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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徐悲鸿不但是一代大书画家、大教育家，而且是杰出的策展人。从1933年到1934年，徐悲鸿亲自策划并操办的中国绘画的欧洲巡回展不但对中国画在世界的大规模推广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徐悲鸿自身艺术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危巢”与徐悲鸿 欧洲巡展的成行
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鸿在1932年新落成的傅厚岗新居（图1，后来徐悲鸿称之为“危巢”，以警示自己与国人居安思危）还与1933年到1934年的欧洲巡回展有着重要关联。1932年初冬，徐悲鸿和其在欧洲留学时期结识的好友李石曾在一次茶会上聊天时，表达了他想将中国近代优秀画家的作品征集起来赴欧洲举办巡回展览的想法。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李石曾听到此话后拍案叫绝，当场表示支持。徐悲鸿还提议，若要举办此展，应当征集当代顶尖高手的佳作，并出资收购，否则很难得到画家的精品之作。
募集作品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画家购买他们的作品，可是买画的钱对于徐悲鸿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拿出家里的所有积蓄来办此事。当蒋碧微得知徐悲鸿要拿出全部的钱时，当时就气得和徐悲鸿大吵了一架。买画的钱毕竟是太多了，尽管徐悲鸿押上了所有家当，可还是不够。李石曾在得知徐悲鸿的难处之后，帮徐悲鸿找到了当时的南京农工银行行长萧文熙，从银行借出了三千法币。就这样，募画的事情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募集完了画作以后，另一个问题随即到来，即租展馆的费用和随去人员的旅费尚无着落。为此，徐悲鸿又十分着急。于是又再次来到南京农工银行找行长萧文熙，但是这次萧文熙却以银行资金紧张为由拒绝了他再次借钱的请求。吃了闭门羹的徐悲鸿十分沮丧，回到家中茶饭不思。在徐悲鸿当晚准备睡觉的时候，他无意间看了衣柜旁的箱子一眼，顿时喜笑颜开。看到此景的蒋碧微感到很诧异，问后方得知，原来徐悲鸿准备把他们在南京傅厚岗6号的新居作为抵押来贷款。听后蒋碧微立刻怒视着徐悲鸿，徐悲鸿见状赶紧以好言好语进行说服。第二天，徐悲鸿夫妇拿着房契再次找到萧行长，方才得到了三千法币的贷款。在募画的日子里，徐悲鸿几乎天天是早出晚归，但他丝毫没有感到疲倦，反而显得很是充实。在家的蒋碧微，却似乎不太理解先生的所为，总是对徐悲鸿冷言相对，但他们毕竟还是患难夫妻，这一时期的蒋碧微在背后还是默默地支持着他。
当年的南京傅厚岗6号如今已经调整为傅厚岗4号，并在2002年被改造成为南京徐悲鸿纪念馆（图2），也是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所在地，为徐悲鸿的研究事业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徐悲鸿欧洲巡展历程
从1933年5月到1934年6月，徐悲鸿欧洲巡回展（表1）历时一年有余，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策展的新征程。
1933年1月28日，徐悲鸿与夫人蒋碧微及滑田友等带着准备好的画作由上海赴巴黎，3月4日抵达巴黎。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斡旋和筹备之后，中国美术展览会于5月10日在巴黎国立外国当代美术博物院成功开幕（图3），展至6月23日。图4为徐悲鸿、安德烈·德箚鲁阿（André Dezarrois）于中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厅内合照，安德烈是法方策展人。
徐悲鸿带去的这些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画，是第一次在欧洲展示，很多观众都感到十分惊讶，在开展后的许多天之后，仍然有大量观众与媒体前来参观与采访。据1933年10月10日-16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闭幕期近，觉观者犹拥挤，当事者请于吾求延期一星期，后又延八日，吾皆允之。凡开四十五天，入门统计凡三万余人，目录售价十法郎，印之三版，可谓盛矣。……”后来画展的观众络绎不绝，经两次延期，到6月23日方才闭幕。
法国国立近代外国美术博物馆鉴于此，收购了徐悲鸿《古柏》、方药雨《小鸟》、陈树人《芭蕉》、汪亚尘《消夏》、张大千《荷花》、经亨颐《兰石》、张聿光《翠鸟》、张书旂《桃花》等12幅参展作品。巡回展的第一炮就如此打响了。在展览期间徐悲鸿还常为观众现场作画（图5）。
在巴黎期间，徐悲鸿还看望了在法国学美术的中囯留学生，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图6）。此幅合影的前排左起：徐悲鸿、张悟真、马霁玉、郑可、唐一禾。中排左起：黄显之、秦宣夫、刘典樵、唐亮、胡善余、曾竹绍、吕斯百、常书鸿。后排左起：谢投八、杨火、周轻鼎、周圭、王临乙。其中的吕斯百、王临乙是徐悲鸿在中央大学的得意弟子。1928年夏天，福建教育厅厅长黄孟圭邀请徐悲鸿为该厅创作油画《蔡公时被难图》，徐悲鸿不要稿酬，而通过黄孟圭的关系为弟子吕斯百、王临乙争取到了两名赴法留学的公费名额。1928年，吕斯百赴法国留学，初在里昂高等美术专科学校，1931年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王临乙于1929年赴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习，1931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家Bauchard工作室学习。徐悲鸿来巴黎举办画展的期间，二人均在徐悲鸿的母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二人没有辜负徐悲鸿的厚望，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吕斯百1934年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教授，后任系主任。王临乙1935年回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1946年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
另外，徐悲鸿重访了母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并留影纪念（图7）。1933年10月，徐悲鸿还为其老师——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校长倍难尔作素描肖像（图8），倍难尔则为蒋碧微画像。在徐悲鸿简练的炭笔下，倍难尔先生睿智豁达的形象呼之欲出，这幅素描画面的右下角有倍难尔的亲笔签名。为自己的老师、学生、朋友、家人画像，几乎已经成为徐悲鸿的习惯，即使是在异国他乡举办画展期间也不例外。
在巴黎成功打响中国美术展览会的头炮后，徐悲鸿于1933年6月下旬将自己的个人画展开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获得了该国公众的好评。实际上，早在1931年5月15日，徐悲鸿作品41件曾由友人谢寿康主持在布鲁塞尔展出，轰动一时。图9、图10为徐悲鸿与自己的得意弟子、此时正求学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吴作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学者们、学生们的合影。 1933年秋，徐悲鸿接到了德国柏林美术会为其举办个人作品展览的邀请，柏林是徐悲鸿曾经学习过的地方，因此徐悲鸿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次邀请。画展于是年11月16日在德国柏林美术会会所成功举办。图11为徐悲鸿在德国柏林举办个人画展时的照片。在办展的期间，徐悲鸿夫妇受到了很多崇拜者的追随。其中的一件趣事是，有位个子不高的德国老太太整天跟着徐悲鸿，在有记者采访徐悲鸿的时候，她会抢着做翻译。甚至这位老太太还来到徐悲鸿住处，向蒋碧微索要了一张徐悲鸿的照片作为留念。
1933年12月19日，意大利米兰皇宫举行了中国近代画展，皇太子任开幕式主持人。1934年2月19日，中国近代画展在德国法兰克福国立美术馆开幕，图12是这场画展的目录。德国的菲里伯亲王、法兰克福市长和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等亲临为画展剪彩。对于这场画展，徐悲鸿在《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一文中说：“……迫不得已，吾于本年二月赴往筹备，以国立美术馆为会所，二月十九日由Hessen省菲里伯亲王、我国刘子楷公使、法兰克福市长、大学校长亲临开幕……”
1934年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出邀请，请徐悲鸿等去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举办画展，而徐悲鸿也很想去看看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结束了德国法兰克福的展览后，徐悲鸿夫妇便乘着国际列车来到了莫斯科。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局，接风洗尘过后徐悲鸿便开始了紧张的画展筹备工作。1934年5月7日，中国近代绘画展在莫斯科红场历史博物院正式开幕（图13），场面颇为壮观，主持开幕式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局局长，并且所有的中国在苏外交官员都前来捧场。图14为徐悲鸿与中苏两方主持人员在中囯近代画展开幕上合影。由左至右：苏联画家协会会长伏尔泰、徐悲鸿夫人蒋碧微、苏联外交文化交谊会会长阿若舍夫、吴南如夫人、中囯驻苏大使馆代办吴南如、徐悲鸿。
这场展览举行了一个月，并且远远超出预期效果。每天的参观者络绎不绝，看展者无不为中国画的博大精深而感叹。这场展览在当时被认为是“在苏联举行的最成功的外国展览”。徐悲鸿的《六朝人诗意》受到观众的由衷喜爱，徐悲鸿还与苏联著名艺术家交换了作品。5月20日，徐悲鸿应苏联对外文化交流会之邀请，发表以《中国美术之近况》为标题的公开演讲。
1934年6月19日，中国近代绘画展移至列宁格勒地中隐居博物院（图15）继续进行。列宁格勒原来叫圣彼得堡，是帝国主义俄国时期的都城，在俄国大革命后，苏联政府把这座城市改称为列宁格勒。当年沙俄皇帝所居的冬宫并入地中隐居博物院。
这次展览是中国近代绘画赴欧展的最后一站，于7月19日结束。至此，中国近代绘画赴欧展落下帷幕。先后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举办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并不亚于前述在西欧诸国举办的画展。
徐悲鸿到达苏联后，写信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请他务必帮忙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系，请求大文豪高尔基为这场画展写一篇序文，因为徐悲鸿认为高尔基代表了“新思想的权威”。吴南如答应相助，但他的努力却碰了个钉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以“高尔基是文学权威而非美术权威，从专家眼光看来并非所宜”为由婉言拒绝了。之后，徐悲鸿又请吴南如再去协商一次。可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以高尔基病重为由推辞了。未能结识高尔基，可谓是徐悲鸿苏联之行中的一件憾事。
在苏联展览期间，虽然徐悲鸿为展务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并没有忘记在国内的学生们，没有忘记他所从事的美术事业。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政府提议给徐悲鸿赠送两座石膏人像，一座是大革命家列宁，一座是大文学家托尔斯泰。这两座石膏像形象生动，造诣很高。想想当时国内的石膏像极度缺乏，美术教育者无不为寻找精良的石膏像而苦恼。徐悲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据说当时的苏联有一种纪念逝世的伟人的做法，就是用石膏为他们塑一座肖像，然后再安排作坊来翻制，在市场上销售，以供后人瞻仰。徐悲鸿在参观了这些石膏像后，立即和莫斯科博物馆洽谈，把这里许多的精彩石膏像重新翻模并带回国内，供教学使用。现如今，这些徐悲鸿从苏联带回来的精美石膏像还收藏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除了艺术交流与办展，徐悲鸿夫妇还游历了欧洲多国，饱览了各地风情，留下了较多的照片（如见图16、图17、图18、图19、图20）。
徐悲鸿欧洲巡展的意义与影响
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历时一年半，徐悲鸿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苏联等五国举办了8次画展，其中在比利时、德国举办的两次是徐悲鸿的个展。徐悲鸿还受邀在博物馆及大学成立了四处中国近代美术作品陈列室。因此就整体看来，可谓是获得巨大成功。他作为中国的文化使者，带去了中国灿烂的艺术作品，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史上写下了绚丽篇章，通过这些展览和徐悲鸿的全力付出，为西方世界了解近现代中国画打开了一扇明窗。
1934年8月17日晨，徐悲鸿从苏联坐船回到上海，图21是徐悲鸿与蒋碧微下船之后在上海新关码头上的合影。谢寿康、汪亚尘、邵洵美等四十余人来码头迎接，上海的各艺术团体以及诸好友纷纷为徐悲鸿接风洗尘。徐悲鸿还接受了大通社记者的采访，就《世界文集》问题进行访谈。8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徐悲鸿《在上海六团体宴会上的讲话》，介绍此次赴欧洲举办系列画展的盛况。8月20日，徐悲鸿夫妇到达南京。褚民谊、张道藩夫妇以及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师生百余人在火车站欢迎。图22是这一热闹的欢迎场合中的合影。人群簇拥着徐悲鸿夫妇，这时的徐悲鸿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与策展人，正踌躇满志地迎来艺术事业的辉煌，其夫人蒋碧微也笑容满面，分享着徐悲鸿事业成功后的喜悦。
8月22日，南京文艺界在中央大学图书馆集会欢迎徐悲鸿载誉而归。出席者有陈树人、褚民谊、张道藩、罗家伦及中大艺术科全体师生等，文艺界的代表谢寿康、许士骐等以及新闻界等共计九百多人参加。首先由宗白华致欢迎词，介绍徐悲鸿此次赴欧历尽艰难困苦，因宣扬我国文化而使欧人视线转移，使得我国国际地位增高。对于徐悲鸿此行之伟大成功，表示庆贺。 在国立中央大学梅庵附近，徐悲鸿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的师生们留下一幅重要的合影。欢迎仪式之后，徐悲鸿与师生们在著名的梅庵旁合影。图23这张照片前排左起为胡士钧、屈义林、吕斯百、顾了然、孙多慈（女）、陈之佛、潘玉良（女）、徐悲鸿、金友文（女）、吴鸿翔（女），后排左起为施世珍、赵峻山、问德宁、杨赞楠、张倩英（女）、周希杰、吴敖生、黎月华（女）、杨柳、钱寿全（女）、夏同光。
梅庵前面有一棵种植于六朝时期的桧柏，虽然树干中心已空，但仅依靠树皮，仍有部分绿叶顽强生长，今天东南大学的师生多习惯于称其为“六朝松”，成为东南大学的标志之一。1933年初，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改为艺术科，同年6月，中央大学校务会议决定改建梅庵供教育学院艺术科教学使用。梅庵是为了纪念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著名教育家和书画家李瑞清而建。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江西抚州人。1902年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次年设图画手工科，开我国现代艺术教育之先河。1915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任校长江谦为纪念李瑞清，于校内六朝松北以松木原木为梁架，筑茅屋三间，取名“梅庵”。1933年6月，改建为砖混结构平房，采用中西合璧风格，坐北朝南，正面悬文史学家柳诒徵题写的“梅庵”匾额。
合影中的徐悲鸿身着西装，结黑色大领结，右手挽着外套。合影中的陈之佛（1896-1962）个子不高，他身着长衫，背着手，显得敦厚怡然。1930年，陈之佛任教于上海美专和立达学园，有一次接到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主持兼西画组主任徐悲鸿的函件，邀请他去中央大学任教。陈之佛对徐悲鸿的真情相邀，十分感动。陈之佛来中央大学任教之后与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合影中的潘玉良（1895—1977）头上斜戴白色的圆帽，右手在胸前夹着书本。徐悲鸿在1928年来南京主持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期间，物色了潘玉良来校教授油画。潘玉良留学法国、意大利，深得西洋绘画奥妙，其绘画能力在当时女画家中颇为突出，但由于她出身“微贱”而为人侧目。徐悲鸿任人唯贤，力排众议，礼聘她任中央大学教授。照片中左数第九位是孙多慈（1913-1975），她头上斜戴白色圆帽，上身穿毛线衣，下身穿裙子，装扮时髦，显得大方得体。
对于徐悲鸿的欧洲巡展的意义，8月21日上海《申报》在报道之中进行过总结：“名画家徐悲鸿氏于日前抵沪后，备受各文化团体热烈欢迎，几无虚夕，刻以京校事务纷繁，在沪不欲多事耽搁，故于昨晨九时，偕夫人蒋碧微女士乘快车晋京，向教育部报告画会展览经过情形，临行并语国闻社记者谓：‘此次画展成绩确进我国地位不少，盖综合各国参观人数约10余万人，皆绝口称赞，对我国人得一极深刻之形象，如能继续作大规模举行，足以矫正碧眼人蔑视国人之心理，我此次携回各国名画甚多，与俄政府交换之名画13幅亦已来电谓：本年底当可寄到，故余拟8月秋在京沪两地举行欧洲名画展览，使国人亦明了欧洲文化进展至如何程度，而相互沟通固有文化，藉以联络感情，以增进国际之同情’云。”
徐悲鸿的欧洲巡展（1933-1934）规模巨大、作品精湛、场次众多、时效长远、传播广泛，堪称中国现代美术策展史上的奇迹，就社会影响与实际意义而言，能够与之媲美的则是徐悲鸿后来在南洋举办的系列义卖赈筹画展（1939-1941）。
“危巢”与徐悲鸿 欧洲巡展的成行
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鸿在1932年新落成的傅厚岗新居（图1，后来徐悲鸿称之为“危巢”，以警示自己与国人居安思危）还与1933年到1934年的欧洲巡回展有着重要关联。1932年初冬，徐悲鸿和其在欧洲留学时期结识的好友李石曾在一次茶会上聊天时，表达了他想将中国近代优秀画家的作品征集起来赴欧洲举办巡回展览的想法。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李石曾听到此话后拍案叫绝，当场表示支持。徐悲鸿还提议，若要举办此展，应当征集当代顶尖高手的佳作，并出资收购，否则很难得到画家的精品之作。
募集作品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画家购买他们的作品，可是买画的钱对于徐悲鸿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拿出家里的所有积蓄来办此事。当蒋碧微得知徐悲鸿要拿出全部的钱时，当时就气得和徐悲鸿大吵了一架。买画的钱毕竟是太多了，尽管徐悲鸿押上了所有家当，可还是不够。李石曾在得知徐悲鸿的难处之后，帮徐悲鸿找到了当时的南京农工银行行长萧文熙，从银行借出了三千法币。就这样，募画的事情才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募集完了画作以后，另一个问题随即到来，即租展馆的费用和随去人员的旅费尚无着落。为此，徐悲鸿又十分着急。于是又再次来到南京农工银行找行长萧文熙，但是这次萧文熙却以银行资金紧张为由拒绝了他再次借钱的请求。吃了闭门羹的徐悲鸿十分沮丧，回到家中茶饭不思。在徐悲鸿当晚准备睡觉的时候，他无意间看了衣柜旁的箱子一眼，顿时喜笑颜开。看到此景的蒋碧微感到很诧异，问后方得知，原来徐悲鸿准备把他们在南京傅厚岗6号的新居作为抵押来贷款。听后蒋碧微立刻怒视着徐悲鸿，徐悲鸿见状赶紧以好言好语进行说服。第二天，徐悲鸿夫妇拿着房契再次找到萧行长，方才得到了三千法币的贷款。在募画的日子里，徐悲鸿几乎天天是早出晚归，但他丝毫没有感到疲倦，反而显得很是充实。在家的蒋碧微，却似乎不太理解先生的所为，总是对徐悲鸿冷言相对，但他们毕竟还是患难夫妻，这一时期的蒋碧微在背后还是默默地支持着他。
当年的南京傅厚岗6号如今已经调整为傅厚岗4号，并在2002年被改造成为南京徐悲鸿纪念馆（图2），也是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所在地，为徐悲鸿的研究事业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徐悲鸿欧洲巡展历程
从1933年5月到1934年6月，徐悲鸿欧洲巡回展（表1）历时一年有余，开创了中国现代美术策展的新征程。
1933年1月28日，徐悲鸿与夫人蒋碧微及滑田友等带着准备好的画作由上海赴巴黎，3月4日抵达巴黎。在经过两个多月的斡旋和筹备之后，中国美术展览会于5月10日在巴黎国立外国当代美术博物院成功开幕（图3），展至6月23日。图4为徐悲鸿、安德烈·德箚鲁阿（André Dezarrois）于中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厅内合照，安德烈是法方策展人。
徐悲鸿带去的这些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画，是第一次在欧洲展示，很多观众都感到十分惊讶，在开展后的许多天之后，仍然有大量观众与媒体前来参观与采访。据1933年10月10日-16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闭幕期近，觉观者犹拥挤，当事者请于吾求延期一星期，后又延八日，吾皆允之。凡开四十五天，入门统计凡三万余人，目录售价十法郎，印之三版，可谓盛矣。……”后来画展的观众络绎不绝，经两次延期，到6月23日方才闭幕。
法国国立近代外国美术博物馆鉴于此，收购了徐悲鸿《古柏》、方药雨《小鸟》、陈树人《芭蕉》、汪亚尘《消夏》、张大千《荷花》、经亨颐《兰石》、张聿光《翠鸟》、张书旂《桃花》等12幅参展作品。巡回展的第一炮就如此打响了。在展览期间徐悲鸿还常为观众现场作画（图5）。
在巴黎期间，徐悲鸿还看望了在法国学美术的中囯留学生，并与他们合影留念（图6）。此幅合影的前排左起：徐悲鸿、张悟真、马霁玉、郑可、唐一禾。中排左起：黄显之、秦宣夫、刘典樵、唐亮、胡善余、曾竹绍、吕斯百、常书鸿。后排左起：谢投八、杨火、周轻鼎、周圭、王临乙。其中的吕斯百、王临乙是徐悲鸿在中央大学的得意弟子。1928年夏天，福建教育厅厅长黄孟圭邀请徐悲鸿为该厅创作油画《蔡公时被难图》，徐悲鸿不要稿酬，而通过黄孟圭的关系为弟子吕斯百、王临乙争取到了两名赴法留学的公费名额。1928年，吕斯百赴法国留学，初在里昂高等美术专科学校，1931年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王临乙于1929年赴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习，1931年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家Bauchard工作室学习。徐悲鸿来巴黎举办画展的期间，二人均在徐悲鸿的母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二人没有辜负徐悲鸿的厚望，均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吕斯百1934年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教授，后任系主任。王临乙1935年回国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1946年后，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
另外，徐悲鸿重访了母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并留影纪念（图7）。1933年10月，徐悲鸿还为其老师——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校长倍难尔作素描肖像（图8），倍难尔则为蒋碧微画像。在徐悲鸿简练的炭笔下，倍难尔先生睿智豁达的形象呼之欲出，这幅素描画面的右下角有倍难尔的亲笔签名。为自己的老师、学生、朋友、家人画像，几乎已经成为徐悲鸿的习惯，即使是在异国他乡举办画展期间也不例外。
在巴黎成功打响中国美术展览会的头炮后，徐悲鸿于1933年6月下旬将自己的个人画展开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获得了该国公众的好评。实际上，早在1931年5月15日，徐悲鸿作品41件曾由友人谢寿康主持在布鲁塞尔展出，轰动一时。图9、图10为徐悲鸿与自己的得意弟子、此时正求学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的吴作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学者们、学生们的合影。 1933年秋，徐悲鸿接到了德国柏林美术会为其举办个人作品展览的邀请，柏林是徐悲鸿曾经学习过的地方，因此徐悲鸿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次邀请。画展于是年11月16日在德国柏林美术会会所成功举办。图11为徐悲鸿在德国柏林举办个人画展时的照片。在办展的期间，徐悲鸿夫妇受到了很多崇拜者的追随。其中的一件趣事是，有位个子不高的德国老太太整天跟着徐悲鸿，在有记者采访徐悲鸿的时候，她会抢着做翻译。甚至这位老太太还来到徐悲鸿住处，向蒋碧微索要了一张徐悲鸿的照片作为留念。
1933年12月19日，意大利米兰皇宫举行了中国近代画展，皇太子任开幕式主持人。1934年2月19日，中国近代画展在德国法兰克福国立美术馆开幕，图12是这场画展的目录。德国的菲里伯亲王、法兰克福市长和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等亲临为画展剪彩。对于这场画展，徐悲鸿在《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一文中说：“……迫不得已，吾于本年二月赴往筹备，以国立美术馆为会所，二月十九日由Hessen省菲里伯亲王、我国刘子楷公使、法兰克福市长、大学校长亲临开幕……”
1934年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出邀请，请徐悲鸿等去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举办画展，而徐悲鸿也很想去看看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结束了德国法兰克福的展览后，徐悲鸿夫妇便乘着国际列车来到了莫斯科。当时负责接待工作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局，接风洗尘过后徐悲鸿便开始了紧张的画展筹备工作。1934年5月7日，中国近代绘画展在莫斯科红场历史博物院正式开幕（图13），场面颇为壮观，主持开幕式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局局长，并且所有的中国在苏外交官员都前来捧场。图14为徐悲鸿与中苏两方主持人员在中囯近代画展开幕上合影。由左至右：苏联画家协会会长伏尔泰、徐悲鸿夫人蒋碧微、苏联外交文化交谊会会长阿若舍夫、吴南如夫人、中囯驻苏大使馆代办吴南如、徐悲鸿。
这场展览举行了一个月，并且远远超出预期效果。每天的参观者络绎不绝，看展者无不为中国画的博大精深而感叹。这场展览在当时被认为是“在苏联举行的最成功的外国展览”。徐悲鸿的《六朝人诗意》受到观众的由衷喜爱，徐悲鸿还与苏联著名艺术家交换了作品。5月20日，徐悲鸿应苏联对外文化交流会之邀请，发表以《中国美术之近况》为标题的公开演讲。
1934年6月19日，中国近代绘画展移至列宁格勒地中隐居博物院（图15）继续进行。列宁格勒原来叫圣彼得堡，是帝国主义俄国时期的都城，在俄国大革命后，苏联政府把这座城市改称为列宁格勒。当年沙俄皇帝所居的冬宫并入地中隐居博物院。
这次展览是中国近代绘画赴欧展的最后一站，于7月19日结束。至此，中国近代绘画赴欧展落下帷幕。先后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举办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并不亚于前述在西欧诸国举办的画展。
徐悲鸿到达苏联后，写信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吴南如，请他务必帮忙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系，请求大文豪高尔基为这场画展写一篇序文，因为徐悲鸿认为高尔基代表了“新思想的权威”。吴南如答应相助，但他的努力却碰了个钉子，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以“高尔基是文学权威而非美术权威，从专家眼光看来并非所宜”为由婉言拒绝了。之后，徐悲鸿又请吴南如再去协商一次。可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以高尔基病重为由推辞了。未能结识高尔基，可谓是徐悲鸿苏联之行中的一件憾事。
在苏联展览期间，虽然徐悲鸿为展务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并没有忘记在国内的学生们，没有忘记他所从事的美术事业。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政府提议给徐悲鸿赠送两座石膏人像，一座是大革命家列宁，一座是大文学家托尔斯泰。这两座石膏像形象生动，造诣很高。想想当时国内的石膏像极度缺乏，美术教育者无不为寻找精良的石膏像而苦恼。徐悲鸿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据说当时的苏联有一种纪念逝世的伟人的做法，就是用石膏为他们塑一座肖像，然后再安排作坊来翻制，在市场上销售，以供后人瞻仰。徐悲鸿在参观了这些石膏像后，立即和莫斯科博物馆洽谈，把这里许多的精彩石膏像重新翻模并带回国内，供教学使用。现如今，这些徐悲鸿从苏联带回来的精美石膏像还收藏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除了艺术交流与办展，徐悲鸿夫妇还游历了欧洲多国，饱览了各地风情，留下了较多的照片（如见图16、图17、图18、图19、图20）。
徐悲鸿欧洲巡展的意义与影响
从1933年1月到1934年8月，历时一年半，徐悲鸿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苏联等五国举办了8次画展，其中在比利时、德国举办的两次是徐悲鸿的个展。徐悲鸿还受邀在博物馆及大学成立了四处中国近代美术作品陈列室。因此就整体看来，可谓是获得巨大成功。他作为中国的文化使者，带去了中国灿烂的艺术作品，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史上写下了绚丽篇章，通过这些展览和徐悲鸿的全力付出，为西方世界了解近现代中国画打开了一扇明窗。
1934年8月17日晨，徐悲鸿从苏联坐船回到上海，图21是徐悲鸿与蒋碧微下船之后在上海新关码头上的合影。谢寿康、汪亚尘、邵洵美等四十余人来码头迎接，上海的各艺术团体以及诸好友纷纷为徐悲鸿接风洗尘。徐悲鸿还接受了大通社记者的采访，就《世界文集》问题进行访谈。8月20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徐悲鸿《在上海六团体宴会上的讲话》，介绍此次赴欧洲举办系列画展的盛况。8月20日，徐悲鸿夫妇到达南京。褚民谊、张道藩夫妇以及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师生百余人在火车站欢迎。图22是这一热闹的欢迎场合中的合影。人群簇拥着徐悲鸿夫妇，这时的徐悲鸿已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与策展人，正踌躇满志地迎来艺术事业的辉煌，其夫人蒋碧微也笑容满面，分享着徐悲鸿事业成功后的喜悦。
8月22日，南京文艺界在中央大学图书馆集会欢迎徐悲鸿载誉而归。出席者有陈树人、褚民谊、张道藩、罗家伦及中大艺术科全体师生等，文艺界的代表谢寿康、许士骐等以及新闻界等共计九百多人参加。首先由宗白华致欢迎词，介绍徐悲鸿此次赴欧历尽艰难困苦，因宣扬我国文化而使欧人视线转移，使得我国国际地位增高。对于徐悲鸿此行之伟大成功，表示庆贺。 在国立中央大学梅庵附近，徐悲鸿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的师生们留下一幅重要的合影。欢迎仪式之后，徐悲鸿与师生们在著名的梅庵旁合影。图23这张照片前排左起为胡士钧、屈义林、吕斯百、顾了然、孙多慈（女）、陈之佛、潘玉良（女）、徐悲鸿、金友文（女）、吴鸿翔（女），后排左起为施世珍、赵峻山、问德宁、杨赞楠、张倩英（女）、周希杰、吴敖生、黎月华（女）、杨柳、钱寿全（女）、夏同光。
梅庵前面有一棵种植于六朝时期的桧柏，虽然树干中心已空，但仅依靠树皮，仍有部分绿叶顽强生长，今天东南大学的师生多习惯于称其为“六朝松”，成为东南大学的标志之一。1933年初，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改为艺术科，同年6月，中央大学校务会议决定改建梅庵供教育学院艺术科教学使用。梅庵是为了纪念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著名教育家和书画家李瑞清而建。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江西抚州人。1902年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次年设图画手工科，开我国现代艺术教育之先河。1915年，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任校长江谦为纪念李瑞清，于校内六朝松北以松木原木为梁架，筑茅屋三间，取名“梅庵”。1933年6月，改建为砖混结构平房，采用中西合璧风格，坐北朝南，正面悬文史学家柳诒徵题写的“梅庵”匾额。
合影中的徐悲鸿身着西装，结黑色大领结，右手挽着外套。合影中的陈之佛（1896-1962）个子不高，他身着长衫，背着手，显得敦厚怡然。1930年，陈之佛任教于上海美专和立达学园，有一次接到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主持兼西画组主任徐悲鸿的函件，邀请他去中央大学任教。陈之佛对徐悲鸿的真情相邀，十分感动。陈之佛来中央大学任教之后与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合影中的潘玉良（1895—1977）头上斜戴白色的圆帽，右手在胸前夹着书本。徐悲鸿在1928年来南京主持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期间，物色了潘玉良来校教授油画。潘玉良留学法国、意大利，深得西洋绘画奥妙，其绘画能力在当时女画家中颇为突出，但由于她出身“微贱”而为人侧目。徐悲鸿任人唯贤，力排众议，礼聘她任中央大学教授。照片中左数第九位是孙多慈（1913-1975），她头上斜戴白色圆帽，上身穿毛线衣，下身穿裙子，装扮时髦，显得大方得体。
对于徐悲鸿的欧洲巡展的意义，8月21日上海《申报》在报道之中进行过总结：“名画家徐悲鸿氏于日前抵沪后，备受各文化团体热烈欢迎，几无虚夕，刻以京校事务纷繁，在沪不欲多事耽搁，故于昨晨九时，偕夫人蒋碧微女士乘快车晋京，向教育部报告画会展览经过情形，临行并语国闻社记者谓：‘此次画展成绩确进我国地位不少，盖综合各国参观人数约10余万人，皆绝口称赞，对我国人得一极深刻之形象，如能继续作大规模举行，足以矫正碧眼人蔑视国人之心理，我此次携回各国名画甚多，与俄政府交换之名画13幅亦已来电谓：本年底当可寄到，故余拟8月秋在京沪两地举行欧洲名画展览，使国人亦明了欧洲文化进展至如何程度，而相互沟通固有文化，藉以联络感情，以增进国际之同情’云。”
徐悲鸿的欧洲巡展（1933-1934）规模巨大、作品精湛、场次众多、时效长远、传播广泛，堪称中国现代美术策展史上的奇迹，就社会影响与实际意义而言，能够与之媲美的则是徐悲鸿后来在南洋举办的系列义卖赈筹画展（1939-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