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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5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最后一天在他位于12层的办公室上班的日子，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6年多——当然，他有很多工作是在办公室外进行的，“提着旅行箱，一走就是两周，这是常态”，从北欧的丹麦到拉美的秘鲁，从南亚的印度到中东的埃及，从美国到澳大利亚，到底积累了多少里程，朱民自己也不清楚。
为IMF 带去东方理念
一個多月前，IMF总裁拉加德在董事会上宣布朱民将离任。她称赞朱民“在IMF管理层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我及其他管理层同事提供了巨大支持”，“他作风务实、富有幽默感，为人热情”，“热爱经济学且造诣深厚，能够在许多问题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通常高管离职，拉加德宣布一下，当事人致个词，大家鼓鼓掌就过去了。但那天不一样，许多董事要求发言。德国董事第一个发言，他说，朱民谦虚、温和，和朱民合作特别愉快。虽然德国不是朱民主管的国家，但不少德国代表团来访都点名要见朱民，朱民几乎有求必应，这让他印象很深。
澳大利亚董事说朱民对待小国特别平等，尤其是太平洋小国。美国董事也发言，称赞朱民在美国经济督导上起了关键作用。“IMF与美联储就是否加息曾有争议，不知道该如何协调，有些担心。朱民主持了和美联储主席、美国财政部长的会议，妥善解决了问题。”
朱民是首位出任IMF高层管理职位的中国人，他不仅让外国同事难忘，更是给IMF留下了深刻印记。
作为一个意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国际机构，IMF以前注重金融和财政政策，只看需求政策，不看供给政策。朱民上任后，注意到全球增长的问题，主张为IMF的工作赋予增长和就业等新内容。
朱民力推的另一个课题是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传统观念认为，资本账户要全面开放。但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全球化以来，资本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流动速度增快，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稳定都受到冲击，风险增大。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经济危机都有教训。所以新兴国家关注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比如信贷控制，设置减少纯粹投机性交易的托宾税等。但对发达国家来说，这却是新鲜事。
朱民从2010年开始推动研究，到2013年才形成共识——资本流动在影响宏观金融和经济稳定时是可以干预和管理的。“这是一个国际金融实践的重大突破，虽然理论框架尚未建立，但管理的政策框架和工具已经形成。”朱民说，“中国的理念和新兴国家的经验，对全球金融的框架有突破、有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
东方的儒雅，西方的直接
记者采访朱民时，他的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平和、亲切，像之前数次见到他时一样。外国同事也觉得，朱民身上有着儒家风范。“我是被父母逼着读古诗长大的。”朱民说。他坦承，身上的一些东方特质非常有助于工作开展。在他看来，儒家注重以天下为己任，因而中国人心胸宽阔。中国文化又很温和，讲礼貌，有亲和力。“国际舞台上，什么事都是商量。要设身处地为别人去想。待人做事温润平和，才能解决问题。”
面对有关中国的问题，朱民往往能用温和而巧妙的语言做出解释。“在IMF我虽然不代表中国，但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你是中国人，会问一些中国的事，就需要用大家都理解的共同语言来讲故事。”
有一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朱民参加一场辩论，谈中美贸易和中国对美国出口。在讲了一番道理后，朱民最后说了一句，“球在美国球场一边”。意为不要谴责中国，该是美国做出反应了。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即对此事做了一篇大幅报道，朱民的一张大照片下就印着这句话。当时吴建民大使拿着报纸来找朱民，感叹道，“朱民啊，你一句话就把这件事讲清楚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朱民说，中国处于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阶段，这对中国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中国必须做，世界必须欢迎，会有波动，但不要怕。拉加德将这句话拿过去一改，变成了“中国处于历史性转型期，对中国是好事，对全世界也是好事，但过程会有颠簸”。这么一诠释，别人就听懂了，也就不再纠结什么中国危机，因为结构性改革是全世界的事，转型的含义大家都明白。
朱民虽然温和，但该坚持的事绝不退让，他觉得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秉直个性。表现出来，就是西方人常有的直接。
这在他任内另一项重要成绩——改变IMF传统的政策框架和贷款工具的过程中表现明显。IMF传统的分析框架主要关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很少看这些政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朱民则看到一国行为对他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主张把溢出效应作为全球经济督导的重要内容。
起初，一些国家对此很抵触，包括美国。2010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演讲，提出准备第三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我当时在场，当即问他这一政策是否考虑过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伯南克一口否定，说只考虑美国的影响。”朱民回忆。
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十分激烈。IMF就此加大研究力度，证明全球化推动全球关联度大幅增强，溢出效应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敦促美国：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对别国的影响。“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耶伦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我们加强沟通，现在美国接受了。”朱民说。
“以天下之心看天下事”
IMF的最高管理层原来一直是“一正三副”的模式，2011年增设第四个副总裁，便是由朱民出任。朱民在IMF任职的这些年，充分见证了IMF内部中国实力的提升。
IMF各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缴纳资本金所占份额的多少决定。根据近期生效的IMF改革方案，IMF的总份额增加，约10%的份额向更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的份额由此翻番达到近6%，排名第三。
另外，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IMF单靠资本金运作远远不够，于是设立“第二资源”，由部分国家出资贷款支持IMF的资金运作。在这一团体里，中国的份额占到8.8%，金砖国家总份额则超过了15%。按照IMF规则，15%就可以否决。于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第一次在IMF内部拥有了否决权。这改变了IMF内部治理格局。 而朱民感受最直接的，是IMF中国员工的大幅增加。“我来的时候，中国员工在IMF所有员工中占比为2.4%，现在则是4.8%。随着中国股权比例提高，以后中国员工还会增加。”记者第一次见到朱民时，就听他说起IMF招专家很严，必须是博士。“有一年招了30名新近畢业的博士，其中8名是中国人。”朱民对此很自豪。他还促成IMF直接从中国高校招人，这在IMF内部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中国员工的职位也在提升。“以前，中国员工在IMF内部提个副处长都很难。现在进步很快，已经有中国人担任局长一级官员，还有副局长、局长助理。”
“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发展。”朱民说，“以前是关起门来谈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都在谈中国。很多非洲国家有中国的货款，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关心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口，美国也一样。”
虽然关心中国的发展，但朱民从12层办公室看下去的，是189个成员国，他要代表的是世界的利益。朱民说：“以前是平行看世界，到了IMF之后开始俯视全球体系。看到的是全球经济金融连在一起，经济金融与政治连在一起，物流、贸易、资本、人员流动也连在一起。全球一盘棋，从全球来看其运动、波动、流动。”
朱民最多时要对IMF189个成员国中的97个国家进行宏观政策督导，要审阅97份国家年度报告，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北欧的发达国家等，也包括印度、埃及、沙特等新兴国家，还有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国家。“在IMF高层工作的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可以概括为8个字：全球视野，天下情怀。”朱民说。
为了完成宏观政策督导，朱民需要前往这些国家拜会总统、总理、财长、央行行长，尤其是发生危机的时候。朱民每次出差，基本是轻车简从，多的时候，带一个顾问和国别主管官员，再加所在国代表；少的时候，只有他和所在国代表。很多工作是在飞机和汽车上完成的。
学者出身，为流浪者做饭
朱民说：“在IMF工作这些年，遇到技术挑战是常事。”其中一个是主持会议。“每次主持董事会，脑子都要分两半运行，一半主持会议讨论，一半仔细听并及时归纳总结，因为等会开完，必须当场宣读主席的会议总结，记录在案。要听话，要听音，还要总结，压力很大。”IMF有1200名博士经济学家，理论知识都很丰富。开会时，大家谈的问题都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规范，发言者会默认参会者都听得懂，比如说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即系统分析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在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会解释，一带而过。
为了这一带而过，朱民没少付出。他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阅读，充实自己的知识。这种学习习惯，与朱民的学者出身有很大关系。
朱民是“文革”后第一批走进复旦大学的77 级大学生，毕业后又在复旦任教3年。2009年复旦世界经济系成立30周年时，朱民应邀回学校演讲，深情回忆了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以及自己和恩师的交往，他感恩自己不但获得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做人的道理。1985年朱民赴美求学，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朱民的交友就很广泛，他的朋友不只有精英，也有无家可归者。20世纪90年代，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朱民开始在世界银行工作，会义务给无家可归者做饭，给他们捐款。“那时的‘朱氏厨房’小有名气，会加四川辣酱，来吃饭的人很多，有时同时要为近百人做饭。”朱民说。他还与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家庭，以及为何流落街头。“有的是因为与上司吵架，有的是因为和妻子拌嘴，然后赌气出走，一走就不回了。其中不少人拥有高学历。”
朱民还当过几个非洲裔学生的导师。其中一个女孩出身贫寒，虽然住在华盛顿特区，16岁前却从未去过特区的心脏地带西北区，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朱民的帮助下，女孩很努力，最终高中毕业，进入了一所专业学校，她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做这些公益活动时，朱民给出的答案是：感同身受。“我也来自新兴经济国家，深切体会到穷人的需要。”尤其重要的，是责任感。“我们对父母、对国家、对不如我们的人，都承担着责任。”
（摘自《环球人物》）
为IMF 带去东方理念
一個多月前，IMF总裁拉加德在董事会上宣布朱民将离任。她称赞朱民“在IMF管理层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我及其他管理层同事提供了巨大支持”，“他作风务实、富有幽默感，为人热情”，“热爱经济学且造诣深厚，能够在许多问题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通常高管离职，拉加德宣布一下，当事人致个词，大家鼓鼓掌就过去了。但那天不一样，许多董事要求发言。德国董事第一个发言，他说，朱民谦虚、温和，和朱民合作特别愉快。虽然德国不是朱民主管的国家，但不少德国代表团来访都点名要见朱民，朱民几乎有求必应，这让他印象很深。
澳大利亚董事说朱民对待小国特别平等，尤其是太平洋小国。美国董事也发言，称赞朱民在美国经济督导上起了关键作用。“IMF与美联储就是否加息曾有争议，不知道该如何协调，有些担心。朱民主持了和美联储主席、美国财政部长的会议，妥善解决了问题。”
朱民是首位出任IMF高层管理职位的中国人，他不仅让外国同事难忘，更是给IMF留下了深刻印记。
作为一个意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国际机构，IMF以前注重金融和财政政策，只看需求政策，不看供给政策。朱民上任后，注意到全球增长的问题，主张为IMF的工作赋予增长和就业等新内容。
朱民力推的另一个课题是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传统观念认为，资本账户要全面开放。但对新兴经济体来说，全球化以来，资本流动规模急剧扩大，流动速度增快，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稳定都受到冲击，风险增大。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经济危机都有教训。所以新兴国家关注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比如信贷控制，设置减少纯粹投机性交易的托宾税等。但对发达国家来说，这却是新鲜事。
朱民从2010年开始推动研究，到2013年才形成共识——资本流动在影响宏观金融和经济稳定时是可以干预和管理的。“这是一个国际金融实践的重大突破，虽然理论框架尚未建立，但管理的政策框架和工具已经形成。”朱民说，“中国的理念和新兴国家的经验，对全球金融的框架有突破、有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
东方的儒雅，西方的直接
记者采访朱民时，他的脸上一直带着笑意，平和、亲切，像之前数次见到他时一样。外国同事也觉得，朱民身上有着儒家风范。“我是被父母逼着读古诗长大的。”朱民说。他坦承，身上的一些东方特质非常有助于工作开展。在他看来，儒家注重以天下为己任，因而中国人心胸宽阔。中国文化又很温和，讲礼貌，有亲和力。“国际舞台上，什么事都是商量。要设身处地为别人去想。待人做事温润平和，才能解决问题。”
面对有关中国的问题，朱民往往能用温和而巧妙的语言做出解释。“在IMF我虽然不代表中国，但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你是中国人，会问一些中国的事，就需要用大家都理解的共同语言来讲故事。”
有一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朱民参加一场辩论，谈中美贸易和中国对美国出口。在讲了一番道理后，朱民最后说了一句，“球在美国球场一边”。意为不要谴责中国，该是美国做出反应了。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当即对此事做了一篇大幅报道，朱民的一张大照片下就印着这句话。当时吴建民大使拿着报纸来找朱民，感叹道，“朱民啊，你一句话就把这件事讲清楚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朱民说，中国处于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阶段，这对中国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中国必须做，世界必须欢迎，会有波动，但不要怕。拉加德将这句话拿过去一改，变成了“中国处于历史性转型期，对中国是好事，对全世界也是好事，但过程会有颠簸”。这么一诠释，别人就听懂了，也就不再纠结什么中国危机，因为结构性改革是全世界的事，转型的含义大家都明白。
朱民虽然温和，但该坚持的事绝不退让，他觉得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秉直个性。表现出来，就是西方人常有的直接。
这在他任内另一项重要成绩——改变IMF传统的政策框架和贷款工具的过程中表现明显。IMF传统的分析框架主要关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策，很少看这些政策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朱民则看到一国行为对他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主张把溢出效应作为全球经济督导的重要内容。
起初，一些国家对此很抵触，包括美国。2010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演讲，提出准备第三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我当时在场，当即问他这一政策是否考虑过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伯南克一口否定，说只考虑美国的影响。”朱民回忆。
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十分激烈。IMF就此加大研究力度，证明全球化推动全球关联度大幅增强，溢出效应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敦促美国：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对别国的影响。“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耶伦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我们加强沟通，现在美国接受了。”朱民说。
“以天下之心看天下事”
IMF的最高管理层原来一直是“一正三副”的模式，2011年增设第四个副总裁，便是由朱民出任。朱民在IMF任职的这些年，充分见证了IMF内部中国实力的提升。
IMF各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缴纳资本金所占份额的多少决定。根据近期生效的IMF改革方案，IMF的总份额增加，约10%的份额向更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代表性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的份额由此翻番达到近6%，排名第三。
另外，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IMF单靠资本金运作远远不够，于是设立“第二资源”，由部分国家出资贷款支持IMF的资金运作。在这一团体里，中国的份额占到8.8%，金砖国家总份额则超过了15%。按照IMF规则，15%就可以否决。于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第一次在IMF内部拥有了否决权。这改变了IMF内部治理格局。 而朱民感受最直接的，是IMF中国员工的大幅增加。“我来的时候，中国员工在IMF所有员工中占比为2.4%，现在则是4.8%。随着中国股权比例提高，以后中国员工还会增加。”记者第一次见到朱民时，就听他说起IMF招专家很严，必须是博士。“有一年招了30名新近畢业的博士，其中8名是中国人。”朱民对此很自豪。他还促成IMF直接从中国高校招人，这在IMF内部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中国员工的职位也在提升。“以前，中国员工在IMF内部提个副处长都很难。现在进步很快，已经有中国人担任局长一级官员，还有副局长、局长助理。”
“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发展。”朱民说，“以前是关起门来谈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都在谈中国。很多非洲国家有中国的货款，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关心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口，美国也一样。”
虽然关心中国的发展，但朱民从12层办公室看下去的，是189个成员国，他要代表的是世界的利益。朱民说：“以前是平行看世界，到了IMF之后开始俯视全球体系。看到的是全球经济金融连在一起，经济金融与政治连在一起，物流、贸易、资本、人员流动也连在一起。全球一盘棋，从全球来看其运动、波动、流动。”
朱民最多时要对IMF189个成员国中的97个国家进行宏观政策督导，要审阅97份国家年度报告，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北欧的发达国家等，也包括印度、埃及、沙特等新兴国家，还有非洲、拉美和中东的国家。“在IMF高层工作的这几年，最大的收获可以概括为8个字：全球视野，天下情怀。”朱民说。
为了完成宏观政策督导，朱民需要前往这些国家拜会总统、总理、财长、央行行长，尤其是发生危机的时候。朱民每次出差，基本是轻车简从，多的时候，带一个顾问和国别主管官员，再加所在国代表；少的时候，只有他和所在国代表。很多工作是在飞机和汽车上完成的。
学者出身，为流浪者做饭
朱民说：“在IMF工作这些年，遇到技术挑战是常事。”其中一个是主持会议。“每次主持董事会，脑子都要分两半运行，一半主持会议讨论，一半仔细听并及时归纳总结，因为等会开完，必须当场宣读主席的会议总结，记录在案。要听话，要听音，还要总结，压力很大。”IMF有1200名博士经济学家，理论知识都很丰富。开会时，大家谈的问题都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和概念规范，发言者会默认参会者都听得懂，比如说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即系统分析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在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会解释，一带而过。
为了这一带而过，朱民没少付出。他的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来阅读，充实自己的知识。这种学习习惯，与朱民的学者出身有很大关系。
朱民是“文革”后第一批走进复旦大学的77 级大学生，毕业后又在复旦任教3年。2009年复旦世界经济系成立30周年时，朱民应邀回学校演讲，深情回忆了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以及自己和恩师的交往，他感恩自己不但获得了知识，而且学到了做人的道理。1985年朱民赴美求学，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朱民的交友就很广泛，他的朋友不只有精英，也有无家可归者。20世纪90年代，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朱民开始在世界银行工作，会义务给无家可归者做饭，给他们捐款。“那时的‘朱氏厨房’小有名气，会加四川辣酱，来吃饭的人很多，有时同时要为近百人做饭。”朱民说。他还与其中一些人成为朋友，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家庭，以及为何流落街头。“有的是因为与上司吵架，有的是因为和妻子拌嘴，然后赌气出走，一走就不回了。其中不少人拥有高学历。”
朱民还当过几个非洲裔学生的导师。其中一个女孩出身贫寒，虽然住在华盛顿特区，16岁前却从未去过特区的心脏地带西北区，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朱民的帮助下，女孩很努力，最终高中毕业，进入了一所专业学校，她的人生因此而改变。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做这些公益活动时，朱民给出的答案是：感同身受。“我也来自新兴经济国家，深切体会到穷人的需要。”尤其重要的，是责任感。“我们对父母、对国家、对不如我们的人，都承担着责任。”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