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胡耀邦夫妇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他们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
　　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憶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定下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在家里吃饭。炊事员老张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儿都没有，特别疼满妹。每当有客人来时，他总是偷偷留下一点儿好吃的，等满妹回来吃。
　　那时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儿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问。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道：“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出了门，他自言自语地抱怨：“家里就她一个女儿，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她就自作主张，找到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3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儿光。
　　后来，每当满妹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前夕，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很久，虽然很想去，可想到那次家庭会议和父亲多年的要求，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职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摘自《领导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