介石便采取了“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办法。
　　在拉拢与迫害并存的情况下，宋庆龄感到在上海很难立足，她决定去红色国境苏联。另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已先期去了苏联。再则，去苏联也是中山先生的遗愿，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曾委托她去苏联拜访最忠实的朋友———苏联人民。消息传到宋家，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倪老夫人到宋氏姐妹、兄弟，一致反对。提出只要不去赤都莫斯科，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济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然而对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怀着深情厚谊的宋庆龄惟苏联不去，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天，对二姐有着手足之情的宋子文匆匆来到莫利哀路宋宅，对姐姐说：“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的话趁早，而且要绝对秘密。”宋庆龄十分感激，立即着手办理赴莫斯科的外交手续。
　　为隐蔽起见，出国手续是宋庆龄交由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一手去办的。雷娜·普罗梅(即彭瑞娜)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所办的惟一英文日报《人民论坛报》的主编，当时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对外宣传任务，由宋庆龄和鲍罗廷负责该报和《国民新闻》的工作，任务是用英语宣传中国革命，动员美国人民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开展制止其政府对华武装干涉的活动。雷娜·普罗梅大学毕业后离开富裕而温暖的家庭，来中国帮助中国革命，她和她的丈夫比尔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非常同情中国的革命。在武汉，雷娜全力协助宋庆龄工作，成为她的知己和助手。宋的言论都首先发表在《人民论坛报》上。雷娜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宋，直到她陪宋到莫斯科后不久病故为止。雷娜·普罗梅悄悄到上海苏联总领事馆为宋安排这次旅行。虽然要办理宋及跟随宋一起赴苏的另外5个同行人即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陈的两个女儿、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和雷娜本人共6个人的出国外交手续，但由于宋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当，而且对外界几乎密不透风。但不巧的是一时没有去苏联的轮船，只有耐心等待。
　　8月中旬，宋庆龄接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通知，即将有一艘苏联轮船从上海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东南部一城市，又名海参崴)，宋庆龄等人赶紧准备行装。行前，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声明》，阐述了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之意义，高度评价了“三大政策”在大革命中取得的巨大业绩，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三大政策”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并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革命必定胜利。
　　8月23日凌晨3点钟，上海法租界上一片寂静，林荫道上还是黑黝黝的。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在红头发的雷娜·普罗梅的陪同下，悄悄地走出莫利哀路29号住宅。在离住宅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她们两人坐上了苏联领事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然后直驶黄浦江码头。那里是青帮小头目顾竹轩控制的地段，她们下车后上了一条小舢板。舢板摇摇晃晃地从停泊在那里的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顺着江水悄悄地从发出“嘎嘎”声的大船旁边漂过。经过3个小时紧张航行，才到了吴淞口一艘表面油漆斑驳脱落的俄国货船旁边。天亮以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上了船。在早晨的浪潮中，这艘轮船便向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去。
　　堂堂“国母”，就这样悄悄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祖国。
　　
　　在苏联，宋庆龄享受国宾的待遇，与国内的恐吓与迫害成鲜明对照。莫斯科之旅，宋庆龄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
　　
　　宋庆龄一行乘坐的轮船迎着朝阳向茫茫大海驶去，目的地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这次浩浩9000公里旅程中的第一站。轮船穿过朝鲜海峡，沿着日本海，于27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她们一行上岸转乘火车。对宋庆龄的来访，苏联政府不但给予国宾般的隆重欢迎，且作了周密的安排。火车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莫斯科特别调拨的专列，是一辆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途中由苏联高级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进行周到的照料，车厢里经常摆满当时对一般苏联人来说是奢侈品的各色新鲜水果。途经贝加尔湖时餐桌还不时摆上刚捕捞上来的美味白鱼，更有宋爱喝的龙井茶、香片等，真是香茶喷暖气，鲜果散幽香。车厢里充满着温馨、和谐的气氛，多少冲淡了一点游子思乡的情怀。列车横穿西伯利亚，宋一行经过漫长的旅途劳顿，于9月6日抵达赤都莫斯科。由于宋庆龄这位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夫人的崇高威望，沿途都受到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男女的热情欢迎，他们争相目睹宋的风采，这使宋很受感动。
　　9月6日这天，莫斯科平时并不拥挤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却人流如潮，摩肩接踵，站台上站满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工会、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和中国侨民的代表。站台上欢迎人群中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打倒革命叛徒蒋介石”等大横幅。穿着笔挺制服站在人群前面的军乐队，使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个车站欢迎贵宾的隆重气氛。列车徐徐进站时，欢迎队伍顿时爆发出“乌拉!乌拉!”的热烈欢呼声。宋在乐队高奏《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步出车厢；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工作操劳和纵贯日本海、横穿西伯利亚的旅途劳顿，宋瘦了许多。迎接宋的苏联领导人有外交部长季维诺夫、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曾任苏联驻武汉国民政府大使的加拉罕、莫斯科苏维埃政府代表波波夫等人。
　　人们为了争睹宋的风采，把她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尽管有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奔跑着向前涌去，有些挤不进去的人还攀上站台上的柱子，瞧上一眼再顺着柱子溜下来，出现了雅罗斯拉夫车站少有的动人情景。出站后，宋在季维诺夫、柯伦泰夫人等的陪同下，乘高级轿车到红场对面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大都会饭店下榻。为照料宋的生活起居，苏方专门安排了政府阁员、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担任接待组的组长。柯伦泰夫人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是苏联有名的妇女领袖，曾受到列宁的器重。她的英语很好，与有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宋有共同语言，一见如故。在柯伦泰夫人的陪同下，宋庆龄游览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参观了红场，瞻仰了列宁陵墓、克里姆林宫。后来宋庆龄迁到沙俄政府用卖甜菜糖赚得的利润兴建的糖宫去住。由于气候的原因，莫斯科的蔬菜、水果品种不多，但苏方却不时从南方运来一些新鲜水果、蔬菜。宋庆龄在苏联受到国宾的待遇，这与她在国内的情形成为鲜明对比。
　　


　　宋庆龄访苏期间，曾受到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1月7日，她与陈友仁一起被邀到红场去参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庆典。这一天下着鹅毛大雪，宋庆龄脚上穿着薄底皮鞋，冻得双脚发麻，但仍兴致勃勃地观看完莫斯科军民的庆祝游行。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她没有忘记此次赴苏的使命，那就是在向苏联人民致谢的同时，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真相。宋到莫斯科不久，欣喜的发现国民党另一位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已先期到达这里。异国遇故知，宋庆龄、陈友仁与邓演达十分高兴，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11月1日，由邓演达起草的，他们三人署名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莫斯科发表，痛斥了南京、武汉伪中央背叛革命的罪行，明确提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领导底下，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新旧军阀和一切反动仇敌斗争，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痛苦中解放出来。宋庆龄还多次应邀到中山大学演讲，勉励学生攻读革命理论，要永远牢记中山先生的遗训，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除了政治活动外，宋庆龄也经常到乡间去休息。这期间，她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她常与陈友仁一家到加里宁的乡间别墅去。加里宁是苏维埃主席，他的妻子是一位质朴、亲切而又非常好客的典型俄国主妇，革命前，他们夫妇都是农民，列宁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对加都非常尊重。加的房子在阿尔汉格尔斯摩耶村，离莫斯科大约40余公里。当时正值冬日，白雪皑皑，大地铺满厚厚的雪。宋庆龄与他们在冰封的池塘上学溜冰；宋庆龄喜欢乘三匹灰马并驾拉的雪撬。宋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她受到极大鼓舞与教育，她几次向苏联人民发出致敬信电，在致列宁格勒工人的信中说：“我代表国民党左派，向你们列宁格勒无产阶级致敬，因为你们首先燃起了世界革命的火炬。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你们苏联的工人一向是我们最忠实的同盟者。”
　　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不断关心国内政局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给宋极大鼓舞。9月17日，她在莫斯科写下《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给予很高评价：“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在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最高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得到自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继续对宋庆龄进行人身攻击，并几次去电要宋回国。宋庆龄于1927年12月23日给蒋回电，声明：“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宋庆龄的最疼爱她的母亲也一连几封信催她回国，宋回信说：“他们怕我赤化，不愿我多呆，我却要坚持下去。”
　　宋庆龄一直在莫斯科呆到1928年5月，于5月4日到达德国首都柏林。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这是她非参加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