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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绣，又名“川绣”。
古往今来，蜀绣的秀美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赋诗，西汉文学家扬雄曾在《蜀都赋》中写道：“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而蜀绣的技法更是“穷工极巧，冠于天下”。
可即便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蜀绣也曾差点遭遇灭顶之灾。
“那时如果我不做了，千年蜀绣文化也许会在重庆绝迹，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重庆市渝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康宁回忆起那个时刻，仍旧心潮澎湃。
缘起·“耳疾给我带来的并非只有‘暴风雨’，还有‘避风港’”
1955年8月，康宁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家庭。
“两岁时，我不慎从楼梯上跌落，医院检查称摔断了耳内听骨。”康宁回忆道。
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康宁的耳朵只剩下微弱的听力。
尽管如此，年幼的康宁并未自暴自弃，反而在母亲和舅舅的影响下，初步学会了刺绣。
“影响康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她的母亲是巴蜀幼儿园的美术老师，常带着学生做手工;二是她的舅舅喜欢烙画，作画时常给她讲解其中的道理。”丈夫汤登勇说。
1978年，康宁进入重庆挑花刺绣厂工作。
彼时，重庆挑花刺绣厂由机绣车间和手绣车间两大部分组成。
酷爱刺绣的康宁进入手绣车间，师从蜀绣艺人王清云。“老师是个安静的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不闻不问，刺绣时更是专注在自己的绣架上”。
曾经有人当着康宁的面批评王清云绣技不行，年轻的康宁很不服气，但王清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孩子，好好学，不管别人说什么。”
“老师的这份淡然和专注对我影响很大。”康宁坦言，从此以后耳疾不再是困扰自己的问题，反而能为自己排除尘世间的干扰和喧嚣。
在技艺渐长的同时，康宁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美术功底还远远不够。
机遇，很快就来了。
1979年，著名国画大师苏葆桢来到重庆蜀绣研究所合作开展工作。
康宁抓住这个机会，常向苏葆桢请教问题。
“不懂美术永远就只能临摹别人的作品，甚至临摹都不一定表现恰当，更别说创新了。”苏葆桢的一席话让康宁受益匪浅。她开始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自费到市文化宫职业技能培训班及夜校美术班学习绘画。
通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康宁摆脱了临摹绣稿，走上了设计、绘画、刺绣一人完成的道路。“当我看见一幅幅作品被买走时会深感自豪，这种成就感让我更有动力投入到刺绣事业中”。
时光随着手中的针线穿梭。决心要与刺绣相伴一生的康宁，曾以为这条路可以像手中的线一样顺畅，却不料“线”断了。
抉择·“如果我不做了，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1995年，重庆挑花刺绣厂宣告解体。
“机器刺绣大规模盛行，手工缝纫机打花的刺绣，永远跟不上电脑机器的速度和产量。”重庆挑花刺绣厂解体后，职工们各奔东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康宁难以接受，她含着眼泪将绣架搬回家中。
“想到那个时候我现在都还想哭。”说罢，康宁红了眼圈。
彼时，儿子还在读书，全家就靠着丈夫微薄的工资生活，沉甸甸的失落感压得康宁喘不过气来。
“每天都在家里哭，哭完了也没法接受现实，后来为了生计，我决定出去打工挣钱。”为了生存，康宁放弃了蜀绣转做缝纫，帮人做些衣服补贴家用。
看着康宁的转变，汤登勇十分心疼：“我知道她的潜力，也知道她对蜀绣的热爱。”
思来想去，汤登勇决定找妻子聊一聊：“你喜欢刺绣工作，就应当坚持把它做好。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能够在快绝迹情况下坚持下来的文化艺术，随着文化的复苏，一定会迎来新生……”
身为重庆市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汤登勇深知艺术传承的重要性。
这番话激励了康宁，她决定试一试。
为了让妻子专心研究刺绣，汤登勇特意将家里3平方米的小阳台布置成一间绣房。
从此以后，這一方窄窄的天地，便成为康宁精神寄托所在。
“从早上七八点绣到晚上。”尽管外界喧嚣，但康宁的内心却无比宁静，“从不觉得累，刺绣对我来说就是休息”。
有空时，夫妻两人还会外出采风、寻师访友、了解市场。
就这样日复一日，康宁的绣技日益精进。
轰动·“我逐渐得到了认可，有了‘巴渝第一针’‘蜀绣皇后’的美誉”
正面，一位眉目含情的古代仕女优雅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反面，是她纤弱的背影。
1998年，这幅名为《幽女神思》的作品，在“重庆市旅游商品新产品设计大赛”一经亮相，便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
“这幅蜀绣应该是成都的吧？重庆以前有蜀绣，现在已经绝迹好多年了。”有人说。
“这是我的作品。”康宁骄傲地昂起了头，“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重庆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刺绣作品！”大家感叹。
而这幅作品之所以能让众人惊艳，还在于它的绣法——由康宁独创的“双针扣”绣法。
两年前，善于观察的康宁在用缝纫机制作衣服时发现，“布料上的针脚相互覆盖，却互不影响布料两面的图案”。
这让她灵光一闪——蜀绣能否也可以用某种针法在一张绣面上同步完成两面刺绣？
彼时，双面异形异色绣大致有三种绣法，但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费工或者不能体现蜀绣的活灵活现。
有了想法就开始实践，经过反复摸索，康宁终于找到合适的方法。
“‘双针扣’是非常繁杂的绣法。”康宁坦言这不仅考验功力，还考验脑力，“刺绣者在绣一面的同时还需想着另一面，做到两根针同起同落，而绸纱又非常轻薄，正反面的针脚必须相互掩盖才不至于‘露馅’”。
“没有绝对的专注是没法完成的。”康宁称。 尽管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但这一仗康宁赢得很漂亮，成功获得了参展专家和观众的关注，在刺绣界崭露头角。
此后，康宁的名气与日俱增。她的双面异形异色绣作品《稚趣图》《迷》分别于第一届、第二届重庆市文艺专项奖评选中，获“重庆市民间文艺奖”，其中《谜》还获得“2004年中国民间艺术百绝群英会”金奖。
2006年5月20日，蜀绣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康宁成为蜀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传承·“要保持一颗对蜀绣的真心”
随心之线，蜿蜒而上，穿越指尖，连绵不绝……
2020年初，渝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尽管已经65岁，岁月的风霜已经爬上脸庞，但康宁仍伏在绣架上，专心刺绣。
几位学徒在康宁的带领下，正琢磨着手中的绣品。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关于蜀绣的信息，了解到康老师在重庆这边比较有名，所以直接过来找她拜师学艺了。”学徒万会琴称，“学了大概六七年。”
想成为康宁的徒弟难吗？不难。
随着康宁声名远播，不少人慕名前来拜师。
“最初想到别人说‘重庆蜀绣已死’，所以有人来学我就无私地教。”康宁说。
由于学员的基础参差不齐，有人一时兴起、有人不懂美术，康宁教起来十分费劲。
“每天忙进忙出累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潜心研究自己的绣技。”考虑到身体状况，康宁不再广泛收徒，而是设定了门槛——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在25岁以下且拥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即便如此，这些条件也并不苛刻。
自2000年以来，康宁陆续培养了近百名学徒，其中做出成绩的不少，现已有2人成为蜀绣市级传承人，6人成为蜀绣区级传承人。
想永远成为康宁的徒弟难吗？很难。
“学习刺绣很苦，这种苦不仅是过程苦，而且因为蜀绣是纯手工的技艺，如何同市场更好地接轨，虽然我们正在探索，但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汤登勇苦笑道，“所以，要守得住清贫。”
如果有人为了迎合市场，弄虚作假呢？
湯登勇收起笑意，斩钉截铁地说：“逐出师门！”
“所以，要对蜀绣充满极大的热情。”而正是怀着这样的真心，康宁才能在蜀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最初的好奇，到后来的热爱，毫不夸张地说，蜀绣已经成为她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我会一直绣下去，直到拿不起针线为止。”康宁的话，简短而有力。
古往今来，蜀绣的秀美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赋诗，西汉文学家扬雄曾在《蜀都赋》中写道：“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而蜀绣的技法更是“穷工极巧，冠于天下”。
可即便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蜀绣也曾差点遭遇灭顶之灾。
“那时如果我不做了，千年蜀绣文化也许会在重庆绝迹，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在重庆市渝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康宁回忆起那个时刻，仍旧心潮澎湃。
缘起·“耳疾给我带来的并非只有‘暴风雨’，还有‘避风港’”
1955年8月，康宁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家庭。
“两岁时，我不慎从楼梯上跌落，医院检查称摔断了耳内听骨。”康宁回忆道。
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康宁的耳朵只剩下微弱的听力。
尽管如此，年幼的康宁并未自暴自弃，反而在母亲和舅舅的影响下，初步学会了刺绣。
“影响康宁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她的母亲是巴蜀幼儿园的美术老师，常带着学生做手工;二是她的舅舅喜欢烙画，作画时常给她讲解其中的道理。”丈夫汤登勇说。
1978年，康宁进入重庆挑花刺绣厂工作。
彼时，重庆挑花刺绣厂由机绣车间和手绣车间两大部分组成。
酷爱刺绣的康宁进入手绣车间，师从蜀绣艺人王清云。“老师是个安静的人，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不闻不问，刺绣时更是专注在自己的绣架上”。
曾经有人当着康宁的面批评王清云绣技不行，年轻的康宁很不服气，但王清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孩子，好好学，不管别人说什么。”
“老师的这份淡然和专注对我影响很大。”康宁坦言，从此以后耳疾不再是困扰自己的问题，反而能为自己排除尘世间的干扰和喧嚣。
在技艺渐长的同时，康宁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美术功底还远远不够。
机遇，很快就来了。
1979年，著名国画大师苏葆桢来到重庆蜀绣研究所合作开展工作。
康宁抓住这个机会，常向苏葆桢请教问题。
“不懂美术永远就只能临摹别人的作品，甚至临摹都不一定表现恰当，更别说创新了。”苏葆桢的一席话让康宁受益匪浅。她开始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自费到市文化宫职业技能培训班及夜校美术班学习绘画。
通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康宁摆脱了临摹绣稿，走上了设计、绘画、刺绣一人完成的道路。“当我看见一幅幅作品被买走时会深感自豪，这种成就感让我更有动力投入到刺绣事业中”。
时光随着手中的针线穿梭。决心要与刺绣相伴一生的康宁，曾以为这条路可以像手中的线一样顺畅，却不料“线”断了。
抉择·“如果我不做了，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1995年，重庆挑花刺绣厂宣告解体。
“机器刺绣大规模盛行，手工缝纫机打花的刺绣，永远跟不上电脑机器的速度和产量。”重庆挑花刺绣厂解体后，职工们各奔东西。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康宁难以接受，她含着眼泪将绣架搬回家中。
“想到那个时候我现在都还想哭。”说罢，康宁红了眼圈。
彼时，儿子还在读书，全家就靠着丈夫微薄的工资生活，沉甸甸的失落感压得康宁喘不过气来。
“每天都在家里哭，哭完了也没法接受现实，后来为了生计，我决定出去打工挣钱。”为了生存，康宁放弃了蜀绣转做缝纫，帮人做些衣服补贴家用。
看着康宁的转变，汤登勇十分心疼：“我知道她的潜力，也知道她对蜀绣的热爱。”
思来想去，汤登勇决定找妻子聊一聊：“你喜欢刺绣工作，就应当坚持把它做好。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能够在快绝迹情况下坚持下来的文化艺术，随着文化的复苏，一定会迎来新生……”
身为重庆市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汤登勇深知艺术传承的重要性。
这番话激励了康宁，她决定试一试。
为了让妻子专心研究刺绣，汤登勇特意将家里3平方米的小阳台布置成一间绣房。
从此以后，這一方窄窄的天地，便成为康宁精神寄托所在。
“从早上七八点绣到晚上。”尽管外界喧嚣，但康宁的内心却无比宁静，“从不觉得累，刺绣对我来说就是休息”。
有空时，夫妻两人还会外出采风、寻师访友、了解市场。
就这样日复一日，康宁的绣技日益精进。
轰动·“我逐渐得到了认可，有了‘巴渝第一针’‘蜀绣皇后’的美誉”
正面，一位眉目含情的古代仕女优雅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反面，是她纤弱的背影。
1998年，这幅名为《幽女神思》的作品，在“重庆市旅游商品新产品设计大赛”一经亮相，便引来无数好奇的目光。
“这幅蜀绣应该是成都的吧？重庆以前有蜀绣，现在已经绝迹好多年了。”有人说。
“这是我的作品。”康宁骄傲地昂起了头，“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重庆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刺绣作品！”大家感叹。
而这幅作品之所以能让众人惊艳，还在于它的绣法——由康宁独创的“双针扣”绣法。
两年前，善于观察的康宁在用缝纫机制作衣服时发现，“布料上的针脚相互覆盖，却互不影响布料两面的图案”。
这让她灵光一闪——蜀绣能否也可以用某种针法在一张绣面上同步完成两面刺绣？
彼时，双面异形异色绣大致有三种绣法，但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费工或者不能体现蜀绣的活灵活现。
有了想法就开始实践，经过反复摸索，康宁终于找到合适的方法。
“‘双针扣’是非常繁杂的绣法。”康宁坦言这不仅考验功力，还考验脑力，“刺绣者在绣一面的同时还需想着另一面，做到两根针同起同落，而绸纱又非常轻薄，正反面的针脚必须相互掩盖才不至于‘露馅’”。
“没有绝对的专注是没法完成的。”康宁称。 尽管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但这一仗康宁赢得很漂亮，成功获得了参展专家和观众的关注，在刺绣界崭露头角。
此后，康宁的名气与日俱增。她的双面异形异色绣作品《稚趣图》《迷》分别于第一届、第二届重庆市文艺专项奖评选中，获“重庆市民间文艺奖”，其中《谜》还获得“2004年中国民间艺术百绝群英会”金奖。
2006年5月20日，蜀绣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康宁成为蜀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之一。
传承·“要保持一颗对蜀绣的真心”
随心之线，蜿蜒而上，穿越指尖，连绵不绝……
2020年初，渝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尽管已经65岁，岁月的风霜已经爬上脸庞，但康宁仍伏在绣架上，专心刺绣。
几位学徒在康宁的带领下，正琢磨着手中的绣品。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关于蜀绣的信息，了解到康老师在重庆这边比较有名，所以直接过来找她拜师学艺了。”学徒万会琴称，“学了大概六七年。”
想成为康宁的徒弟难吗？不难。
随着康宁声名远播，不少人慕名前来拜师。
“最初想到别人说‘重庆蜀绣已死’，所以有人来学我就无私地教。”康宁说。
由于学员的基础参差不齐，有人一时兴起、有人不懂美术，康宁教起来十分费劲。
“每天忙进忙出累得不行，根本没有时间潜心研究自己的绣技。”考虑到身体状况，康宁不再广泛收徒，而是设定了门槛——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在25岁以下且拥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即便如此，这些条件也并不苛刻。
自2000年以来，康宁陆续培养了近百名学徒，其中做出成绩的不少，现已有2人成为蜀绣市级传承人，6人成为蜀绣区级传承人。
想永远成为康宁的徒弟难吗？很难。
“学习刺绣很苦，这种苦不仅是过程苦，而且因为蜀绣是纯手工的技艺，如何同市场更好地接轨，虽然我们正在探索，但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汤登勇苦笑道，“所以，要守得住清贫。”
如果有人为了迎合市场，弄虚作假呢？
湯登勇收起笑意，斩钉截铁地说：“逐出师门！”
“所以，要对蜀绣充满极大的热情。”而正是怀着这样的真心，康宁才能在蜀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最初的好奇，到后来的热爱，毫不夸张地说，蜀绣已经成为她人生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我会一直绣下去，直到拿不起针线为止。”康宁的话，简短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