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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进文的爆料揭开了“论文博士”这一特殊培养方式的真相。5月初，他在微博上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从未见其上课。”随后，清华大学回应称该厅长徐景颜并非全日制博士生，而是“论文博士”，以证明其文凭生产简易粗制的合理性。
官员博士学位掺水已不是秘密，即便罩上堂而皇之的名目也难有说服力。“论文博士”的培养方式原本是“舶来品”，然而用宽进严出激励终身学习的教育开放，在中国则变形为权力阶层谋取“知识型”身份的通道。
“假的真文凭”
2007年是中国博士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拐点，自1978年博士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在学界精英阶层膨胀的同时，官员在这一群体中的占比也随之上升。据统计，现任省委（含直辖市市委、自治区区委）397位常委中，平均5个常委中间就有1个博士。高层官员的学历博士化既是公务员队伍整体提升教育背景的引导和激励的结果，也说明在科层的晋升阶梯中，学历的筹码功能变得日益强大。
在此背景下，官员成为有博士学位需求的庞大群体。然而，如果按照现行的博士生报考和学位授予制度，他们能够获得的镀金机会极其有限。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培养形式只有三种：正规的入学考试、提前攻博和硕博连读，而考试显然并不是官员们具备优势的竞争方式。从高校的角度来说，面对如此之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很难放弃创收和争取政治资源的机会，于是，各式各样的衍生博士文凭产品由此产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原本为特殊人才开道的培养方式却正在演变为学校替官员铺路的石子。清华大学所谓的“论文博士”便是据此而设立，在该校的博士生招生简章中，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三种方式，便是“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研究成果突出的在职人员委托培养攻读学位的论文博士生”。
论文博士不独清华，武汉大学也进行优秀人才的单独选拔，“针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内科研成果及管理业绩突出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组织单独入学考试”。越来越多的官员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计划外博士，教育改革的红利被权力阶层所分享。
除了这种在正规与非正规之间模棱两可的方式，完全注水的在职博士生培训班也大行其道。在高校公开的招生简章中，通常查询不到在职博生班的公开信息，他们往往通过委托社会机构进行招生，这样的培训班几乎不用任何考试、学期较短并且价格不菲，一般在5万～10万元。以四川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班为名进行招生的徐枫（化名）说，有硕士学位的话不用任何考试，如果只有学士学位，则只需考一个英语六级证书。“我们跟许多国家级刊物的关系都很好，在论文发表上可以进行操作，只需要花9万元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徐枫说，而对于在四川大学的公开信息中为何并没有此项招生方式，他表示，四川大学是委托他们招生，报名、交费之后，他们负责把学生带到学校与导师见面。
学位是真的，但从入学资格到攻读过程，无一不是在应付和造假中完成。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证书被称为“假的真文凭”。近日，武汉理工大学就被曝光，近10年来通过廊坊硕士班向百余名无资格入学的学生授予了真实的硕士学位，并顺利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层层复查复审环节。这些涉嫌造假的学生中，如今有人已是处级干部，有人甚至官至局级。
博士文凭的产出方式多样，官员获取文凭的渠道也随证书认可度和含金量而变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将其归为三类：高层次的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但由于学校的录取信息不公开，考分无从知晓，至于是否上课、完成论文也完全取决于导师的宽松程度。“官员读博风气刚刚兴起时，很多人都会选择这种方式，这类博士学位的含金量高，但是操作成本高昂，需要各个环节的运作，非一般的官员所能为，所以不再是主流。”熊丙奇说。
而随着教育管理的日渐失序，一些人开始选择低层次路线，就是学历造假。由于近年来社会监督和学术打假的强化，这种真的“假文凭”也因为违法成本过高正在被抛弃。
在高低端均日渐失去市场、教育多元模式形成的情况下，中间路线便受到更多人的欢迎，既能成功镀金，也免去了很多“麻烦”。熊丙奇说，将众所周知的EMBA和不为人所知的“论文博士”结合起来，就是把中层招数用到了极致。不考试读EMBA，拿硕士学位；以硕士学位申请论文博士，也无需考试、无需集中上课，最后凭论文拿博士学位。
学位与教育倒置
官员读博带来了对教育公平的破坏和学术资源的侵占，取消官员读博的声音也开始增多。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就表示，不仅是教育部门要关注和解决官员读博的怪现象，包括纪委在内的各个部门都要有所行动，那些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名不符实”的官员应该自行摘去“博士帽”，大学也要对授予博士学位者严加审查，官员读博只能通过统考的方式进行。
而在熊丙奇看来，取消官员读博并不能堵住权力换学位的通道，一旦取消单独考试、论文博士和同等学力的存在形式，则会让教育多元化完全无法执行，最终回到所有的教育都要通过考试、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的老路，使正在进行的升学制度改革功亏一篑，让教育制度更加僵化。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多样化的读博方式、谁去读博士，而在于如何约束行政权力和大学发生交易。在内部严重行政化的机制下，学校本身也是官场的一部分，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就无法执行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也无法实现人才教育的高质量，任何一种多元化的教育形式都可能被权势所利用。而即便按照现行的流程严格录取，最终结果都可能是降低标准。
官员文凭的获取门槛低、成本低，但一纸证书在兑换职务时却呈现出高价值。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自此开始，官员的学历要求开始严格化，随着整个社会的学历主导向高层次演进，官员的教育背景也升级换代。“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这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学位—官员级别换算表”便是驱动力所在。
低成本、高回报的教育投入同时也获得了体制内的鼓励。合肥市在其2006年出台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攻读博士学位资助暂行办法》中表示，对各县区及市直国家机关、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中考取国家计划内统考统招、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在职人员资助学费，最高限额为4万元人民币；威海市则规定，“在职攻读专业学位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在取得国家认可的学位外，单位还给予补助一定数额的学费。在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的，给予补助学费的70%，经费由财政拨。”
在官僚体系中，学位证书与职务升迁挂钩的紧密程度远远大于普通的人力资源市场，其含金量也被高估。“世界范围内的学位授予通常由社会和专业机构评价完成，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由政府授予学位的国家之一，这是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政府为学位的质量埋单，而学校不为学位的质量负责。”熊丙奇说，政府授予学位意味着只要顺利拿到国家统一承认的学历，就会在职业发展中派上很大用场。学校就会认为，可以不提供教育，但能够给张证书。
而按照学校自主授予学位的模式，学校可以选择自己的培养方式，但学位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则要通过市场检验。也就是说，教育比学位更值钱。
官员博士学位掺水已不是秘密，即便罩上堂而皇之的名目也难有说服力。“论文博士”的培养方式原本是“舶来品”，然而用宽进严出激励终身学习的教育开放，在中国则变形为权力阶层谋取“知识型”身份的通道。
“假的真文凭”
2007年是中国博士数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拐点，自1978年博士学位制度建立以来，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在学界精英阶层膨胀的同时，官员在这一群体中的占比也随之上升。据统计，现任省委（含直辖市市委、自治区区委）397位常委中，平均5个常委中间就有1个博士。高层官员的学历博士化既是公务员队伍整体提升教育背景的引导和激励的结果，也说明在科层的晋升阶梯中，学历的筹码功能变得日益强大。
在此背景下，官员成为有博士学位需求的庞大群体。然而，如果按照现行的博士生报考和学位授予制度，他们能够获得的镀金机会极其有限。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我国目前的博士生培养形式只有三种：正规的入学考试、提前攻博和硕博连读，而考试显然并不是官员们具备优势的竞争方式。从高校的角度来说，面对如此之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很难放弃创收和争取政治资源的机会，于是，各式各样的衍生博士文凭产品由此产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原本为特殊人才开道的培养方式却正在演变为学校替官员铺路的石子。清华大学所谓的“论文博士”便是据此而设立，在该校的博士生招生简章中，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三种方式，便是“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研究成果突出的在职人员委托培养攻读学位的论文博士生”。
论文博士不独清华，武汉大学也进行优秀人才的单独选拔，“针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领域内科研成果及管理业绩突出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组织单独入学考试”。越来越多的官员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计划外博士，教育改革的红利被权力阶层所分享。
除了这种在正规与非正规之间模棱两可的方式，完全注水的在职博士生培训班也大行其道。在高校公开的招生简章中，通常查询不到在职博生班的公开信息，他们往往通过委托社会机构进行招生，这样的培训班几乎不用任何考试、学期较短并且价格不菲，一般在5万～10万元。以四川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班为名进行招生的徐枫（化名）说，有硕士学位的话不用任何考试，如果只有学士学位，则只需考一个英语六级证书。“我们跟许多国家级刊物的关系都很好，在论文发表上可以进行操作，只需要花9万元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徐枫说，而对于在四川大学的公开信息中为何并没有此项招生方式，他表示，四川大学是委托他们招生，报名、交费之后，他们负责把学生带到学校与导师见面。
学位是真的，但从入学资格到攻读过程，无一不是在应付和造假中完成。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证书被称为“假的真文凭”。近日，武汉理工大学就被曝光，近10年来通过廊坊硕士班向百余名无资格入学的学生授予了真实的硕士学位，并顺利通过教育主管部门的层层复查复审环节。这些涉嫌造假的学生中，如今有人已是处级干部，有人甚至官至局级。
博士文凭的产出方式多样，官员获取文凭的渠道也随证书认可度和含金量而变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将其归为三类：高层次的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但由于学校的录取信息不公开，考分无从知晓，至于是否上课、完成论文也完全取决于导师的宽松程度。“官员读博风气刚刚兴起时，很多人都会选择这种方式，这类博士学位的含金量高，但是操作成本高昂，需要各个环节的运作，非一般的官员所能为，所以不再是主流。”熊丙奇说。
而随着教育管理的日渐失序，一些人开始选择低层次路线，就是学历造假。由于近年来社会监督和学术打假的强化，这种真的“假文凭”也因为违法成本过高正在被抛弃。
在高低端均日渐失去市场、教育多元模式形成的情况下，中间路线便受到更多人的欢迎，既能成功镀金，也免去了很多“麻烦”。熊丙奇说，将众所周知的EMBA和不为人所知的“论文博士”结合起来，就是把中层招数用到了极致。不考试读EMBA，拿硕士学位；以硕士学位申请论文博士，也无需考试、无需集中上课，最后凭论文拿博士学位。
学位与教育倒置
官员读博带来了对教育公平的破坏和学术资源的侵占，取消官员读博的声音也开始增多。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就表示，不仅是教育部门要关注和解决官员读博的怪现象，包括纪委在内的各个部门都要有所行动，那些已经获得博士学位、但是“名不符实”的官员应该自行摘去“博士帽”，大学也要对授予博士学位者严加审查，官员读博只能通过统考的方式进行。
而在熊丙奇看来，取消官员读博并不能堵住权力换学位的通道，一旦取消单独考试、论文博士和同等学力的存在形式，则会让教育多元化完全无法执行，最终回到所有的教育都要通过考试、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录取的老路，使正在进行的升学制度改革功亏一篑，让教育制度更加僵化。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多样化的读博方式、谁去读博士，而在于如何约束行政权力和大学发生交易。在内部严重行政化的机制下，学校本身也是官场的一部分，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就无法执行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也无法实现人才教育的高质量，任何一种多元化的教育形式都可能被权势所利用。而即便按照现行的流程严格录取，最终结果都可能是降低标准。
官员文凭的获取门槛低、成本低，但一纸证书在兑换职务时却呈现出高价值。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自此开始，官员的学历要求开始严格化，随着整个社会的学历主导向高层次演进，官员的教育背景也升级换代。“学士相当于科员，硕士相当于科长，博士相当于处级，博士后相当于厅级”，这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学位—官员级别换算表”便是驱动力所在。
低成本、高回报的教育投入同时也获得了体制内的鼓励。合肥市在其2006年出台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攻读博士学位资助暂行办法》中表示，对各县区及市直国家机关、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中考取国家计划内统考统招、定向培养或委托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在职人员资助学费，最高限额为4万元人民币；威海市则规定，“在职攻读专业学位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在取得国家认可的学位外，单位还给予补助一定数额的学费。在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的，给予补助学费的70%，经费由财政拨。”
在官僚体系中，学位证书与职务升迁挂钩的紧密程度远远大于普通的人力资源市场，其含金量也被高估。“世界范围内的学位授予通常由社会和专业机构评价完成，而中国是为数不多的由政府授予学位的国家之一，这是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政府为学位的质量埋单，而学校不为学位的质量负责。”熊丙奇说，政府授予学位意味着只要顺利拿到国家统一承认的学历，就会在职业发展中派上很大用场。学校就会认为，可以不提供教育，但能够给张证书。
而按照学校自主授予学位的模式，学校可以选择自己的培养方式，但学位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则要通过市场检验。也就是说，教育比学位更值钱。